1956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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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新登县松溪农业生产合作社
发动群众民主制定生产计划
计划既积极又可靠,社员增产信心提高
本报讯 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才能制定一个既积极又可靠的生产计划呢?浙江省新登县松溪农业社的经验是:总结今年的经验教训,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制定计划,发挥生产队独立作战的积极性。
松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5年冬天由全乡十八个初级社合并组成的高级社,有社员一千二百五十五户。这个社处在半平原半丘陵地带,生产内容丰富。1956年社内集体经营和社员个人经营的农副业生产总值约六十一万四千元。今年9月下旬,中共松溪乡支部协助社管理委员会领导社员在做好秋收冬种的同时,制定了1957年的生产计划。按照这个规划,明年全社农副业总产值将达到七十一万六千多元,比1956年总产值增加14%。计划中除农业产值增加7.8%以外,副业、牧畜业、特产等都将大量增加。
为了适应这个规划的需要,今冬明春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绿化荒山等具体计划也制定好了,并且已经开始按计划行动起来。社员们对这个计划都比较满意。七十多岁的老社员徐生根说:“这个计划实实在在,明年保证能增产。”
干部和社员群众在一起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和教训
松溪社这次制定计划之前,首先总结了今年的生产经验和教训。
乡干部和社主任在检查总结一年来领导生产的工作中认为:今年的生产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今年大规模改变了水稻的耕作制度,水稻可以增产23%,此外,副业的主要项目毛纸生产增加47.7%,生猪增加3.2%。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一些主观主义的毛病,不照顾群众生产习惯,对小队生产限制过死,以致连作稻种得过多,加上劳力安排不适当,妨碍了杂粮生产。全乡有很多零星旱地没有种上秋作物,估计甘薯产量要比去年减少很多。同时,由于双季稻和单季晚粳稻所占面积过大,连社员种蔬菜的田也被挤掉了。松溪村五个生产队往年要种五十多亩田的萝卜、白菜,今年可种菜的田只剩了四亩。社员反映:“过去是‘务农务得全,只要买斤盐’;现在自己吃的萝卜、白菜也要上街去买,而且价钱很贵。”通过检查,社干部明确地认识了:必须走群众路线,才能正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生产的领导方针。
乡和社的领导干部思想明确以后,便分头深入各生产队,用开座谈会的方式总结今年生产的经验和教训。外官塘大队在总结当中,对于种连作稻得出三条经验:第一,必须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劳动力条件确定连作稻的种植面积。第二,必须在能够种好花草子的田里种,才能满足连作稻的肥量要求。第三,要有够用的水量。外官塘的七个小队由于根据上述三个条件规划连作稻的面积,今年获得增产,每亩平均产量可以达到六百三十一斤。乘庄村大队却不是这样的,在这个队,干部不根据具体条件,硬套框子,全队种植连作稻占总面积的52%,每亩平均产量只能达到四百五十五点五斤。群众座谈经验教训以后,社的领导干部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必须因队制宜地规划明年的生产。社员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原来对乡、社领导干部硬套框子很有意见;座谈以后,领导干部诚恳地表示接受教训,又宣传了全面发展生产的领导方针。社员的不满情绪消除了,增产的信心提高了。
在统一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社的领导方面制定了初步方案,再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修正定案。
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 发动社员讨论初步计划方案
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社员讨论初步方案,确定生产队的计划是整个生产规划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必须在完成全社粮食生产指标的前提下,根据生产队的具体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全社的粮食指标是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购计划和社员口粮所需的原则下制定的。全社1957年必须完成国家计划征购粮食一百二十五万斤,社员口粮需要三百万斤。保证完成以上粮食所需要的耕种面积以后,其余土地可以允许各队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济。全社各生产队根据这个原则规划的结果,全社1957年的粮食增产指标可以超额完成计划需要的9%;同时,各队也可以恢复过去习惯种植甘蔗、蔬菜等作物。如外官塘大队第一生产队1955年种十担田甘蔗,八担田蔬菜,1956年甘蔗、蔬菜都没有种,1957年计划恢复十担田甘蔗,种十担田蔬菜。
生产队讨论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发动男女社员都参加,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农业生产要根据土地、水利条件逐块安排;副业生产要根据原料、销路和技术条件等逐项决定;畜牧业需要一户一户讨论确定。全社五十一个小队制定计划的结果,明年种连作稻将占土地面积36.9%;双季间作稻占11.3%;单季晚粳稻占25.5%;连作晚稻秧田占6.1%;还剩下20.2%的田,准备种植中稻和蔬菜、瓜类、芋子、甘蔗等作物。对社员个人经营的生产,采取社员自报和小队评议的方式。如外官塘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林松林家有四个大人,没有小孩,今年养一只猪,明年自报养二只猪;社员们根据他家条件,认为可以养四只猪;最后林松林认为明年可以养二只肉猪,一只母猪。
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制定计划,就能发挥群众的智慧,使计划建筑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如毛纸生产,社领导方面原来认为今年稻草被大水冲去了一部分,连作晚稻草不能做毛纸,因此只计划生产六万块,比1956年大大减少了。这个计划经新堰大队讨论以后,他们认为今年晚稻草可以做毛纸,还可以到外乡去买一部分,明年的早稻草和晚稻草都可以计划在内;这样,这个队明年的毛纸生产还可以比今年增加。其他各队也都认为可以增加。综合各队计划,全社明年可以做毛纸十二万块,比今年增加五千块。
在讨论生产计划的同时研究改进社内经营管理制度
在发动社员讨论生产计划的同时,应该研究改进社里的经营管理制度。在这次讨论计划当中,社员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由于过分强调全社统一,不能发挥各队的积极性,影响了有些副业生产的发展。如外官塘大队第一生产队,有六口塘可以养鱼。今年养鱼由社统一负责,养了以后没人管,洪水来了,大部分鱼逃掉了。留下的也由于喂养不好,长不大,这个队在讨论养鱼计划的时候,认为这样养鱼没有利,只养一百条鱼就够了。如果归队养,他们认为可以经常刈草喂鱼,能养六百五十一条。社的管理委员会接受了这个生产队的意见,决定除官塘大塘由全社统一养鱼以外,其他小塘全部归小队经营。这样,各个小队养鱼的积极性都提高了,全社计划养鱼二万五千条,比今年养鱼数增加了一倍。根据充分发挥生产队积极性的这一原则,其他原来由大社统一经营的副业,也按各生产队的劳动底分把金额分配到各队,由各队计划经营。社员对于这种做法很满意。社员徐阿满说得好:“过去样样生产由社规定,社员只要工分到手,收入多少是不管的;明年社只分配副业收入指标,队里的人就要很好地动脑筋了。这样就能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生产队订出计划以后 由各队和全社干部集体审定
生产队订出计划之后,必须进行民主审查,以纠正无原则的降低或提高指标的偏向。负责审查的主要是大队干部会和社的管理委员会。方式是在大队干部会上由各小队汇报,全体干部审查。如新堰大队第四生产队连作稻种植面积占38.2%,比大队规划41%少2.8%,其他队的干部有意见,他们就逐块汇报。大家一听,认为切合实际情况,便通过定案。外官塘大队第七生产队,连作稻产量指标订了五百斤,大家分析了这队的土质条件,认为可以达到七百斤,就作了修正。大队干部会审查以后,再由管理委员会汇集各队规划指标,审查定案。
松溪社在制定了明年的生产计划以后,又从明年生产着眼,具体安排了今年的冬季生产。如计划种连作稻的田,今冬就安排种草子;种单季晚稻的田,今冬就安排种小麦。社员群众对于这样安排反映很好。他们说:去年冬天乡里干部光来叫我们种小麦,今年春天又光来叫我们种连作稻;结果,好田种上了小麦,连作稻只好种到土质差的田里去,土质不适宜,连作稻产量也不高。现在这样计划前后都顾到,明年产量一定会大大提高。(杨成根据中共新登县委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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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群众改革耕作制度成功的一例
新华社记者 岳革新
改革耕作制度有重大成就的江西省星子县,今年改种的九万六千多亩双季稻大丰收,平均每亩产六百六十二斤,比去年改种的双季稻平均增产21.5%,使历来缺粮的县变成了余粮县。
星子县背靠庐山,面临鄱阳湖,气温比江西南部和东部各县都低,常年平均温度在摄氏十八度左右。从很远的年代起,这里的农民都认为天冷、风大,每年只能种一季中稻。因此,星子县虽然平均每人有两亩多地,但全县还是缺粮。
1951年,土地改革以后,全县稻田单位面积产量曾经迅速提高到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这是以往任何年景都没有过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来继续增产呢?这是摆在星子县党组织和农民群众面前的一个经常要考虑的问题。1952年秋天,中共星子县委员会的干部在古田乡发现农民程世城在一亩一分田里改种双季稻获得丰收的事,这块田里除早稻产量接近于一季中稻的产量以外,晚稻还收获了三百多斤。这个事实启发了领导生产的干部,认识到要继续提高产量应该从改革耕作制度着手。当时,县委总结了程世城改种的经验。
1953年,县委根据程世城的经验,在生产条件较好的幸福乡,领导几户先进农民改种了十三亩双季稻,全部获得成功。农民朱贤国改种的一亩四分多田,产量增加60%。这件事情引起附近农民很大注意,县委也进一步认识到在星子县的自然条件下,同样可以和鄱阳湖东岸或南岸各县一样地种植双季稻,这是大量增产粮食的最好办法。但是对改种双季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采取哪些技术措施等,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经验;改种还只是在小块土地上试验成功;知道改种好处和愿意改种的也还只是少数的先进农民。因此,县委认为下一步还只能在一些互助合作组织中继续有领导地试种。
1954年,原来决定在全县试种二千亩。但是夏天遇到水灾,早、中稻被淹。水退之后,县委领导农民想尽一切办法补种秋作物,结果抢栽了五千九百多亩晚稻。这些晚稻除了少数因为种植的品种不当,收获期延迟而减收以外,绝大部分都得到丰收,平均每亩收两百斤以上,最高的收到了四百斤。
江西省农业厅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地派来技术人员同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全面调查研究了改种双季稻成功的技术经验。他们从几个典型调查中发现,凡是早晚两季采用早熟品种和提早播种、提早插秧的都获得成功,反之都失败了。从而肯定了这项经验。另外了解到,改种双季稻还必须具备水源足、肥料多、人力强、耕牛壮等条件。
此后,县委就召开几次专门会议加以详细研究,认为在全县推广双季稻的条件已经具备。第一,全县多数地区人多田少,人力牛力都能适应耕作需要;第二,早晚稻都有了早熟丰产优良品种;第三,连年改种双季稻成功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为了稳步地进行这一改革,县委还决定冷水田不种,田多人少地区不种,“立秋”前栽不上晚稻的田不种。在这些基础上,1955年确定改种三万亩,并且从各方面积极作了准备。首先根据历年秋旱情况兴修了很多农田水利工程;开展积肥运动,提出每亩要积肥九十担;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为主成立了技术传授点,举办技术训练班,普遍传授了改种技术和先进耕作经验。这一年,星子县改种双季稻获得了重大成就,全县增产粮食六百六十万斤。
今年春天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了。农业社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纷纷确定以改种双季稻为主要增产措施,改种的稻田九万六千多亩,占全县水田总面积79%。由于几年来积累了改种经验,增产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加上合作化后的有利条件,全县今年改种的双季稻又获得了全面大丰收。
星子县连年改种双季稻成功的事实,启示人们改革耕作制度一定要因地制宜,逐步推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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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枝多粒的水稻
广西省玉林县师范学校植物园工人蒋少芳培养出两种分枝多粒的水稻。这两种水稻的一种是用早糙水稻和高梁进行有性杂交,再经过种内杂交而成;另一种是用早糙水稻和玉米进行无性杂交,然后再进行玉米高粱的有性杂交而成。
蒋少芳今年才十九岁。他现在所培养出来的分枝多粒水稻,一棵有四个分蘖,一个分蘖又有一个主穗和五、六个分枝穗,有的还有八、九个分枝穗;每一分蘖约有一千到一千二百粒谷,一市两重;就是说,一棵水稻能产四市两谷子;如果以一亩田种两千棵稻子计算,一次能打谷子五百斤。这是他正在给来参观的学生解释培育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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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农民积极向城市供应肥猪
阳新县养猪模范带着肥猪到黄石市的工厂慰问
新华社武汉16日电 新年即将到来,湖北省各地农民正在积极出售成批肥猪,供给城市和工矿地区人民食用。
阳新县二十多个农业社主任和养猪模范最近组织慰问团,带着全县农民出售的三百多口大肥猪,乘车到附近的工业城市黄石市去进行慰问。当全省养猪模范罗金成亲自把养大的重达八百斤的大肥猪送到工厂时,工人们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个慰问团在访问和参观许多大工厂期间,工人们特地送给他们一千八百斤肥田用的豆饼。麻城县最近也选派代表,将六百口肥猪送到武汉市,表示全县农民对武汉市人民的心意。来凤县农民听到当地有关部门号召出售肥猪的消息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出售肥猪七百多口。
全省各地的食品公司、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农民出售的肥猪都尽量做到随到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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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用泔水、豆腐渣和种植青饲料
内江市机关、居民养猪两千多头
除自食外还可以供应市场
新华社成都14日电 四川内江市机关厂矿和居民饲养了二千多头生猪,11月份除自己食用外还卖给食品公司九十三头肥猪,预计到春节时可供应市场肥猪二百多头。
这些猪都是使用食堂的泔水(作饭、洗碗后的脏水和剩饭剩菜的混合物)、豆腐店的豆渣和空地上种植的青饲料饲养的,花钱少又不用粮食。中共内江地委会和内江专员公署两单位就是仅靠以上的饲料由一个厨工兼管即喂养了十六头肥猪,每月都有二到三头肥猪出槽。解放路居民刘老婆婆用饭馆的泔水一年内喂肥了两头肥猪卖给国家,最近她又购进了两头小猪。
11月底内江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了城市居民养猪的问题,认为这符合增产节约精神,又对改善猪肉供应起一定作用,决定提倡有条件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和居民增养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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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呼伦贝尔盟国营牧场经营管理有改进
今年4月30日和7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救救呼伦贝尔盟牧场的良种牲畜”,和“这样的牧场应该怎样办”两篇文章,批评了呼伦贝尔盟的国营牧场经营管理不善、牲畜死亡过多的现象后,我们已积极组织力量制止了牲畜的大量死亡。各牧场都发动了全体职工对牧场的经营管理和抢救瘦弱牲畜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目前,各牧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都已经或者正在改进。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企业经营不善的局面,我们决定在近两三年内从经营思想到管理制度,从牧场规划到畜群组成,从组织机构的改革和健全方面,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
我们认为在广阔的草原上同时建立和办好十几处大规模牧场,如果没有上级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的密切配合,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今后能在运输力的调配、草原的分配、牧场棚圈需材(并非正规基建需材)和烧柴等问题上,都能得到当地政府和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
呼伦贝尔盟国营牧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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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冬季河流复堤工程进展很快
新华社16日讯 全国各地冬季河流复堤工程有很大进展。有些地区的堤岸整修工作已经提前完成。
今年有不少河流,复堤工程规模很大。在遭受严重水灾的河北省,复堤工程计划在今年冬季要做二千万土方。现在,漳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已经基本完成了堤岸的修复工作。所有经过整修的堤岸,大部恢复了原状;在有些险要地段,还在原有的标准上加高了半公尺,顶宽增加到六公尺到七公尺,堤岸薄弱的部分也都加强了。今年冬季,淮河干流和河南省洪河、汝河等河流的复堤土方也要达到一千七百多万公方,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千二百多万土方。在淮滨县境内,淮河干堤过去受洪水威胁比较严重。现在,这段河堤在原有基础上加高了一公尺。
淮河中游干堤和颍河堤岸整修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每天上工的人数有十多万人。到11月底,这项工程已完成了八十多万土方。
黑龙江省的松花江、拉林河、呼兰河和吉林省的第二松花江的复堤工程,因为冰雪封冻,已经停工,但是完成的土方也已有几百万公方。江苏、浙江两省的江堤、海堤和重要河流的堤防整修工作也已经陆续开始。浙江省还严格要求凡经整修的堤防工程要达到抗御十级台风不溃决和在规定保证水位流量不出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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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大堤冬修等工程完工
新华社郑州17日电 黄河下游大堤的冬季整修、大堤隐患的锥探和险工坝埽的整修等工程,已经先后完工。
今年黄河下游大堤的冬季整修工程,主要是山东省泺口以下黄河干流大堤和支流大清河、沁河堤线的加高加宽,河南省黄河部分堤线的加固,以及河南省滞洪区内护村堰的加修等。这些工程从10月中旬开始。山东省的部分首先在11月底按计划完成,河南省的部分也在12月13日最后结束。全部工程共做土方四百六十多万公方。山东、河南两省的黄河堤线和护村堰上这次共锥了六十八万多眼。经过这次锥探以后,堤堰的巩固程度又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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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会议和加强具体领导的结果
干部和社员的收入都增加了
新华社成都17日电 四川省绵阳县观太乡,今年乡干部改变了领导生产的方法,保证了农业社的社干部和社员一同增加了收入。在全乡四十七个社的三百八十七名社干部中,增加收入的占90%,他们一般比去年增加收入18%左右。
过去,观太乡的领导干部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是靠会议,有事就召集社干部来开会。这样乡、社干部既不能深入领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又牵扯得社干部不能参加生产,结果社内生产搞不好,社干部家里也减少了收入,弄得两头受气,影响了工作情绪。中共乡支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今年春耕生产开始,便决定精简一切不必要的会议,一般工作任务都由乡干部分工到村传达,乡支部书记、副书记、区委工作组组长等,都分工划片到各农业社中去具体领导。由于乡、社干部工作深入,领导具体,因而保证了全乡农业社的增产。社干部自己出工作的活路也都比去年增多,一般都能挣到普通社员劳动工分的70%左右。新生第一农业社主任贾安太,去年春耕期间,一多半时间都用在开会上,社内播种无人领导,结果水稻因种得过迟而减了产,他自己的收入也因出工少而减少;但今年他在生产中积极领导,一月中有二十天都作活路,全社今年增产40%,他的收入也增加了。
党支部还对社干部因公误工补贴问题,发动社员认真进行了评定,防止了补贴面宽,大家多少都抓一把的偏向,让真正应该补贴的社干部得到了应得的补贴。
社干部收入增加以后,领导生产的劲头更大了。大益第二农业社主任邓远成(中农),原来总怕减少收入,工作不安心,看到收入增加以后,工作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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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奖励优秀青年社员
新华社太原17日电 山西省已经有三十五个县、市举行了农业社青年优秀社员代表会议,总结了经验,进行了奖励。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还对各地表现突出的农业社青年颁发了“青年优秀社员”奖状。今年春季武乡县任焕孩等六名农村青年向山西全省倡议开展“争取做一个优秀社员”的活动以后,各地青年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在各项生产中连续涌现出大批优秀青年。仅据长治、榆次两个专区统计,就有九万九千多名青年被农业社评为优秀社员。左权县城关农业社遭受洪灾后,十五个青年组成的青年组带头抗灾自救,保证减产不减收入,全部被评为优秀社员。许多青年社员在挖掘增产门路、模范遵守社章、维护集体事业等方面表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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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年农民的贡献
新华社杭州16日电 浙江萧山县横一农业社干部在介绍今年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情况的时候,特别夸奖了社里老年农民的许多贡献。
今年春天,这个社干部曾经主观地追求高额丰产,确定全社双季连作稻种植面积从去年的五十二亩增加到一千零四十四亩,每亩平均要产一千斤。社干部把这个计划宣布以后,满以为社员们会照着办的,却不料各生产队包工包产都包不下去。有些社员怀疑这样做能不能收到粮食。于是社里召集老年农民开了一次会。老年农民肯定双季连作稻确实能增产,但是要有各种条件配合。老年农民傅芝铨说:“我在抗日战争那一年,曾经种过一亩七分连作稻,早稻每亩收四百五十斤,晚稻因为错过了季节才种下去,结果颗粒无收。”老年农民们指出,要掌握好生产季节,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经过详细计算,全社种一千零四十四亩双季连作稻,还缺少五千个劳动力。同时连作稻种多了就不得不毁掉一部分当时尚未成熟的小麦和蚕豆。这次会议给了社干部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社里经过社员讨论,实事求是地把双季连作稻种植面积改小,今年才获得空前丰收。
这个社今年8月受到强台风侵袭,吹塌了一处塘坝,附近有四百八十九亩早稻被淹。水退后,社干部立即发动社员种上了晚稻。可是不少社员担心不会有什么收成,因为季节已经过去了。社干部为了这件事,又召开了一次老年农民会议。年已八十三岁的老农民傅倪生建议,要在晚稻种下以后的六天中耘趟两次,再以后增施石灰,以促进稻苗发育成长。社里照这个办法做了以后,这些晚稻平均每亩仍然收了约两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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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猪肉能不能分配得合理一些
最近我在山东省益都县和临朐县住了几天,发现这两个地方在猪肉供应上有些不大合理的地方:同机关团体的职工比起来,一般居民吃肉太少,买肉也太困难。以益都城关镇为例,根据11月份的前二十七天统计,机关职工每人所吃猪肉的平均数量,约等于一般居民每人平均数量的四十倍。
益都县城关镇各机关、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和学校的职工约有八千二百多人,益都县食品公司保证供给他们每人每天一两猪肉,折合一个月一人约二斤。各机关食堂按期从当地猪肉零售部门领回后,职工不在食堂吃饭的,还可以把肉带回自己的家里去。
从11月1日到27日,益都县城关镇猪肉合作商店供应了四百一十头生猪肉给机关团体,以一头猪出肉五十斤计算(这里的猪肉要去皮后才卖),合二万零五百斤,八千二百多名职工平均每人吃肉二斤半。
在这八千二百多名职工以外,益都县城关镇还有汉族居民三万五千人;他们所需要吃的猪肉,只能在猪肉商店偶尔供应一些猪肉的时候排队购买。也是从11月1日到27日,益都猪肉合作商店只供应了五十六头生猪肉给一般居民,同样以每头猪出肉五十斤计算,五十六头合肉二千八百斤。三万五千居民购买这些肉,平均每人只有一两多。而且,这三万多居民中,有时间去排队的,还可以买到一些;没有时间去排队的,就只好长期不知肉味了。
机关干部吃肉比较多,一般居民吃肉少甚至长期吃不到肉的情况,即使新到益都的人,也会立刻感觉到。我曾经在几个机关、企业的食堂里吃过几次饭,每顿都能吃到一些猪肉;向一般居民问起他们吃肉的情况,他们都为很难买到猪肉而摇头。
这种情况,在临朐县的农村集市上更明显。我曾到临朐县营子区龙岗集了解当地猪肉供应情况。龙岗集虽然五天两集,但是并不是每集都有猪肉卖;有肉的时候,一集也只能供应一两头或两三头猪。就在供应这一两头到两三头猪肉的时候,驻在这个集上的供销社、粮库、农产品采购站等单位总要优先买去好几十斤。剩下的肉已经有限了,还要先卖给一些“打了条子”的人。这些条子,有的是附近几个小学校食堂出具的,也有的是乡人民委员会给要办婚丧等事的农民开的。此外,还优待复员军人,每人一次还可以买二斤。一两头或两三头猪肉被这样一分,一般农民究竟能够买到多少,可想而知。
要吃猪肉的人多,猪肉少,大家都少吃一些,多数人不会有意见。分配过于不公平,很多人就会不满意。这种情况难道不能有所改变吗? 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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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谢谢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的叔叔和阿姨”
不久以前,我的四岁的小女儿穿上了新从上海儿童用品商店寄来的一套漂亮的毛衣,她高兴得又跳又唱,不住地要求我说:“快写信给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的叔叔和阿姨,谢谢他们替我买毛衣吧!”
还是在今年7、8月间,我因公路过上海,在上海儿童用品商店为我的女儿买了一套呢绒衣服。但是,当我回到北京拿出那件漂亮衣服给女儿试穿时,衣服竟是又瘦又小。我在十分懊恼的情况下,只好写信给上海儿童用品商店,问问是不是可以退换。
很快地我便接到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的回信。信上告诉我:如果买去的衣服不合适,不仅可以退款,而且也可以调换其他衣物。并且还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可调换的衣服的样式、质量和价格。我怀着感激和信任的心情,立刻把那件瘦小的衣服寄还,并且请他们代为调换一套毛衣。
过了十天左右,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的工作人员又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要求我把所要调换的毛衣的颜色和样式写得更详细一些我也照着办了。
这封信寄出去以后,过了二十多天没有接到他们的回信,也不见衣物寄来。这当然并没有减少我对他们的信任,不过我开始考虑:会不会因为他们工作太忙,而把我要求调换衣物的事忘记了呢?
当我正打算写信去催问的时候,就又接到了他们的来信。这封信上非常客气地写着:“……您信里说给我们增添麻烦,其实我们并不感到麻烦,因为我们是应该为顾客服务的。……您所需要的那种毛衣,我店已经脱销,所以只好用我店的毛线,替你在外面照样加工了一套。这就是迟到今天才将毛衣寄去的原因,希能谅解。……”这还有什么不能谅解的?对于他们这么好的服务态度,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才好呢! 亭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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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可滥买书
这一个时期,一些大城市的新华书店里,涌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地采购图书的人员。以新华书店上海分店为例,在10、11月两个月中,就有外地的五十多个单位的人到他们那里买书。北至内蒙古,南至广西、云南,西至甘肃、新疆的一些机关、团体和学校,也纷纷赶到上海来买书。这些外地采购人员,可称得上是新华书店的“阔客”,他们要货之多、要货之急,实在惊人。像兰州化工学院的采购员,一次向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的门市部买了六千元的图书;萍乡煤矿的采购员也买了六千元;重庆大学的采购员一到书店门市部,除去土建、汽车、纺织和化工类的书籍以外,其余的每种书都要五到十本。芦州警校的采购员拿了一本“全国总书目”交给书店营业员,说是每种要配三到五本。……就这样,新华书店上海分店仅仅在十月份,就被外地采购员买去总值达十万元的书籍。
在目前全国纸张供应紧张,出版发行工作中还有严重盲目性的情况下,书籍的供应与需求之间,已经存在很大的矛盾。这些外地采购人员,一批又一批地到大城市书店抢购书籍,结果只会打乱大城市书店的供应计划,加深书籍供求之间的矛盾。
当然,我们很难说这些单位所买的书都是不应该买的,不过,在这将近年终的时候,像这样很少加以选择地大量买书,势必会使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又在“突击花钱”了。因此,我建议各地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防止各单位“突击”花掉年终结余的图书经费,并且在真正需要买书的时候,要加以仔细选择,不要滥买,以免浪费国家纸张,和人为地造成图书供求失调现象。
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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