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摸气候
野渠
在农村里，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地区，气候冷、暖、晴、雨，对于农作物是有不小影响的。农民每天都要关心地摸摸气候，决定田地里的当天工作。农民的摸气候，可以说，就是用一点天文常识来看天气。
但是现在城市里，有些干部中也流行着这么一个新名词，叫做“摸气候”。这个摸气候，当然和农民的摸气候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摸气候是所谓：善于摸这个领导机关的气候，善于摸那个领导机关的气候；善于摸这个领导人的气候，善于摸那个领导人的气候。这个摸气候就是不管上级意图是否切合实际，总是一味迎合，不惜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如果把它译成最通俗的话，就是“投机取巧”，“拍马屁”。
在中国历史上，善于摸气候的人是并不少的，历代都有。明末就有一个温体仁，崇祯皇帝时，官拜尚书。这温体仁是最善于摸气候的，历史上说他能“自结于上”。他用什么办法来自结于这位崇祯皇帝呢？据说每天上朝，温体仁的袖子里放着两份奏章，看见皇帝高兴的脸色，呈一份奏章；看见皇帝不高兴的脸色，呈另一份奏章。这样，使得崇祯皇帝心里总是很舒服。后来，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感慨地说：“满朝大紫大红，没有一个忠臣！”既然有温体仁这样善于摸气候的臣子，这位皇帝自然永远听不到逆耳之言，也永远不能了解实际情况了。
这个摸气候的坏风气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却也还没有绝迹。在有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大喜功、官僚气味十足的领导人下面，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惯于打假报告、编假材料的人。他们拍马逢迎，不以为耻。善于摸气候的人，觉得不需要提高政治、提高思想、提高业务知识，不需要兢兢业业地工作，不需要确确实实地调查研究，真实地反映情况，只要在进退俯仰之间摸气候，那么，就可以不用攀登，也能直升而上。
我以为对于这种摸气候的风气必须谴责。摸气候的人像树中的蛀虫，它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悄悄地侵蚀着树身，只要一只蛀虫就可以把一棵那怕是大树蛀空。作为树身的人们应当怎样警惕着人中的蛀虫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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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初冬过三峡
萧乾
一
听说船早晨十点从奉节入峡，九点多钟我揣了一份干粮爬上一道金属小梯，站到船顶层的甲板上了。从那时候起，我就跟天、水以及两岸的巉岩峭壁打成一片，直直伫立到天色昏暗，只听得见成群的水鸭子在江面上啾啾私语，却看不见它们的时候，才回到舱里。在初冬的江风里吹了将近九个钟头，脸和手背都觉得有些麻木臃肿了，然而那是怎样难忘的九个钟头啊！我一直都像是在变幻无穷的梦境里，又像是在听一阕奔放浩荡的交响乐章：忽而妩媚，忽而雄壮；忽而阴森逼人，忽而灿烂夺目。
整个大江有如一环环接起来的银链，每一环四壁都是蔽天翳日的峰峦，中间各自形成一个独特天地，有的楕圆如琵琶，有的长如梭。走进一环，回首只见浮云衬着初冬的天空，自由自在地游动，下面众峰峥嵘，各不相让，实在看不出船是怎样硬从群山缝隙里钻过来的。往前看呢，山岚弥漫，重岩叠嶂，有的如笋如柱，直插云霄，有的像彩屏般森严大方地屹立在前，挡住去路。天又晓得船将怎样从这些巨汉的腋下钻出去。
那两百公里的水程用文学作品来形容，正像是一出情节惊险，故事曲折离奇的好戏，这一幕包管你猜不出下一幕的发展，文思如此之绵密，而又如此之突兀，它迫使你非一口气看完不可。
出了三峡，我只有力气说一句话：这真是自然的大手笔。晚餐桌上，我们比过密士失必，也比过从阿尔卑斯山穿过的一段多瑙河，越比越觉得祖国河山的奇瑰，也越体会到我们的诗词绘画何以那样俊拔奇伟。气势万千。
二
没到三峡以前，只把它想像成岩壁峭绝，不见天日。其实，太阳这个巧妙的照明师不但利用出峡入峡的当儿，不断跟我们玩着捉迷藏，它还会在壁立千仞的幽谷里，忽而从峰与峰之间投进一道金晃晃的光柱，忽而它又躲进云里，透过薄云垂下一匹轻纱。
早年读书时候，对三峡的云彩早就向往了，这次一见，果然是不平凡。过瞿塘峡，山巅积雪跟云絮几乎羼在一起，明明是云彩在移动，恍惚间却觉得是山头在走。过巫峡，云渐成朵，忽聚忽散，似天鹅群舞，在蓝天上织出奇妙的图案。有时候云彩又呈一束束白色的飘带，它似乎在用尽一切轻盈婀娜的姿态来衬托四周叠起的重岭。
初入峡，颇有逛东岳庙时候的森懔之感，四面八方都是些奇而丑的山神，朝自己扑奔而来。两岸斑驳的岩石如巨兽伺伏，又似正在沉眠。山峰有作蝙蝠展翅状，有的如尖刀倒插，也有的似引颈欲鸣的雄鸡，就好像一位魄力大、手艺高的巨人曾挥动千钧巨斧，东斫西削，硬替大江斩出这道去路。岩身有的作绛紫色，有的灰白杏黄间杂。著名的“三排石”是浅灰带黄，像煞三堵断垣。仙女峰作杏黄色，峰形尖如手指，真是奇丽动人。
尽管山坳里树上还累累挂着黄澄澄的广柑，峰巅却见了雪。大概只薄薄下了一层，经风一刮，远望好像楞楞可见的肋骨。巫峡某峰，半腰横挂着一道灰云，显得异常英俊。有的山上还有闪亮的瀑布，像银丝带般蜿蜒飘下。也有的虽然只不过是山缝儿里淌下的一道涧流，可是在夕阳的映照下，却也变成了金色的链子。
船刚到夔府峡，望到屹立中流的滟澦滩，就不能不领略到三峡水势的嶮?了。从那以后，江面不断出现这种拦路的礁石。勇敢的人们居然还给这些暗礁起下动听的名字，如“头珠石”，“二珠石”。这以外，江心还埋伏着无数险滩，名字也都蛮漂亮。过去不晓得多少生灵都葬身在那里了。现在尽管江身狭窄如昔，却安全得像个秩序井然的城市。江面每个暗礁上面都浮起红色灯标，船每航到瓶口细颈处，山角必有个水标站，门前挂了各种标记，那大概就相当于陆地上的交通警。水浅地方，必有白色的报航船，对来往船只报告水位。傍晚，还有人驾船把江面一盏盏的红灯点着，那使我忆起老北京的路灯。
每过险滩，从船舷下望，江心总像有万条蛟龙翻滚，漩涡团团，船身震撼。这时候，水面皱纹圆如铜钱，乱如海藻，恐怖如陷阱。为了避免搁浅，穿着救生衣的水手站在船头的两侧，用一根红蓝相间的长篙不停地试着水位。只听到风的呼啸，船头跟激流的冲撞，和水手报水位的喊声。这当儿，驾驶台一定紧张得很了。
船一声接一声地响着汽笛，对面要是有船，也鸣笛示意。船跟船打了照呼，于是，山跟山也对语起来了，声音辽远而深沉，像是发自大地的肺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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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狐皮是红的好
（蒙古谚语）
语言是真的好，
狐皮是红的好。
肚油从何来——吃的肥，
教训从何来——吃过亏。
郝苏民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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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习明纳尔”及其他
张大本
严秀同志在“从‘习明纳尔’到‘布拉吉’”一文中（见8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对待汉语中的外来词。我支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外来词的呼吁，因为，正像严秀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祖国语言文字所具有的表达现代事物和外来事物的可能性”。今天应当反对不问需要地滥用外来词。但我认为，对任何语言现象应当先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再作结论也不迟。严秀同志认为，“习明纳尔”、“布拉吉”等词的出现“好像是天外飞来了一件什么神物”，是有些人“拼命地在那里制造混乱，蹧蹋祖国的语言文字”，因此，他表示“坚决反对这种胡闹”，而且呼吁“对这种丑恶的现象进行鞭挞”。我对于这种提法表示怀疑。
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外来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用语，它们的应用范围比较狭窄，又传入中国不久，在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等义词，直接译音，算不算是胡闹？“习明纳尔”可以算是教学法中的一个名词，它是指高等学校里在教师领导下分组进行的一种实践课的方式说的（通常表现为教师主持下的有准备的专题讨论，目前一般已译为“课堂讨论”；有时把专题讨论的小组也叫作“习明纳尔”）。我觉得，音译过来是可以的。既然事物是新的，就可能有不同的译法同时并存，经过时间的考验，自然会产生出比较恰当的译法来。如果只因为自己不懂，而感到“比进洋监还要叫人生气”，这未免是少见多怪了。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很难弄清什么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不懂，看起来当然不顺眼，这没关系，学了之后自然会懂的。像“卡特尔”之类的词，目前恐怕还很难找出更恰当的使人一目了然的译名来。
其次，拿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或那种语言现象是否健康？我觉得，人民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应当把广大人民群众对某种语言现象的选择也当作一个标准。今天，配尼西林、康拜因、摩托车这些词已被相当广泛地使用（因而它们也就出现在各种报刊上），那么，即使它们和青霉素、联合收割机、机械脚踏车同是表达一样的事物，也应当承认前者在汉语中的合法地位。今天连小城镇里的老大娘都要到合作商店给女儿买“布拉吉”（这确是笔者自己听到过的）。既然能够达到交际的目的，为什么一定非要说“女装连衣裙”，或“西式连衣衫”呢？既然能够说“咔叽”、“毕叽”，为什么说“凡尔丁”就是“胡闹”？难道把所有的布都叫作平纹布、斜纹布、十字布就不会“混乱”了吗？
第三，我认为应当把方言现象和文学语言现象分开来看。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如果泛滥着“葛瓦斯”、“列巴”（面包）一类的词，我也主张“鞭挞”。但是，假如某一地区的人民知道这些词，使用它们，或者，它们出现在橱窗里，市招上，好像也用不着大兴问罪之师。东北某些城市把面包叫作“列巴”，虽然这是一个外来词，但它正和有的地方把馒头叫“饽饽”、“馍”，把马铃薯叫“洋芋”、“土豆”一样，是方言现象，难道把馒头叫“饽饽”，把马铃薯叫“洋芋”、“土豆”都是“胡闹”不成？
最后，虽然我不做翻译工作，却很想替翻译工作者说几句话。翻译质量不高，翻译工作者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质量低，这不仅和翻译工作者的各方面准备有关系，也和对翻译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关系。长期以来，翻译界没有交流经验、学习的刊物，各种译名译法的规范工作也没人管理。很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正确对待翻译人材，重视他们的劳动，体谅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提高。他们需要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和教导。请少泼冷水，更不要冷嘲热讽。翻译对汉语规范化工作有直接的责任，翻译工作者应当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但是，也必须指出，许多语言现象的存在，也并不都是像何居同志在“从‘副博士’谈起”一文中（见9月23日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样，“只凭‘天才’翻译家的一面之辞”造成的。翻译同志们应当记住何居同志的忠告：“先要把一个字的原义弄清楚，否则以讹传讹，害人不浅”。我觉得，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批评家以及编辑。事实证明，“习明纳尔”的意思并不像严秀同志所解释的那样，它不当“自修”讲。何居同志也把副博士（“堪及达”）理解错了。何居同志说：“在苏联，研究生毕业就是副博士，或译‘候补博士’，总之，是与博士有关。其实，苏联研究生毕业只称‘堪及达’（кандидат），意思是说，是一位有资格提出博士论文申请考试来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据我所知，在苏联“堪及达”是次于博士的一种学位，并不是研究生毕业之后都是“堪及达”，只有经过学位考试和论文答辩合格的人，才能由国家授予“堪及达”学位。把“堪及达”译成“副博士”或
“候补博士”是否“名不副实”，还是只有译成“硕士”才恰到好处，还大可争论，但是，结论先不要下，帽子也先不必戴。我愿意借此机会奉劝批评家们，在批评翻译的时候，也最好先把“一个字的原义弄清楚”。
编者附记：“从‘习明纳尔’到‘布拉吉’”和“从‘副博士’谈起”发表后，编辑部曾接到一些来稿、来信，就外来词和译名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现选登一篇，作为对这两篇文章的补正。但何居同志的“从‘副博士’谈起”一文中对目前研究生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我们也接到一些来信，表示赞同何居同志文章中对目前研究生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批评，我们已将这些来信转交有关部门，敦促他们加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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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见！
李武魁
来时这片是没腰的荒草，
大胆的野兔从身边窜跑；
买包烟卷儿得跑二里路，
下晚鸦雀唧咔唧咔乱叫。
铲土砌砖盖起了厂房，
雄伟的烟囱插入云霄。
蓝晶晶的机器入了座，
机械工人大哥也报了到。
“再见！等着听你的立功喜报！”
我踏着“出征”的步子，去把新的厂房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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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辨明什么样的“活捉”
晓报 卢棨
看了1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弗先先生的“想到‘活捉’”，我们对“活捉”这出戏的思想内容，有不同的意见。
过去，有人认为鬼戏不可以演，于是鬼戏一律不演。现在，又有人认为鬼戏可演，于是不管什么鬼戏都可演了。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一反一复，令人惶惑。其实，不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认为鬼戏一律不可演或一律可演，都是一窝风。这里，我们只想就“活捉”这出鬼戏来谈一谈。
弗先先生已经说过，阎婆惜活捉张三，不是为了什么报仇，这在昆曲原戏中原很清楚，毋庸赘言。弗先先生认为原戏阎婆惜是为了热恋张三，所以活捉心爱的张三，“效于飞，双双入冥”。这是“剧作者在告诉我们：爱情比死更坚强呵！”姑不论剧作者是否有这种意思，把“爱情比死更坚强”或“爱战胜死”这些概念套用在阎婆惜“活捉”张三郎上，是值得研究的。
阎张之间的生前的爱情能否值得人们的同情呢？我们当然不会用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斥责他们为“万恶之首”。但从“水浒”的描写中，可以看出阎婆惜之所以不满意宋江，就是因为宋江爱习枪棒，不留意于女色。张文远在这种情况下钻了空子。阎婆惜的生活遭遇以及她需要爱情的心愿是能使我们同情的，但问题在于她对待宋江的态度。宋江在风闻阎张的暧昧关系以后，并没有打算报复她的意思，而只是退让，对阎婆惜尽了最大的容忍；在招文袋失落以后，件件依从阎婆惜，任凭她改嫁张文远。而阎婆惜既已达到改嫁的目的，还一定非要把宋江置之死地不可，这就很难令人同情了。
既然阎张之间在阳间的爱情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则阎婆惜死后“活捉”一举，当然也得不到人们的赞同。昆曲“活捉”是与“水浒”原著的精神有抵触的。阎张的爱情是可耻的罪恶的，说不上“比死更坚强”，对这样的人物给予这样的歌颂显然并不得当。
比死更坚强的爱情，而且也出之以“活捉”的并不是没有，在古典小说“碾玉观音”（见宋代“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秀秀就是这样来活捉她的爱人崔宁的。秀秀这种追求爱情、死而弥坚的精神实在是一种最强烈的反抗统治者的精神，这种“活捉”是值得肯定的。在戏剧中“红梅阁”中的李慧娘死后仍来与爱人欢会，也是同样的精神。再像“活捉王魁”中的敫桂英死后仍恋着爱人王魁，实在到王魁残酷无情坚决不认时才“活捉”了他报仇，这种精神当然也值得肯定。
同样是鬼，同样是“活捉”，然而有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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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读（国画） 于月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