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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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高等教育中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
张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发生了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今后,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这里不但概括地总结了过去的高等教育工作,而且也对今后的高等教育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过去几年来高等教育为什么会产生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我在学习“八大”文件中,感到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对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学校可能的条件调查研究不够,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旧中国的近代工业和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的落后,培养的科学技术干部数量既少,质量又差。建国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干部。因此,就从1952年开始,要求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要大力发展高等工业教育。各部门对于科学技术干部首先是提出数量上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数量往往都是偏高偏大,每年向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部门提出的需要数总是过多,而每年实际毕业生人数却很少。我们对高等学校主观条件的估计也有某些片面性。由于高级中学发展落后于高等学校发展的要求,因而每年招收新生缺少选择的余地,难于提高新生质量。由于每年所需要的师资不能如数地得到补充,质量又是好坏参差不齐,这就难于适应提高教学质量和开展科学研究的要求。教学辅助人员近几年来虽然补充近万人,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要求,许多优秀教师将时间浪费在准备实验和整理一般资料等事务工作中去。高等学校基本建设当年设计施工不易如期完成,校舍修建和教学设备的补充常赶不上学校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偏重于满足厂矿企业一般生产上、数量上的要求,对于厂矿企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干部的质量固然照顾得不够,对于培养质量较好的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员注意得更差,正由于未能将国家的建设需要和学校可能的条件很好的结合起来,因而就难免产生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
其次,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来进行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虽然成绩是很大的,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下的缺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各高等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校师生水平等实际情况照顾的不够,因此,就过分地强调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统一性而忽视了灵活性。对总结和吸收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注意较差,对旧中国高等教育某些可用的东西也轻易地否定。同时对苏联先进经验本身未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忽视了学习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有用的东西。例如有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着培养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科学技术干部,理科和工科可以合在一起建立理工学院;有些国家高等学校专业分的较粗,科学知识基础打的较深厚,专业知识学的较少,因将来到工作岗位上还可以自修;必修课程适当地减少,选修课程适当地增加,以适应各个学生不同的学习要求,这些地方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参考的。同时,学校在向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纪律教育时,过分地强调了集体统一和组织纪律,而忽视了“保障广大人民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的原则;在进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教育时,片面地强调了身体好就是劳卫制锻炼及格,学习好就是门门功课五分,工作好就是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正由于教条主义毛病和忽视自由发展学生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因而造成目前各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和生活上机械刻板的限制,阻碍了对于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虽然这些毛病已在纠正中,但是,应该由此来吸取经验教训。
由此可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所存在着的两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一是客观需要过大和主观条件有限的矛盾,随着也就产生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一是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即忽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的毛病。其他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
上述两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高等学校本身的发展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提高培养干部质量的重要性。
由于科学技术干部质量降低,它就妨碍我们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要求不仅是数量上要多,而且质量上要好。所谓质量上要好,就是要求高等学校能够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掌握现代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就、身体健康、忠实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个性全面发展的高级建设人才。他们既能够适应我国新建厂矿企业生产方面的要求,又能够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胜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优秀的还可以培养成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级科学专家。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切学校、专业和每一个毕业生都要达到一律的要求,但我们培养的科学技术干部,应该在原有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展而逐步有所提高,绝对不能停滞不前或逐步下降。
由于科学技术干部质量的降低,势必会妨碍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争取实现在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要想在十二年的短时期内,在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其决定环节是要替这些科学部门培养成套的科学技术干部特别是副博士、博士一级的高级专家,否则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是空话。
降低培养干部的质量,会对整个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本身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由于高等学校培养的干部质量低,不能一个人顶一个人用,势必会迫使各业务部门要求从数量上来代替质量,一人不顶一人用,就要求两人三人顶一个人用,结果就会迫使高等学校任务越来越大,就会越粗制滥造,越粗制滥造,干部质量就越低,质量越低就要求数量越多,数量越多就会造成质量更低,以至越循环越严重。而高等教育发展越大就逼着高级中学加速发展,高级中学大发展就逼着初级中学大发展,由于普通教育师资和经费供应跟不上去,就造成普通教育的不良后果。
怎样来克服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大力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所指示的“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的方针呢?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
认真摸清国家建设对于科学技术干部的数量与质量的实际需要和高等学校主观可能的条件,今后对于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要进行全面的规划,既要大力克服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又要注意防止片面地强调质量而忽视数量上的需要。要保证高等学校实现招生计划所必需的基本建设、教学设备、师资补充、人员编制、经费供应等物质条件,没有这些起码的物质条件,要想提高培养干部的质量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过去高等学校某些浪费现象,大力贯彻精简节约的方针;但另一方面教学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一定要得到保证。通过调查研究来核实各业务部门的实际需要和高等学校主观条件,根据客观需要和主观条件相适应的原则,来编拟1957年和第二个及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培养干部的规划,要对好各类专业的口径和确定高级与中级人才合理的比例,要加强业余教育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工作,保证正规学校能够培养质量较好的科学技术干部。
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特别要注意克服在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忽视学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个性的毛病。为此,除了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经验外,还要系统地研究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并批判地吸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高等教育的问题。
各地党组织要加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充分地发挥学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各方面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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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对地方历史情况的研究
陕西省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六个方面
新华社西安13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书记、代省长赵伯平,在7日召开的关于开展对陕西地方历史情况研究座谈会上,提出今后应在六个方面展开陕西省历史研究工作。
文学艺术方面,应完成对陕西地方戏曲,特别是秦腔和郿鄠剧,进行源流考证的工作。各方面应协助文化部门,对周、秦、汉、唐等十个朝代的建筑物、雕刻和出土壁画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大家还可以组织诗社、诗会,收集从“邠风”开始到清末历代诗人写出有关的诗词、民歌、民谣、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在风土人物方面,应该首先研究历史上各代在陕西的水利设施和各地宜种作物的生产情况和历史,并暂定对王翦、司马迁、李自成等著名人物加以研究。在历史、古迹、名胜和出土文物方面,要结合出土的遗址、器物,研究周、秦、汉三个朝代在陕西的历史。这对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有着重大意义。对革命圣地延安和从太平天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陕西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都应当加以研究。
赵伯平对研究的组织工作提出:各主管机关应积极动员专家,开展研究,老一辈的学者、专家也应随时将研究的成就告诉有关机关。老一辈的学者、专家可以自己分组集会,定期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各报刊应该给以篇幅,刊登学术报告、论文、诗词、歌、赋等作品。
参加会议的有政协陕西省、西安市委员会,陕西省、西安市文史馆,陕西省、西安市参事室和文化、教育、卫生各方面人士共一百三十多人。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研究陕西的历史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有的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有的保证提供研究参考资料,还有的提出了自己要研究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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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举行农村群众艺术观摩会演
发掘出了一万多个民间节目
本报讯 湖南省1956年农村群众艺术观摩会演大会已于本月7日闭幕。这次会演历时十八天,演出二百十三个节目。大会评选出一百二十一个优秀节目。其中有六十个节目得到演出奖,有四十二个老艺人得到奖状,还有二百九十四人分别获得演员一、二、三等奖,有三个乐队得到音乐伴奏奖,有二十多个节目已决定拍成电影。
参加这次会演的有汉、苗、瑶、侗、回和土家六个民族,共有演员四百零九人。其中少数民族演员有六十二人,他们带来了许多精彩节目,如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接龙舞”和“鼓舞”,常德专区的“三棒鼓”(回族),郴县专区的“钓鱼舞”和“长鼓舞”(瑶族),黔阳专区的“鸡打架”(侗族)等。
通过这次会演,提高了艺人的思想业务水平,发掘了大批优秀节目。全省共发掘出三百八十六种不同的民间艺术形式和一万多个节目。其中有很多是快要失传了的,如获得演出奖的“思情鬼歌”已失传二十多年,只有醴陵县老艺人杨和春一个人会唱,凤凰县的“文茶灯”也有三四十年没演了。会演中涌现了大批优秀艺人,扩大了艺术队伍。参加会演的有七八十岁的老艺人,也有不到七岁的小琴手。祁阳县老艺人杨梅生已七十九岁,他掌握了民族传统的发声方法,能唱出清亮的侧声来,对发声问题也有深刻研究。这些老艺人都因参加这次演出而得到很大鼓舞,表示愿意将自己知道的节目传授给青年一代。
 (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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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医学院教授
研究杀灭钉螺的新药剂
新华社福州13日电 福建医学院吴建忠教授和林梁成教授等研究用盐酸和氯化铜溶液杀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得到良好效果。
根据福建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现场试验结果证明:以千分之一浓度的盐酸和氯化铜溶液喷射在干的、湿的和积水的草埔上,四十八小时后能杀灭94.2%到98%的钉螺。用这种药液灭螺,估计每亩面积只要十二、三元就够。
教授们对盐酸氯化铜药液对其他生物的毒害也作了实验研究,结果证明对农作物的影响少,受喷射的秧苗仍能正常生长;大、小羊吃过喷射这种药液的草没有发现有中毒的病理现象,但能毒死鱼类和昆虫。
林梁成教授对记者说,他们还将试验这种药液杀灭钉螺卵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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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图书宣传旬结束
本报讯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图书宣传旬已于本月10日结束。
从本月1日至10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沈阳五个城市的国际书店门市部和新华书店外文门市部,同时举办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图书宣传旬”。在宣传旬里,北京国际书店门市部陈列和出售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的二百多种书籍、五十多种唱片、十多种画册和八十多种邮票。许多读者参观和购买了这些图书和唱片等。他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这样集中地来推荐和出售一个国家出版物的方式是很好的。 (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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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川剧院二团勤俭办剧团
据新华社成都14日电 往年需要国家拨款补助的四川省川剧院第二团,今年已经开始把利润上缴给国家。
提高演出质量、丰富上演剧目,是第二团增加收入的主要办法。今年第二团上演的大都是新发掘或整理出来的川剧优秀传统剧目,他们采用演员分组排练,剧目交叉演出和老演员带新演员的办法,使得剧团经常有新剧目上演。过去,这个团老是上演“御河桥”、“拷红”等少数几个戏,上座率不高;今年,他们新排练演出的大型戏就有“荆钗记”、“孤儿记”等十二个剧目,上座率平均达到92%以上。
这个团特别注意在行政和舞台费用上的节约。实行定员定额后,全团人员今年比去年减少了一半。他们还开展了爱护公物、节约舞台费用的竞赛。管理道具的人员自己制造了很多道具;化装组节约了不少化装用品;服装组也想出废物利用、翻旧改新等办法做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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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不用翻译的国际会议
第四十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印象记
张企程
今年8月,在素有“北欧的巴黎”之称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一次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虽然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四十多个国家,人们却并没有在会场中配备翻译人员,也没有安装同声传译的设备。人们操着同一种语言,因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言和听讲,也可以同样自由自在地在会场走廊中随便交谈,好像他们都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
排除了语言障碍的这个国际会议,就是到会的人都讲世界语(Esperanto)的国际世界语大会。自从1905年以来,国际世界语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两度中断),今年举行的是第四十一次。我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应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邀请,今年第一次派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
国际世界语大会是以联络感情和宣传世界语为主要目的的国际会议,它本身往往并不讨论什么重大的问题,也不作出什么重要的决议。可是它提供一个使各国世界语者可以齐集一堂的机会,而各种国际性的世界语专业组织和各国世界语代表团或个人,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活动。
世界语有各种国际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推广世界语为目的的国际世界语会(UEA),在全世界八十一国中拥有二万多会员。此外,重要的组织有: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家协会,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国际世界语者记者协会,国际世界语者铁路职工联盟,国际基督教世界语者协会,国际天主教世界语者同盟,国际集邮协会,国际地理学会,社会民主党小组,反战国际(和平主义者的组织)和“世界和平世界语运动”等等。这些组织也都在这次大会期间分头举行会议,讨论同它们有关的各项问题。除了这些以外,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有十三个国家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第二十六次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大会和第一次国际儿童小会(有十个国家的三十五个儿童世界语者参加)。一年一次的“国际暑期大学”在这次大会期间也照例举行,用世界语宣读了十篇各种内容的学术论文。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世界语作家会议和世界语文艺创作及翻译竞赛的评奖。作为大会文娱活动则有演剧晚会(用世界语演出了三个当代丹麦作家的独幕剧),集体旅行和跳舞晚会。大会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多采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语者都可以找到机会参加他们所喜爱的活动。至于会外的个人接触更是十分频繁。由于彼此语言相通,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找人谈话,结识朋友。
今年这次国际世界语大会,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参加这次大会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我国以外,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苏联本已有二人报名参加,后因故未到)。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语者的出席受到了大会的十分重视和热烈欢迎,因为这不仅标志着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而且也象征着全世界世界语者的大团结,从而为世界语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国际世界语会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中心组织。这个组织虽然一向标榜中立,过去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成见。但是近一年来,由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国际间和平中立倾向的发展,国际世界语会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转变。它现在采取了真正中立的态度,同样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同它合作,使它自己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国际世界语组织。也就是说,它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肯定了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以期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来发展世界语运动。这种不问社会制度而同世界各国真诚合作的态度,博得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世界语者的热烈拥护,因为很明显,与此相反的做法对世界语运动本身也是十分不利的。国际世界语会的这种中立态度,也在这次理事会中得到了绝大多数理事的支持。为了坚持中立原则,理事会通过决议,开除了坚决反对中立原则并对国际世界语会进行恶毒诽谤的美国理事康纳及其所领导的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北美世界语会(美国另一个世界语团体则仍为该会会员)。理事会同时原则通过吸收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世界语组织为它的团体会员。国际世界语会采取这种中立原则,不仅有利于国际世界语运动,而且也有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在大会期间和赴会途中,我们同到会的兄弟国家和苏联的一些世界语同志作了多次交谈。从这些接触中,我们欣幸地了解到,这些国家的世界语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发展起来。苏联的世界语者现在正在青年中推广世界语,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世界语的新生一代(莫斯科大学等都有世界语小组),另一方面是为了明年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青年联欢节作好准备。(上届在华沙举行国际青年联欢节时,有二百多个参加联欢节的青年世界语者举行了自己的集会,这次集会效果很好,被认为是各种集会中最成功的一次,到会的各国青年通过世界语这一媒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因此预期在明年的联欢节上,世界语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波兰的世界语运动可以说已经相当广泛地展开,就拿出版书刊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版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名著“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支传记的世界语版,不久还将出版普鲁斯的名著“法老王”的世界语译本,而且大型画报“波兰”也从今年7月起增出了世界语版。南斯拉夫的世界语运动一向很发达,参加这次大会的南斯拉夫世界语者有一百多人。在匈牙利,世界语运动也在再度兴盛起来。匈牙利的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举行了一次“匈牙利晨会”,除了在会上作了关于匈牙利文化情况的报告以外,还放映了两张用世界语配音的纪录片,引起了到会者的很大兴趣。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两国的世界语运动本来都是相当发展的,现在也都在重新活跃起来了。
出席这次大会的期间,我们同各国的世界语者作了广泛的接触。这些世界语者,除了少数的学者名流以外,大多数是善良的普通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于我们这古老而新生的国家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一般说来都怀有一定的好感。因此他们都乐于和我们交谈,向我们了解他们所要知道的中国情况。至于要求我们签名留念或交换通讯地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简直使我们应接不暇。在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不少中国世界语刊物(抗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导报”,“东方呼声”以及解放以后出版的“人民中国报道”等等)的读者,他们都是中国的老朋友,因此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愉快。
参加了这次大会以后,我深深感觉到,世界语虽然在目前还没有成为一种通行的国际语,但是在它将近七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它是一种可以被应用于各方面的国际语,它是一种活的语言而不是一种纸面上的方案。它在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这两点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还有一点也是我所体会到的,就是借助于世界语,我们可以更广泛更直接地同各国的普通人发生接触;从这种比较深入的接触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我们。而这种相互了解,无疑是我们同他们建立友谊的一个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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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学校里要反对浪费
北京大学有些学生吃饭时,在饭桌上、脚下丢了很多饭粒和碎馒头,也有的学生将整个馒头、整碗米饭倒在污水里。据统计,学生食堂每天吃饭时掉在地上、桌上、遗留在碗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就有五十斤以上。每逢节日,浪费粮食的现象就更突出。
另外,不爱护公共财物也是普遍的现象。周末举行舞会,桌子和玻璃往往被挤坏不少,几乎每次晚会都要损坏二十几张桌子,一个月就有成百张的桌子损坏了。食堂的家具也是如此。据北京大学团委会统计,在一个小食堂里,每天要遗失搪磁碟子二十多只,每月要遗失六百多只左右,价值三百多元。
有的学生不爱惜自己的衣物,把衣物放在外面。宿舍周围有好几百件衣服丢在地上长期无人要,白白地烂掉。10月23日一天,在学生宿舍后面就发现有九十六件衣服丢在地上。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员,我亲眼看到的这些现象,是与当前我国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完全不相符的。这些严重的浪费现象,应该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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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时代出版社赠书太多
我是时代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人员,现向你们反映一件事情。
我社出版的书籍,除了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和有关部门的几个资料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书籍赠送给许多负责同志。今年1月至8月,我社赠送各方面的图书价值达一千多元。
我社出版的书的种类很多,不管出版什么种类的书,都要赠送给许多负责同志。我怀疑这许多负责同志,是否需要这些书,而且是否非送不可。比方说,我社最近出版的“俄华大辞典”,因为纸张不足,只印了两万册,许多需要的读者却买不到,而许多负责同志,不管懂不懂俄文,却每人都接到一本。这是不合理的。我建议出版社以后不要滥送书籍。 许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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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搜集中国现代史资料的两点建议
目前,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比较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料极其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一、加紧收集资料。这个工作不能专靠中国科学院和人民出版社来做。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关,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些资料有的是文件、文物,有的是要靠直接向老年的人进行调查访问得来的。特别是调查访问工作决不容缓,因为老年人是会由于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的。并且,这个工作主要可由高等学校历史系来进行。他们可以结合学生科学研究小组的活动,由导师来指导,学生作纪录。资料集中以后,经过加工整理,就可交给地方出版社出版,不必都由中央出版社出版。
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应该掌握全国有关中国现代史资料的情况,陆续编印资料目录,注明收藏机关,并对重要资料加上提要,以供史学工作者利用。此外,有些罕见而有价值的资料,还应及时在“近代史资料”刊物上发表。
洪焕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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