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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意共波伦亚省代表大会上
陶里亚蒂谈匈牙利事态发展等问题
新华社14日讯：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11月19日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波伦亚省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的摘要。
对匈牙利事态发展的估计
陶里亚蒂在谈到匈牙利事态发展的时候说：
……“在我们看来，匈牙利事件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令人痛心和辛酸的事情。铁托同志最近就这些事态发展发表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有些论点是同我们的看法一致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的估计则比较持重和审慎……”
陶里亚蒂接着说：“对于匈牙利现政府，我们不能下最后的判断；但是我们反对仓卒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不幸我们往往看见社会党报刊上出现许多这类判断。我们了解：有些人处于一种非常局势之中，他们正在尽力设法应付也许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而造成的局势。这些人目前肯定地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我们尊重这些人，我们祝他们成功，祝他们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任务……
“关于匈牙利前届政府，我们的判断大部分同铁托同志作的判断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组成得太晚的政府不善于掌握局势，它的行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且它发表虚伪的声明，以致只能使局势急转直下，从而为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的危险开辟了道路……”
讲到第一次干涉，陶里亚蒂追述说，我们党当时立即说过，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最好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能够应付已造成的局势而不求助于外国军队的干涉。我们接着重申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干涉是能够而且应该避免的，干涉的事实主要应由匈牙利共产党队伍中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
另一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公开承认：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第二次干涉就是不可避免的严格的必要的了，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在匈牙利形成的局势，而且也是由于这些事件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发展可能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局势产生的影响。
最近几天的事态发展已经证实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人们能从速结束苏联军队留在匈牙利的局面；我们相信我们表示的这种希望不仅符合我们队伍的意愿，而且也符合过去和现在都赞成我们的态度的意大利人民最优秀部分的意愿。
至于事态发展、特别是10月23日和24日暴动的根源，陶里亚蒂肯定了这样的判断：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领袖们在最近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特别在于这一事实：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完全瓦解了；而造成这种情况，或是因为领袖们没有完成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所必需的行动，或是因为从下层产生了反对领袖们的分裂运动和斗争。
反动势力乘机渗入这样造成的裂口，局势就此混乱了。这种充满危险的局势使得苏联军队第二次进行干涉成为必要。在最初一个时期，对峙的双方都有工人和人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有工人力量参加不足以使一个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因为，要具有革命性质，这些力量必须由一个有目标的革命力量来领导。
因此，我们希望其他共产党的同志们，特别是希望人民民主国家的同志们，允许我们这些在各方面都被敌人包围的人，在事件如此严重而且敌人还在或多或少地公开插手活动，试图做到打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决不放弃上述看法。我们无论如何要重申：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们所犯的错误，迟迟不减少错误，迟迟不努力加以纠正。而这些错误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正是向全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露的错误。
尤其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应该进行党和国家组织内部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劳动群众和党的领袖们之间的更好的联系，在每一个国家内都遵循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而满足在每一个国家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需要。
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匈牙利，犯了严重的错误。应该迅速弄清楚并且纠正这些错误。这种拖延的原因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有机会比较详尽地谈谈，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说：假如有人阻止了或束缚了纠正错误，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不仅应该受到批评，而且应该受到惩处。
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批评的态度
苏联同志们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开始了一个深刻的批判和修正的过程。我们不仅已经表示赞同，而且作为共产党，我们在努力使批评深入和得出一切结论方面，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位于前列。为此，我们曾经向苏联同志提出我们现在还完全保留的批判性意见。
但是，我们认为：假如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有过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犯的：他们认为只需这个代表大会提出批评就行了，可以把这些批评当作普通的行政措施，而不必从这些批评中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来确定更好的方针，来更正确地领导不仅是没有当政的、而且特别是已经领导着全社会的共产党的行动。
在从事这种行动的时候，使我们党得到方便的是这一事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党最为关心的始终是不让自己的政治路线听从外来的指示，而是要完善地依据我国情况来规划和开展它的行动。无论在总的政治运动方面，在某些时际提出的生活要求方面，还是在如何配合劳动群众运动发展来组织党本身方面，都是这样。
苏联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的勇气使我们相信：这种勇气必定有利于纠正所有的共产党在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
不应该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批评面前退却。至于我们党，我们将力求避免在根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批评来确定政治路线方面退后一步。对于其他的党，我们要说：
“朋友，我们理解你们任务的艰巨，我们要吁请你们的领导人考虑他们对人民和世界工人运动所负的责任。他们的任务是彻底研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批评，从中得出一切结论，信任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大胆前进，然而在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不要让人削弱党。”
这样说了之后，陶里亚蒂指出必须向党和整个意大利人民运动提醒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即：由于严重的匈牙利事件而忘记了同意大利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直接有关的那些严重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问题。
关于意共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
在谈到埃及局势以后，陶里亚蒂讲到社会党人采取的立场。
……“说到天主教政党在意大利发动的新的反动浪潮，我们应当号召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为了制止这一反动浪潮，必须团结一切民主力量来发动一个伟大的人民运动。因此，我们要有力地、坚持不懈地再度提出工人阶级团结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我们和社会党同志之间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了一种显著的意见分歧。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责备要提出，因为不管判断如何，两种立场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我们正是要要求社会党同志们不要放弃以友好态度来加以比较和讨论的方式。相反，却有人不进行讨论，而采取诽谤性断言的方式，例如社会党同志卡塔尼·德斐拉拉断言：共产党同志抄袭集团政策，因此他们是这种政策的奴隶。
“这是公然违反事实的。还有些人满怀忧虑，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由于我们对于匈牙利事件的态度而据说是陷于孤立。他们说：南尼同志——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幽默感——已经请我们效法瑞士共产党和丹麦共产党的榜样。
“早在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面对着一些使人感到慰籍的事实：不仅我们党内部充分团结，而且好些方面对我们表示了声援，人们承认我们立场严正，承认我们因为说出应该说的事情，所以即使在艰巨的时刻也善于应付困难。
“至于南尼请我们效法其他一些共产党，我们相信可以对兄弟党满怀敬意地指出：我们这个忠于原则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伟大组织，仍然可以被当作榜样。”……
陶里亚蒂然后谈到社会党人龙巴迪的态度。龙巴迪由于匈牙利事件而主张在共产党内部发动一种行动来使得社会党立场在共产党内占优势。……
“这种立场只有在能够促使就两党之内的团结和巩固比较一番的情况下才会使我们感兴趣。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鉴于工人运动现在达到的发展程度，这种立场对于工人运动倒具有一种原则性的价值。
“这里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内几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时存在的可能性的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已经克服了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倾向，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不能规避这些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仅仅说我们是两个政党，因而处于农村和工厂斗争的潮流之中，我们感到阶级团结的感情——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不，这是不够的，因为这正是一种以旧的最高纲领主义为避难所的办法，就是说，满足于言词的办法。如果接受龙巴迪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只要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两个党，这两个党之间每逢对某个问题意见分歧的时候就一定得进行手足相残的斗争；这两个党就非得经常采取旨在渗入对方、夺取选民群众、互相破坏、互相削弱的行动不可。
“很明显，像这样的态度，只能是顽固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它的目的就在于排斥工人阶级不同政党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假如像我国这样有这样的不同政党同时存在，那末它们就不应该互相打击、互相破坏，而是应该随着局势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程度而在它们之间建立形式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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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察家评论
把那条“死鲭鱼”收起来吧！
英法侵略埃及的军队尚未撤完，它们就同美国在忙着计划要用另外的办法来夺取苏伊士运河了。在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理事会最近开会期间，美英法三国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了密谈，据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已经和英法达成了“协议”，它们坚持要使“运河管理摆脱政治影响”，要用所谓“十八国计划”来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际管制”。
谁都知道，“十八国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就遭到了埃及和一切主张国际正义的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是个赤裸裸地侵犯埃及主权的计划，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也遭到了摈弃。英法侵略者正是在这个阴谋失败之后，才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战争。但是这个侵略战争现在已经可耻地失败了，耀武扬威地开进埃及的英法侵略军，现在不得不垂头丧气地从埃及的领土上滚出去。因此，所谓“十八国计划”，正像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这已经是一条死鲭鱼。
可是，英法今天还想同美国一道来推销这条死鲭鱼。它们真是利令智昏，太不自量力了。它们没有想想，用二千架次飞机和一百多条军舰在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怎么可能得到呢？
当然，没有美国的支持，英法是不敢重新拿出这个已经破产的“十八国计划”来的。在英法宣布从埃及撤退侵略军队以后，美国便积极伙同英法来与中东人民为敌，力图从埃及人民手里夺取苏伊士运河。美国宣布了一个石油紧急支援英法的计划，贷款给英国解决它的财政困难，还一再表示支持旨在破坏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巴格达集团。所谓“十八国计划”本来就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便于它自己插手苏伊士运河问题，同英法一道剥夺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美国现在又同英法搬出这个“计划”来，显然是想利用这个“计划”来取得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主动地位，排挤英法，使它的侵略的手进一步伸进中东。在英法来说，它们在侵埃战争失败以后，能利用美国支持的这个“计划”，在苏伊士运河维持一点殖民利益，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在英法侵略部队完全撤出埃及领土以前，是根本谈不到什么苏伊士运河的经营管理问题的。只要英法在埃及领土上还有一个士兵，运河就不能清理，通航就不能实现。这是埃及政府和人民一再表示过的鲜明态度。因此，英法当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尽快从埃及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而不是什么运河经营管理问题。
苏伊士运河的经营管理问题，是埃及主权范围以内的事情，根本用不着英法和美国操心。保证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问题，是要根据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六项原则，在尊重埃及主权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奉劝英法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老爷们，还是把你们那条“十八国计划”的死鲭鱼收起来吧，现在不会有人赏识你们那种臭气熏天的货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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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建议召开中东穆斯林国家会议
美国企图以穆斯林联盟代替巴格达条约
约旦将同其他阿拉伯联盟国家商讨对策
据新华社讯 伊朗已经建议召开中东九个穆斯林国家的会议。
伊朗的建议是在12月9日向有关国家提出的。它建议，在这个九国会议中包括参加巴格达条约的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参加阿拉伯联盟的埃及、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以及同时参加两个联盟的伊拉克。
由于伊朗政府这次的发出邀请，叙利亚政界人士认为美国目前正在竭力寻求一种既能使巴格达条约的四个穆斯林国家满意而又不会损害美国在阿拉伯东方的地位的方法，以解决阿拉伯国家和巴格达条约成员国之间发生的危机。
此间指出，美国竭力要以没有英国参加的新的穆斯林联盟来代替巴格达条约。
据新华社14日讯 巴格达消息：伊拉克政府的一位发言人13日晚上说，伊拉克已经接受了伊朗请它参加中东穆斯林国家会议的邀请。
据新华社14日讯 安曼消息：约旦政府发言人13日说，约旦政府在同其他阿拉伯联盟国家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会对伊朗政府邀请它参加中东九个穆斯林国家高级会议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
这个发言人说，约旦对伊朗的邀请正在加以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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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齐重申要求侵略者赔偿埃及损失
联合国部队在侵略军撤完后应即撤出埃及
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表示将在联合国协助下清理运河
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埃及外交部长法齐13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重申埃及要求赔偿它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
法齐说：“关于帮助侵略者和把他们从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中拯救出来的事已经谈论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谈论，可是几乎没有人谈到或写到补偿埃及所遭到的损害和消除它所受到的破坏。……埃及和埃及人民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应该给予公平和正当的赔偿。”
法齐还重申：埃及政府认为，一旦法英以军队撤退完毕，联合国国际警察部队应当立即撤出埃及。他说，当前埃及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修复运河遭到的破坏。关于清除苏伊士运河中的障碍物的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他并且说，“埃及政府希望苏伊士运河恢复到遭受侵略以前的地位”。
他在答复另外一个问题时说，埃及政府始终愿意在联合国中讨论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以谋求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新华社14日讯 开罗消息：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局长尤尼斯13日说：“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技术上有能力清理运河。”他又说，管理局将在联合国协助下来进行清理运河的工作。
尤尼斯是在13日同纳赛尔总统会谈后对记者说这些话的。他说：“目前很难说清理运河需要多长时间，因为在敌人撤退前不能估计运河受到损坏的程度。”
从12日以来，尤尼斯又同负责协助埃及清理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代表惠勒进行了几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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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警察将进入塞得港
新华社14日讯 开罗消息：据中东通讯社13日报道，埃及警察将在未来四十八小时以内进入塞得港。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局长尤尼斯在13日上午对新闻记者谈到清理苏伊士运河的问题时说：“目前很难说清理运河需要多久时间，因为在敌人没有撤退以前不能估计运河受到损失的程度。”他说，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将在联合国协助下清理运河。他同时又指出：“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技术上有能力清理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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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首相鸠山表示将要退休
石桥继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将组新阁
据新华社1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今天召开临时大会，选出现任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为自由民主党的新总裁。
现任自由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在大会上宣布他辞去总裁职位，并且要在最近辞去内阁首相职位。鸠山是在日本人民要求贯彻执行独立政策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和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形下退休的。党内亲美的反对派攻击他同苏联恢复邦交的政策，要求他退休；党内首脑们为了避免执政党的分裂也主张健康情况不佳的鸠山退休。经过两次投票的结果，石桥湛山以多数票当选。
石桥湛山将在鸠山一郎辞去首相职位以后，组织新的内阁。石桥在战后曾经出任第一次吉田内阁的藏相（财政大臣），他以反对美国和吉田集团的财政“紧缩政策”出名。他主张扩大日本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石桥在大会结束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今后要努力推行鸠山内阁和自由民主党的政策。自由民主党大会发表的宣言说，自由民主党要“革新”对内和对外各项政策。它要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正义和国际和平的理想，加强同美国等“自由国家集团”的合作，进而增进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关系，维持东亚的和平来发展贸易。
石桥又说，在国际方面，今后将就各种问题同美国进行磋商，以期彼此了解，从而调整日美关系；并且打算比现在还要强有力地推进日苏、日中贸易。他说，不过，恢复日中邦交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石桥表示他目前不打算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日本社会党在昨天曾向众议院提出要求解散众议院的议案。理由是，鸠山内阁和执政党已经失掉执政能力，为了改变保守政党内阁的依附美国的外交，实行自主中立的外交政策，并且使国内政治焕然一新，应该解散众议院，通过大选来征询国民的信任。社会党的这个提案在众议院遭到了自由民主党的多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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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主张
改变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据新华社1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今天就石桥湛山当选自由民主党新总裁一事发表谈话，要求石桥修改过去的政府所推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调整日本同中国的邦交。浅沼还要求石桥不要考虑修改宪法和实行重整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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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赫鲁总理说
联合国部队应该是暂时性部队
并仅限于执行联大决议所规定的职权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13日在人民院说：印度政府同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都认为在埃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应该是一支暂时性的部队，它的职责应该限于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目的。
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是保证和监督敌对行动的停止。
尼赫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就他所知，派遣联合国紧急部队去的整个目的是为了减轻紧张局势，“虽然那里显然还存在着紧张局势，但是，我毫不怀疑地认为，紧张局势已经减轻得多了。”
有一位议员问道：尼赫鲁（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的时候）会不会与艾森豪威尔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尼赫鲁回答说：“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规定好议程。”美国总统可能提出来讨论的任何问题，或者“我在那时可能想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讨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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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赫鲁启程赴美访问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这里取道伦敦前往华盛顿。他是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的。随同他前往的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
到巴兰飞机场送行的有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内阁阁员、外国使节、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议会议员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
根据印度新闻局公布的正式访问日程，尼赫鲁将在12月16日到达华盛顿。尼赫鲁在华盛顿逗留四天以后，还要到纽约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各访问两天，然后在12月24日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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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罗通讯
近日开罗
本报记者 蒋元椿
开罗和整个埃及现在正等待着英、法侵略军全部撤退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临近了，它将标志着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埃及人民和全世界和平力量的胜利。
在开罗二百二十公里外的塞得港，英法部队的撤退已近最后阶段。此间报纸报道，最后一名侵略军即将离开埃及领土，报纸并刊登了英雄不屈的塞得港人民的照片，他们带着蔑视侵略者的气概，高举着“我们拥护纳赛尔”的旗帜示威游行。这里的记者都渴望着到塞得港，就地报道侵略者的暴行和塞得港人民的英勇事迹。有些外国记者正在访问运河区和西奈半岛。从伊士美利亚和苏伊士疏散出来的人民已经重返家园，在敌人撤退后，每天将有三千人被遣送回塞得港。重建塞得港和其他遭到破坏的城市的计划已经作出了。录下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到英法部队撤退这一连串事件的历史文献记录片已经摄制完毕，并已送给中国。
在开罗，这个很像上海的城市，一切如常，街上车水马龙。为了适合炎热的夏天气候，这里的电车都是敞开的，没有门也没有窗。像在中国一样，沿街许多小贩在兜售瓜子、花生、玩具和其它便宜的商品。这使我们想起了北京的街道。在街头的书摊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商店都开门营业，那些出卖金色埃及橘的水果店特别迷人。这儿从早晨八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是工作时间。下班以后街上热闹非常。在开罗旧城，可以看到许多卖啤酒、香烟或各种日用品的商店，极像北京的店铺。店门前，一些埃及人坐着吸阿拉伯水烟管，点烟的灯放在地上，仿佛是一座小塔。
但是战争的痕迹历历在目。开罗仍然戒备着。晚上仍实行灯火管制，街上没有灯火。只有汽车的前灯和商店里面的灯光暗淡地照着街上的行人。尼罗河两岸的桥畔，兵士们站在防空壕里，高射炮的炮口指向蔚蓝色的天空。历史博物馆尚未开放，学校还没有开学。学校不上课是因为大多数学生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同时许多学校已变成了急救站或支援前线的中心站。男女青年正受着军事和医疗训练。隶属民族解放军的国民警卫队列队走过街道，许多人背着步枪，但穿着平民服装。人们正在为难民募捐。九十年前上演过维尔迪的歌剧“阿伊达”的歌剧院里，今天正上演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它令人联想起塞得港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
门庭冷落的旅馆也使人想到战争。冬季是旅行者最理想的季节。开罗的气候宛如十月的北京，不热也不冷，树木苍翠，绿草如茵，百花盛放。人们希望，在侵略军撤退后城市生活将一切如昔。不久以前，许多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航空公司都宣布，开罗的航空客、货运输迅将恢复。听说四百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旅客将在15日到达。驻在运河区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将到开罗度假。从10日夜晚起，埃及海的灯塔重放光明。
埃及人民热爱和平，他们知道怎样憎恨敌人，怎样热爱朋友。埃及人民十分重视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虽然我们到开罗才几天，但是我们已深深感受到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军官、士兵和老百姓都向我们表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当我们驱车或者步行街上的时候，埃及人总是很惊奇地看我们，彼此说：“苏伊尼，苏伊尼！”（意即中国人）。在动物园里，一位坐在草地上的中年妇女迎着我们说：“真主保佑你们”。有一天在街上，一个人止住我们问：中国人吗？接着逐个地和我们热情握手，一面说着：欢迎，欢迎。要把所有这类的事都写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经过战争与和平、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的考验，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加强了。 （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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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札记
西方标准还是东方标准
美联社的记者韦恩从开罗发了一条消息，对埃及经济情况稳定，感到无限的惊奇。
他说，埃及人民在最近几个月的英勇斗争中，埃及的经济情况居然没有发生“任何恶化”。埃及“商店中有着大量的食品和大多数必需品。没有实行配给。没有通货膨胀现象。”
的确，如果拿埃及的情况来同英法经济情况对照一下，就更值得惊奇。
但是，这位记者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摸不着头脑，他惊异地说：“埃及的经济似乎在一张魔术地毯上行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在支持它。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在推动它。没有人知道它要到那里去。但是，它还能保持不垮。”
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承认，“西方的标准”对埃及是不适用的。他说：“根据西方的经济标准，这个国家应该陷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但是，事实并不如此。
这位记者没有说出他们所信奉的“西方标准”是什么。但是，一贯被西方奴役者所轻视的东方被压迫人民，对这个标准却是很熟悉的。埃及人民最近也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大老爷曾断言，他们拒绝贷款给埃及修筑阿斯旺水坝，就能使埃及屈服。后来他们又断言，对埃及的“经济封锁”，会造成埃及经济的崩溃。
英法侵略者更认为，他们的“炮舰政策”决没有过时，只消几小时，埃及的抵抗就会瓦解。
然而，现在，不是“西方的标准”，而是反殖民主义的东方的标准灵验了。
东方的标准是：不依靠美元，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
东方的标准是：“经济封锁”也罢，“炮舰政策”也罢，都征服不了敢于站起来争取独立自由的人民。
倒霉的不是粉碎“西方的标准”的千百万人民，而是死硬地拒绝接受东方的标准的一小撮吸血鬼和冒险家。
实际上，这位记者如果肯正视现实，这样的结局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而且他还可以得到必要的教训。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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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札记
对“人权”的“新的认识”
艾森豪威尔总统最近突然关心起“人权”来了。
几天以前，他宣布把1956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八周年纪念日——规定为“联合国人权日”。到了这一天，他又发表一个声明，慷慨激昂地唱了一番高调。
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忽然起想“人权”来了呢？总统先生说：匈牙利反革命匪徒的下场使得他“心中充满了悲痛的情绪”，因此他认为今年“自由世界有极为迫切的原因要以新的认识和决心来纪念人权日”。
谁都看见：当匈牙利反革命匪徒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正直的爱国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暗暗称快，默不作声；但是当这些杀人犯被镇压下去以后，“悲痛的情绪”就涌上了总统的心头。原来，在总统先生看来，“人权”就是刽子手杀人放火的“权利”；如果有人制止了这些刽子手的恐怖行为，那就是“人权”受到了“否认”。
其实，要求对“人权”有“新的认识”，这也并不是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的新见解。在美国，由美国人民的伟大祖先在1791年通过而列入宪法的“人权法案”，早就被统治集团看成不合时宜的眼中钉了。因此，他们在1952年12月中旬把写着“人权法案”的宪法原稿从人民的眼前搬开而埋葬地下。于是，三K党、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委员会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来放手行使他们残杀黑人、镇压工人、迫害进步人士的“人权”了。
记得在1952年1月，曾经当过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的豪塞·费盖列斯先生在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上答复过“在美国有没有人权”这个问题。他说：“只在纸上，只在宪法原稿上。”但是，这位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过去的总统还应该知道，今天在美国写在宪法原稿上的早就算不得“人权”了，美国统治集团对于“人权”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