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改变头重脚轻现象 切实加强基层组织
黑龙江水利厅精简上层充实下层
确定抽出总人数的38％的人员下放到专区和县
编者按：不少领导机关已经开始精简机构。凡是进行了检查的机关，都承认自己的机构太庞大，人员太多，应该进行精简。可是抽调较强的人员去加强基层组织的决心还很不够。因为我们目前国家机关的基本情况是上面的人太多，下面的人较少，上面的机构太大，下面的机构较弱。只有精简上层充实下层，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真正改变头重脚轻的状况，把工作作得更好。在这一点上，黑龙江省水利厅的作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不仅下放38％的工作人员去充实下层，而且其中还配备了五分之一以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工作人员。
本报讯 黑龙江省水利厅根据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的精神进行整编工作，决定精简下放的人员占全厅总人数的38％。
该厅自11月以来，先后在厅的党组会议及厅务会议上研究了这项工作，并动员各处室科的负责人检查水利系统机构上存在的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全省水利系统机构头重脚轻。省内数百名水利技术干部都集中在厅内，各县则十分缺乏水利技术干部。有的县今年发展农田水利的任务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干部。许多技术问题县里不能解决，厅里又难及时解决。这样厅的工作十分被动，各专区和县还有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干部集中在省厅，经常派出工作，出差旅费也大大增加；因为上层机构庞大，生活安排等方面也都增加了困难。水利厅内部机构重叠现象也很严重，厅里有财务科，工务处、勘查设计处也有财务科（组），每个科都有出纳、会计，一个厅作财务工作的共达三十二人之多，不仅对工作没好处，相反经常碰头影响工作。总务工作也有类似情形。
根据检查出的问题，水利厅和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协商，初步确定了精简机构的方案。方案确定，全厅八百六十人中除已下放一百五十人以外，还将继续下放一百八十人，占总人数38％强。下放的人员首先充实缺乏或没有水利技术人员的各县，下余人员分配到各专区。水利厅并决心在这次下放的一百八十名人员中，配备上五分之一以上能够独立工作的同志。
第4版()
专栏：
四川省农业厅
机构臃肿 人多事少
人多并不好办事：滋长了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
本报讯 据四川日报消息：四川省农业厅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
1954年，农业厅共有一室，八科，一百二十四个工作人员。现在农业厅已增为二室，四科，六局（其中有两个局实际已成立只是没有正式宣布），四百零三个工作人员（还不包括派出的勘查队和工作队人员）。大多数局都是由原来的一个科扩大的。每一局内又分设三至六个科。人员比过去增加几倍，但业务范围并没有扩大，工作量增加也很少。例如，去年年底，粮食作物科只有十八个工作人员；现在扩大为粮食作物局（还没有正式宣布），下分设五科，工作人员增加到四十八人，工作范围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又如，农业厅内原有一个专管经济作物的经济作物科，今年这个科扩大为经济作物局，人员由十七人增至三十八人。又同时增设了蚕桑管理局。虽然蚕桑管理局接管了原由西南纺织管理局管理蚕桑业务，但是原来的经济作物科也管蚕桑。
机构这样重叠，不少人只有很少的事情可做，有的人甚至闲着无事。今年由学校毕业被分在各局、科的五十多个青年，很多人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有的人每天只做两小时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就反复阅读报纸。有的人向领导人和人事部门写信请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机构庞大重叠，行政人员自然随之增多。厅有秘书室，局有秘书科，各科又有文件收发保管和统计表报人员。很多人所学非所用，人材被大量闲置着。例如畜牧局的四十一个工作人员中，有十七人是大专学校畜牧兽医系科毕业的，有二十一人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但真正作业务技术工作的只有七人。
这就助长了文牍主义的发展。农业厅今年7月成立了两个局之后，全厅向外发的表报就比前一个月增加一倍以上，发出的正式公文比前月增加了30％以上。
随着机构的膨胀、文牍主义的发展，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在滋长。据许多专区和县的农业部门反映，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农业厅的帮助；同时，由于一般化的文件指示过多，还给他们增加了转发文件、传达和向下布置的麻烦。譬如，今年由外地引进的银坊粳稻种子有的带有病菌，稻种分配下去之后很久，农业厅才通知各地用“福尔马林”浸种，并要各地自行购置农药。遂宁专署农业科明明知道买不到“福尔马林”，但也不得不向下照发农业厅的公文。遂宁县因为买不到这种药，一部分粳稻发生了严重的稻热病。
第4版()
专栏：
打毛衣·晒太阳·看小说
安徽部分省直机关人力就被这样浪费
本报讯 据安徽省直属机关初步检查，有些单位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是严重的。省工业厅原来的编制只有二百多人，但现在实有工作人员已达四百八十多人。很多人没事干（特别是分配去的大学和专科学生）。在工作时间到处都可以看到打毛衣、晒太阳、看小说的工作人员。省公安厅劳动改造局现有干部二百多人，许多人因没有事情干而情绪不好。据该局干部反映：全局只要现有三分之二的人就够用了。
第4版()
专栏：
漫谈精简
乐闻
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时间不算短，关于精简节约紧缩编制的报告也听过两三回了。每次听报告，都感到不精简确实无以对国家和人民。但报告过去了，境况还是依然。机关的编制并没有紧缩，人员并没有减少，相反地，机关部门越来越多，一批一批人员从四面八方走进了我们机关的大门。
为什么年年精简，机构反而年年增大呢？我以为，原因有这么几个：
解放以来，在机关中有一套不成文的条例，名为“正规”化。“正规”化当然有别于“游击”化，一件事不论大小，部长批给司、局长，司、局长批给处长，处长批给科长，科长批给科员、办事员，层层下达，又层层上报，办了几个月办不好，甚至愈弄愈糊涂。下面有事找领导机关请示，也是先从科员、办事员而科长，而处长，而司、局长，而部长……。似乎层次少了，人手少了，“正规”化就“化”不了。当然，不是所有干部都愿意这样做，但既然有人，不能没有工作，既有工作，不能没有制度，开始感到不习惯，慢慢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
有人认为：事业多了，工作繁重了，就要加强领导。加强领导的办法，又似乎只有扩大机构，增加干部。虽然，我们并不一律反对这样，问题是机构可不可以小些，层次可不可以少些，人员可不可以精简些，以便使机构充分发挥其作用，人员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呢？
我听过的一个报告中说到，某某机关从一百多人减少到几十个人，工作照样办好了，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但减少的人员到那里去了？到最缺乏干部的地方去了吗？到基层单位去了吗？不是，旧机关人员减少了，新的机关成立了，原来机关整编来的人员，还不够新的机关的需要，还要大量增加人员，还要从下面抽调干部，这样的精简，到底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
在精简节约中，还有一种说法，行政机关应该减，事业单位不能减，因为事业单位不只是工作需要，而且事业单位有收入，不要国家负担。因而一个地方只有几个电影放映队，可以设三个专职干部管理；一个门市部每月只卖两元钱的货，可以设三个售货员。我们要问问有这种想法的人，像这样的“事业单位”的干部所花的钱，到底是国家的还是领导干部从自己家当里拿出来的？我想，精简不限于行政机关，凡是人多事少的、浪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都应该精简，否则，精简节约就不会彻底，许多事业单位将成为“避风港”和“防空洞”。
现在，中央正在号召增产节约紧缩编制，回顾一下我们几年来在精简中做过的事，吸取必要的教训，我想是有好处的。
第4版()
专栏：
“精简”一法 韦启美
第4版()
专栏：
芒市
芒市，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和我们的友邦缅甸毗邻，距中缅两国国界只有几十公里路程。芒市四面环山，气候是亚热带，现在，在祖国的北方已是千里冰封，而这里还温暖如春，鲜花盛开。这里的居民是傣族和汉族，1952年还只有七百九十九户，现在已在千户以上了。远在古代，这里就是我国通往缅甸的道路之一，不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和缅甸联系都很密切。但由于反动派的统治，这种联系不断受到阻挠。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队由缅甸侵入，芒市曾受到极大的破坏，几乎成为废墟。
解放后，芒市新生了。仅去年一年，国家投入基本建设方面的资金就达七十八万多元，建筑面积约有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公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中共德宏工作委员会、民族医院、新华书店、贸易公司……都相继建立。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共三层，是市内最高大的一个建筑物。市内还有潞西民族中学，开办于1952年，是整个自治州成立最早的一所中等学校。最初，来这里读书的只有六个人，今年春季已达五十人。市的东北部，还有一所民族医院——潞西民族医院。院内除设有门诊部外，还有一个住院部，能容五十张病床。医院的设备比较完善，有万能手术床、太阳灯、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一般的剖腹手术都可以做。医院里的护理员，有傣族的，也有景颇族的，内科、外科、妇产科的护理工作，她们都能担任，有的已能担任大手术的助手。芒市的西南部，有新华工厂和德宏热带作物试验场。新华工厂生产糖、酒和粉丝。在德宏热带作物试验场内，培植着多种亚热带的植物，场内有广阔的林地和各种作物的苗圃。
这里的居民，都有赶街的习惯。街期五天一次，俗称“街子天”。赶街的人，平时在三千左右。丰收以后，人数可达七千。来这里赶街的，有傣族、景颇族，也有傈僳族和汉族的人民。从山上来的景颇等族的人民，背来了傣族需要的茶和烧柴，傣族和汉族则供应他们需要的日用品。在这里，人们能够买到上海的花布，天津的毛巾，广州的胶鞋，重庆的牙膏、肥皂等两千多种商品。
中缅两国成千的边境人民，最近将在这里举行联欢大会。可以相信，通过这一广泛的联欢活动，中缅两国边境人民的传统友谊必将进一步发展，芒市，也要在中缅两国友谊史上留下它光辉的一页！（附图片）
芒市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又是连贯中缅两国的“滇缅公路”的必经地。市内风景极为幽美。这是芒市著名的佛塔——“风平金宝塔”，具有傣族人民传统的建筑艺术特色。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第4版()
专栏：
外逃蒋军和家属
十五人携械归来
据新华社昆明14日电 逃往外国的蒋军“滇南军事联络组”排长吴国中、小组长诺开祥等四人和他们的家属十一人，在10日从国外回到了云南边疆某地。他们带回司登式冲锋枪一支、步枪四支、子弹四百多发、手榴弹二枚、马两匹和其他物资。
第4版()
专栏：
一场关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争论
方亢
不久以前，在南方日报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的争论，它是由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广东省花县党的组织强迫农民收割未成熟小麦的报道所引起的。从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出，许多干部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认识不清的，甚至盲目地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辩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共花县县委员会为了提早早稻插秧时间，决定全县农民在4月5日以前割完春收小麦。当时不少干部不同意这个决定，因为有些地方的小麦还只有四成到八成熟。县委会不仅没有考虑这些干部的意见，并且批评了这些干部。领导冯村等乡工作的县委委员邓耀光受到批评后，就命令干部督促群众割了生麦，这样，单冯村乡就损失麦子三万斤以上。这当然引起了群众的非常不满。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许多读者写信给南方日报，对这个事件表示愤慨，一致认为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必须纠正。而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干部发生强迫命令的根源，同样值得注意。这个报道还引起了花县一些县委委员的不满。读者李四写信给南方日报，批评该报记者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测乱下结论”，是“给错误作了不公正的辩护”。李四的信发表以后，就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反对他的意见，但是也有一些读者支持他的意见，于是一场争论就在报纸上展开了。
争论接触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谁“给错误作了不公正的辩护”。李四以及和他意见相近的读者认为：第一，花县县委会4月5日以前割完小麦的决定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证据是收割生麦的，只有冯村等乡的三千多亩田，并没有在全县范围内同时出现。第二，县的领导机关对这个事件只负“一定的责任”，而记者却把主要责任推给县的领导机关，因此是不公正的，是为领导冯村等乡工作的县委委员邓耀光的错误作辩护。
花县县委会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呢？许多读者认为是不正确的，李四等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它前后矛盾。读者伦庭鹄指出：这个决定既然说是“正确”的，就应该表扬才是，为甚么又说县的领导机关必须负“一定的责任”呢？其次，李四掩盖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4月5日以前小麦尚未成熟的，不仅是冯村等几个乡。读者朱五、洛夫等指出，该县小麦成熟最早的联合农业生产合作社，在4月5日还有19％的小麦未成熟；全县实际上在4月15日以前还未割完小麦；割生麦事件之所以没有在全县范围内出现，只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没有机械执行县委会的决定。而且即使小麦未完全成熟的仅仅是冯村等几个乡，县委会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也应当考虑这一局部的情况，使决定能够灵活地适应各个地区的情况。只考虑小麦成熟早的局部（即使这个局部比较大），而要小麦成熟迟的局部（即使这个局部比较少）机械执行统一的规定，仍然是会犯错误的。同时干部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提过意见。据邓耀光和花县其他一些干部对记者说，当时邓耀光曾经提出意见，他认为这个决定行不通。就是为李四辩护的读者唯真也承认：在县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部分地区如狮岭、炭步、赤坭等区的干部，都认为4月5日完成割麦任务有困难，原因是：第一、小麦未全部成熟，第二、劳动力调配有困难。但是县委会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些意见，仍然一意要下边执行这个决定，结果造成割生麦事件，难道可以说同县委会毫无关系，或者仅仅负对干部教育不够的责任吗？
李四的意见，是代表了花县县委会一些主要负责干部的意见的。在报纸揭发了割生麦事件以后，县委没有认真地吸取这一错误的教训，更没有通过这一事件，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相反地，却斤斤计较谁负主要责任，甚至像李四那样，反过来指责进行报道的记者。
李四以及和他相近的读者还认为，割生麦事件只在冯村等乡发生，而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生，可见这只是个别领导干部的思想品质问题，不是整个县委会领导的问题。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许多读者指出：这类强迫命令的事件，不仅发生在冯村乡和花县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在阳春、英德两县发生过，那里的农民同样受到了损失。这就说明了强迫命令作风在今年上半年领导农业生产的工作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
为什么会普遍地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合作化运动中批判了保守思想以后，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了发展，他们不认真调查研究实际情况，不从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出发，什么工作都强求一律。他们领导生产，不管山区平原，一律以稻谷生产为主；种植稻谷，又不问水利、地质、人力等条件怎样，一律用一种良种，甚至连插秧也有统一的规格，播种、收割的时间也有统一的规定。例如广东今年的早造插秧，从省委直到地委、县委、区委，都规定了同一的插秧时间；这些决定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凡是机械地执行的，就一定碰壁。
这种错误的决定，并不是没有修正的机会。执行决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是接触实际的，是能够发现领导机关决定中的错误和片面的地方的。花县就有不少干部对县委的主观主义的决定，提出了不同意见。因此只要领导机关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可以将不全面的或错误的决定加以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不但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不同群众商量，而且在执行决议的时候，对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而是依靠命令办事。这种情况，不仅县委一级的领导机关存在，省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同样存在。读者章茴指出，广东省委规定今年的早造插秧工作全省要在“谷雨”以前完成，省委主办的“区乡干部报”就一再强调必须按期完成，谁不完成就以失职论处。这样从省到专区到县，一级级地把任务压下去，强制群众执行，怎么会不大量地产生强迫命令的现象呢。有些人说，邓耀光是对花县县委会的决定提过意见的，那末，为什么县委会不好好地考虑这些即使是个别的少数的意见呢？为什么不好好地考虑和研究一下下面的实际情况呢？有人说，邓耀光没有对县委会的决定提过意见，那末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敢提意见呢？为什么县委会议讨论重大的工作问题时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呢？不管是那一种情况，不是都一样地证明了花县党组织的民主空气很薄弱吗？不是都一样地证明了花县党的领导机关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没有认真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吗？
由此可见，花县割麦事件之产生，固然是邓耀光强迫命令的结果，是同他的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是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决定和不民主的作风所逼出来的。因此，在讨论花县割生麦这个事件时，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一个人的品质，而不从中吸取普遍的教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今后就难免不再发生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错误。
第4版()
专栏：
一个县城“失踪”了
鞍山钢铁公司一个同志的爱人在河北临城县工作，最近这个单位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联系，希望把这个同志和他爱人调在一起工作，但人事局回信说：“我省无临城县，请与其他省联系为盼。”
临城县明明摆在河北省的地图上，是这个县城失踪了呢？还是人事局的干部既无知而又不负责任呢？ （谦）
第4版()
专栏：
死而复生
内蒙古交通厅公路局给在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病的李长春工程师寄去双挂号信一件，不料退了回来，信上写着五个大字：“此人已死亡”。
公路局大吃一惊，急忙打长途电话询问，院方答复是病人的病况已经好转。
一个人死而复生了。不知道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哪位“判官”在任意判决病人的生死存亡？
（史毓锐）
第4版()
专栏：
“八个大文件”
不久前一个早晨，安徽巢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同志都在办公室讨论“八大”文件。从来不参加学习的财政科科长端着茶壶踱了进来，作了如下的“训话”：“你们发言要积极些嘛！上级既然布置我们学习八个大文件，这八个文件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地学、反复地学，一遍、两遍、三遍，把它背熟也未尝不可。”
科长的话说得很漂亮，可惜的是，“八大”文件并不是八个大文件。 （刘潮）
第4版()
专栏：
靠检讨过日子
北京和平里邮局工作制度不健全，经常不按期投送报刊，一个读者订了半年杂志，第三季度一本没有收到。读者提出意见，他们就给读者送一份油印检讨书，但“检讨”之后，工作依然如故。
开动一次油印机比改进工作容易得多，难怪他们不在工作上动脑筋了。 （张桦龄）（附图片）
肖里 插图
第4版()
专栏：读者来信
岂只是缺乏照顾编辑同志：
长沙市湖南戏院和长沙市火车站等单位，机械地执行购票排队的制度，对残废军人很不方便。如今年11月6日，有一位下肢瘫痪的残废军人到湖南戏院购票，他拿着介绍信请求不排队，但是，该院的工作人员却冷冷地说：“如果残废军人都要照顾，那我们就不用卖票了”。后来双方争吵起来，直到把该院的经理吵出来后，才允许这个残废军人优先买了票。又如今年7月22日，一位失去一只腿的残废军人手扶双拐到长沙市火车站东站购票，他虽然拿着介绍信，但是，售票员不看也不理。无奈，他只好排队，直等了一个多钟头才把票买到手里。类似这种不照顾残废军人的事情，在长沙其他影院戏院也发生过。我认为他们这样对待革命残废军人，不仅是缺乏应有的照顾，而且丧失了阶级友爱和同情。希望长沙市有关部门设法改善这种不良情况。
李长鸣
第4版()
专栏：台湾近况
美国垄断资本继续增加 当地工商业户纷纷倒闭
据台湾报纸消息，美国垄断资本在台湾的投资继续增加。美国艾特那标准工程公司总经理史瓦斯维特在本月初到了台北，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官员陈诚、俞鸿钧、江杓等商谈美国资本在台湾投资设立钢铁厂的问题。已经控制了台湾电力工业的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台湾分公司，也打算向这个筹划中的钢铁厂投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台湾民营钢铁工业界的恐慌。几年以来，由于蒋介石集团的重税压榨和美国制品在台湾倾销，使台湾企业界开设的唐荣铁工厂、大同制钢机械公司等产品滞销、经营困难。如果美国在台湾享有优惠条件开设钢铁厂，台湾原有的钢铁工厂将更加陷于绝境。台湾钢铁工业界代表在本月3日曾向蒋介石集团高级官员提出意见，希望首先帮助打开台湾省产钢铁制品的销路和改良现有炼钢设备，再实行让美国人设厂的计划。
设立在台湾苗栗县头份镇的“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头份工厂”已经在最近开工试车，美国冯柯享公司对这家工厂投资二十五万美元。蒋介石集团行政院最近还批准了美国达杜林公司向台湾扬子木材公司投资五十万美元，使美国资本控制了这家木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在这以前，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对台湾“中国石油公司”的投资达到二百万美元，并且派出美国技术人员到处勘探台湾的油矿，加以开采。
美国垄断资本在台湾投资的条件非常苛刻，台湾电力公司被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资本势力渗透后，甚至电费高低、电力供应和公司人事任免等都受到美方代表的干涉和控制。美国英加尔斯造船公司的投资，更连台湾造船公司也吞并了，把它改组为“英加尔斯台湾造船船坞公司”。由于害怕引起台湾人民更大的愤慨，蒋介石集团对于同美国各个公司订立的投资合同的内容，大部分不敢公开。
台湾报纸报道，最近台湾商店和工厂纷纷倒闭。在嘉义市，光是制鞋厂就倒闭了六家。苗栗县已经开设了十多年的泉春碾米厂、台北市宝马车行和金记商行等许多店户，最近也被迫关门。这些倒闭的工厂和商行都负债累累。
台湾报纸说，台湾社会购买力日渐下降，市场萧条，加上蒋介石集团的重税压榨，是台湾民营工商业户纷纷倒闭的主要原因。
消息说，现在勉强维持营业的台湾民营工商业户，也都陷入困境。许多工厂都因产品没有销路，资金周转困难，处在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如台湾农林公司的大部分工厂现在经营都非常困难。目前台湾许多商店都靠高利贷款撑持下去。高利贷的利率最低也要每百元月息五元。
第4版()
专栏：台湾近况
强硬施行法西斯式教育 台湾青年学生备受迫害
蒋介石集团成立的“青年反共救国团”毒害台湾学生的活动，在台湾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台湾报纸透露，蒋介石集团成立这个反动组织，除了用它来对台湾青年施行法西斯教育外，还常常利用它来胁迫台湾青年参加蒋军。在今年夏天毕业的七千二百多名台湾高中学生，有四千四百多名被这个反动组织强迫投考蒋军军事学校。向台湾青年勒索各种“捐款”也是这个反共组织的经常性工作之一。这些都使台湾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很反感。
最近一家台湾刊物发表了一个台湾教育工作者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蒋介石集团“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活动，是对于台湾“当前教育最具恶劣影响”的事。文章说：这个反共组织强迫台湾大学生和高中学生一律参加，因此“在同学办入团手续的时候，多有怨言，而且也使青年学子的心灵上，印上一个很不光明的痕迹。”这个反共组织还经常干扰台湾各大、中学校的行政工作，使“学校当局没有不深感头痛的，可是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是连怒也不敢怒。”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