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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富兰克林、居里夫妇纪念会上
为了人类付出宝贵的劳动
海伦娜·郎之万的讲话主席先生：各位夫人、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这次，我们能够在这个纪念会里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使我的丈夫和我，受到极大的感动。
今年，1956年，是皮埃尔·居里逝世的五十周年，同时也是伊仑
·约里奥·居里夫人不幸逝世的一年，同她父亲一样，她离开她的工作和她的家庭太早了！
皮埃尔·居里的名字，和他的妻子玛丽·斯谷都夫斯卡一道，由于他们发现镭而对原子核物理学所作出的贡献，常常被人们所称道。
兹沃托夫斯基教授已经和大家谈过这门科学的光辉发展，和它对全人类的可以有利，也可以有害的应用；并且由此在各方面所引起的注意。
皮埃尔·居里在1859年5月15日诞生，地点在他父亲工作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所的附近。他是额任纳·居里医生的次子。额任纳·居里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本来希望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在科学工作里，但是家庭负担的重荷——他的结婚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出生——使得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居里医生只有在对科学的热爱中去培养他的两个孩子，并且保证他们获得适当的教育，引导他们的志趣去热爱自然科学。皮埃尔和耶克·居里没有接受过经典的教育。这事实无疑地在皮埃尔·居里的性格上留下一种强烈的影响；而且也帮助了他发展他科学的才华。
拿皮埃尔·居里的科学生活——自1881年起至1906年止——和玛丽·居里自1897至1934年之间的科学生活相比，是很有兴趣的。玛丽·居里的毕生工作差不多全部从事于放射性的研究，因此她是在物理学上的一个特别部门内钻研的，这正如今日差不多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皮埃尔·居里却相反地代表着上一世纪的科学家。对于他，整个物理学部门是他所熟知的，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灵活的实验家，又是一个仪器与新技术的创造者。
皮埃尔·居里十八岁的时候就获得了物理学的学士衔；同年为了补助自己物质上的需要，他担任了巴黎大学理学院助教。在那里，他工作了五年，开始了他的最初的实验工作。
他和他哥哥合作，从事晶体的研究。在这个工作中，他引起了对于结晶学的对称概念，并且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压电现象，和它的反现象，即晶体格子受电场的作用而引起形变的现象。
压电现象的研究使居里兄弟建立一种静电测量的工具和方法。利用了压电石英片，配合了新的静电计，从此可以将极微弱电流的绝对值测量出来。
1883年皮埃尔和耶克·居里分开工作，皮埃尔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在巴黎市立理化学院先担任实验室主任，后任教授职务。皮埃尔在这学校内工作了二十二年，度过了他的几乎全部科学生活。
他的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使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事实验工作。他致力于晶体对称性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的扩展最后成立了一种可以适用于一切物理现象而毫无例外的“对称定律”。
皮埃尔·居里在这个研究范围内所做的工作是很基本的，虽则以后他改换了别种研究范围，但是对晶体物理的研究，他时常保持着一种热烈的兴趣。
后来，皮埃尔·居里在一个楼梯和一间学生实验室之间，设置了一间研究室。就在这狭窄的走廊里他完成了他的著名的磁学研究，也就在这里他造成了现在全世界都采用的准确的居里式天平。
因为科学工作上的关系，他和在1892年来到巴黎的年青波兰女学生玛丽·斯谷都夫斯卡发生了感情，在1895年7月25日他们结了婚。
我们知道，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的共同工作，是起源于贝克勒尔发现的当时所谓“铀射线”。把铀盐置放在照相板上，就会使照相板感光，好像普通光线的作用一样，或者和当时伦琴所新发现的X射线一样使照相板感光。
玛丽·居里就负起寻找这些神秘射线来源的研究工作，当作她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需要一种准确的定量方法，以测量所放出的射线。因由于皮埃尔和耶克·居里研究成功的极微弱电流的测量技术，才使得这些射线所引起的游离电流的测定成为可能。
我们谈谈他们的实验情况也许不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缺少良好的条件，他们不得不在一所当作仓库和机械室用的玻璃棚内工作。这样的环境对仪器的正常运用，不只一次地造成严重的困难。我们可以见到，在他们的研究记录本中记录静电计测量结果的那一页上写着：游离室的温度：6度，后面画着三个感叹号。
玛丽·居里很快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来了：发出的射线是铀原子的一种特性。射线的强度与化合的形态既无关，与温度、压力等外在的环境也无关。她于是着手研究是否其他的元素都具有铀的特性。在所有已知的元素里，只有钍有相似的放射性，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到若干含铀或含钍矿物中具有“异常”的放射性，这种放射性的来源是否会由于矿石中还含有一种未知的微量物质呢？这种假说是值得去确定的。皮埃尔·居里从这时开始，放弃了晶体研究工作，把精力帮助玛丽·居里。我们在他们的研究记录本上知道，他随着他的妻子密切地工作，并且已经参加了若干次实验了。
用普通方法进行的化学分离，但是用放射性测量来检查分离结果的方法，不久即在原始的沥青铀矿中认出了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比铀的放射性更强：“钋”就在1898年7月被发现了。不久以后，镭也被发现了。
玛丽·居里，想把她祖国的名字：波兰来命名她发现的第一个放射性元素，但最有兴趣的元素还是她在以后发现的镭。
我们可能会想，工作的要点到此已经完成。其实并不，现在需要把尚在痕量状态的钋和镭和它们在一起的铋和钡分离出来。事实上，化学家们对只由射线显示出来的新元素是否确实存在，还抱着极大的怀疑。只有在他们面前放着一些纯的镭盐，和测定镭的原子量的时候，才能说服他们。
为了取得这个结果，需要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作多年的努力：必需处理沥青铀矿残渣好几吨而无一人帮助。玛丽·居里在她为皮埃尔·居里所写的书中写道：“就在我们工作的这个时期，我们常常因为缺乏适当的条件而感到极度的不利。缺少地方，缺少金钱和助手。”她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后谦逊地以“小说体”写着“乏味的科学家工作的小屋”。实际上这间著名的小屋，却没有通风橱以排泄有毒的气体，在冬天又常常结冰，屋子里面的尘埃常常落到放置珍贵的化学物质的器皿内，还伤害了他们的健康。
经济的窘迫，使得皮埃尔和玛丽·居里不得不加重兼任教师的职务。皮埃尔·居里在1900年担任巴黎大学讲师，玛丽·居里则在巴黎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讲课。教学工作更扰乱了他们的研究，因为他们一个方便的研究室也没有。到1903年时，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两位法国伟大的科学家，还没有适当的研究所呵！
我们可以从皮埃尔·居里的话中，知道当时对他为此努力然而无效所感到的苦闷。他说：“请您代我谢谢部长先生，并且通知他，我丝毫不需要加以任何褒奖，我最大的需要是一个实验室。”
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们可以特别指出的是：放射性诱导和射气特性的研究；镭发生热量的发现，镭射线的生理效应的研究，这些效应成为“居里治疗术”的原始。
皮埃尔·居里意外的死亡残酷地中断了他和玛丽·居里的从未间断过的科学合作。玛丽·居里一个人继续研究，测定纯镭的原子量和制定镭的标准，以便各国实验室的测量结果可以互相比较。后来，她也继承着皮埃尔·居里，在巴黎大学任教授，并且建立了镭学研究所。
1914年的战争中断了玛丽·居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她参加了爱克斯光治疗机的建造工作，并且把它们装置在战地医院里。
战后，玛丽·居里把自己完全贡献给新的研究所。这个巨大的研究机构成了差不多所有的法国从事于放射性和原子核物理学研究人员的源流。研究所对其他国籍的研究工作人员也同样大大地开放着。
玛丽·居里在1934年由于长期的放射性影响染上危险的贫血症病逝。镭学研究所首先是由安特烈·德比耶继续领导，后来又由伊仑·约里奥·居里夫人领导，成为法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中心。现在它是由佛德烈·约里奥—居里先生领导着。镭学研究所正在奥尔赛建筑的新实验室将重新成为原子核物理基本研究的地方。这个研究中心也将保证原子核物理和其他有关科学的联系。
这个关于皮埃尔、玛丽·居里事业的简短的历史，事实上证明了科学的各个领域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丰富其内容。在我们这个由于研究技术的发展而特别需要专业化的时代，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像过去的世纪中，由于皮埃尔·居里一个人工作而获得的结果，现在只能在集合许多种专家并且在紧密合作之下的基本科学研究机构之中获得。我们也不能忘记，在现代若干科学门类中，正如原子核物理一样，是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实用范畴的。
从这点看，国家的社会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了，它能够决定各种门类的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的调和与发展。
皮埃尔和玛丽·居里的生平也向我们说明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缺乏会是怎样情形，或者若干社会组织的存在，对于科学工作者会有怎样难以估计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玛丽·居里说过：“科学家们为了尽他自己可贵的天职，为了人类而付出他宝贵的劳动，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他们的奖勉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思想的服务者，对于他们所必需的研究工具，他们有没有呢？“他们是不是有生活上的保障而无虞于贫乏呢？皮埃尔·居里和其他许多人的例子，证明了一切都没有。相反，为了获得可以工作的条件，人们常常在日常的生活忧虑上，先耗尽了他的青春和力量。我们的社会，为一种追逐荣华富贵的欲望所笼罩着，它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它不懂科学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它也不充分体会到科学是改进人类生活，减轻人民疾苦的一切进步的基础。希望这个真象能够更广泛地和更深入地传播在大众的意识里，使得我们的将来，不至于像前人一样的艰苦，让他们为人类的普遍幸福开辟新的领域吧。”
这个真相，在像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国家里，可惜还未被接受。
但是这个呼吁的价值，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象我们今天荣幸地被邀请来到的中国这个国家里实现了。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对它的科学家寄以最大的热爱，才能给以有效的注意，才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对科学事业建立最有利的条件。
按：这篇讲话是海伦娜·郎之万代表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密歇尔·郎之万在纪念会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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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阿贝·察佩克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北京来参加中国人民这个代表性的聚会来纪念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美国的创始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会本身就给予华盛顿官方所谓的对美国说来中国是一个敌对的国家那种理论以有力的反驳。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我自己的简单经历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被邀请来北京参加纪念一位美国人的公众集会。
我可以看出在新中国这方面并没有把美国或美国人看成敌人。中国尊敬美国人民的民主传统，并且不顾华盛顿官方在美中两国人民友谊道路上所布置的种种障碍，而保持了这种友谊的传统。但是必须把不曾抛弃美中友谊传统的美国人民和受到美国各阶层越来越广泛批评的华盛顿官方敌视中国的政策加以区别。因为美国官方这种政策是与现实不一致的，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我想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格言：“一个空口袋是站不直的”。
十八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第一个在国外享有盛名的美国人。在历史上富兰克林是美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第一个伟大人物；作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反对殖民地贵族和市镇绅士，他是汤玛斯·杰弗逊的先驱，是维护理智和科学，反对迷信和暴政的战士。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在半个多世纪里作为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电气实验家、发明家、以及政治家和人民公仆，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富兰克林因为科学工作得到了欧洲许多科学院的荣誉学位，但他完全是自学出来的。他的父亲是波士顿的一个蜡烛肥皂商，一共有十七个孩子。富兰克林在十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帮助父亲做蜡烛，后来成了印刷厂的学徒和印刷工人。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的工作是伴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来的伟大的科学复兴的一部分。他的经济观点是在当时欠债的农户和小人物反对放债人、市镇商人和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掠夺的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729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出版了“纸币的本质和必然性的初步调查”，这本小册子包括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劳动价值理论。卡尔·马克思指出了这一点，宣称富兰克林是第一个说出价值的真正性质的人。马克思也喜欢引用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说人是“一个制造工具的动物”。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富兰克林从没有脱离人民和当时的斗争。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花费在他的研究上面，而是用在政治活动上。在殖民主义制度瓦解的这个今天达到高潮的历史性的战斗中，他是早期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把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统一起来的初次计划起草人之一。他到英国去是为了促进北美殖民地反殖民事业，最后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美国革命驻欧洲的大使。
富兰克林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实事求是和头脑清醒的战士。他知道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唯有在美洲殖民地以外拥有朋友和同盟者才能取得胜利。他到英国和法国去组织同盟来反对殖民主义。汤玛斯·潘恩到美洲去旅行的费用就是富兰克林负担的。富兰克林编写了一部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其中包括他写的并于1773年在英国出版的两个通俗的讽刺作品：“一个大帝国可能变成小帝国的规律”和“普鲁士国王的告示”——后者是对英王自称有权对美洲实行独裁统治的一篇讽刺诗。
富兰克林是美国革命时驻法国的大使，在那里他同法国（取得了协定）商订条约，而美国革命没有法国的援助是不会成功的。在法国时，他秘密地同英国的反殖民主义的美国革命朋友保持了联系。
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在合众国富兰克林是法国革命主要的朋友和拥护者之一。富兰克林知道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和国际团结是分不开的，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同其他国家民主战士的团结是必要的，当民族独立的取得与巩固，以及各国民主力量为了拥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国际合作具有这样决定性重要意义时，富兰克林的一生与工作有着深刻的意义。富兰克林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当报纸竭力把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着的国家的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的援助歪曲成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时，回忆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教训，回忆一下那个使美国有可能独立的外国援助是有好处的。
这是历史的一个倒行逆施：那个在富兰克林和杰弗逊反殖民主义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家今天竟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支柱。离开了富兰克林的精神是极可惋惜的不幸，这个离开是许多美国人民决不认为是正确或持久的。我带来了美国文学艺术学院1955年出版的院刊。这里包括罗勃特·施尔伍德在学院里能作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祖国”为题的一篇讲演，他是一个有名的美国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作这篇讲演后就与世长辞了。
“上帝不但把爱自由，而且把人权的思想普及到地球上各个国家，以致一个哲学家可以到地球上面的任何地方去，并且说：这是我的国家”。施尔伍德接着说：
“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道理是很痛苦的……在富兰克林去世后一个半世纪多的今天，他的理想是这样的不适合时代的气氛了，以致于成为危险性的东西了。”罗勃特·施尔伍德谴责道：“在美国，我们生活和呼吸在新的高压的气候之下。”并且大声疾呼道：“现在是科学院以及研究所的成员们在响亮的抗议声中听到他们自己声音的时候了。”
你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富兰克林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它是作为合众国那些寻找国际友谊、和平共处和民主政治的道路的人们的一种鼓舞而活着。
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富兰克林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看作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和平，各国的独立和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都是重要和有好处的一件大事而加以赞许和欢迎的。理性时代的美国代言人富兰克林一定会把失去理性的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访问中国，限止美国人去中国旅行的清规戒律，以及迫害向美国人民说出中国真相的鲍惠尔夫妇等等引为奇耻大辱的。美国国务院似乎是害怕美国人民知道中国的真相，害怕美中友谊的巨大潜力。但是这种传统和潜力是永远压制不了的，富兰克林的精神是绝对消灭不了的。
我相信富兰克林的精神比杜勒斯的精神更能代表美国人民，富兰克林的精神将在美国得到胜利。那时就像北京纪念富兰克林的公众集会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纪念孙中山和鲁迅的公众集会。为美中友谊，为美中两国正常和友好的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为使富兰克林的精神在他的祖国得到胜利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按：以上这些讲话的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