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争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苏联“真理报”11月23日发表编辑部的文章
在匈牙利，反革命一度猖狂活动，并且进攻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民主制度，那里发生的事件在一切珍视社会主义利益的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
反动派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遭到了一致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曾经发表了一些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它们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的分析而引起普遍注意。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表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英勇地跟反动派的猖狂活动作斗争。
以拉科西为首的前匈牙利领导是有过错的。反动派企图利用匈牙利人民的不满情绪来达到他们反人民的目的。
匈牙利事件的过程表明，反动派企图利用那些正当地要求改善国家领导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劳动群众所累积的不满情绪，来实现他们反人民的目的。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事件中，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前匈牙利国家和党的领导是有过错的，这个领导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时候，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和在经济政策和文化建设上都犯了大错误。
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党的领导脱离了党的群众，脱离了人民，不了解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法治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拉伊克案件和许多其他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使许多正直的党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无辜受害）。在经济方面，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被用在像匈牙利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力所不能胜任的新的大企业的建设上。加速工业化速度这个口号在苏联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却被机械地搬用于匈牙利；不对经济条件作应有的考虑，就按照公式来进行不能得到原料保证的大企业的建设。
匈牙利以前的党领导和国家领导机械地抄袭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尽管有人屡次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在制定经济建设计划的时候，必须要从匈牙利的具体条件出发，并且要考虑到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在本国建立一切工业部门，因为它可以依靠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必须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农业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以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匈牙利在这方面却破坏了一定的比例。
苏联所走过的、在短时期内建立自己强大的工业的道路是由下列条件决定的，即苏联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必须非常克己和运用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我国独立的最重要的保障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整个历史进程证明了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就无法经受住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并击溃法西斯主义。
在党的建设方面，匈牙利也犯了错误，结果导致党的削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全国九百万人口中有九十多万党员。党的大门对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是敞开的，因此，各种各样的人都入了党。工人们参加党，因为这是他们的党，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建立了这个党，巩固了这个党，才可以捍卫住自己的成果，巩固自己的成果，并加以扩大。但是，涌进劳动人民党队伍的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希望利用党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异己分子、野心家也钻了进来。
党的领导对选择人民中真正最优秀的、先进的力量入党的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以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工作上做得不够。因此，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党就无法掌握国内复杂的局势，无法动员人民的先进力量去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但如此，且而党本身也处于解体状态。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对本国民族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估计。在人民民主制度十年发展期间，从匈牙利共和国基本民族干部中培养出比目前更多的人并且把他们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这无疑是有可能的。这样一些触犯匈牙利人民民族自尊心的现象得到了容许。例如，开始采用一种类似苏联式样的军装。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应予尊重的传统和民族习惯。不能要求千篇一律。难道在军队中采用同一的服装式样或者在学校中采用同一的记分制就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国际主义团结吗？这自然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并且是有害的主意，这种主意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民族感情。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拉科西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领导全盘工作的改造，相反地，他违反党内大多数积极分子的意见，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要纠正的。这样就引起了党内的严重不满情绪。党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在短时期内坚决地改正过去的错误。应当补充一句，在匈牙利报刊上、在部分的文学家和学生等中间，曾经进行了几个月的公开的反党、反政府的宣传。在这个宣传中，除了对领导的正确批评外，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要求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以及反社会主义的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同苏联的经验的对抗来作掩饰的。
拉科西—格罗的领导没有给予这些不良情绪任何反击，没有能够依靠那个时候健康的国际主义情绪还占上风的工人的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机关表现缺乏警惕性，既忽视了人民当中正当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又忽视了反革命分子日益扩大的颠覆阴谋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越来越加剧，以至于导致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街头示威。
一部分工人怀着好意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他们希望表示自己对过去领导的错误的正当不满情绪。但是，这种自发的不满情绪被反革命势力利用了。现在已经准确地查明，反革命分子是事先组织好的，他们有自己的军事领导中心，他们准备和布置了力量进行政变，派了人抢夺军火库，确定了进攻目标，动员了交通工具运输武器，建立了武器分配站。因此，法西斯霍尔蒂匪徒挑衅性行动所挑起的布达佩斯的流血事件就发生了。
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十分坦率地谈到，匈牙利事件经过了内外反动势力长期而缜密的准备，从一开始在各方面就都可以感觉到阴谋者是有经验的。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就曾经直接了当地宣布，匈牙利事件事先“我们就知道了”。西德“星期日世界报”记者在叙述一个暴乱分子的时候写道：“我看到他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德国铁十字章的略表”。“法兰西晚报”说，美国广播电台广播了“叛乱号召”，在匈牙利“挑起许多祸患”。这家报纸还承认，“最反动的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
苏联援助匈牙利工人阶级粉碎反革命阴谋，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在尽自己国际主义的责任。
匈牙利政府为了制止这些反人民分子的行动，为了尽快地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请求苏联政府派遣按照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苏军部队予以援助。苏联军队开进来并且参加恢复秩序，这样就遏制住了反动派的行动，并且迫使他们后退。
然而，当苏联政府刚刚应伊姆雷·纳吉政府的请求命令自己的军队撤出布达佩斯的时候，反革命力量就开始对共产党人、对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展开了残酷的迫害。
许多事实说明，伊姆雷·纳吉实行了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他宣布说，苏军的开入对镇压反革命力量说来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反革命分子积极反抗，并且同他们保持接触。
反革命力量没有受到伊姆雷·纳吉政府的坚决反击，而夺取了武器，建立了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武装匪帮，并且强使伊姆雷·纳吉政府接受自己的条件。这个政府实际上在国内没有任何权力，它在议会大厦里开会，通过扩音器同居民联系。而在这时，法西斯霍尔蒂匪帮却在任意残害人民，在大街上逮捕进步人士，吊死他们，砍掉他们的头。
在七八天内，纳吉政府的人员变动了好几次，而且一天比一天右倾。纳吉政府变成了反革命势力活动的幌子。阴谋分子的军事中心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纳吉政府中的一些优秀人物，像卡达尔、明尼赫和霍瓦特等同志就同这个政府决裂了。
新组织起来的政府——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决定制止流血，回击法西斯反动势力，并且向苏联请求援助。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政府决定帮助匈牙利革命力量是唯一正确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对法西斯反动派在人民民主匈牙利所干的血腥暴行袖手旁观。等到匈牙利平静下来，等到生活导入正轨，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无疑将会更好地理解和正确地估价我们的行动。我们认为，我们援助匈牙利工人阶级去粉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是在尽自己国际主义的责任。我们在这个斗争中作出牺牲只是为了堵寨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的道路，为了保卫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为了使他们能够继续发展自己的成就，过自己的生活，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在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成新的社会、为了巩固和平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将仍然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朋友。我们党认为，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自己的职责。等到匈牙利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并且它的政府认为不需要苏军继续驻扎在匈牙利的时候，苏联决不会坚持把自己的军队留在那里。
铁托认为苏联的干涉是必要的，但又说苏军对匈牙利政府的援助是“一种错误”，这种立场不是前后一贯的、符合实际的。
在外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中，铁托同志最近在普拉的演说是令人注意的。演说中有很大一部分谈的是匈牙利事件，演说正确地指出，在这个事件中反革命分子起了挑拨的作用。铁托说，“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内很快地暴露了它们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领导没有表示愿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虑到匈牙利一切内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情很快地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反动分子开始日益得势。”
铁托同志尖锐地批评了伊姆雷·纳吉政府，他说：“纳吉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这种行为。它继续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没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如果纳吉政府比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摇摇摆摆，如果它坚决起来反对无政府状态，阻止反动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的话……也许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许不会有苏联军队的干涉的。而纳吉作了什么呢？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抵抗苏联军队，并且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
正像铁托所指出的，匈牙利事件具有这样的规模，以致很明显，那里发生了可怕的屠杀，可怕的战争，结果社会主义有可能完成被消灭，事情可能最后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铁托说，虽然我们反对干涉，苏联的干涉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对匈牙利事件的正确评价。但是，铁托在这篇演说中又说苏联军队对匈牙利政府的援助是“一种错误”，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劝告他们使用军队”。不能说这种立场是前后一贯的、符合实际的。现在谁都十分清楚，没有这一援助，反革命就会在匈牙利占上风，法西斯霍尔蒂政权就会建立起来。因此，苏联军队的援助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步骤。
大家知道，苏联援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对反革命作斗争的这种行动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赞同。“人民日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写道：“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立场……当代表人民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匈牙利政府要求苏联援助的时候，当如果苏联不去援助，社会主义匈牙利的人民就将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奴隶的时候，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解决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如果在欧洲中部出现了一个法西斯的匈牙利，那末东欧和中欧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就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欧洲大陆的整个国际局势无疑就会恶化。
匈牙利事件是整个战后时期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大出击，这次出击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还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保持思想上的团结、加倍的警惕、在论述有关匈牙利事件的问题的时候有深刻的原则性。
铁托的有些论点绝不会有助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团结，绝不会有助于人们正确了解国际局势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
铁托演说中有些论点特别令人惊奇，这些论点绝对不会有助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团结，也绝对不会有助于人们正确地了解一些重要的国际局势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
首先，在铁托的演说中除开对匈牙利事件有正确的评价外，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反对的评价。铁托对听众说：“看吧，赤手空拳、武装很差的人民当他们抱定一个宗旨——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猛烈的反抗。他们已经不再在乎自己所要争取得到的是哪一种独立，对于是否会恢复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也不再在乎了，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应该保持民族独立。在人民中间占优势的就是这种想法。”第一，铁托同志在这里谈到“人民”的时候明显地作了夸张；第二，在这类现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作另外的了解。如果部分劳动人民并不关心他们是否会被（在
“自由和独立”的欺骗口号的掩盖下）戴上剥削镣铐，他们的国家是否会变为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玩物，他们是否会被拖入新战争，就像霍尔蒂的法西斯—希特勒集团1941—1944年对匈牙利人民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说，这部分劳动人民上了反动派的当。因此，这就意味着，群众不是在走向解放和独立，而是在往恰巧相反的方向走，在走向受奴役和丧失独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在看社会现象的时候，永远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直接问题：哪一些阶级对某些事件表示关心，某些形式的社会活动符合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诚然，匈牙利相当多的劳动人民阶层被卷入到事件的漩涡中。历史有过不少这种情况：反动势力把群众的民族感情给鼓动起来、燃烧起来，利用这种感情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
铁托同志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问题。
他说：“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铁托继续说，这次以色列当了大国的工具，成了对和平的危险。他指出：“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脸，并且再度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们的忠实的仆从。……同志们，这样就迫使我们要谨慎小心，因为，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维护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们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可能走向极端反动和侵略活动的温床。”
从这个正确估计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要提高警惕和团结一致。
铁托同志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对于这些批评应当特别地谈一谈。我们当然不反对批评。在莫斯科宣言中，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共同认为，我们的合作将以友好的批评和就我们两党之间的争执问题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作为基础。我们没有理由抛弃这个决议。但是，铁托同志的批评意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意见是以最近几乎已经见不到的那种语气提出来的。
苏维埃制度富有伟大的生命力，“个人崇拜”是同它极其格格不入的。铁托不应攻击苏联人的社会生活制度。
就以铁托在苏维埃制度方面所提出的基本论点来说，他坚决地强调，好像“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说，问题在于“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而实际上个人崇拜同我们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是极其格格不入的。正是立足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才能对个人崇拜进行斗争，才能在最短期间内在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同苏联的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结成联盟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党所创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战胜的威力的基础就在于：这种制度依据着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苏联的社会制度是真正人民的制度。在我们国家中已经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的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形成并且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苏联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仅得不到外界的任何物质援助，而且几十年来还有人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顽固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斗争，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终于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家，这就是生活对这个制度考验的总结。就连苏联的敌人也在经过许多实际教训之后，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总结的现实性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竭力在最艰苦的战争的洪炉中考验我们的制度是否坚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治和经济制度光荣地经受了这个最艰难的考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挽救人类免遭法西斯奴役的威胁，为许多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苏维埃制度在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力量，当时我们不但不能指望外援，而且我们自己还要帮助各个年轻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制度的力量在于它的集体主义，在于它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制度是千百万城乡劳动者为了建设新社会这一伟大目标而结成的联盟。苏维埃人的光荣事业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就在不久以前，有几十万人在党的号召下团结了起来，向荒地展开了伟大的进军，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这一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缺点。缺点是有的，我们正在对这些缺点进行尖锐的、率直的批评，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消除这些缺点。我们的缺点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出来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正确道路。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党和苏维埃国家坚决不渝地实行许多重大的措施，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严格遵守革命法制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苏维埃制度的境况就是如此，不论是战争也罢，经济封锁也罢，或者是社会主义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也罢，都不能摧毁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当然也不会被个人崇拜所摧毁。因为这个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联盟为基础的，这种制度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它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力的体现。
在这种场合，怎能不认为铁托对我们制度的批评是企图给苏联人的社会生活制度投上阴影呢？怎能不提出这个问题呢，即这难道不是在重复过去当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不好的时候曾经风行一时的那些对苏联的攻击吗？采用任何形式和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自己的事情，但是，指责别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夸耀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吹嘘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和最优良的经验，这是不是对呢？不能不看到，在南斯拉夫报刊上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一种思想，似乎“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几乎对世界上一切国家说来都是最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同时却没有谈到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肯定方面和成就。这种态度使人想起一句老话：“没有我们，太阳都升不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各个国家根据具体和客观的条件来决定多种多样的方式。南斯拉夫的道路并不是各国普遍适用的。
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创造性的多样性，是由各个国家具体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经验。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权利以中国同志的才干而骄傲，因为他们发现并且胜利地运用新的方法来解决数亿人民生活中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同志经常指出，虽然这些方法在他们国内完全正确，然而他们决不自称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还表现在它不把自己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同别的国家的经验对立起来，它巧妙地运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胜利地解决在中国建设新社会的问题。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上也有多样独特的地方。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经验、保加利亚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捷克斯洛伐克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显著成就，这一切以及很多其他方面都丰富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经验的宝库。
南斯拉夫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形式，经营管理的新方式和方法正在实践中。南斯拉夫建立工人委员会以来比较不久，自从工人委员会成立以来它的职能每一年都有所修正，可是这种形式的某些优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不过对另外一种产生不良效果的改革就不能这样说，这里指的是计划工作方面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削弱了南斯拉夫经济计划的基础并且加强了市场关系的影响，关于这点，南斯拉夫报纸也谈到过的。
用不着怀疑，好经验如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提供了肯定的结果，总会有人拥护和追随的。反过来说，如果一国采用的某种方法被别国认为是不适合的，于是就抱怨别国，这就可笑了。
南斯拉夫作者们所说的“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优越性何在呢？南斯拉夫报刊上一些文章的作者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举出某些政治性质的革新措施。但是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制度的前提是改造经济——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改造在南斯拉夫是开始了，但是，南斯拉夫同志自己也清楚地了解，要完成改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大家知道，农业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有巨大作用，然而在谷物生产方面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而且遗憾的是离社会主义关系在农村中胜利还远。大家也知道，南斯拉夫每年小麦不足数字约为六十到六十五万吨。
十分明显，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就是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由于当时的局势，南斯拉夫在许多年来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是南斯拉夫经济中的极重要部分，那么就不能承认这种道路具有某些特殊的优越性。因为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切国家都可以指望这种援助，它们不可能指望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而制订自己的政策。因此，这种道路无论如何不是普遍适用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人士援助南斯拉夫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家们承认，他们的计划中包括用一切手段来制造和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和。一分钟也不可忘记，社会主义的敌人现在仍在使用一切方法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中散布不和，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
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团结和一致，是我们伟大事业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铁托同志在演说中提出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摆脱苏联和苏共而“独立”的口号。但是，大家都知道，苏联并不要求任何人对它有任何的依赖或从属。这一点已经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我们党和政府在十分果断地纠正过去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一点可由近几年来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经验加以证明。我们勇敢地根除过去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决不顾及威信问题，首先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共产主义者联盟伸出手。谁也不能否认，苏共方面曾经并且仍在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安排关系，以巩固同南斯拉夫兄弟人民的友好和合作，以促进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铁托对苏南关系的发展和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签订的协定总的来说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同时他又责怪苏联领导人：似乎他们不愿把这些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则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铁托之所以需要这种奇怪的、完全杜撰的说法，是为了硬说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
这些论调被事实所驳倒了。
有贝尔格莱德宣言、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有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有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联合声明。在这些文件中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而铁托同志却仍然继续说什么对待人民民主国家关系上的“斯大林方针”。
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针对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的讨论，苏共中央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决议说：
“苏维埃机关、党组织和我们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员，在我们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同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切关系上，应当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完全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和考虑有关国家民族特点等列宁主义原则。苏联共产党人应当成为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模范，像一个始终不渝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所应当做的那样。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中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各国可以依据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
大家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十分注意我们党同其他一切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为基础的正确关系问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今天议论说，苏共党内有某些“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他们似乎力图把兄弟党置于自己支配之下，那就简直等于闭起眼睛不看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执行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础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且充满了巩固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充满了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一切国家之间的友谊、兄弟合作和团结的关怀、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关怀。
铁托同志在演说中号召什么呢？单干吗？但是请问，从这种道路可以得到什么？这种道路会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好处是不会有的。号召脱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友爱的大家庭不可能给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带来好处。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团结和一致，是我们伟大事业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铁托谈论“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是毫无根据的。他对兄弟党的某些领导人进行攻击和责骂，无礼地干涉兄弟党的事务，只会有害于整个工人运动。
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要求看来，铁托同志谈论其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那种语调就不可能不使人诧异。他毫无根据地把西方和东方兄弟党内一切不同意他的见解的领导人都列为
“斯大林主义者”，硬说他们具有最不良的品格。他把这些人干脆叫作“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各个共产党内的不负责任的分子”，等等。在普拉发表的这个演说通篇充满了大量的这一类对共产党活动家的攻击。铁托选择了共产党相互关系问题做自己讲演的主题，而在实质上并没有进行同志式的辩论、没有争论，而是教训、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责骂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某些领导人。演说的语调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对不同意见给予应有的尊重的情况下展开议论或争论的语调。况且，谈论“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我们党以及其他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
特别令人不可容忍的，是演说中所反映出的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轻视态度。铁托谈到阿尔巴尼亚的同志的时候用了粗鲁的、侮辱人的语气。而大家都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常常表示要维护大小国家平等、每个国家都有权持有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论点的。他们时常主张，谁也不能够在肯定真理上要求垄断。可是，霍查同志刚刚写了一篇不合南斯拉夫同志心意的文章，他们就大加责骂。也许这篇文章也可以写成另一个样子。但是为什么霍查同志不能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有南斯拉夫的同志所极力主张的批评权呢？
铁托同志在演说中不仅明显地干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事务，他还如此无礼地干涉法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包括我们的党的事务。他企图武断地评定这些党的内部状况及其领导的工作。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就此写道：“选举领导人是每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外部对这种事务的干涉只会有害于整个工人运动，这一点已经为过去所证实。”对这一公正的意见是不能不同意的。
看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就不会惊奇：铁托同志的演说在外国资产阶级集团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不禁令人想起工人运动的老活动家倍倍尔的话，他劝戒大家说，如果你受到了敌人的赞扬，就要想想你犯了什么错误。我们的敌人现在正急忙作出结论：这篇演说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严重分歧的原因，将导至苏南关系的恶化。
工人阶级事业的最高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达到相互谅解，消除对社会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发生不良后果的一切东西。
谁都明白，为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事业，不容许发生争吵，不容许转向互相攻击和恢复分歧的气氛（那些分歧由于共同的努力已成为过去）。工人阶级事业的最高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达到相互谅解，消除对社会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发生不良后果的一切东西。
正如“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所指出的，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以善意的批评，以同志态度就我们两党之间的争执问题交换意见为基础。大家知道，过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部分人当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流传有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看法，并且离开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我们党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接近的时候注意到，在重要意识形态问题上达到观点一致是须要相当的时间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问题上，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不一致的地方。
苏联共产党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兄弟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今后仍将执行两党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合作政策。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在平心静气的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同志式地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讨论和澄清争执问题。
苏联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意识到，当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发动激烈的攻势的时候，当许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人展开疯狂的进攻，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新华社）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