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告警和毖后
唐弢
读了长工同志“不会治疮就不能告警吗？”（11月30日人民日报八版）一文，我举起双手赞成。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批评，特别是用杂文形式所写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杂文一般都比较短小，我们可以要求作者对所提问题作全面的考虑，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文章里写得面面俱到。根据我们过去的传统，杂文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却不必像“买一送一”一样，同时奉赠解决问题的办法，它的作用只在于长工同志所说的：告警。
不能看轻的是这告警的意义。
从这一意义出发，我还想补充两点：第一，一篇批评的出现，固在于给被批评者看，更重要的是给大家看，这才使批评有普遍的意义；第二，一篇批评的作用，固在于使可以改正的立刻改正，更重要的是给今后工作做参考，这才使批评有深远的作用。至于什么应该立即改变，什么应该留待以后工作中修正，那就要靠被批评者权衡问题的轻重，作适当的处理。如果认为只有立刻发生实际效果的批评才算批评，那就不仅缩小了批评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在歪曲批评，或者根本取消批评。
不幸在现实生活里竟还有这样的事实，谓予不信，可以12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苏列群同志“读‘死’有感”为证，下面是最精彩的一段：
“……就是对纪念鲁迅，有人的想法也违背了鲁迅的意志，总想为鲁迅的坟墓多争一点地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纪念鲁迅似的。我以为，人们忆念鲁迅，开纪念会、迁墓、设纪念馆，这些出于由衷的崇敬，对于鲁迅要求的‘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是应该像收受‘老朋友的’钱一样，‘不在此例’的；但如果以为必须把虹口体育场挤掉，才算纪念，就同鲁迅的遗嘱相违背了。——鲁迅是从来没有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例如不乐意别人在自己同朋友把臂促膝谈心时踢足球之类），把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在几年前早就建立起来的体育场拆掉，损害广大爱好体育的群众的利益，如果鲁迅在天有灵，想来决不会同意……”如果人们读过我的“不必要的‘门当户对’”（11月13日人民日报八版），就会知道，这是专对我的文章而发的；如果人们不用苏列群同志那样的眼睛来看我的文字，也一定会知道，我所提出的是一个安排问题，同时说明谁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近年来我国体育运动的突飞猛进，我是看到的，拥护的，我认为这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在短文里一再声明，我不是主张“偃武修文”。苏列群同志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故意扭转笔头，将我形容成为过去上海滩上的“二房东”，在那里闹“赶搬家”的把戏，不仅赶，而且还要“挤”，还要“拆”，给我画上一个恶霸的脸谱。我很尊敬鲁迅先生，也自知不足以知鲁迅先生于万一，但我的确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也像军阀一样需要“地盘”，而自己又还有责任替他去争“地盘”，我佩服苏列群同志有说出这样话来的勇气！
“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对“把臂促膝谈心”者如此，对“踢足球”者也如此，这就是我主张应该有适当安排的原因。我不知道苏列群同志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我没有主张“拆”，也没有主张“挤”，因为我确切知道，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幸亏运动场可“拆”可“挤”，给了苏列群同志任意加罪于人的方便。倘使换了别一场合，譬如前一时候，由于饲养不当，上海死了一大批鸡鸭，如果我批评了这件事，难道也能够说我是横蛮地在主张把死了的鸡鸭一齐都弄活过来吗？
让我再说一遍：批评的最大目的在于告警，在于毖后。目前能够改变的，当然也应该看条件求其改变。譬如文化俱乐部前面，就可以拍网球，打篮球，踢足球（我前文指的并不是“踢足球”，可以复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锻炼场，而不必在那里开运动会，放大喇叭。这就是一个适当的处置。为什么一定要歪曲别人的意思，栽进“挤”或“拆”去呢，敢问？
我们的批评空气太稀薄了；我拥护苏列群同志这句话：不要“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见不得别人的异议。”
第8版()
专栏：
杏树为什么能在初冬开花？
黄宗甄
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第一版刊载了“一棵杏树在初冬开花”的新闻，开花的地点在辽宁省绥中县。新闻里说：“如果能由这棵杏树的启发，研究、培植出一种果树一年能结两次果子，那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呵！”
不是吗？米丘林曾经说过：“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在隆冬里，我们能够吃到番茄和黄瓜，这是园艺家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不已。对于苹果、梨、桃以及杏子，我们自然也希望一年四季能得到供应，而这就需要我们研究。
果树在一年里开花两次，其实不是新奇的事情。气候温暖地区的果树，在严冬来临以前，它们就已生出花芽的雏型，这些花芽经过冬天的寒冷的考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才能正常地开放花朵。有时这些花芽在当年的寒冷季节到临之前，就反常地提早开花了。像这样的第二次开花的现象，我们可以时常听到和看到。我自己所住的院子里，有几棵苹果树和杏树，经常地发生虫害，这几年也没有很好地施肥和灌溉，害虫很多，营养也失调，每年在秋冬之间，有些果树就开出少数的花朵。
不错，这种现象是反常的。果树的花芽并没度过寒冷的阶段，有时碰到了干旱、水涝、骤寒、雹灾，在夏天过分地修剪了树枝而树枝受到伤害，偶然施用过量的矿物质肥料，大批害虫的侵袭，叶子受到过多的药害，还有植物受到煤气和二氧化硫等毒气的熏害等等，都能引起果树在当年第二次开花的现象。也可以说，外界环境的突然变化，能刺激花芽的提早开花。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返祖现象”，因为显花植物的祖先，它在原始的时候，在原来的花芽发育周期内，恐是没有通过寒冷的低温阶段的。
也有些果树，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发生继续开花或延迟开花的事情，这和上面说的当年第二次开花的情形有些不同。这可能是头一年的冬天，寒冷来得较晚，或者冬天并不太冷，或是冬天的气候变化多端，或者当地的地形不同和气候条件有所变化，到了第二年春天，花开得很不整齐，有的先开，有的迟开，这些花朵开过之后，一般也可以结出果实。可是这样的花芽仍是去年所形成起来的，到了第二年才开放，和辽宁绥中所看到当年初冬就开花，有所不同。
既然说，当年初冬或秋冬之间的第二次开花，是反常的事情，所以即使开了花，也不一定很好地传授花粉而结出果实；即使结了果实，在严冬里，也可能会冻坏。
一棵杏树在当年第二次开花的现象，正是果树碰到了灾害的缘故。
在目前，在很多果园里，经常有“隔年结果”的苦恼事情，就是果树开满了美丽的花朵，今年丰收，第二年却会减产。“花而不实”诚然是一个问题。在正常的状况下，开了花还要为能否结出肥硕的果实而发愁。这个科学问题，正在逐步克服中。至于反常的当年第二次开花现象是不是合于自然规律呢？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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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赠书
黄栉风
如今一方面是读者嚷着书贵，出版部门嚷纸张缺乏，但另一方面，出版社赠送的新出书籍却也为数不少。不是说书刊不能赠送，但赠送得太“滥”了，就是一种浪费。不久前出版的价格相当贵的画册，就是一例。我很怀疑，出版社是否在慷国家之慨！
不久前读到许广平先生写的“鲁迅的日常生活”一文（见10月9日文汇报），其中提到鲁迅先生为了编“中国文学史”需要买一部“四部丛刊”之类的书来参考，“但是一听说需要花几百块钱的时候，鲁迅就曾经踌躇过很久，后来还是我劝他说：我们在其他方面可以节省一些，参考书籍还是去买吧！他才发了狠心买了下来。”收到赠书的人，有的在业务上也许同出版有关系，有的也许没有。有关系的，也许对某一些书并无特别研究的必要，但是出版社却凡出书必送一本。
如果按地位就可以得到赠书，那么久而久之，即便公家再拨给他十间房子，恐怕也会容纳不下这些赠品的。
书，今后大概也还是要赠的，也需要赠的。但我以为，多少应该与该书的编务有点关系。或对编纂该书出过主意，或代为校勘，或审改过稿子，或需请他批评介绍之类。总之，是为该书付出过一定的劳动或准备要付出一定劳动的。正如10月11日人民日报载胡仲持同志记1938年在上海搞“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时，后来便“领到了我的一部”，这就是完全合理的了。
如今的出版社、刊物编辑部，都要赠书、赠刊物，我建议他们按节约原则把书刊内容、赠送的对象，分别具体考虑一下，使这项工作有一些改进。滥赠的结果，会增加书刊的成本，也就是说，会不必要地增加读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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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遥远的海岸上
秦牧
中国有一千二百万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千二百万人和国内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脉搏是一同跳动着的。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无数动人的事件，使自己像喝过醇酒似地进入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虽然我离开海外回到国内来已经很久很久了。
波兰古典作家显克微支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灯塔看守人”。里面讲的是十九世纪流浪异国的一个波兰老人的故事。这老人因为反抗压迫，在国外流浪了大半生，到他衰朽的暮年，异常困倦地渴望获得一个安定的位置度过他的余生。在意外的机会中他找到了一个看守灯塔的职业。这工作是异常寂寞孤独的。整天和潮汐海鸥为伍，在偏僻的岩礁上，连人影也不见一个。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按时燃着灯火，使来往的船只不致失事。这工作很轻便，但绝对不容许误事。只要有一次的错失，他就得失掉位置，重新去作无所归依的流浪了。老人是很喜欢这工作的，他按时点燃灯塔，从不误事。但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个邮包，有人寄给他一本波兰诗人的诗集。他翻读着书籍，和祖国的千丝万缕的感情使他沉浸于一种如醉如痴的境界，他回忆、沉思、激动、神往，像喝醉了酒似地一连躺了好几个钟头，终于忘记燃点灯火。于是，他被撤职了。
许许多多华侨眷念祖国的故事，那情景，是和这个小说中的波兰老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宋庆龄先生访问印度尼西亚，回来叙述过她在峇厘岛上见到的一桩事情道：“我们国内已不易看到的铜钱，在峇厘岛上家家都能找到，这种铜钱被停止流通还是不久的事情。现在人们把铜钱结成一串一串的吊起来，当做宗教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神器。在一家银器店里我们发现一串串的铜钱中有开元年号的，有万历年号的，也有清朝各种年号的……。”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细小的事象，里面蕴藏着的人们眷念祖国的感情却是多么的强烈啊。
和这种事象相仿佛，我记起了华侨许多保持祖国古老的风俗习惯的事情。这种情形意味的决不是普通意义的“保守”。他们正是以这来寄托他们永不忘本的家国之思的。正像波兰的作曲家萧邦，到西欧去流浪时，永远带着一撮祖国的泥土那样，具有深远的寓意。
“红楼梦”七十二回，从王熙凤向贾琏发脾气的谈话中讲到一个词儿：“衔口垫背”。那是一种古老的迷信的风俗，在死人嘴里放一颗珍珠或一些米叫做“衔口”；入殓时在装殓的褥下放一些钱叫做“垫背”。这风俗在国内，即使在解放前也已经不容易见到了。但在南洋华侨当中还相当地流传着，我的母亲入殓时就采用了这种仪式。在福建，清初时候，许多反清复明的志士和他们所影响的人们，入殓时习惯在脸部盖上一块白布。那意义是：“反清复明事业未成，羞见先人于地下”。这习俗，也同样随着一部分福建侨民带到海外去。
对古代祖国英雄豪杰的怀念，是无数华侨共有的感情。在热带的雨夜，家人父子围在一起谈郭子仪、薛仁贵，岳飞……，是许多华侨家庭常有的事。在南洋一带，人们又十分推崇曾经踏上那边土地的三保太监郑和。亲戚朋友们在灯下聚谈的时候，话题常常很自然地拉到这个太监身上去。这位在五百多年前曾经出使七次，航程十六万海里的三保太监，在许多华侨口中仿佛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异人。南洋有些成人遇到困难，有时还会喃喃祈祷道：“三宝公保佑，三宝公保佑！”南洋侨胞对郑和的尊崇，是渲染上许多神话色彩的。他们所以这样做，严肃追究起来，实际上藏着一些颇为辛酸的理由。从前，当华侨没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还处在“海外孤儿”的境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怀念和神化当年扬眉吐气的先人，不得不通过“三保太监”来寄托他们备受损害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光荣先人的追念，对于风俗习惯的保持，在这些现象里面，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从美洲到欧洲，从非洲到南洋，众多的华侨坚持着吃中国饭，穿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履，吃从遥远的家乡运来、或者自制的腐乳、咸鱼、霉菜、凉茶；继续过我们的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祖孙累代数百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为什么有些风俗在国内已经逐渐改变或者丧失了，在海外却那么牢固地保存着，从这里是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的。
（未完，待续）
第8版()
专栏：
一个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冯凡
他整天粘在办公桌上，
工作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王书记，这是三支部的工作总结。”
他眼睛一扫，笔杆一摇，
批了个“上交”。
“王书记，这是团委的工作指示。”
他眼睛一扫，笔杆一摇，
批了个“下达”。
电话铃响成一片——
“噢，团委吗，什么……
三支部的总结不全面？”
听筒刚放下，又拿起——
“王书记，团委指示对我们七支部的具体情况不适宜。”
他熟练地压一下机子，
又抓起来叫话：
“喂，三支部吗？
你们的总结要补充一下。”
再压一下，再拿起——
“喂，团委吗？
指示对七支部不适宜，
你们给补充补充吧！”
一张嘴两层皮，
外加一架电话机，
风刮不着，雨淋不着，
工作进行得像流水作业般顺利。
第8版()
专栏：
三毛日记
刚穿上的新衣
张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