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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周恩来总理告别加尔各答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设宴欢送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在印度各地作了四千英里的访问旅行之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缅甸首都仰光。
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在政府大厦欢送中国客人们。
中国客人们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陪同下,乘车经过从政府大厦到机场的八英里长的道路,道路两旁的印度人民双手合十向中国客人们送别。
在机场上,乐队奏了中印两国的国歌。中国贵宾们检阅了仪仗队。
前往送行的有西孟加拉邦政府的部长们、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一群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的华侨少女们挥动着中国和印度的小国旗,向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欢呼。
中国客人们同送别的人握手,并且以“再见”这句简单的话互相表达了惜别的深情。随后,他们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式飞机,这架飞机在印度朋友们不断挥手和欢呼声中起飞。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9日晚在邦长府举行宴会,欢送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的随行人员。
席间,罗伊致词,赞扬周恩来总理在印度访问的成功。他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是印度人民的贵宾,通过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善邻关系。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人民特别敬仰西孟加拉邦人民,因为我们知道西孟加拉邦人民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作了重大的贡献。总理说,这几天我们生活在印度人民之间,印度人民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也把印度人民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希望这种兄弟般的感情将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成为我们两国伟大的友谊的保证。
出席宴会的有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和邦政府高级官员,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等。宴会后,宾主观看了精彩的舞蹈节目。


第4版()
专栏:

周总理贺副总理
在加尔各答的参观活动
据新华社加尔各答9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9日上午参观了印度统计学院和加尔各答热带医学院。
在到达统计学院时,中国客人们受到院长普·钱·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和学生们的盛大欢迎。
周恩来总理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芒果树苗,然后由参与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拟订工作的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引导参观了学院的各个学系。周总理说,中国愿意派遣专家和学生到这个学院来学习。以王思华为首的一个代表团一两天就要到达这个学院,同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商谈中国人在这里研究学习的问题。
在热带医学院参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一位美国研究工作者,这位研究工作者前来欢迎他,并且同他握手。另外也有中国人在这个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要互相经常联系,做好朋友。
中国客人们今天上午还参观了一所佛教寺院。僧人把一尊檀香木佛像赠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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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
周总理在飞机场上的讲话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贵国进行了十二天愉快的友好访问之后,今天就要离开了。在这个分手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应该特别感谢普拉沙德总统阁下和尼赫鲁总理阁下,由于他们的关怀和指导,我们的访问才能得到这样满意的结果。我们还要感谢印度政府和我们到过的各邦的邦长,首席部长,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印度民用航空人员在访问中给予我们的可贵的照料和帮助。十二天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殷勤招待和盛大欢迎。这是对我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很大光荣。
我们的访问是为了增进中印友谊。从我们在印度同各方面的广泛接触来看,我们可以很高兴地说中印友谊的花朵不仅有着光辉的过去,而且有着更加灿烂的将来。我们相信,我们这次的访问在中印友好合作关系上是能够起着推进作用的。
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你们。让我们为进一步加强中印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四万万印度人民和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是巩固亚非各国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我们友好的心永远是靠近的。
中印友好万岁!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潘查希拉——秦达巴!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第4版()
专栏:

在加尔各答接见华侨代表时
周总理号召华侨“人人学玄奘”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12月9日下午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大厦花园接见了旅居加尔各答和附近各邦的华侨代表一百五十多人。
周恩来总理在讲话时号召华侨“人人学玄奘”,努力学习所在国语言,并且加强团结。他说,每一个侨胞都要很好地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同所在国人民要把关系搞好,不许搞坏。他还说,要和印度人民团结好,首先要中国人自己团结起来。政治见解有差别是免不了的,但是不管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受接见的华侨中,有来自大吉岭、阿萨姆邦、比哈尔邦的华侨和藏族侨胞,老同盟会员熊奋南,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谢应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叶鹤汀等。
华侨代表向周恩来总理献了锦旗,藏族侨胞代表献了哈达。
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议长、印中友好协会加尔各答分会会长慕克吉、加尔各答市长高士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见。
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柳雨峰也参加了会见。


第4版()
专栏:

山东临沂地区县委书记们的迫切要求
让他们有充分时间领导生产
本报讯 据山东大众日报本月8日的报道,11月下旬,大众日报记者曾经分别访问了临沂地区的几位县委书记,这些县委书记一致提出了一项迫切的要求,就是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去解决农村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办好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据这几位县委书记说,现在的情况很难使他们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时间和力量哪里去了呢?平邑县委书记张亚彬同志说:第一是开不完的会、听不完的传达,领导干部下不去;第二是数不清的业务部门,都要求县委去管事,分散了县委的精力;第三是机关不断膨胀,坐在办公室里做上报下达工作的人太多,过问生产合作的人太少了。
究竟有多少会?书记们记不清了。据沂源县委书记张奇同志概略地估计:除了定期的全体县委委员会议以外,常委会每周总得开三次,每次平均是一天,事多了还得两天,临时加班还不算;一定期间(如一个月或两个月)总得开几天区乡干部会,布置检查工作;书记或委员,几乎是轮流不断地到上级(专区或省)去开会;在所有这些会议的空隙中(甚至于在吃饭的时间)业务部门的干部要找书记解决一些个别问题,常委委员们还要参加一些分工管理的业务部门的一些小会。这样就使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被会议缠住了,没有时间到乡、到社去研究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迫切问题。据莒南县委书记杨雷同志说,他自己在去年合作化以前,每月平均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下乡,合作化高潮时也还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下乡,现在呢,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下去了。沂源县委书记张奇同志今年一年,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下去了四次,总共不足二十天的时间。
那里来的这么多的会呢?上级党委统一布置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当然必须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不过,这用不着天天开会。据书记们谈,最头痛的是上级业务部门要叫县委办的事太多,扫盲问题、妇女问题、交通问题、民政问题、收购生猪问题,以至于少先队问题等等,都得找县委管。张亚彬同志说:上级的业务部门多了,都竞相开会布置自己的工作,许多会议结束时,总要交代一句:“要向县委传达”。传达时又常常是照本宣读,本子又很大,这样县委就吃不消了。除了传达的以外,还常带下来很多文件。而据张奇同志统计,县委平均每天大约要接到六份电报和指示,再加上一些开会带回来的文件,县委从那里找时间看呢?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有事都得到县委去挂号排队,排不上队就有意见;因为业务部门不能争取向县委传达,往往要挨直属上级的批评,他们也是左右为难。像平邑县水利科长今夏到专署水利科开会布置防汛,回来要向县委传达,其实在十天以前,县委早已布置了防汛工作,并派了干部下乡,家里只留了一位书记。向谁传达呢?只有向书记,因为不能把下乡搞防汛的委员招呼回来再重复传达布置。县委书记只好叫个别谈谈,据说水利科的同志因此受了上级的批评,因为没能争取向县委传达。县委书记的苦恼是:只有保证执行上级所有部门布置的工作的义务,根据本县情况统一安排工作的权力太少了。今年秋季全县正在忙于进行秋季分配的时候,莒南县公安局根据上级的指示,非开乡文书会议布置户口登记不可,县委考虑这样会影响分配工作的进行,可以开区文书会布置,再结合中心工作传达到乡。但公安局不同意,因为这是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结果到底开了乡文书会议。
既然领导干部必须开会,生产合作的实际工作让一般同志去做不也行吗?据书记们说,现在县级机关比两年前大了一倍到两倍,干部是多了,但真正在下面作合作社工作的人员却少得可怜。县委增设了若干部委,政府也有二十多个局、科、院、委,再加上许多企业公司,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上级,都有自己的业务,都要上报下达,都要开会,都要做自己系统的干部工作,到合作社里去帮助研究一下经营管理和生产问题,不是本行,也很难做。真正研究合作社工作的,实际上只有合作部的几个干部。有时勉强调一批人下乡,十天半月之后就走光了,因为家里有业务,或者上级要开会,不得不回来。不仅如此,严重的是县里很多干部差不多都是抽调的区上的骨干,科局长是区干部,专业公司的经理还是区干部。现在区里只剩下八、九个人了,他们什么事都得管,但最主要的事却没有时间去管。
归结起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集中力量去研究办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是困难的,这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怎样实现农村党委领导办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这一根本任务?
这几位县委书记虽然都谦虚地说自己不善于合理地安排工作,但是从上述情况看,再会安排也不行。根本问题是要上级领导机关去解决,就是要使下面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去做最主要的工作,有更多的统一安排自己工作的权力,不要什么系统都去干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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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县有多少机构多少干部
坦天
近一两年来,扩大机构增加人员,已经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跟上合作化运动的需要”的口号,已经成为膨胀机构的有力根据。到底刚刚合作化后需要“跟上”的是什么?是无限制地增人设事,还是其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以县为例,不难看出个究竟。
科局几十个公司数不清
一个县级机关到底有多少机构?部、委、局、科、院、行,不下几十个。像山东省临沂这样的县,县委设有组织、宣传、合作、财贸、工业交通、文教、统战、政法等八个部。监委、工委、妇委和青委等四委,另外还有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巡视组。县人民委员会的摊子更大,设有农业、水利、财政、税务、粮食、采购、商业、工业、教育、公安、兵役等十一个局,林业、交通、统计、手工业、劳动、文化、卫生、民政、人事等九个科,计划、转业建设、体育等三个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和财粮贸、选举、生产救灾等若干临时性的和半永久性的办公室。还有没设独立门户的扫盲干部、管理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干部,政法系统的有法院和检察院。另外还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和邮电局。这些管理部门中,有一些还下设若干事业单位,像农业局的畜牧兽医站、林业科的造林站、水利局的水利组、交通科的运输管理站、财政局的册籍室、文化科的文化馆等等。供销社自成系统,除了区社和若干门市部以外,光是县社就设有十六个科、三个部和两个所,再加一个主任室。其中管干部工作的就有干部、工资和干部教育等三个科。还有管一个饭店的饮食科。有一个供应科,还有个供应部。至于商业系统的公司,那就几乎是应有尽有,如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专卖、食品、贸易、木材、煤建、交电、化工原料、药材、油脂、水产以及将要自立门户的糕点糖果等十四个公司。另外还有个财政系统的保险公司。再加上专区一级的公司,临沂城的街头巷尾,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临沂如此,其他县也差不多。只是一般县的公司少些,而这个县有几个公司有跨县任务。
是不是必需设立这么多的机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逐个地加以研究才能作出答案。这里只就几个县的负责同志的看法,从几件事情上去提供一点研究这个问题的线索。
机构这样多是否有必要
像劳动科,在县里究竟有多少事情可做呢?劳动力的调配、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等等,基本上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这类问题是极少的,即使也需要有人管管,是否可以放在民政科里呢?像管理交通的,有交通科,有公路站,还设了个运输管理站,这些机构的任务总不外是管理公路和组织民力运输。像沂源这样的县,不过一百六十里公路,而民力运输又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安排,大可不必设这么多的机构。莒南县总共十二处手工业合作社,县里有一个手工业联社,还有一个手工业科。县社有二十五个干部,设了四个科,这样,平均两个干部管一个社。像税务局,自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任务的性质和范围起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税务大大集中了,基本上是四家:国营、公私合营、手工业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与过去要作千家万户的工作、特别是要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不同了。但是机构依旧,这些县的税务局的编制还是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多个人。有人提出可以考虑把税务局和财政局合起来,这是有道理的。统计局和计划委员会似乎也可以不必分立,因为计划要依靠统计,在一起,许多事情好办,分开来,反而容易互相牵扯。至于采购局的工作,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实在也没有多少事情,是否可以不单设这个单位?
人员这样多事情有多少
县的兵役局,一般都有四、五十个人,莒南县则有近六十个人。兵役局平日任务不多,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是全党动手,常年保持这么多的人,实在无事可干,许多干部闲的发慌。一个县总有两个银行,常常是上百个人。临沂县的两个银行共有一百三十多个人,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是否需要这么多的人去专作银行工作,确是值得研究。人最多的还算是供销合作社,莒南全县的供销合作社干部有一千九百十二人,临沂县有一千四百多人。现在的情况是,供销合作社的许多业务(像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许多日用品的批发供应)为若干新设的行政机构或专业公司所代替,实在不必再维持这么庞大的机构。
分工这样细好处在哪里
商业系统分工要算是很细了,上级和城市里有的公司,农村里几乎都有了。比如糕点糖果公司,在平邑这样的山区里也设立起来。这里的群众需要的糕点糖果实在不多,就是用一点,也可以到供销合作社或百货公司去买。既然有了机构,就得办事。据说糕点糖果公司曾经和供销合作社发生了谁管炸油条的争执,因为油条是类乎糕点一类的东西。在临沂也有类似的事:去年冬,在省商业厅的指示下,设立了贸易公司,配备了二十五个干部,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开张营业。因为所有的事几乎都叫供销合作社和专业公司办了。经过几次请示,才说贸易公司可以管理发、澡塘、饭馆、旅社、酱园的事。但因县城不大,这些行业寥寥无几,实在用不着这么多人,干部闲得无法,只有拉拉胡琴、打打球。后来县里从中抽走了二十个人,商业厅去检查工作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认为没事干是没有好好开展业务。据一些县里的同志谈,在农村多设几个综合性的零售店,既便利群众,又可以省很多人;有了百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零售店,何必硬把糕点糖果、文化用品、棉布绸缎再分出去?群众买肥皂跑百货公司,再买二尺布又得跑纺织品门市部,有什么好处?何况多设一个公司,就得配备一整套的经理、股长,就是设个零售店也还要有主任。
二百比一七十比七
问题还不在于单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而造成的结果。莒南全县“吃公粮”的干部(不包括乡干部和教师),总共是三千九百多人,临沂县也靠近三千。两个县加起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二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公家人”,就是说每四十几户居民中,就有一个人“办公”。如果加上乡干部那就更多。这确是一个惊人的比例!这么多人都“办”的什么“公事”呢?当然各行各业都有,但很值得研究一下。比如:莒南县的三千九百多名干部中,属财经贸易系统(不包括党、政管理部门的人)的二千八百零五名,占全县干部的70%多;属生产合作系统的(包括县委合作部、农林水三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驻社干部、农业银行及半数区干部)近二百六十人,占7%不足。人们都了解,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办好合作社,其他事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然而经常和直接管这项根本任务的干部却不足财经贸易系统的干部的十分之一,这岂不是大大值得研究的问题?
头重脚轻都是上级
这样弄的结果,使县的领导干部苦恼,使区、乡干部吃不消。县里的头绪这么多,领导上就得整天开会研究各行各业的事情,和解决日益复杂的机关事务。区上的骨干大都调到县里去了,每区只剩下七、八个人作工作,乡里也只有三、四个半脱产的干部。然而“千条河流归大海”,什么事还得通过区、乡去执行。莒南县的一位乡干部计算了一下自己一天的工作,情况是这样:原打算上午开会研究冬季生产计划,可是天刚亮,一个妇女来提出林木纠纷问题,一直谈了两个钟头;早饭后,油脂公司的同志来研究买花生米的事,没研究完,又有个复员军人来要求给他修院墙,这样用了一上午;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公路站的同志来联系打石子的事;过午,法院来判决一个婚姻案件,又去陪了半天;晚上,林业部门的同志来调查树种子,要求把全乡所有的树木种类、大小都弄清楚,好计算能出多少种子,明天就得派人挨棵树去量量。这时天已经很晚了,还得找人弄饭给这位同志吃。这样,研究冬季生产的计划就垮了。他的结论是:“到乡里来的人都是上级,叫办什么就得办,乡干部是整天净事,就是没有时间办主要的事。”
不但群众、基层干部不满意这种状况,就是县里的同志也不愿意这样办,但是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上级规定的,不能不照办。上面每个系统都想有个“抓手”,总想设一个“基层组织”。这就是县级机关比两年前大了两倍以上的根源所在。
(原载大众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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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穆桂英就应当挂帅
阳泉市矿务局某处缺几个科长,需要从干部中提拔。有三位女同志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因为能干,人们称她为穆桂英。可是在提拔时,却没有提拔她们,那里的领导干部说:“穆桂英能干也不能叫她挂帅。”理由是:提拔女同志当科长,就要伤害男同志的自尊心。
一千年前,穆桂英有才干就挂了帅。而今天我们的女干部能当科长,却硬不提拔,这样做,据说是怕伤害男同志的自尊心,难道男同志的自尊心就应当建立在压抑女同志才能的基础上吗?我们党和国家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并无男女之分。一切寻找任何借口不愿提拔女干部的领导人,都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看是否有封建思想残余在作怪。


第4版()
专栏:

平而不公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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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教学医院大楼已经开始使用,内设病床四百多张。图为大楼的一角;九龙暴乱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工人正在门前散步。
右图: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到这医院的病房里慰问来广州就医的港九工人。
陈福北摄
(南方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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