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十月”的号炮
俞之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号炮,惊醒了多少人的昏梦,激起了多少人的尊严感,唤起了多少人的自觉:被损害、被侮辱的劳动人民应该而且能够挺立起来,作世界的主人。
在苏联这座人类的灯塔的照耀下,黑暗世界里燃起了多少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火炬!人们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仆后继地向独立、民主、自由的目标前进,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多少暴君的宝座被推翻了,多少人肉筵宴被捣毁了,多少侵略者的迷梦被粉碎了!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学着苏联的榜样,扫清废墟上的瓦砾,逐步建立着新生活的殿堂,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发展了,巩固了。
回想起三十九年前十月革命的号炮,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感到亲切和激动。在深重的生活苦难中,“十月”的号炮启示了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艰难的岁月里,“十月”的号炮鼓舞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途程中,“十月”的号炮激励了我们。不管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伟大的苏联一直给我们以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没有“十月”的号炮,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
正因为如此,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和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利益的叛徒们一直向苏联喷吐着肮脏的唾沫,妄图用卑鄙的“颠复活动”打破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挽救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乾坤。他们一直醉心于这样那样的玩火把戏!
你们看,匈牙利反动复辟势力被摧毁以前,当匈牙利的真正爱国者们被毒打、被屠杀的时候,帝国主义者是多么得意忘形呀!有的拨款,有的“致敬”,他们满以为社会主义阵营真的被打破了一个缺口!可是受了十几天的血的教训之后,匈牙利爱国人民应该看得更清楚了: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们在驻匈苏军的援助下,一下子把反革命势力粉碎了!
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有记性。匈牙利事件告诉我们:离开苏联,离开社会主义,便要招致灾难,便要招致地主资本家的复辟。让“十月”的号炮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震响,让我们永远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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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中国朋友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舞蹈团艺术指导 巴维尔·维尔斯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三个月的访问演出,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并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动人的会见,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同许多城市的劳动人民、工厂职工、规模巨大的新工程的建设者,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文艺界人士以及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动人的会见。
我们度过了许许多多动人的兴奋的时刻,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给我们苏联人民的使者——苏联演员的友谊、同情和热爱。
我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件事。这件事对我们舞蹈团全体人员来说是异常重大的;因为我认为这一个别的事件,极其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今年8月11日,在郑州出生了一个中国婴儿;他的母亲张平,是郑州国棉三厂的女工,父亲张恒太,是公安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们决定用我们乌克兰国家舞蹈团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正如张平同志在给我的信里所写的,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们舞蹈团在郑州的访问演出,也为了表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这两位父母在把上面的话告诉我之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意他们的决定?我回答他们:我们舞蹈团全体同志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听了这个消息,并且感谢他们给予我们这个光荣。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全体团员参加了今年8月24日,在郑州举行的这个新生婴儿的命名仪式。命名仪式是按照中国人民的风俗来安排的。按照我们苏联人民的风俗,我们大家都把张克奇认作我们的儿子。现在,把我们同中国人民联系着的已经不仅仅是友情,而且还有家庭亲戚关系的纽带了。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演出,是我们全团同志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而小张克奇的生日,将成为我们舞蹈团永远纪念的日子。
我们是带着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和友情离开你们的。我们亲爱的小张克奇!愿健康、顺利和幸福永远成为你一生中的伴侣。当你成长起来的时候,我愿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伟大人民的儿子。
1956年10月2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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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苏联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林淡秋
卡霍夫卡是苏联一个有名的水电站建设工地,也是一座漂亮的新建城市。那绿树浓荫中闪现着奶油色层楼的悦目景象,简直像是“花园城市”基辅的一部分。我们到达这里的那一天,行装刚刚卸下,便有两个中国青年同一个苏联老人一起来看我们。两个青年是这里工程处的中国实习生,那末这位苏联老人是谁呢?实习生曾慎聪同志回答道:“是我们的老师。”他的同伴俞光风同志补充道:“机械工程师,工地机械化工程处党委会副书记契尔诺夫同志。”
师生三人很可以宽宽舒舒地坐在长沙发上,但他们偏要紧紧地挤在一起。师生交头接耳的亲热情景,真正给人以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感觉。这是容易理解的。在人生战场上,久历风霜的老英雄和阅世未深的新战士难道没有共同点吗?在精神领域里,我懂得慈祥的祖父和烂缦的孙儿的接近。何况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鼓舞下,苏联老人与中国青年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燃烧,有什么不能领会呢?
“老师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出身的老工程师,今年六十岁了。在工作上,他是非常严的老师,不许你有一点马虎;可是在生活上,他有时简直像小孩子……”实习生还没有说完,老人便转过微笑的脸,低声向他说些什么。对方用俄语回答了他,老人真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
这次见面是非常短促的。老人为了出席工程处的共青团会议,不得不匆匆向我们告辞了。
在我们离开卡霍夫卡的前一天,在曾、俞两同志的陪伴下,我访问了老人的家庭。他这一天穿着崭新的白色乌克兰短衫,领口、对襟、宽大的袖口,都镶着美丽的黑花边。他显得更年轻了。
房间是集体宿舍的普通房间,左右两壁挂满了有镜框的照片和彩画。我还来不及细看,老人便指着其中的一幅说:“看见吗?这是你们北京的天安门!”
我们围着一张台子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谈话。老人的对面坐着他的矮小精干的老伴,她时常补充丈夫的谈话。一个小天使似的十二、三岁小姑娘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两位老人有时不能通过翻译充分了解我的语意,这个小姑娘倒听懂了,向老人作解释。她是他们的外孙女。
老人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都早已出嫁了。这个外孙女是外公外婆带大的,现在是十年制学校的七年级生,每星期还在音乐学校上三堂课。老人给她买了一个很好很贵的手风琴。
“为什么不培养她呢?”外婆说。“她有音乐天才,我们有培养她的力量。”外公接着说:“拿手风琴来奏几曲吧,孩子,让中国同志听听你的音乐。”
崭新的手风琴灿然放光,小手指的熟练动作叫人惊奇。我们先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小鸟”,接着又听到“骑兵进行曲”。两位老人最初眯着眼睛,在台子上轻轻打着拍子;但一听到“骑兵进行曲”,老工程师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唱起来了。歌声有如熊熊的火焰,这是战斗的青春热情的燃烧。
音乐停止了。我们又开始谈话,话题很快转到老人的革命经历上去了。
“我是工人阶级的儿子。父亲是车工,我也是车工,读了四年书,便进工厂了。因为参加罢工,不久便被抓去了。……”十月革命的风暴把他从沙皇的监狱里刮了出来,他不久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十月革命后的建设工作多么艰难呀,同志。”老人的右手轻轻抚摩着我放在台上的左手,他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眼睛:“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专家,很难防止敌人的破坏。”
怎么办呢?党选拔了一千名工人党员进速成学校学文化,再进专科学校学专业知识,他,契尔诺夫便是这第一批人中的一个。“1933年我在奥德萨专科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不能忘记赫尔松城那个制造玻璃器皿的工厂,我在那里当过厂长。多漂亮的工厂呀!”他停住话头,眯着眼睛微笑着,好像看到了那个工厂的玻璃器皿的闪光。“离这里不远,我愿意陪你去看看。多漂亮的工厂!”
我理解他的感情,正如理解一个严肃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感情一样。
谈话接触到卫国战争的时候,老人更激动了。一步跳开去,又一步跳回来,把一件黑色旧制服拿给我看,我看到了一个触目的红旗勋章,这是对他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立功的奖赏。
“我们需要战斗,也需要劳动。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头等技术,需要出色的专家。”老工程师的目光轮流地扫着两个中国实习生。“他们都是好孩子,我保证他们回国后是好专家。……”
听着老工程师对中国实习生苦学苦练的赞美,我想起了前一天两位实习生对我描述过的动人的情景:苏联老师紧紧把着中国实习生的手,在高低不平的工地上驾驶着巨大的推土机,尽管是零下三十度的天气,老师学生都是满头大汗……。
我们于是谈起中国的建设情况和生活情况,老夫妇俩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个不停。他们尖起耳朵倾听我的回答,不断地点头。老工程师最后站起身来,双手捧住我的一只手,声音激动得有些发抖了:
“谢谢你,同志。我以列宁党培养出来的工人身分,请求你替我向中国工人阶级致老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我告辞了。两个老人送下楼来。集体宿舍的大院子里,沸腾着男女孩子们的奔跑声和嬉笑声。老工程师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你看这些孩子呀!”他也像孩子一样地格格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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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出版社多少说起
黎之
子冈同志在10月26日人民日报八版发表了一篇短文:“出版社可否‘综合’一下?”文中的主要意思似乎是说目前出版社太多,觉得应该“综合”一下统一领导。对此,我倒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出版社是太多还是太少呢?我看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过去并不是没有“综合”,相反的,有些“综合”得过火,而把一些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出版社“综合”掉了。正像子冈同志所说的“它们时而调整,时而分家”,这样“合久分,分久合”,但总给人们一种印象:“出版社多,出书太乱”。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不是真的出版社太多了,“综合”一下就会好转呢?
我想,不是,相反的,倒是有特色的出版社太少,大家都出一样的书,大家都是一个面孔,甚至一本书几个出版社都印(像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据我所知就有三个中央一级出版社印过)。既然如此,当然只能有“精装”和“普通”之分,“全集”和“选集”之分了。如果我们这些出版社都能办得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不会显得太多而是显得太少了。
是不是要办得有特色就必须编辑众多,统一领导才行呢?我想也不然,我们看过去有些影响很大的出版社,编辑也不过几个人,甚至有些只有一两个人在顶着。当然,现在我们的局面不同,来稿的情况也不同了,不过,现在出版社的规模已经根本不同了。像“人民文学”“青年”“通俗”等出版社都是几个编辑室,编辑也很多,为什么就不可以办得更有特色一些呢?(当然,办得好不仅仅只表现在有特色上,我只不过仅就这一个特点来说)
民间有句俗语:“不生孩子,怨炕头”。我觉得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往往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嫌文艺刊物太多,有时又嫌太少。有时出三十二开本,现在又都纷纷改成十六开本。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就怨创作条件太差,行政事务太多,或者说粗暴批评太多等等。鲁迅先生在那样黑暗的统治下面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作家一起,又编刊物,又出书,又进行社会活动,为我们后代创造了那样丰富的文化宝藏。难道今天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面不能做得更多更好吗?所以,我想,不必太多地去在形式上找原因,还是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什么是根本问题呢?这需要大家研究,我只不过发表一点愚人之见。我看来根本问题之一是人,是现有的干部的力量的充分发挥。发挥得像我们在反动统治时代在地下进行战斗那样,发挥得像我们在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那样。说来话长,就此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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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埃及
李瑛
我知道我的英雄的埃及兄弟,我知道你的闪光的眼睛正望着什么,你已最后吻过你的孩子,你已把抢托靠紧黧黑的脸颊;我知道你要前进,你就要前进,用一百倍的勇敢、一百倍的仇恨,在照耀金字塔的阳光下,你不会愧对祖先,尼罗河冲积的土地,决不会滴下你一滴眼泪。呵!我的英雄的埃及兄弟,我知道:明天,从黎明的曙光中走来的就是你,你的扳动枪机的手中,正流出光荣的、胜利的歌曲。
为了……为了不使爱人们热情的手臂突然
拆开,不使孩子们的小手找寻母亲的衣
襟时抓到的是瓦砾;为了不使每一条街淌着鲜血像河
床,每一间屋子挂起防空布像坟墓;起来保卫和平吧!起来保卫人性和土地的尊严吧!扑灭那向你、向我舐来的火焰:用全人类怒涛般的吼声和大炮!
195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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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斯摩尔尼宫门前
左钊
两行榆树的叶子已经落光,灰黑色的枝桠伸在空中。
斯摩尔尼宫埋在树林的深处,从远处看只有一面红旗飘在屋顶。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个不长的带园柱的走廊式的建筑,在左边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苏维埃”;在右边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四周静静的。蔚蓝色的天空衬上斯摩尔尼宫油黄的墙壁,显得又庄严,又幽雅。列宁的全身铜像立在我们面前,他的眼光注视着远方,他伸着右臂指着前进的方向,他的面容是这样亲切,他的精神是如此集中,我们似乎听他在说:“同志们!从这里前进!”
三十九年前他就站在这个台阶上,向革命士兵宣布着进攻的计划和路线;在这里他领导了十月革命……。
三十九年前,当黑夜降临大地的时候,彼得堡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行人,只有斯摩尔尼宫的窗子里闪耀着灯光。一队队武装起来的工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领取进攻的任务……。
我久久地站在这里。
斯摩尔尼宫!有多少历史事件和你连在一起!三十九年前,从各地来的工农兵代表走进了斯摩尔尼宫的大厅,在这里他们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写了第一道苏维埃法令:土地归人民,停止战争!…………
秋天的太阳已经藏在树后,晚风袭人。
在一个长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人,我走过去问他:“老伯伯,您在这里休息不冷吗?”
“不,同志,我不是在休息,我在等我的孙女儿。”
“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人指着不远的一座楼房向我说:“她在那个学校上学。”
过了一会,几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像群小麻雀一样跑到老人的身边。老人问他们:“孩子们,今天放学为什么这么晚呢?”
孩子们抢着回答说:“我们今天练歌,我们要庆祝十月革命节。”
于列宁格勒


第7版()
专栏:

晨妆(国画) 张希苓 蒋采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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