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不会治疮就不能告警吗？
长工
读了“谈‘鼻子上的疮’”（见10月11日本报八版），作者“与人为善”的深意是令人感佩的。可惜，也许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全面的‘面’”的缺陷一样，都是由于短文的特点所限制的缘故吧，仍然令人感到不无偏颇不全之处。
现在仍以某甲的鼻子上长的那颗疮为例。
申言同志说：要批评某甲鼻子上的疮，“最好是告诉某甲，这是颗什么疮，怎样治疗……”，如果只是批评某甲的鼻子，“‘说是这只鼻子上的疮如何不好’，就算达到了批评的界限，这样的批评，似乎是不必要的”。倘若我没有误解，把话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就是：谁要批评人家鼻子上有疮，就应该说出这是疔疮、痈疽、麻疯，还是无名肿毒，并且要同时开出打什么针、服什么药的处方来。如果你没有具备这些条件，虽然“明知不对”，还是少说为佳。
提出“处方”的批评，对被批评者当然最有帮助，批评者最好也力求如此。然而，要符合这样的要求，势非水平较高的“医生”不可。一般群众，如果只看到别人鼻子上有疮，但又不会治疮，难道就不能告警吗？
倘使工作中的缺点，仅仅像鼻子生疮那么简单，也算罢了。但是它不，它的影响所及，有时就像“一粒鼠屎搞坏一锅粥”，使许多人蒙受损害，使每一个和人民共同呼吸的人“感同身受”，不忍缄默；特别是有些错误的发展，势若星火燎原，只有“砭弊如救火”“见不善如探汤”那样勇敢和迅捷的行动，才能防患未然，或及时制止错误的蔓延。
且以通常的情况为例：某医院经常发生医疗事故；某地摧残农民的副业生产；某工厂出厂废品多得惊人，许多有用的器材当作废物抛散；……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原因可能是极其复杂多样的，要彻底弄清问题，提出办法，也许要开许多次会议，甚至还需要派出几个检查组进行深入检查。类似这样的事情，不用说一般群众，就是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不容易一下子就洞悉病源，开出药方。然而，一个顾客对一件废品的大喊大叫，一位农民对强迫命令事件的简单的反映，却往往会帮助发现线索，掘出一系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根底，使错误得以及时遏止。过去这样的经验教训难道还少吗？
批评最好是全面设想，提出办法——这种较高的要求适于某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同志或所谓“批评家”们；但是对于一般群众，最好还是首先启发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算是属于文艺批评吧，如果观众对戏曲提错了意见，也只可以用“争鸣”来解释反驳，大可不必质问：“你说怎么编？”或“你来演演看！”
“替被批评者设想”应该提倡，但最好同时也能想到“讳疾忌医”“养痈贻患”的害处。
第8版()
专栏：
谒列宁——斯大林墓
吴伯箫
让脚步轻轻地，轻轻地，
不要有一丝儿声音；
千万颗心脉脉地跳动，
长长的行列在缓缓行进。
这是不平凡的会晤，
这是黄金一样的时刻；
像年年红色的五月一日，
人们在接受导师的检阅。
列宁和列宁的战友、学生，
都在静静地休息，睡眠；
又仿佛在考虑什么事情，
脸色都像早晨一样新鲜。
瞻仰导师的遗容，
舍不得眨一眨眼睛；
眼看那微屈的右手就要伸出，
那沉睡的巨人就要苏醒。
我仿佛听见了谆谆的嘱咐，
在深沉的深沉的静默里；
那嘱咐是无声的语言，
但是谁都懂得那深邃的意义。
从庄严整洁的墓道里走出，
长长的行列仍然保持着肃穆；
说不出话，也唱不出歌，
默默交流的是那纯洁的言语。
那言语是生活和劳动的号召，
那言语是一首国际歌曲；
人们带着不同的信念走来，
人们将带着那共同的言语归去。
不管是男的女的，来自乡村还是城市，
千万人是一种感情，一种心思；
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来自莱茵河还是尼罗河，
都在内心里祷念着：万岁！伟大的导师。
我这东方的游人也满怀心事，
这心事不是悲哀或者忧郁；
而是为祖国实现了列宁的理想，
感到无比的兴奋、光荣和幸福。
还走在行列里我就许下了心愿：
为人民我应当多做些，多做些工作。
在列宁不朽的事业里
作一个最小的螺丝钉也不算白活。
1956年10月24日夜于莫斯科
第8版()
专栏：
一个工农联盟的故事
彭慧
我国现在还没有自制的拖拉机，但是正在建设一个大规模的拖拉机制造厂。
这个厂是设置在洛阳的涧河西岸。它将是一个综合性的制造厂，从拖拉机的主要机件，直到每一个细小的零件，都由这个厂自己全部制作装备出来。如果它开始正式生产的话，按计划，它将年产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一万五千台。想想看，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会有多么大的帮助啊！但是这个厂的主要部门现在还是在基本建设的阶段，虽然有几个次要部门已经开了工。
8月底，我们去参观这个厂的时候，听到了一个非常有兴味的故事：
开始筹建这座厂是在1953年下半年。当厂址最后决定在涧河西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关。
涧西有一个很大的村庄叫唐屯。按照拖拉机制造厂的建厂计划，唐屯的位置就正是拖拉机厂的中心地带。唐屯的个体农民（这时还没有合作化）谁也不肯迁移，但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厂址也只有在这儿合适。
我们政府给唐屯的农民在附近划了一片比唐屯更大的耕地，并按农户的需要给建筑了住宅。也向他们说明了政府将代他们搬家并解决一切困难。然而热爱着自己乡土的农民还是不愿意搬迁。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让给一个工厂，而自己住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乡土，这是我们祖宗遗下来的天性，谁能责怪他们呢！
是进行说服教育的时候了。拖拉机厂的干部来找农民聊天，他们告诉农民：现在要建的厂是拖拉机厂，又说明拖拉机对农民、对国家有什么必要和好处。农民了解了拖拉机的好处之后，这才欣然搬家。好些工人都给农民搬家帮忙。这个新迁去的地方，现在叫“新唐屯”。
这一场搬迁，仿佛把农民的守旧的天性也搬掉了。新唐屯很快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从旧唐屯到了新唐屯，从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农民。农民的生活起了变化，思想也豁然开朗了。
新唐屯的集体农民从此对拖拉机厂特别感兴趣起来。他们自动地到处宣传拖拉机的好处，渴望着自己合作社里能有一架拖拉机。于是常常有人三五成群地到拖拉机厂去打听消息，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出货。
拖拉机厂工人知道新唐屯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就向合作社预先允许：将来开始生产时，生产出来的第一部拖拉机一定赠送给新唐屯，为的酬谢他们让出厂址的功劳。这可把新唐屯的农民乐开了。于是从一个合作社传到另一个合作社，把这件事情传说开了。
从此，远远近近的农业合作社不断派代表来探问拖拉机生产的消息。有的派代表来参观，有的还请人去讲演使用拖拉机的方法。
据拖拉机厂党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们：从去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为止，厂里已经接到了一千多封从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社来的信，探问什么时候出产拖拉机的消息，并鼓励工人同志努力生产。
农民的访问和这些来信不断地鼓舞了工人同志的生产热情。……
今年6、7月间，全国遭了一次大的风灾和水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风灾水灾之后，许多城市、工厂、机关、住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买不到蔬菜和肉食。这该是大家都还能记忆的事。
唯独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没有感到这个困难。原因是风灾过后，远远近近的农民给拖拉机厂送上自己的生产品来了。
党委宣传部长给我们谈到这儿时，脸上显出一种沉思和回忆的表情，声音也很激动了：他这种激动的感情，马上也传给了我们。他说：
“这些日子，厂里膳食部的院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一长列的队伍，这就是送西红柿、萝卜、白菜、鸡蛋、猪肉、牛羊肉来的远近的农民们的队伍。……我们一边收货物，农民还连连地问‘你们还缺什么？’‘下次送什么来好？’”
据这位同志说，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远在东北的有名的星火集体农庄给工人们赠送的一千多斤大米也运到了……工地和车间的工人们，听了和看了这些情况，是多么欢喜和感激啊……
农民们对拖拉机厂工人们的关怀更加激发和提高了工人们竞赛的热情。……
“最近，我们只花三十八天的工夫，建成了发动机工场的厂房……这样的速度是从来没有的，质量也好……”宣传部长捏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补充说。
按原定计划，我国的这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要在1959年夏季才能全部建成并开始生产。
现在，厂里和工会接受了广大工人同志们不断的要求和提议，正在研究如何提早完成建厂和生产拖拉机的时间。
提早生产时间是必然的了，不过，能提早多少时间，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当几位同志领着我们参观已开工的几个车间的时候，他指着一大片正有许多工人在建筑厂房的地带告诉我们：那就是旧唐屯的原址。
我听了默默地想到：不久前，还是个体农民每年在收获一年辛勤的果实——庄稼的地上，不久后，就要在那儿出产近代化的拖拉机了。
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正在起着多么大、多么快的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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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上坟
韩川
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大知道，在河北省，确有一部分县、区工作人员，在“清明”或旧历“十月一”极力避免回家。原因是：回家不上坟，老年人会在背后议论，说“这小子当了干部，不要祖宗了”；上坟，乡、社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又会批评他“封建、迷信、落后”。正是：
是非无标准，干部两头难。
河北省有一位地委书记，这几年每逢春节，他总是借假期回一趟家，扛一张铁锨到祖坟上去，发现那一座坟塌陷，或者有窟窿，就垫上几铁锨土。乡亲们说：“只看见这么一个共产党员，还没有忘记他的祖宗。”但县、区干部却向上面写报告，提意见，说是“反映不好”。究竟是谁“反映”了些什么？“反映”的那些地方“不好”呢？恐怕写报告的同志对问题也没有加以很好的分析研究。如果这位地委书记，也跟从前的“四品官”一样，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上坟祭祖，在祖坟上搭席棚，立牌坊，施粥舍饭，俨然封建余孽，倒是应该狠狠地反一通；或者专为上坟，不惜往返数千里，甚至置工作于不顾，也应该加以批评。然而，并不如此。他既没有妨害工作，也没有动员民工，只是自己动手为自己的祖坟垫几铁锨土，纯属私人生活方面的事，固然不必表彰，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必须加以过分的责难。
反封建，不一定要一古脑儿把祖宗全反掉。但是，目前农村上空确实飘荡着这样一种空气：上坟、烧纸，就是“老封建”。不过农民却不这样想。他们看到上级纪念孙中山先生，追悼任弼时同志“民族扫墓节”为轩辕黄帝扫墓；他们觉得上坟也是自己对自己祖先的一点纪念表示，没有什么应该反对的。
上坟、烧纸，是农民纪念自己祖先的一种形式，如同开纪念会、追悼会等也是一种纪念形式一样。当然，烧纸给“鬼”送钱，带有迷信色彩，迷信应该逐步破除；但这不是用“批评”或“不准”等等带有强制意味的手段所能奏效的。作为一种纪念形式看，上坟完全是农民自己私人生活范围以内的事情。有更好的形式，他们不见得不接受。讽刺、嘲笑，或者滥加限制和干涉，都是无补于移风易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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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我的画展说几句话
俞剑华
中国美术家协会定于11月24日到12月9日在故宫神武门为我举行一个国画展览。我想我虽然早年在上海也常常举行个展，但是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北京，却未敢展出。目前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我这朵小小的野花，也就大胆到花园里来凑凑热闹。
山东向来是不出画家的地方，我就生在不出画家的济南。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画画曾被老师敲过手心。二十一岁（1915）才到北京高师正式学画，起初也是学的西画，第二年开始从先师陈师曾先生学山水，没有学好，陈先生就去世了。其间也曾想专画水彩画。后来到了上海，与黄宾虹、张善孖、张大千、熊松泉诸先生往还，组织“烂漫画社”。大千那时专学石涛，他劝我专学龚半千。我想专学一家，太少变化，而龚半千的画风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我就遍学石涛、石溪、瞿山以及田叔、石田、仲圭、叔明诸家（遵守先师遗训，绝不学四王），画风虽有变化，但究竟只学古人，不过得点皮毛，离开古人，自己竟一无所有，实在感觉空虚。
“师古人不如师造化”，从1930年夏天起，开始实地写生，最初是到雁荡山，所见层峦叠嶂、奇峰异瀑，甚至一石一树，处处都可入画，处处都是古人没有画过的好稿本，处处都是在家里所意想不到的好章法。在那儿住了一个月，画了六本册页，回到上海，同道看了，也颇为欣赏。以后就坚定利用假期多作旅行写生，每年春假画近的山，暑假画远的山。于是天台、仙霞、江郎、龙虎、龟峰、诸暨、溪口、四明、烂柯、匡庐、黄山、白岳、九华、泰山、崂山、华山，无不有我的足迹，每到一处，一边作画，一边作游记，所积写生画稿数十册，游记六大本。抗战期间，曾画过福州的鼓山、崇安的武夷九曲。解放以后，曾画过泰山、恒山、五台山，在五台山从骡子上摔下来，几乎成为“好游名山、不知所终”。
在这几十年间也陆续看了不少的历代名迹，不但明清的看得极多，就是宋元的以至五代隋唐的，也有所寓目。有所寓目，就有所吸收；有所吸收，对于自己的作品就有所改进。
看吧，用了四十年的功夫，写生了几十座名山，看了上千张的名画，涂抹了不计其数的宣纸，总应该画的像样了吧？可惜我万事俱备，就差一样作画的天才，因此用力虽勤，成就太少，厚望有余，气韵不足。虽然住在南方已逾三十年，所画又多系南方山水，但山东人的侉气，似乎并未改掉多少，现在只好美其名叫“地方的民族性”，或者叫它“个性”吧。
这个顽强的个性，虽然阻止了我的进步，但是也阻止了我的堕落，就是它阻止了我向“投机取巧”“油腔滑调”那种迎合时好的庸俗作风。
这次展出品一百二十幅，是最近十年以来作品的一部分，大的有五尺四幅通景的“龟峰全景”和“黄山大观”，小的也有尺来长的“黄山松树”。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写想的，一类是写生的，但写生的并非写生习作，而是经过加工的。无论写想写生，所有的稿子都是自己的，所有的构图都是自出心裁的，就是说这些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我自己的，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今人，只有这一点是颇觉自豪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一点，才愿意举行展览。野花当然比不上牡丹、芍药、芙蓉、菊花，但大花旁边一朵小花，临风摇曳，悠然自得，也不觉其丑。
我的粉本，大半是国内名山，对于许多久居北京不暇出游的人，我想供献一个“卧游”的机会。
最后，我认为我国画画的人还多，搞理论的人实在太少，我现在已有专搞理论的倾向，可能不再画画，将来就不容易再举行个展了，不过并不是说就此关门。（附图片）
溪亭清旷（国画） 俞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