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给工人同志们的诗
力扬
今年8、9月间,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的旅行参观团,访问了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和杭州等地的主要工厂,并游览了名胜古迹。这几首小诗,系追写这次参观访问中的一些感受。
给太原第一发电厂同志们太原的秋天有片片的白云,白云停留在高高的双塔上;太原的地上有无数的工厂,工厂的烟囱高耸在白云上。你们把热和光送给了居民;你们把电力送给钢铁工厂——把社会主义送给古老的太原,沉默的汾河响起欢腾的歌唱。
洛阳铲
——给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同志们洛阳地方有一种特别的铁铲,虽说也是一种普通铁打的铲子,但它奇异的遭遇却令人惊讶。长长的铲颈接上长长的木柄,人们把它钻入深深的地层,带上了一撮地下的泥土,就辨认出土壤的性质和年龄。过去它掌握在奸商、国贼的手上,他们利用它去发掘古代的坟墓,盗窃了国家无数的地下文化宝藏。今天,它掌握在人民的手上,它就像神话中的地行仙一样,到处奔忙,到处勘察基地的土壤,帮助国家建立起伟大的拖拉机厂。
刺绣歌
——给苏州刺绣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的女工同志们凭着你们对于劳动的喜悦,凭着你们对于艺术的热爱,凭着你们智慧的眼和锦绣的心,在那柔和的绸缎上,你们在绣:
一针,二针,三针……往日绣的是地主们的行乐图;往日绣的是资本家们的利润;往日绣的是你们自己的酸辛,是你们一串串饥寒交迫的梦:
一针,二针,三针……共产党把你们苦难的乱丝剪断,七十岁的老工人也恢复了青春。绣呀!绣呀!绣出鲜花朵朵;绣出鲜花似的你们幸福的心:
一针,二针,三针……绣出你们温暖、明媚的江南——那翠玉的湖山,黄金的稻田;绣出我们亲爱伟大的毛泽东;绣出光辉灿烂的祖国的早晨:
给一个十九岁的细纱女工同志微笑着的眸子充满着聪明和机智,你底心思比八十支的细纱还要细;你底双手是那样的纤巧,而又机灵,一个人要管住九百只飞旋着的
锭子。没有了剥削,也就没有了苦难,你好像完全忘却可歌可泣的童年。年轻的双肩轻轻地挑起生活的
担子:两个幼少的弟弟,一个慈爱的妈妈。你底笑声像檐下振响着的风铃;你底谈话像春天涨了水的小溪;你底心灵是秋天潭水似的透明。幸福的花朵盛开在你青春的脸上,它们喷散着一个前进阶级的自豪;它们喷散着这个伟大时代的芬香。


第8版()
专栏:

不要让青年电影演员虚度青春
南宫明
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招考新演员时,一位老演员听到这消息后说,她决不接受这个招考任务,原因是她不忍心看着一批年青青的小姑娘到这个剧团来白白地浪费自己宝贵的青春。
演员的工作是演戏。这两年来,话剧演员的情况有了好转,年青演员一般都有戏演;但是,电影演员,特别是女演员,情况却仍然很坏。有不少女演员,包括老演员在内,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四年、五年没有演戏的机会。
一位从长春来的年青女演员告诉我,她看了“大众电影”今年第二十期上发表的一篇“‘长影’演员们的一天生活”的报道后非常生气。她说她不明白这篇文章的作者为什么不把“长影”演员们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却采取了这种粉饰太平的作法。她不否认,“长影”的确有过诗歌朗诵等等活动,但是这只是偶一为之,而且成绩也并不佳。“长影”许多演员经常倒是没有工作,成天在苦闷里兜圈子。她以自己一天生活情况来作证明:由于不知道怎样消磨漫长的夜晚,只好八点就上床睡觉。早上在床上睁开眼睛,头一件想到的就是怎样打发这一天的日子。吃过早饭,勉强打开“演员自我修养”来读。自己也不记得这本书是读第几遍了,而且演员不能老读书,也得有艺术实践呀!越想心里越烦,书也读不下去了,于是只好提着篮子到合作社去,漫无目的地逛逛,看见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买一点回家。要是有几个演员碰到一起,便发牢骚,自叹命苦,为什么这辈子当了电影演员。在我们祖国这样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他们因为自己饱食终日、东游西荡感到羞耻。
跟我谈话的这位女演员,是有演戏才能的。1950年,她还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念书时就曾接受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拍过一部影片。后来她进了电影学校,那时候她才十八岁,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电影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去年又给分到长春。整整六年过去了,今年她已经二十四岁,已经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了,但是,戏却一个也没有演过。谈到这里,她非常痛心地说:生命中最年轻最宝贵的时期已经白白地浪费了六年。
据她说,演员没戏演,决不单是没有电影剧本的缘故。即使有了电影剧本,导演不选用也是枉然。而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不大正常的,导演对演员有很多意见,说他们派头大,本事差,意见多;演员们则认为导演选用演员有时候不符合原则,他们常喜欢借用其它话剧院、话剧团的演员,却不要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虽然借用的演员不一定比自己剧团的演员好。
有人也许会说,电影演员不拍电影,也可以排些话剧呀。这意见很对。电影演员剧团也排过话剧,但这工作做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导演。整个电影局本来导演就少,比较有经验的导演每年又都有拍片任务,工作很紧张,留在剧团的差不多都是些年轻的副导演和助理导演。没有导演,当然也就无法排戏了。
演员们都知道,电影局、制片厂、剧团和导演在这方面确实有着许多困难,但是,总不能老喊困难呀。1956年就快完了,全国各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大家都在忙着,热烈地迎接1957年我们伟大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难道这些年青有为的电影演员们,还能继续这样成天什么也不干地躺在前进的列车上,让别人把他们拉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进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去吗?不要让青年电影演员们虚度青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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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元林和他的妻子
江车
躺在担架里,一路上刘元林想的很多,他想起了1947年参军时母亲殷切的嘱咐,想到自己在革命部队只干了两年就受伤回来,到了家该跟妈妈说些什么好呢?他的家在山东省福山县罗格庄。
进了村,人们发现是刘元林回来,并且知道他眼瞎了,就都拥上来,一边喊着他的名字,街上的孩子们却先跑去告诉了元林的妈妈。一进院子,妈妈拉住他的手就哭了出来,“元林,你看不见我了!”
“不,妈妈,我还能看见点,就是不太清楚……”这是他第一次跟妈妈说了谎。
晚上,握着妈妈的手,讲着受伤的经过……。
1948年2月,在山东周村附近的一次阻击战中,一颗炮弹在他头前爆炸了,沉重的泥土把他埋在壕沟里……。醒来,什么也看不见,卫生员告诉他已经躺在病院里有七天没有醒来。他受的伤很重,眼睛再也不能看到什么了。
完了,眼瞎了,才只有十九岁,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吗?
从医院到荣军学校去,起初他对组织的安慰、教育,只是低着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不知该怎么安排以后的漫长的岁月。有一天,教导员给他讲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他第一次抬起头来,虽然有些情节他还弄不清楚,但这个名字强烈的吸引了他,给了他生活下去以难以估计的力量。最后,他坚决要回到家去为党工作。
妈妈激动地听完儿子的叙述,接着就给儿子讲起家里翻身的经过,又领着儿子摸摸分得的粮食,儿子也趁机劝妈妈不要再哭了,免得让人见了笑话。
回来了决不能给家里添个拖累,他就开始练习着自己出门,走在街上常常碰到墙上或摔倒了,嬉闹的孩子们就喊着:“瞎子,瞎子!”他听了脸上一阵发热,心里也十分难过,这时候常常有个人过来轻轻地拉他一下,或是告诉他该向那边走,从声音里可以听出这是个年青的姑娘,但,他并不认识她。
为了开展工作,他在民校找到一位热心的教员,请他每天给自己读报,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街上传播,人们都说,元林眼瞎,可比我们睁眼的人知道的事还多。
有了群众的支持,他就进一步地参加各项工作,人们不止一次地向他反映村副支书是个钻入党内给地主富农办事的狗腿子,起初他在党支部进行斗争,最后又检举到区委,1951年处理了这个支书以后,刘元林就当选了支部书记。
大雪后的一个夜晚,刘元林到民校去教政治课,七十多个学员中才来了不到一半,他真有点着急,就决定自己去叫。这时街上的积雪还没扫过,路很难走。没想到后面赶来一个姑娘,她轻声地喊着:“元林大哥,路不好走,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刘元林听了这个熟悉的声音知道正是常给自己引路的那位姑娘,这一天,他知道了姑娘的名字叫柳树凤,家就住在村东头。
是个春天的傍晚,刘元林和柳树凤在村公所院子里碰到了,院里静悄悄的。那一天,柳树凤显得特别激动,她说了许多群众怎样称道刘元林的话,最后她突然问道:“元林大哥,你不想找个对象吗?”
这问题对刘元林来说实在意外,说真的,自从眼瞎了以后,他从未再想过这件事,现在该怎么回答呢?他听得出柳树凤急促地喘着气。他想了想回答道:
“一个瞎子,谁还愿意跟咱哪!”
“不一定吧,有个人很想和你建立个关系呢……”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微了,但她终于大胆地吐露了对他的爱情……。
这以后,刘元林有半个多月没碰到过柳树凤,也许是姑娘怕羞了,因为媒人已到她家来过。当她听到肯定的消息以后,她不顾一切地跑到街上找到了刘元林,见面只说了一句“俺娘答应了!”就跑远了。
结婚那天夜里,两个人说了一宿的话,刘元林摸着柳树凤的短发和脸颊,他仿佛看到了她那张美丽的脸。他对她说:“跟一个瞎子在一起生活,你知道多么麻烦吗?就连每天脱下来的鞋都要你递给我呢!”树凤回答:“这些我早就想过了。两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你时,你躺在担架里,我觉得你真可怜,可是往后我看到你给大家办事,越看越觉得你心眼好,再也不觉得你可怜了,只觉得你需要有人照顾……。”
刘元林听了,不由得将树凤更紧地拥在怀里。
1956年10月,刘元林来北京参加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的头一天晚上,夫妻俩又一夜没睡,刘元林是农业社的社长,他数叨着社里的工作;柳树凤抚摸着睡在一旁的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边执拗地表示明天一定要把丈夫送到县里。
第二天清早,锣鼓声响遍了全村,人们给元林胸前戴上了红花,把他送到村头,柳树凤一路紧紧地挨在他身边。(附图片)
苏光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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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快抢救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孙世恺
人们经常听到学者们的呼声:资料缺乏呀!确实,没有充分的资料很难做学问。学者们也往往从历史档案中发现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视为“珍宝”。
现在,我们看看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里埋藏着无数“珍宝”的不幸遭遇吧!这里保存着清代二百九十多年的三百多万件历史档案已有一半以上损坏了。更严重的,是许多人看到这种惨况并不认识到它是我们学术上的重大损失,至今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个档案馆的十多个库房,亲眼看到这批数量巨大的珍贵的历史档案遭受的厄运。据档案馆主任说,这里除清史馆大库、内阁大库外,尚有四十六个库房,目前勉强合乎档案馆要求条件的只有三、四个房间。一般库房都是室内十分潮湿,纸张霉烂的臭气刺鼻。有上百箱档案已经碎成纸末。大量成本档案受水浸蚀后已成一块硬“木板”。在清史馆大库里,有装满档案的一千七百多个麻袋堆积得像两座小山,据说这是清代末年从内阁运出八千个麻袋档案,辗转几个地方,到北京解放时只剩下一千七百多个麻袋就堆在这里。我向档案馆主任询问麻袋装的是什么时代档案,他说:“这些麻袋从来无人动过,谁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档案,今年第三季度才打开几十袋看看,目前感到这些档案无法也无力整理又装起来了。”
现在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不仅缺乏科学的编目整理办法,就是保管档案也缺乏科学知识。因档案库房一般都是窄小潮湿,许多库房存放的档案距地面只有两公分,地面却撒满石灰(石灰易浸坏纸张)。为了防虫又在档案上撒满“六六六”杀虫粉。据说这是不科学的,它虽然杀虫也浸蚀纸。修补档案工作完全是手工。现有四个人工作。每人一天只修补三、四十页档案。这样修补远远赶不上库房内档案霉烂得快。
档案馆干部条件也很坏。现有三十三人,患肺结核病、高血压症和关节炎等病就有十多人。保管工作二十二人,能进库房的只有一半人,却要管理五十多个大小库房。这个档案馆保存三百多万件档案有三分之一是满文的,可是懂得满文的只有两位老先生,现在有一位还没有搞满文(在编辑洋务运动史)。另一位老先生年近七十岁,每天只能翻译些满文档案的年月日。现在,档案馆已派四个青年干部学习满文,但是,远远不能担负起大量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
档案馆主任说:目前最基本的问题,应先解决库房问题,不然上百万件档案过几年就烂得差不多完了。人们听到这句话,再看看档案馆的库房,谁不感到痛心啊!
我想任何人都有权盼望有关部门尽快动手克服困难,挽救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所即将遭到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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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老年监督岗”后记
马铁丁
“老年监督岗”(见25日人民日报副刊)里,有位刘大爷。这刘大爷有一特别可爱之处,那就是凡是别人的事,众人的事,集体的事,他都得管。他好像时时刻刻都管着你。你把机器弄坏了吗?那不行,他批评你;你买东西买得不好吗?那不行,他指摘你;你的衣服多时没有洗了吗?他提醒你;哪里缺少一个部件,而又苦于不知到那里去找的时候,不要紧,他有一个好记性,马上告诉你。
有人说刘大爷无家无室,光杆儿一个,我要说,他的家室很大,家庭成员很多,那家室就是他的工厂,那成员就是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员工们。他有一部字典,那字典里,“自己”、“个人”缩小到最小限度。而“别人”、“集体”在那里闪闪发光。
我的思想忽然生了翅膀,一飞飞进“友爱和同情那里去了”那篇文章(见24日人民日报):10月14日那天,新华书店北京分店的同志们到八达岭去郊游,发生翻车惨祸,当时有的同志摔死,有的同志受伤。负伤的同志苦于没有汽车送进医院。事情凑巧,居然在路上截住一部汽车了。新华书店方面曾商借汽车用一下,车“主”竟至“置之不理”。我想:这位车“主”也有部字典,那字典里,自己、个人扩大,扩大,扩大到见死不救。
如果把这位车“主”拉来站在刘大爷面前,倘羞愧之心尚存,应该立刻钻到地洞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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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拉伯谚语
猫捉老鼠并不是为的敬神。
只要是诚心共居一起,对两个朋友来说,即便是针眼大的地方,也绰绰有余。
真正的人可以从石头里作出面包来。
烟灰碟和大财主一模一样:越满越脏。
当乌鸦引导着人民时,它们就会把人民领到死狗肉堆去。
谁要是硬把狮子当成驴,那就让他去试着骑一骑。
(马光宙译自苏联“星火”杂志,1952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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