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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饶专区贯彻执行民主办社方针以后
干部社员和睦相处团结生产
本报讯 江西省上饶专区农村干部和社员中间，呈现出一种和睦、民主、团结生产的新气象。
自9月份开始，上饶专区各县对农村干部的作风，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分两批进行了整顿。在整风学习中，全体干部检查了执行群众路线的情形，批判了在这方面的缺点，并且评选和表扬了大批模范干部。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基础上，全区各级党组织都以县委书记或乡总支书记为首组织了访问团和访问小组，深入农业社对社员进行了访问，然后普遍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进一步发扬了民主，充分地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
在各地召开的社员代表会或社员大会上，许多社员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不关心社员群众疾苦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余江县坞桥乡农业社社员，批评干部强迫社员拔掉自留地上的芋头等错误以后，干部立即作了诚恳的检讨。东乡、鄱阳等县不少干部还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用扣罚工分来对待社员的错误行为。
接着，广大社员对自己社里的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检查，提出了意见和批评。上饶县湖西农业社社员共提出了二百四十一条批评和建议。其中为全社新找出的副业门路就有二十五项，可在第四季度为社员增加十八万七千多元的收入。乐平县火星农业社的生产计划和包工包产的指标原来都偏高，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这次根据社员提出的意见作了合理的修正。
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以后，许多干部对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办社的思想显著地提高了。乐平县火星农业社管理委员会为了贯彻“民主办社”的精神，决定每半月召开一次管理委员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研究和报告社务工作。有关社内的重大事情，都必须和多数社员商量。此外，有些农业社还设立了社员问事处和社员意见箱，以便及时了解和处理社员的意见。
与此同时，许多社员代表在会上也检讨了自己爱社观念薄弱的缺点。有的社员说：“过去我是人在社内，心在社外；现在真是当家作主了，今后一定要同干部一起把社办好。”
入冬以来，全区农村副业生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活跃。余江县有四个乡在十天之内就增养了生猪七百五十三头。广丰乡燎原社在最近一个月之内，平均每户社员的副业收入达到二十元以上。
（上饶地委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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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爱社和民主办社
农村工作人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员都希望社员群众爱社如家，全心全意地关心它，爱护它。
爱，是谁也勉强不得谁的。要想使社员们爱社，就必须让社员真正感觉到合作社的可爱，让社员都感觉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可以说，社员们的爱社思想是跟社干部的民主成正比例的：社内民主发扬得越广泛、越正常，社员们爱社的感情就越牢固、越高昂。江西省上饶专区的农业社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的方针以后，农村中出现的和睦、民主、团结生产的新气象，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企图只靠少数人规定几条戒律把社员箍住，强迫社员“爱”社，那种做法，首先就会把社员爱社的心吓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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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向“金星”等社致贺
遭受了自然灾害，这真是不幸的事情。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经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了。
不可怕，不只因为有政府和各地人民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农民自身也增加了巨大的斗志和力量。
山西省平顺县“金星”等三个社，今年连续遭受了几种灾害，总产值仍然超过了1957年的计划，保证了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我们衷心祝贺他们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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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桐城县七百八十三个农业社
多卖余粮支援灾区
本报讯 安徽省桐城县翻身、天成等七百八十三个农业社，多卖余粮三千五百多万斤支援灾区农民兄弟。桐城县这些农业社多卖的余粮，是根据今年实际产量，除去留用粮和征购的粮食后，在多余的粮食中，通过自报和协商的办法多卖的。这些农业社的社员们，经过动员后，都知道自己社增了产，应该支援灾区农民兄弟和国家建设。天成农业社主任苏旺和说，他们在1954年也遭过灾，那时，口粮和种子都没有，以后幸亏政府从四川非灾区调给他们二十万斤口粮和一万六千斤种子，才解决了困难。他说，今年自己增了产，理应支援灾区。所以，他们除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外，还决定再多卖五十四万斤余粮给国家。桐城县这七百多个社，还特意为这件事写了一封信，给淮北灾区的农民，表示支援他们的心意。
（安徽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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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只没法过秤的大肥猪
江苏省无锡县蠡涸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张培生养的一只七、八百斤重的大肥猪引起许多农民的兴趣。有一天，人们都来看肥猪过秤。这只大猪过秤，简直比曹操用船秤大象还费事，一个磅秤打不住，用了两个磅秤，上面还搭一块厚木板，把司秤的人忙得一头大汗，最后还没有秤出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算它的重量都是根据有经验农民估计的。最近张培生用量衣服的皮尺量过它的体长和身高。据说那只大猪连头带尾已长达八市尺余，身高二尺七寸，臀部有一尺二寸宽。背部像张长形的小桌面一样。一只七十来斤重的猪和它在一起，相形之下像只初生的乳猪。
张培生在土地改革以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连狗都养不起的贫农。因为缺吃少穿衣食不周，夫妻双双出外帮工。土地改革以后，张培生像所有的贫农一样分到了田、房子还有畜舍。张培生是个老实巴结的庄稼汉，想养猪没有本钱，加入合作社以后，收入比过去增加，除了吃穿还略有剩余，开始喂猪。合作社支持社员养猪，借给养猪本钱，分给饲料田，社里的畜牧兽医技术员还给社员的猪打防疫针。张培生得到合作社的支持，买来一条三十多斤重的猪，又加上细心照料，一天长肉约一斤左右。这只猪养了近两年的时间，从未生过病。张培生常说：这只猪就是我的“银行”，我的存款都在它身上。现在，他不仅养得起一头几百斤的猪，圈里还养了肉猪、母猪和十三头仔猪，可以说得上饲养了一群猪了。他家变得再也不像一头狗也养不起的模样了。现在他家圈里有猪有羊，家里有米有衣，房里新安装了明亮的玻璃窗，孩子们也穿得整整齐齐地上学。今年两口子做了二百多个劳动日，按一个劳动日一元八角分配，他家又要比去年在初级社时多收入一百多元。
到张培生家参观的人们，都称赞张培生养猪的本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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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顺达等领导的三个农业社
战胜严重灾害总产值增加了
新华社太原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武赞庭报道：向全国发起农业增产竞赛的李顺达、郭玉恩、申纪兰和武侯梨领导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遭受严重灾害没有完成今年的竞赛计划，（经过修订的）但总产值都超过了去年。据最近三个社公布的材料：三个社粮食作物每亩平均产量达三百七十六斤到四百斤，超过去年4.4％到8.8％，总产值比去年增加20.3％到60％以上，三个社总产值普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红星社总产值还超额完成了向全国竞赛的计划。
三个社是今年春季联名向全国提出开展农业增产竞赛倡议的。他们原计划要求今年农林牧副业的生产总值比去年增加59％到70％，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要比去年增加一百到一百二十六斤，后来又分别根据各社具体情况，重新修改了这种过高的增产指标。同时努力增施肥料、实行低产变高产、单作变间作和扩大复播，开渠打井，扩大浇地面积，普及优良品种，实行精耕细作和合理密植等增产措施。但到了7月，这三个社连续遭受雹、风、洪水灾害，其中金星、五一两社最重，大部秋作物受到摧残。各个社在发生灾害后，立即开展了生产救灾斗争。金星和五一两个社以七百多个男女社员组织了突击队，把受灾较重的二千多亩玉米和谷子地普遍多锄了一次，施了追肥，其中还有一千二百多亩被打断和倒伏的玉米都补种了萝卜，并进行了扶苗培土。金星社的社员们除完成了一百多亩改种任务外，还在山沟里的小块荒地、新垫成的河滩地和散布在山坡上的水土保持坑壕的边堰上种了萝卜和菜根。红星社的社员连续两次扶起了六百五十多亩被风吹倒的玉米和谷子。在剧烈的抗灾斗争中，郭玉恩和申纪兰曾在暴雨中带领社员夜以继日地检查堤坝，先后抢堵了四个决口，使四百二十多亩作物免除洪水淹没。经过这些斗争，金星和五一两个社的粮食总产量还比去年增产。
三个社在受灾后大力发展了畜牧、林业和各种副业生产。仅喂养的猪、鸡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左右。到11月中旬统计，三个社仅副业生产的收入已达二万七千多元，连同农林畜牧业生产的收入，就保证了90％以上的社员收入超过了去年。
目前，三个社正结合开展冬季生产，检查总结一年来开展增产竞赛的情况，准备吸取经验教训制定明年的增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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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零讯
农业零讯
四川农民今年养鸭增加将近三倍
四川省农民今年喂养的鸭子比去年增加近三倍。在总数一千七百八十多万只鸭子中，北京良种鸭有四十五万多只。如果按75％成活率计算，所产鸭肉相当于一百二十斤重的生猪十六万头，所产鸭毛将达到一百万斤，农民可以因养鸭而增加收入八百多万元。 （新华社）
宣化葡萄将在许多地方生长
张家口市宣化镇出产的白牛奶葡萄，一向驰名国内。
最近有一百一十五万根宣化葡萄枝条开始运往安徽、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自治区和哈尔滨等地培植。 （新华社）
甘肃今年勘测荒地近二千万亩
今年甘肃省的荒地勘测工作，已经结束，共勘测了近二千万亩荒地，并且详细查勘了其中的三百六十万亩。
今年甘肃省有八个荒地勘测队在3月间和6月间，分两批到西部河西走廊地带和北部黄河平原上的银川专区进行勘测。所勘测的荒地，都是土质肥沃，地势平坦，而且有比较充足的灌溉水源。（新华社）
包头市郊区粮食蔬菜大大增产
包头市郊区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国家计划32.3％，蔬菜产量比去年增加68％；并出现了好多“粮食千斤队”和“蔬菜万斤队”。建设农业社青年生产队种六百一十二亩粮食，每亩达到一千零三十八斤，比当地过去产量最高纪录还高73％。解放菜园生产合作社第一田间生产队种的一百六十九亩蔬菜，每亩达到二万二千四百六十四斤，而去年每亩产七千斤。 （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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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关于未全部收购胜利农业社肥猪的检查
10月20日读者来信栏登载的“为什么不收这些肥猪”是对我们的批评，我们虚心接受。
胜利农业社8月初喂足一百斤以上的生猪确有六、七十头，但其中有十余头患有瘟疫（后来死掉），有的膘肥不合出口标准，所以吴村收购组仅收了十二头。由于收购人员系临时工人，态度生硬，解释不清楚，致引起胜利农业社的不满。这主要是我们布置工作不深入、不具体造成的。我们已在吴村收购组召开了全体收购人员会议，研究了今后改进收购的办法。
曲阜食品公司经理
徐杰、靳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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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农业社不应该盲目经营商业
近来，山东省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商业之风大起。举几个例子吧：胶县贾悦区尹海明农业社在集市开设一个菜馆，还摆摊零售各种干鲜水产、小百货、粉条等四十多种商品，并且用十多辆手推车贩运鸡蛋和工业品出卖；菏泽县新兴集农业社在集镇上出售旱烟、酱油和醋，还开设旅馆、饭馆，因而供销社的合作饭店被迫停业。菏泽县三区段庄农业社夏季应征购的粮食没有交给国家，现在却拿出三万斤小麦开起饭馆来了。
鄄城县阎什口村农业社开的饭店，经营馍馍、包子、面条、烧饼等已有一个多月了。有的农业社更趁机套购和贩运。如冠县梁堂乡合乡村农业社个别干部，以农业社名义向国家购买豆饼二千五百余斤后，运至皇城集出售，从中获取商业利润百余元。
为什么农业社要经营商业呢？原来是上半年副业生产减少了，县区领导只叫增加社员收入，又缺乏具体领导和安排，农业社对经营副业和商业的界线划分不清，什么赚钱多就经营什么。
严重的问题是，有的县区党委还认为“增加社员收入，搞一点商业不要紧”，不仅不及时加以制止，甚至还给予支持。如胶县荆山区委一定要供销社把饭店移交给石桥农业社经营；石门区供销社根据区委的决定，把屠宰组交给农业社了；定陶县农业社买缝纫机做成衣、帽子卖，没有布票，县委就让商业局批给布票（商业局未同意）。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更助长了农业社发展商业的倾向。
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商业的结果，已使正常的农副业生产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如莱阳县城关灯塔农业社开设饭馆、旅馆，忙于经营商业，放松了农业生产，有些田里野草比玉米长得高，一亩地只打五十斤玉米。
农业社从事商业性质的活动，不仅影响农村多种多样副业生产的开展和冬季的农业生产，而且带来了农村市场的某些混乱，直接影响当前国家采购计划的完成。由于农业社卖面食的很多，有些农村市场不断发生粮食的黑市活动，如菏泽小麦每斤市价高于牌价70％。夏津县郑保屯区不少农业社自己用芝麻磨香油卖，每斤卖价一元二角竟比供销社售价高一倍。因为农业社的商业活动和当地供销社的食堂等进行竞争，使不少组织起来的商贩和食堂遇到经营额小、开支大等困难。菏泽全区今年种植芝麻十五万亩，由于农业社纷纷要求退还国家预购定金，至今国家只收购起原有合同数的9.09％；其他棉籽等也是如此，许多农业社愿留作自己加工，不卖给国家。
开放自由市场，有些农民贸易将大大活跃起来，这是很必然的。但必须把农民自产自销与从事贩运和开饭铺等纯商业活动的界限区别开。 向村、黄泽民
现在河南商丘地区有不少农业社为了开展多种经营，竟去从事贩卖性的商业和饭食等活动。淮阳指挥营丰收农业社抽出三十余人、一千多元资金，设立了七个摊子，卖糖、纸烟和饭食等；夏邑县五星农业社贩卖袜子、毛巾以及零星百货等商品；睢县二区农业社把所有经营饮食业的人都拉到农业社里，把他们经营的饮食业作为社的副业经营；夏邑县候楼农业社还购买牲畜自行宰杀去卖。在这些地区不仅使供销社安排私商感到困难，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商贩的收入。鹿邑县八区烟贩马庆生8月份经营额达一千一百七十元，自从贾摊农业社在马庆生旁边设立一个烟摊以后，9月份只做了八百三十六元的生意。据项城县了解凡农业社与商贩经营同等商品的地区，商贩收入要低于其他地区商贩收入的一半。另外，在市场的管理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宁陵县柳河集油馍的市价是二角二分一斤，而农业社就卖到四角一斤；永城县陈集农业社社员梁伯仁杀羊贩卖，供销社干部范永清前去制止，梁伯仁就掂着刀要杀范永清。淮阳县有个农业社经营饭食，国营粮店的干部去制止，竟被打了一顿。当这些问题发生时，当地有关部门竟说“车多不碍路、船多不碍港，”而不去制止。
吕振铎、叶茂春
甘肃省有些农业社有盲目经营商业的情况，西和县大桥、何家坝等农业社，曾有二十多个社员到礼县大滩、白河等地卖布匹、小百货、纸烟、食盐等。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甘谷、天水、礼县等地城镇附近的一些农民，到镇上开旅店，卖馍，卖饭，使城镇饮食业盲目增加。天水县二十里铺东方红农业社，除自养生猪自宰、自销外，还在附近收购生猪卖肉。西和县城关区最近又增加商业户七十八户，其中有农业社员五十四户。武山县洛门镇物资交流会上，发现茶叶客商中有不少是农民。这些农民把土特产品拿到西安、宝鸡、兰州等地去卖，回来时买茶叶等物到小镇上出售，以牟取暴利。甘谷县盘安镇龙泉龙农业社在贾家庄设立饭馆，并有馒头、豆腐出售，镇上三户小商贩已有二户的营业被挤垮。 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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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机构应当精简
林韦
“打蝇干部”
豫北辉县在今年4月设立了一个水产公司门市部，今年8月又撤销了。撤销的原因，是生意太少。据辉县县委谈，这个门市部有三个干部，但一个月只能卖二元钱的货。闲着没事作，成天打苍蝇，曾经被称作“打蝇干部”。生意少的原因，是北方农村很少有人吃鱼虾。至于海参、鱼翅之类的高级海味，更是无人问津。可以说，三个干部几乎是白白在那里蹲了四、五个月。
谈这样一件事似乎意义不大：一个刚建立工作的新部门不熟悉市场需要，调来一些此地无销路的物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重新调到别处不就完了么？
单谈这一件事（或几件事），的确可以这样说。但与这件事相联结的却是一个很大很普遍的问题——商业方面的许多专业机构在二年来特别是今年来普遍“下伸”和“一条线经营”的问题。即使在调拨商品上不发生主观主义的错误，也还是有许多问题要作彻底的考虑。
一条线经营实况
以今年第二季度在辉县设立的煤建公司为例。煤建公司成立以前，煤炭由供销合作社经营。供销社系统在辉县除了县社，还有十八个基层社，六十个分销店，总共有七十八个点同时卖煤，农民买煤是比较方便的。从第二季度起，这七十八个点把卖煤的业务交给了煤建公司新建的十二个点。这时候，各村农民买煤就很不方便了，有的村要跑四、五十里才能买到煤。于是埋怨之声四起。买煤不便，农民就尽量用别的燃料来代替煤，结果是煤的消费大减，公司生意萧条。过去县供销社只有一个人批发煤，现在增加了一个专业公司，十来个干部，却是国家有煤卖不掉，群众要买很难找。后来实在干不下去，又决定由供销社卖煤。现在一部分已经又交过去了。
今年第二季度建立的木材公司，情形也并不更好。过去县供销社兼营这项业务，有四个干部即可。现在木材公司有十二个干部，营业额却不如过去多（去年供销社每月在木材方面收购加供应是一万二千元，今年木材公司从4月到8月每月收购加供应是五千七百八十二元，减少一半还多。减少的原因，是下面没有基层组织，群众要卖木材很不方便。现在又改由供销社代收了。
食品公司今年也曾经要直线经营到底（到群众）。可是，要让农妇们跑几十里路去找食品公司卖几个鸡蛋，这是很难想像的。结果当然会是鸡蛋多半由养鸡人自己吃了，养鸡的减少，公司完不成收购任务，搞了几天搞不下去，还是收了摊子，交给供销社了。
辉县没有成立专业的油脂公司，油脂业务现在仍由供销社兼营。但与辉县相距四十里的新乡县已经成立了专业的油脂公司。据新乡县长谈，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油脂专业机构过早的下伸并无多大好处，甚至还有害处。在油脂公司成立以前，收购油料，加工，卖油，都由供销社经营。这个县的供销社下面有十一个基层社，七十多个分销店，一共八十多个营业点。它们除了收购棉花，还组织群众轧花，用棉籽榨油（好的棉籽作了种籽）。新乡县是产棉区，有许多棉农自己轧了花，拿棉籽出卖。更多的人要拿自用的油料（一人一年三斤半油的油料自留）去换油。在以前，农民随时可以把棉籽很方便地卖给本村本乡的供销社，同时换回油来吃，也可以买回布匹或其他东西，完全不要费什么时间。油脂公司成立了，说是油料归油脂公司收购。但这个公司只有二个营业点，办不到。实际情形是油脂公司只收购花生，芝麻，大麻子。棉籽则由粮食局收购（粮食局在全县有十个营业点）。但粮食局只收五级以下的，五级以上的要由采购局（下面有十个采购站）收购。结果就出现这样情形：农民拿了棉籽跑了若干里路到油脂公司去卖，不收；又跑若干里路找粮食公司去卖，也不收，说这是五级以上的；最后再跑若干里路到采购局（站）去卖。在这里卖掉了还算不错；有时候，采购局（站）也不收，说这是五级以下的。究竟是哪一级？弄不清。农民拿着棉籽卖不出，非常恼火。一路走一路埋怨：“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这算什么制度呀！”翟坡乡农业社有五千多斤不好的棉籽，在往年，卖给本村供销社就完了。现在要送到七、八里外的大召营乡去卖给粮食局。但在送到以后，局内住着的油脂公司干部又说必须送到二十多里以外的新乡市，不然不肯买。这样，脚价简直超过了售价。农民生气，就拉回家去准备沤粪，不卖了。
新乡县油脂公司有三十六人，都是为加强这项专业而增设的。但结果是事情更不好办了：国家要收油料收不起来，农民要卖油料卖不出去。（或者科学些说：买卖油料都增加了困难。）新乡县有十一个基层供销社，其中七个社没油可卖，据说和上述情况有很大关系。
采购系统机构下伸所引起的
采购局的情形也类似。采购局管的是收购棉、麻、烟、茶、畜产等五种物资，主要是购棉（其他物资这儿很少）。这工作有很大季节性，一年只三、四个月有事。过去由供销社经营，平时大家干别的业务，购棉季节到了就集中力量购棉。工作很快。干完了马上就干别的，并无窝工现象。农业合作化以后，收棉不是一户一户一小包一小包的收，而是农业社整车整车拉来，整车整车过磅，比过去快几倍。即使棉花增产很多，供销社也还是可以应付的。而事实上棉花增产并不很多，供销社就是添人，也添不了几个就行了。
专业的采购局，似乎比商业方面的各专业公司机构都大。新乡地区十四个县，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工作人员，每县平均近百人。新乡一县有二百三十人。有了这样庞大的专业机构，购棉工作是不是作得更好一些呢？群众售棉是不是更快一点呢？不然。而且适得其反。新乡重要产棉区七里营乡（包括若干村）去年有四个站收棉，今年减了三个站，剩了一个站。兴宁乡去年二个站收棉，今年也减了一个站。这一来，农民卖棉就必须跑许多路去送。良种的籽棉更必须直送二十多里以外的小冀乡（那里有大加工厂）。兴宁乡的牛仁旺农业社今年植棉八千亩，要卖一百六十万斤良种籽棉。全村动员十六辆大车，四十八头牲口不间断地往小冀送，也得送一百来天才能送完。秋种和冬耕怎办呢？至于农民卖了棉要跑二、三十里到另一村（大召营）取款，这麻烦就不必说了。
专业机构是太多还是太少
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似乎可以归结到一点——各专业系统机构和工作人员仍然太少，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人们很可能这样发问：每个专业系统都像供销社一样建立一套无所不在的基层机构，在每县成立成百个营业点，用上同样多的工作人员，成为十多套平行的完整的系统，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是的，这确实是彻底办法。但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生产消费的增加是百分之一、二十（这个假设数是接近事实的），商业机构和商业工作人员的增加是百分之一、二千，这难道是合理的么？新乡专区统计，十四个县的县供销社加上它们的基层机构，现在吃公粮人员的总数是六千三百九十四人。就按十个专业系统计算，如果每个系统都有供销社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那就要有六万三千九百四十人吃公粮。这数目是很可怕的。
县的批发机构起什么作用
许多农村基层购销业务重新交给供销社，从现在看，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从上面“伸”到县级的各专业的批发机构（有的称公司，有的称局）还继续存在着。以辉县为例。辉县现在还有煤建、木材、食品、盐务、百货、纺织品（主要是布匹）、针织品等七个专业的县级批发机构，共有固定的干部一百一十四人，另外还有人数不等的雇员，实际上也享受着差不多同等的待遇，只是名义上不是干部罢了。仅食品公司就经常有三十三个这样的雇员，任务是赶送牛羊猪等。这七个系统的批发业务，以前都是县供销社担负（现在县采购局七十三人所担负的收购棉、烟、麻、畜产的繁重任务，以前也统由县供销社担负），而那时整个县供销社只有一百一十人。现在县供销社的人员增加了整个收购和供应的任务也并无很大变化，但却增加了七套并行的批发机构，一套很大的收购机构。
有了许多批发机构，批发工作是否加快了或改善了呢？这只要举出食盐方面作例就够了。在县的盐业公司（也许是叫盐务局）成立以前，县供销社担任盐的批发。县社向专区批发机构（设在新乡）或其他机构买好了大批的盐，马上通知各基层社准备仓库，准备人和车，到辉县城东的潞王坟车站去运盐。火车一到，大家马上分配完毕，一道手就行了。现在呢？盐业公司除过预订的一小部分可以直接从车站转手以外，大部都要自己准备仓库，自己用人保存，等各基层社来成批买去，转卖群众。这不是无故多一层手，多一些流转和保管的费用么？要节省这层手续，只有事前和县供销社商量好，由县供销社转知所属各基层社，到时候都到车站直接运盐。可是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多设盐业公司这样一个机构呢？
其他专业，情况和问题也类似。
新乡地区一些领导同志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11月初我同正在河南省委开会的新乡地委书记及新乡地区几个县委书记谈过一次。以后同新乡县长和辉县几个县委也谈过。大家都一致感觉到现在许多专业机构下伸到县是一种浪费，而且有其他害处。辉县县委书记举例说：薄壁镇基层供销社在本镇买了麻，从前只要报到县社就完了。现在县社还要转手续给采购局，采购局不批发也不零售，只是转批给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又批回供销社。麻在薄壁未动，售价就提高了40％。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显然都是有害无益的。汲县县委书记对于汲县收售牛皮的情形，也举出了同样的例子。
关于采购局，温县县委书记的说法是：一年只有三、四个月工作。其余八、九个月时间没事作，就去检查一下棉花预购合同，看棉花种了没有，长得好不好，有时候就发表格来，调查棉花锄了几遍，上了追肥没有，打杈没有。这些都不是他们非干不可的事，他们不管也还有别人管，他们管了反而给大家添麻烦。
河南省采购厅办公室主任王青锋同志也没有否定这些事实。他还告诉我，信阳、南阳地区采购机构工作更少，因为那里棉、麻、烟都很少。河南省商业厅副厅长石玉璞同志对我谈到水产公司时，也说这公司“机构太大，太不合理”。他说：“让鱼贩直接到鱼场批货就行了，何必再经水产公司这一道手？”
既然不合理，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呢？大家的谈话中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各系统在长期规划的时候，脱离了当前农村的实际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看中央有什么机构，省里有什么机构，就认为专区和县里以至乡村里都需要什么机构，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于是，没有县机构的纷纷设立县机构，有了县机构的加紧建
立乡村机构，三个人的科变成了三十个人的局，
三个科的局变成了五、六个科的局，科下面加紧建股，股下面纷纷添人。机构和人事就在这种盲目的扩充竞赛中迅速地膨胀了。辉县原来干部有五百多人，现在成了一千八百多人，据说按各系统的规划是二千六、七百人。
怎么办
怎么办呢？新乡地区党政机关的共同意见，是搞综合性商店。不管叫作供销社也好，叫作国营商店（或者什么公司）也好，反正作法必须是既收购，也供应。既供应百货、布匹，也供应油盐酱醋、京广杂货；既收购废铜烂铁、小土特产（像目前供销社所作的），也收购棉麻鸡蛋花生药材。目标应当是在一个乡村有一、二个商业机构（人多一点也可），就能把农民要卖的买回来，把农民要买的卖出去，既便于服务农民，也便于完成国家任务，工作人员也可以节约很多。至于综合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详细研究。北方农村的一般特点是：二、三百户人家，千把人口，有若干种物资要出卖，也有若干种东西要购买；种类相当多，但每一类数量都很小。各系统都来设机构，就无事作。不设呢？农民很不方便，要埋怨，也会影响生产和消费。适应这种情况，当然只有综合经营一途。其他办法在目前都很难行通。
关于县级的和大集镇上的各系统批发机构，大家认为是多余的。普遍的意见，是恢复从前的办法——十四个县都由专区的一个或几个总站批发。全县各基层营业单位统由县供销社或另外一个类似的机构批发。这样既可加速商品流转，也可节省许多批发机构和人员。
这样作有点“开倒车”嫌疑——社会越进步，分工应当越细密。但是我以为：社会生产力如果只发展到第一阶段，而商业方面的分工已经超过第二、第三阶段，那么这样过分细密的分工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还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前面的材料，都可以给这种论断作证。省和专区搞商业和采购的同志告诉我，原来的考虑是：供销社有时顾了中心（如第四季度购棉），顾不了其他，怕耽误事情；但事实证明专业机构过早地普遍下伸，并没有使国家购销任务完成得更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方便，而且情况是相反的。
新乡县长告诉我：原来购棉任务由供销社负担时，里面有5％的手续费。据说后来不知哪个机关把这笔手续费一算，估计足够养一个专业系统，于是就这样作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如果属实，我以为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国家花钱相等，但对农民却不一样：以前出售产品很方便，现在大大不方便了。第二、如果国家不把这批干部用在这个岗位，而用到其他岗位，也许他们可以作出许多福国利民的事，而现在却不能。
这些话可能有偏差，有错误，希望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