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如何改进和发展翻译工作
曾彦修
现在，各有关部门关于翻译世界重要学术著作的长远规划，已经初步定出来了。书目繁多，仅以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关系这一方面而论，初步目录已在千种以上，而且大多数是比较艰深和篇幅较大的。要在十二年内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非作种种紧张的努力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不可的。为了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和一般地改进我们的翻译工作，我觉得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翻译工作的方针问题。这里仅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解放以来，我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是很高的，对于这方面的翻译书感到了特别的需要。事实上我们也译出了不少的好书，这对于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过去六、七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还有不小的缺点。这就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工作有盲目性，存在着放任自流、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个缺点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翻译书的选择很不认真，在某些情形下，甚至看不出有什么选择来。有些出版社的编辑部和翻译者，在做这件工作时，缺乏一种正确的思想指导，根本不去认真研究原书的内容，不管有没有营养，有没有价值，碰上就译，碰不上就不译，一点规划也没有。结果，便在出版了不少好书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水平比较低的，即内容空洞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教条主义的书和小册子。这些质量不高的出版物，无论就它的理论水平、资料采集、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来说，可取的地方都不多。
我们出版翻译书的根本目的何在呢？
目的在于继承和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的文化科学成果，用以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高我国的文化科学水平，并推动和刺激我国的科学研究。世界各国的出版物那么多，我们当然不能一一翻译，必须有所选择。选什么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切翻译工作，都必须围绕着上述这一个根本目的而行，任何一册书一篇文章的翻译，都要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上述任务的完成。这就必须是取人之有，补我之缺；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取人之精，补我之粗；总之，要取法乎上。不这样，就可能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具体地说就是要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首先，是选择那些具有先进科学水平和创造性的著作，那些在目前阶段属于该方面的最新的和最高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其次，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那些在人类进步过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各个学派，特别是先进学派的重要著作和代表性著作。再次，是那些具有丰富的现代资料或者历史资料的著作。复次，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我国科学工作中的缺门或者特别薄弱的部门。这类著作中的某些原著的水平虽不甚高，但是在我国却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也可以翻译。最后，就是在写作方法上可以作为范例或者可以作为参考之用的杰出的普通读物和通俗读物。一个国家的中级的和通俗的读物，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这类读物，无论如何应该主要由自己的著作来解决，因为这类读物特别需要联系到本国的情况来写，才容易收到效果。
这里，顺便谈谈繁荣著作与建立正确的翻译工作方针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以为，为了提高翻译书的质量和推动出版机构去努力繁荣创作，出版管理机构有必要规定某些出版社的著作与翻译的比例，改变某些出版社所出的书中翻译书占了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现状（某些专门出版翻译书的当然例外）。这样一来，某些出版社的全年出书种数可能暂时减少，那么就让它暂时减少也不要紧。又如，应该作出出版机构必须严肃地对待翻译书的规定，绝不允许出版社事先根本不了解原书的内容，就盲目地加以选译，译者也应该对原著的内容作深入的了解，并对出版社作负责的介绍，大家都弄清楚了有可译的价值之后才开始译。
其次，要谈谈发掘潜在的翻译力量和翻译力量的组织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力量雄厚的翻译工作者的队伍。过去几年，不仅组织古典学术著作的翻译很困难，就是组织当前的篇幅较大的著作的翻译也很困难。如果照老办法作下去，要想完成长远翻译规划的任务，是很少有可能的。为了保证能够完成目前的和长远规划中的翻译工作，我觉得有下列的一些措施是可以而且应该逐渐采取的：一是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和教研组可以把翻译某些古典学术、文艺著作，列入自己的研究计划之内。因为，要把这些书译得好，就必须读很多书，进行很多的研究工作，而这些书又首先是高等学校的师生们所需要的。因此，由高等学校的教师们来担负这个任务是必要的，不能把它看作是“不务正业”。二是要充分组织发挥散处在机关、学校、企业和社会上的翻译者的力量。他们中有一些人的语文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由于没有组织，虽然他们与出版机构之间都有互相依赖的关系，却没有一个媒介把他们连结起来。因此，我们建议由有关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经常地邀集翻译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加强联系，并随时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问题。此外，古典学术著作与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的报酬，应该适当的提高一些。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对译稿的要求也比较严格，适当提高这类书的翻译稿酬是合理的。
最后，要谈谈出版社对翻译稿件的处理问题。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习惯于将原稿对照原文逐字校订，但是编辑人力很有限，因此有些书译好后就只好放在编辑室睡觉。一年两年出不来，大大损伤了译者的积极性。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等处长期以来就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以为，编辑没有替译者逐字校订全书的责任，把译稿弄得完美可读是译者和校者自己的事情，某些责任心不强的译者把希望寄托在编辑部三番五次的修改是不对的。编者的责任，是由自己并请教专家于事前充分了解译者的能力，并在翻译的过程中设法了解译稿的质量以定取舍。已经译成的稿件可以从阅读译文中作出大体的判断，并抽出一部分对照原文加以研究；然后提出一些比较重大的意见由译者考虑修改。如果译稿水平过低，主要依靠编辑多次校改才勉强可用，那是不够出版条件的，只能暂时据理退稿，而不能由编辑代替译者重译一遍。但是有些出版社却习惯于这样作，这是应该改正的。
翻译工作正像从外国运来种籽种植到中国的土壤上使其发荣滋长一样，弄得好，就大大有助于中国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这件工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不应该看不起这件工作，而应该赶快发展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科学院讨论世界语问题
据苏联“语言学问题”1956年第四期（7、8月号）“科学生活”栏报道，苏联科学院今年年初曾经开会讨论过世界语问题。这是在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普通语言学和比较历史语言学组的会议上进行的。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语言科学博士布卡略夫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辅助语问题的现状”的报告。
报告指出，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绝对不能只懂得本国语文。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要掌握多种外国语文，而且许多文献都必须互相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长久以来科学家们就开始试验一些国际辅助语的方案来克服这个困难。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日益发展，不仅科学界需要国际辅助语，而且在文化、经济和各种关系上都有了这样的要求。报告指出，拿现存的一种民族语来作国际辅助语是行不通的。曾经有人企图推行英语，或者推行根据英语改订而成的“基本英语”，这些企图都失败了。报告又说，曾经有人打算利用拉丁语来做国际辅助语，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造拉丁语的方案也越来越少被人注意了。
报告说：解决国际辅助语问题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采取人工性的语言。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而又应用最广的就是“世界语”（ESPERANTO）。布卡略夫教授简单地回顾了世界语第一本书出版以来七十年的历史，指出了目前世界语运动的具体情况，说明世界语不仅证明了人工性的国际辅助语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它的存在和活动在实践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布卡略夫在报告之后还回答了与会者的许多问题，例如世界语为什么能够战胜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国际语方案，世界语在保卫和平加强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上所起的作用等等。
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科学博士波尔柯夫斯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迈丁斯卡娅、齐尔柯夫、戈尔农、里福尔玛茨基、古赫曼，列宁格勒大学教师安德列耶夫在会上都发了言。发言者一致肯定了布卡略夫的报告，指出了世界语的实用价值，并且指出应当注意研究有关世界语的问题。发言中也谈到，世界语是一种容易学习、表现力也很强的语言。有一个发言者认为，应当把使用世界语与未来的国际辅助语这个问题分别开来，因为世界语只是以印欧语系为基础的产物，还没有考虑到亚洲各种语言。但是，与会者承认，应当对世界语进行理论研究，并且应当就集体的语言实验的意义上来加以研究。
讨论了布卡略夫的报告后，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听取布卡略夫的第二个报告，即关于世界语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报告。“语言学问题”杂志也决定在最近一期中发表关于国际辅助语问题的论文。
（陈原）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复旦大学历史系讨论古史分期问题
据上海文汇报报道，复旦大学历史系在11月20日举行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参加的有陈守实、周予同、陈仁炳、胡曲园、朱伯康、章巽，以及高等教育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
讨论中，陈守实、周予同等批判了目前学术界在古史分期讨论中的一些不好倾向。有的把世界史跟中国史作不妥当的对比；把世界史、古代东方史的一些规律强加于中国史之上。例如有人认为中国西周和古代埃及同样具有农村公社、宗法制、分封制三个特点，古代埃及是奴隶社会，因此西周一定也是奴隶制社会。有的盲目搬用苏联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一些结论，不作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史料运用上也有很多问题。例如有些人搜集的史料不完备，以个别例子论证整个社会形态；有人先确立主观结论，再找对论点有利的材料，找不到材料就采用“删节点”等不忠实于史料的方法；更有人借助于“说文解字”“拆字”的办法，来论证社会形态，因此对“国人”“众人”各作各的解释，但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陈仁炳教授等认为今后继续研究的关键，在于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研究着手，并且要注意把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整体来考察。研究中既要注意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又要很好的研究历史文献资料，还要注意同一社会中奴隶和农奴的比重，此外不能忽视对社会法制的研究。对今后是否要继续讨论古史分期问题，会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现在掌握的史料有限，讨论中没有抓住要领，因此不需要继续讨论下去，等再进行一些研究后再讨论。也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目前我们已掌握有极丰富的史料，甚至比欧洲关于封建社会的史料还多，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正确运用史料。
会上，关于研究古代史分期如何入手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目前史学界都注意研究社会经济基础，有人认为目前经济基础问题因为材料不足，难下结论，不妨先从上层建筑方面下手，再结合基础来讨论。周予同教授认为目前很多人在讨论中对文献中的一些辞句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最好用一些力量把有关“奴隶”“封建”的辞句作一个索引，以便获得一些实在的证据。
第7版()
专栏：
解决民间艺人的困难
辛若平
在全国二千多个民间职业剧团中，属于专署和县领导的约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剧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由于目前农村的物质条件和剧团本身的条件很差，因而这些剧团在农村演出遇到很多困难。有些困难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需要逐步地加以解决；但也有一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有的地方已经解决的很好。现就在江苏、浙江等地看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替民间职业剧团的艺人们呼吁一下，希望有关部门加以考虑：
一，给剧团安排准确的巡回演出计划，并保证剧团的演出。
由于有些人思想上还存在着轻视艺人的思想残余，剧团每到一处演出，都会多多少少受到各方面无理的刁难，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这种现象，江苏省昆山县就是一个好的典型。我们在访问江苏省昆山县华华锡剧团的时候，艺人们向我们介绍他们生活好转的原因时说：主要是县的领导对我们重视和支持；县里给我们安排了准确的演出计划，剧团什么时候下乡，到哪里去，演几场，都由县里来进行安排，并把这个演出日程通知各区，要他们协助。剧团可以按照计划演出，不走冤枉路。他们并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剧团到某区演出，虽然县里曾正式通知过那个区，但是区干部却坚持不叫剧团上演，县文教科打来电话也无济于事，县长便亲自打电话问区长：为什么不准剧团演出，并要他说明理由。这样一来，区里只好叫剧团演出了，剧团按原订计划完成了演出任务。像昆山县这种对剧团爱护和负责的态度，是值得各地学习的。
二，建立固定的演出点和固定戏台，减少剧团的额外劳动。
因为农村没有剧场和固定的演出场所，剧团每到一处，要临时找空地，要临时向农民借用木杆、门板、绳子等物搭台，当天就进行演出，有时只演两场就要把台拆掉，把东西还给农民，到一个新的地方又是如此。这种临时搭台是要花费很大的劳动的，而且用门板搭的台高低不平，演员在台上演出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有摔倒碰伤的危险。
为了保证演出的安全和减轻艺人的劳动负担，建议县文教科能在人口比较集中的乡村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固定的演出点，并在演出点建立一个土台，台面涂抹泥皮或石灰，以防雨淋。设置固定的演出地点和舞台，对减低剧团的劳动和活跃农村文化活动都是有很大作用，而且建立一个土台也是简易可行的事。
三，对剧团家属给以安排，使他们安居乐业。
很多民间职业剧团都没有固定的住宅，剧团家属也随着剧团到处流动。因为剧团的流动性很大，家属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笔开支加在剧团身上是个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剧团收入不好，住宿条件等也很差，家属扶老携幼，也遭受很多苦处。因此，使剧团家属安居下来的问题，是广大艺人和家属们的普遍要求。
据艺人反映，江苏省盐城专区对艺人家属的安排工作做的很好，如盐城专区的建湖县，给剧团建了一批土房，叫家属住进去，并拨给了一块菜地，家属们可以种菜、养猪、养鸡来搞副业生产，有一些拆洗被子、衣服等零活，也介绍给艺人家属去做。艺人家属们不但安居下来，而且可以搞副业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同时，艺人也可以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另据盐城专区射阳县淮剧团反映，射阳县也对全县的剧团家属做了同样的安排。艺人们对这一措施都十分满意。
四，减低剧团的运输费用。
过去，因火车运输服装，布景的运费订的过高，铁道部接受了艺人的意见，对此项运费作了新的规定，大大减少了剧团的经济负担，受到艺人的赞美。但是：这仅仅是解决了少数城市的一些大剧团的问题，而未能解决大多数的专区、县剧团的困难。因为这些剧团长年在农村活动，它们主要的运输工具，不是火车，而是汽车和轮船。据艺人反映，几年来，汽车和轮船的运输费逐渐增加，如剧团从泰州回淮安，不到两吨重的物品，轮船运费就要三百五十多元，而且按照轮船码头的规定：物品的搬运必须由码头工人来做，艺人想自己动手来节省一些搬运费都是不可能的。
由于车船的运输费太高，有些剧团的艺人们不得不用推车和担子来自己搬运服装道具，因过度累劳而严重地影响了健康。我们希望交通运输的管理部门，能考虑到民间职业剧团的困难，像铁道部一样酌量减低运费。
五，解决艺人的看病问题。
由于这些剧团长年在农村活动，演出场数一年大多在六百场左右，再加上生活和居住等条件很差，很多艺人都患病，有的剧团甚至因患病者太多而停演。但艺人看病是不容易的，有些生活困难的艺人只好带病工作，有的艺人因拖延日久使病加重，甚至成为终身之症。
在我们国家里，一般公教人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有的可以记帐，但是这些艺人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我们希望各级卫生机关，应该给剧团指定医院，并允许他们记帐。对确实因生活困难而不能就诊的艺人，有关部门应该给予救济或补助，使他们健康地、愉快地为人民服务。
以上不是民间艺人的全部困难，而是可以解决的一部分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加以考虑。
第7版()
专栏：
快快公布“剧本上演报酬条例”
辛生
建国以来，各种法律条文制订了不少，就是这个保障作家权益的“剧本上演报酬条例”迟迟未能公布。在戏剧界的集会上，剧作家们不知呼吁过多少次，戏剧家协会以及戏剧刊物的编辑部，不知收到了多少意见。也不能说中央文化主管部门完全不重视这些呼吁和意见，据我所知，两年以前就已着手拟定了“剧本上演报酬条例”的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北京、上海等地不下十多次的讨论；向导演、演员、剧作家、剧院、剧团及有关方面所征求的意见总以百计。也许是特别慎重的原故，草案始终是草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吵了一阵，又沉寂下来，又嚷嚷一阵，还是没有下文。
为什么这个“剧本上演报酬条例”这样难于公布实行呢？是不是它特别复杂困难呢？显然不是的，这里只要确定一下合理的报酬比例和必须的办法就行了；比起别的一些法律条文来，只能说是简单容易得多。而且，剧本上演报酬的制度并不自今日始，我国过去在某些城市中曾经实行过；也并不自我国始，别的国家现在也都在实行。这些先例，都可供我们参考。根据我们目前的具体情况，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条例，并不是要费多大力气的烦难工作。但是，直到今天“剧本上演报酬条例”还是不能确定下来，其中关键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实在猜测不出来。
我想根本不同意实行剧本上演报酬制度的人大概不会有，或者有人会感到今天就开始实行是不是为时过早。因为有些剧团，特别是一些民间职业戏曲团体，艺人生活还相当艰苦，再支付剧本上演报酬可能更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这种意见是应该加以考虑的，但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鼓励他们多上演新剧目，又要不使他们负担过重，也可订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可根据一定情况，对有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民间职业剧团酌量减收、甚至完全免收他们的上演报酬。或者，在开始的时候，先由国营剧团试行，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上演报酬，更能鼓励许多戏曲作者安心地、积极地写出更多的新剧本；随着数量的增多，剧本的质量也将提高；上演好的剧本会使剧团增多收入，这样，剧团是不会吝惜付出一点上演报酬的。总之，这些问题并不妨碍剧本上演报酬条例的公布和实行。
实行剧本上演报酬制度，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尊重作者的劳动，保障他们的权益。今天，在不少的地方，剧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受到确切的保障。有人认为：作品发表以后，就是社会的公共财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加以过问，就是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因而，各地剧团上演剧本时，对剧本的作者是向不征求同意的；在排演中，任意修改剧本，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作者提出意见，就干脆连作者的署名也去掉。因而，作者对自己的剧本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不仅青年作者这样（他们的剧本能被上演就该感到万幸），就是成名的老作家也是一样（曹禺同志的作品解放以来曾在不少地方上演，但很少有演出团体通知他；有些演出十分糟糕，使作者感到难受，也不便提出意见）。
一方面向剧作者们提出要他们专业化、职业化，并开始逐步取消他们的生活津贴；一方面又不给他们专业化、职业化的必要条件——实行合理的稿费、版税、上演税制度等，这种现象不是很不合理吗？剧本创作稿费低，出版数量少，出版条件差……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在剧作者集会上已不止一次听到。但按理说，剧作者更主要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剧本上演的报酬。根据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多、少、好、坏，按上演的收入，取得一定比例的上演税，正如一个工人按他生产的价值取得一定的工资收入一样，这完全合乎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剧本上演报酬的制度完全应该受到我国法律的保障。
话又说回头，到底哪一天“剧本上演报酬条例”才能公布实行？我们希望文化主管部门能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7版()
专栏：
福建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讨论“实践论”对教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新华社讯 福建师范学院教育科教研室主任金澍荣所著的论文“实践论”对于教学理论的指导意义——兼论实用主义教学理论的反动性，在24日闭幕的福建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讨论。
论文着重说明“实践论”对揭示教学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指导意义。金澍荣教授根据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启示，把教学这种社会现象放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来考察，认为教学过程的认识活动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这一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阶段；也认为教学中学生的认识活动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同，它只是接受已经过科学验证的真理，而不是发现新的真理，因此学生的认识活动必须在教师主导作用下、按照年龄特征来组织和进行。在考察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在教学中的表现时，他认为教学和人类认识活动的其他形式一样，必须从感性认识开始，这种感性认识是由教师的语言、教科书上的文学等构成的，他反对教学中学生可以从理性认识开始的说法，他认为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之间要经过一段艰巨的思维活动才能完成认识过程的飞跃。
参加讨论会的教授专家们认为这篇论文在解决教学过程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反对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提出了不少意见。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刘明凡指出论文强调学生的思维作用，忽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可能走上唯心主义思维至上的立场。
关于认识过程的规律和教学过程的规律的关系问题，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教授陈科美认为金澍荣教授把语言文字等理解为感性认识是精辟的见解。福建师范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讲师林仑山，他还认为把学生的认识活动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截然分开是不妥当的，这样会形成学生学习中的教条主义。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福建师范学院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外，还有福建省三所高等学校，浙江、江西师范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师范学院、北京、华东师范大学，以及福建省各中等学校和有关部门代表共一千多人。
第7版()
专栏：
包头评奖职工业余文艺节目
本报讯 11月18日到23日在包头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包头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大会。参加会演的有建筑、地方工业、包钢、铁道、教育等十二个系统的业余演员近四百人，有七十四个节目。经过评选，获得表演奖的有三十个节目，获得创作奖的有七个节目，获得演员奖的有一百零三人。
一年来，包头市职工业余文艺活动已有显著成绩。工会俱乐部去年仅只两个，现已发展到七十一个，职工业余剧团和文工团（队）去年只有三个，现已增加到二十三个，很多单位还成立了业余文艺小组，大大解决了这个“平地起家”的工业城市专业艺术团体演出力量不足的困难。 （刘衡）
第7版()
专栏：
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展览会闭幕
新华社讯 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展览会26日在北京闭幕。展览会是10月28日正式开始展出的，在实际展出的二十二天里，观众将近十二万人。
有不少观众从东北、河北等地来北京参观。许多外地的工人、学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写信给展览会，要求解答科学技术问题。
展览会还为两万多观众放映了“原子能时代”、“宇宙”等科学技术教育影片。
观众反映，展览会使他们知道了不少科学技术知识。广东省湛江机械厂铸造工人黄华贵参观展览会以后在感想簿上写道：“展览会使我有充分的力量和决心向科学进军”。
纪录展览会情况的新闻影片和照片“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将在各地演出和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