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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农村副业生产的计划性
南昌市同二十七县签订产销结合合同和协议
本报讯 南昌市和南昌专区联合召开了城乡产销关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商业部门的人员、各县、市副业生产办公室的负责人员等。在会议上，南昌市同南昌、鄱阳等二十七县签订了城乡产销结合合同和协议，成交价值达六百五十多万元。
参加会议的各县（市）代表，通过签订合同和协议，纠正了农村副业生产中的盲目性，加强了生产的计划性。原来有些县盲目生产山粉、砖瓦，结果大量积压。经过协商平衡以后，就停止了山粉的生产，适当控制了砖瓦的生产。有些产品，如铜鼓县土纸生产潜力很大，过去没有摸清销路，不敢大胆发展，开了这次会议以后，就把明年生产计划扩大了。
各县代表在会议上通过签订合同、平衡计划，发掘了毛鸡、咸鱼、蛋品、土纸、生姜、棕片、大蒜子等产品的生产潜力，修订了明年的生产计划。如万载县原计划明年生产木炭三十万担，现改为一百五十万担；苎麻原计划明年种三千亩，现改为一万二千亩。鄱阳县原计划明年产鸡六十万只，现改为八十万只，收购计划也由三十万只增为四十万只。新喻县也决定明年增加生产杉树皮、竹枝、竹黄等二十三种新产品。
通过这次产销会议，南昌、新建、丰城、奉新、安义等县农村需要的袜子、毛巾、服装、文化用品等，有些品种基本上满足了各县的要求。各县生产过剩的萝卜、栎子等产品，南昌市也想到了用加工萝卜丝、萝卜干和酿酒等办法，帮助各县解决产品销路问题。
在这次签订合同和协议中，推行了产销直接见面交易方法，暴露了一些过去经营环节多、价格不合理的现象，促进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有些过去中断了的商业关系也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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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安阳地区各级党委
组织千余干部访问灾区农民
江苏泗阳仓集区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灾情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安阳地区很多县、区领导干部都亲自带领干部深入灾区进行普查。仅据内黄、浚县等八个县的统计（缺安阳、长垣），就组织了一千三百多名县区干部发动和带领整个灾区乡、社和队的干部深入灾户访问。通过检查八个县共发现八千七百多个灾民缺寒衣一万多件，棉被五百多条，住席棚的一百零六户。还有一部分牲畜露宿和灾民缺乏口粮的现象。他们对这些问题都立即进行了解决。对于住席棚的灾户一方面临时给调剂房子住，另一方面帮助灾民进行房屋修建。浚县顺河社发现第五队有六户社员住席棚后，社支书便亲自住队帮助他们调剂和修建房屋。同时对牲口房也进行了检查，注意了保温。南乐建华四社发现一所牲口房没围墙，当晚用秫秸堵上，次日就泥好了。一些灾民缺乏口粮和粮票的问题，也都得到解决。这些灾民的过冬困难得到解决之后，灾民都非常感激。
本报讯 江苏省泗阳县仓集区负责干部深入调查灾情，纠正了生产救灾工作中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思想偏向。为国家节省救灾支出二十万元。
泗阳县仓集区今年麦季减产，晚秋失收。全区一百多个农业社当中，据各社自报，有特重灾社六个、重灾社三十九个、轻灾社五十三个、减产社十九个、非灾社三个。据报今冬明春需要救济款七十万元。
为了确察灾情，该区区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分别深入各农业社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些社虚报灾情。如姚圩乡和平社，原报是特重灾社，而该社今年杂粮平均每人分配一百二十斤，他们还漏报了三万斤稻子。如果加上这些平均每人可分配二百零二斤粮食。土元乡河西农业社，原报为“重灾社”，经过清仓，还存有二万四千斤粮食没有分配。大王、王庄两农业社，从麦收后就要求救济，直到现在这些救济款还没有动用。
仓集区生产救灾中，这些虚报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基层干部有“钱多好办事”的思想，对灾情不深入调查研究，只听群众喊灾叫灾，助长了群众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
深入调查后，区委先后召开了两次干部会议，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说明虚报灾情不仅浪费国家财富，也会造成群众的单纯依赖思想，阻碍生产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要求各社全面清理粮仓、现款、工分账，计算出实际需要的救济款数。
在这次检查中核实，徐圩社原报为“特重灾社”，现在改为中等社；张桥“重灾社”变成了轻灾社。两个原报“特重灾”的农业社改为重灾社，四个“重灾社”改为轻灾社，有九个“轻灾社”改为稍有减产社。全区光是清仓粮食就有一百多万斤。
虚报灾情的现象纠正以后，全区原估计今冬明春所需要的七十万元救济款，削减了二十万元。同时也提高了干部对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的信心。群众经过教育，也扭转了依赖救济的思想，积极生产自救。河西社原来有96％的社员闹救济不肯生产，现在拐粉、织席等副业生产也都开展起来了。救济面缩小到40％。
（甄为民、赤布、程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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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放自由市场以后
武汉鲜鱼上市量增加 益都县的干鲜果畅销
本报讯 武汉市水产自由市场开放后，市场显得活跃起来。上市的水产品种花色增多，鲜活食品上市量比过去增加五万斤。武汉市的小商小贩过去“等客上门”，单纯依靠国营公司进货；现在他们组织了自己的采购力量，深入到产区自由采购。他们为了方便消费者，在大街小巷都设有固定或流动的水产摊贩，有的还代客剖制加工，主动地把鱼送上门。同时，市场上实行了按质分等论价以后水产的质量有了提高。
（祝群）
据新华社济南27日电 山东省益都县西南部的山区盛产干鲜果，过去这个县的供销社因怕腐烂不敢经营，因此各种鲜果的销路都很不好。从11月初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后，各地客商前来产地采购，连从未出过县的黄梨也运销到天津、济南等地。当地出产的软枣过去根本没有销路，农民只好让它烂在树上，最近大连的采购员采购了二十万斤。今年柿子普遍丰收，在当地很不值钱，每斤只能卖两分钱，现在由于外商采购，每斤已可卖到三、四分钱。由于允许农民贸易自行议价，改变了过去一些小土产价格不合理的现象。如可以做药材用的酸枣，价格也比过去有所提高。
现在，这个县干鲜果的上市量和销售量已大大增加。现在每天由益都车站运出的核桃、山楂、楂片有一万多斤。益都县供销合作社新近开设的信托货栈，代外地客商采购的柿饼就有三十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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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二十六个社合力修水利
山西省高平县丹河沿岸二十六个农业社合力兴修丹河灌溉工程，今年有两万两千七百多亩长期干旱的土地受到灌溉，共增产了一百八十一万四千多斤粮食。
丹河发源在高平县北境的高山峻岭之间，全长七十多里，纵贯全县。过去沿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常常因为缺雨而遭受旱灾，或是因为山洪暴发而遭受洪水威胁。去年冬季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沿岸这些农业社便联合起来，在政府水利部门技术干部的帮助下，兴修这个灌溉工程。6月初，工程完成。到了7、8月雨季，虽然降雨量超过往年一倍以上，但是驯服的洪水被缓缓地引入耕地，使沿岸的谷子、玉米等作物连续受到灌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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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农民创造了风力水车
山西省出现了第一部风力水车。这是大仁县海北农业社社员王胜贵创造的。他先后研究八年之久，终于把解放式水车（畜力水车）的杠座部分加以改装，安装上带有八个风扇和风杆的平轮，成了风力水车。使用的结果证明，这部风力水车不论遇到什么风向，只需有三级风力，就可以转动操作。它适用于两丈左右深的水井，一天能浇地八亩，比畜力水车浇地多一倍以上，并且可以节省人力和畜力。
根据历年来的记载，山西省北部的塞上地区可以利用的风日约一百到一百二十天。在这个地区逐步推广风力水车，发展灌溉事业，对农业增产大有好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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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一年还了四年贷款
安徽省南陵县蒲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入社第一年就偿还了积欠四年的银行贷款。秋收以来，蒲礄乡信用社每天从早到晚都接待着还贷款的农民。现在已收回贷款八千多元，其中有80％都是四年来贷给农民的生活贷款。
蒲礄农业社有一大片地区经常遭受水涝灾害，今年建成高级社后，改种了一万四千多亩双季稻，对各种农作物都做到了精耕细作，虽然今年仍有部分土地受淹，但粮食总产量仍比去年增加了30％。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去年有20％的缺粮户，现在缺粮户都成了余粮户或自给户。因此丰收后社员踊跃交还贷款，并且在出售余粮以后还向信用社存了八千多元的存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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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馆应该合理使用
本报评论员
不断有读者来信反映旅客没有地方投宿。有些报纸已经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有些地方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从最近的读者来信看，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不能迅速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客观上有困难。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交通越来越方便，旅客大量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面，有的地区虽然增建了一些旅馆，但增建的数目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个客观困难，短期内还是不能克服的。
不过，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能够迅速解决，还因为有些地区的领导方面并没有真正关心这件事，以致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得以长期存在。比如，机关部队长期包租旅馆的现象是严重的。北京市五百多户公私合营旅馆中，有30％的客房（能容四千人）被长期包租；上海市的普通旅馆中，有18％的床位（约容二千人）被长期包租。可是，这种长期包租的旅馆，并未被充分地利用。北京、上海两地包租的旅馆，使用率仅有40％到60％；国家每年付出的大量租金，远远大于这些包租房产的价值。这是多大的浪费！各地还有不少招待所，也没有好好地利用。如果各个地区的人民委员会和城市服务部能把这些旅馆和招待所管起来，加以适当的调整，旅客投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据统计，北京、上海两市的包租旅馆如果能够让出来，差不多可以容纳这两个城市的过往旅客。北京市有个军事机关把自己的招待所适当地调整了一下，就腾出了两所包租旅馆。
旅客服务部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经营作风，也助长了旅馆的紧张现象。读者张恒祥来信说：他在10月24日到鞍山，找遍了铁东、铁西两区的旅馆，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经他再三请求，“东方旅社”收留了他。他进了旅馆，立刻发现房内还有四个空床位。据他了解，这家旅馆每天从早到晚都不拿掉“客满”牌子，旅客来问，不管有无房间，一律谢绝。今天本报发表的沈阳旅店联络站和兰州等地旅馆的制度，都亟应改进。
旅馆紧张还和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系。有些机关召集会议，要求参加会的人提前到达。有些人闲住旅馆中，终日无所事事。有些机关在开会期间包租旅馆，代表住的不多，工作人员住的不少，这也是应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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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改进生猪收购和销售工作
过去一段期间，湖南浏阳县食品公司在收购生猪工作中，曾因强迫收购农民派购任务以外的生猪，以致严重损害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现在这种现象已大大克服，不合理的考槽制度也已废除。因此，新湖南报在本月11日发表社论，要求湖南各县重视浏阳县的经验，在收购生猪工作中树立生产观点，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并做好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
社论说：浏阳县改进生猪购销工作的经过说明：商业工作人员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从有利于生产的观点出发。在生猪收购工作中，党和政府不仅采取了生猪派养派购的政策，借以保证出口贸易和城乡人民对于肉食的需要，同时还规定完成派购任务以外的猪，农民可以自由的自宰自食、自宰分食，自宰出售，以刺激农民饲养生猪的兴趣，发展生猪生产。但过去，浏阳县食品公司的许多干部不问生产，只顾收购，甚至背秤上门，强迫收购，把派购以外的猪也包下来，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生产生猪的积极性，不仅影响收购任务的完成，而且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现在，他们在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积极帮助下，纠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生猪收购政策，并且以主要精力深入农业社，从发展生产着手，帮助农业社制定生猪生产计划，从多方面帮助他们解决饲养生猪的困难，这就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饲养生猪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今后浏阳县的生猪生产自然容易发展起来，而当地食品公司的生猪购销任务也将便于完成。
社论又说，生猪购销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千百万群众切身经济生活的工作，收购人员必需高度关心群众利益，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启发群众的自觉，依靠群众的帮助，才能把它做好。社论说，浏阳县食品公司纠正了在收购生猪工作中的考槽、扣秤等错误的作法以后，由于进行了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群众懂得了送售饱肚猪容易造成过大的损耗，甚至引起生猪的死亡，对国家、对农民都非常不利，从而启发了群众的觉悟，取得了群众的支持，群众送售饱肚猪的现象已大大地减少。为进一步扭转群众送售饱肚猪的现象，社论要求有关部门修订现行的收购规格标准和只按毛重收购、作价的方法，使之既易于掌握，又能为农民群众乐意接受，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国家“照顾生产、运销和消费者的利益，鼓励品种改良和饲养肥猪”的价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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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稻田养鱼好处多
冯乐进
稻田养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就有了文字记载。川、滇、黔、桂、粤、湘、闽、浙等省，农民历来都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稻田养鱼是极有利的事业，在同一块土地上，既收稻谷又收鱼。据水产部在四川合川、璧山、铜梁及广西全县等地的考察，这些地区稻田养鱼面积约占水稻田的30％—60％。主要是养鲤鱼，其次是鲫鱼。四川养鱼大部分到长江去捞鱼卵，少部分由国营鱼种场供应。广西则在稻田内进行孵化。四川稻田因水位较深，其产量较高，一般为每亩稻田产鱼三十五斤，最多可达一百多斤。广西因水位较浅，且鲤鱼品种退化，产量一般二十斤，最多的五十斤。这些地区群众均有丰富的养鱼经验。
稻田养鱼对稻子的生长有无害处？据我们与各方面专家研究，一致的意见是百利而无一害，或者最少说是利多害少。这种所谓“害少”也不过是在发展稻田养鱼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而且是可以解决的。
据调查，稻田养鱼地区一般都可以增产粮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稻田养鱼后要保持稻田一定的水位（一般要三寸到六寸），这样能增加抗旱的能力；鲤鱼为杂食性鱼类，稻田内害虫二化螟及专食稻根的金花虫等均为其摄食对象；鲤鱼、鲫鱼等经常活动于稻禾间，杂草为其随时吃掉，不易生长，减少了杂草所消耗的肥料，同时可减少锄草时间；由于鱼经常活动，增加了水中的溶解氧含量，能促进肥料的分解，改变土壤；鱼活动使泥土变松，稻禾株与株之间分散生长茂盛；鱼的粪便也可作肥料，田间的水温亦因鱼的游动而得到适当的调剂。
从经济价值上讲，稻田养鱼除增加稻谷产量外，鱼亦是农民收入之一。假定每亩能产鱼二十斤，即等于多增产二百斤稻谷。
至于稻田养鱼对稻禾究竟有那些利益？
有人认为鱼吃稻根而影响稻禾生长。事实上鱼是不吃稻根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养的鱼密度太大，其饵料成为严重问题时，吃稻根或自相残食是有可能的。因此只要注意放养密度适当，则不致发生问题。
也有人认为稻田因养鱼而水位加深，加以当鱼生长较大时，稻禾易引起倒伏。我们认为只要在插秧时，注意将秧根插得深固些，待插秧后一周或十天后，放鱼入田，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选择稻茎坚硬的品种则更无问题。同时，稻禾倒伏原因甚多，有不少稻田根本未养鱼，也有倒伏的。
又有人认为稻田需要施用化学肥料，在稻禾开花结穗前，又需要落水干田，因此，稻田不便养鱼。事实上，只要稻田内设有“鱼溜”或水沟，在施用化肥或田中水浅时，鱼自可前趋暂避；稻禾收割时，鱼溜也可用来集鱼，便于捕捞。
稻田养鱼在我国还未能大量推广，其原因是各地对稻田养鱼的好处认识不足，同时还多少存在重农轻渔的思想。我们认为，今后凡稻田能养鱼的尽量放养。据说全国稻田有四亿多亩，按三亿亩养上鱼，每亩按二十斤产量计算，全年可产鱼六十亿斤，也就是三百万吨。这个数字超过目前全国水产品的总产量，这对于解决全国人民肉食的供应上有着很大的意义。我相信，如果各地重视稻田养鱼事业，并动员一切应动员的力量来解决目前工作中暂存的一些问题，稻田养鱼在积累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上将会日益发挥其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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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客的呼声
在沈阳
在沈阳，旅客不能自由投宿，旅店也不能自由收留客人，必须由旅店联络站统一分配旅客住处。每天旅店联络站拥挤着上千的人等候分配，常常要等候一两天才能住上旅馆。在等候分配的时间里，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还要耽心携带的重要文件不致遗失；再说，到了严寒的冬天，在联络站排号又怎能挺得住呢？同时，联络站分配的住房并不完全合理。有一次，他们给我分了一间可以住三个人的房间，要求更换也不允许。
联络站本来是为了便利旅客而设立的。而沈阳的联络站不仅没有给旅客以方便，反而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管理方法必须改进。我建议：一、旅客自己能找到旅馆的，旅馆应该收留；自己找不到的，可以由联络站负责安置。二、联络站应该挂一张全市旅馆所在地及行走路线图，便于旅客寻找。
张春柏
在包头
我于10月27日到包头市公干，二十二点十二分下车。因为大小旅馆都满员，由旅客服务站介绍到大众大车店睡通铺。大车店的负责人首先声明：限明天早晨六时就得走，否则不留，这是他们与服务站协商好的。这时已经是夜十二时，我们好多客人苦苦哀求，请他再与旅客服务站联系一下，并要求明天给我们找一个住处，但一切都被拒绝了。
包头市的旅馆为啥这样紧张呢？主要原因是包头市已经由过去的七、八万人口发展到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了，而服务业没有能适应着城市的发展赶上来。希望包头市有关部门赶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王清海
在哈尔滨和长春
我们外勤工作人员到了哈尔滨和长春，下火车以后，背着行李常常走一宿也找不到个住处。因为旅馆难找，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常来这些地方的人为了解决住宿困难，他们就和旅馆的经理、会计拉拢关系，并在下次要来之前，先给经理去一封公函，通知旅馆留房间。于是，他们就变成了这些旅馆的“熟客”，住宿较方便。因此，旅馆的工作人员对“生客”也就不爱答理了，“生客”的住宿问题也就更难解决了。 卫国
在兰州
旅客到了兰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旅馆难找。9月间我出了一趟差，下午四时半到兰州，我们走了几条大街，问过十六、七家旅店，每家旅店都挂着“客满”的牌子，我们又访问了僻静小巷内的几家旅店，还没走进去，服务员见你一来就打招呼：“同志，这儿没房间了，请到那边问问吧。”到了那边，仍然是‘客满’我们扛着行李见一家问一家，总算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了。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旅店的人还说我们“真走运”。
为什么偌大的兰州市连旅店也找不下呢？据我们了解，除了旅店少而外，还有一些工作中的缺点。比方，兰州的某些机关要开会，就预包旅店，有的旅店被包出足有半个月也不来人住；还有的旅店收留旅客有规定时间，不到留客时间，有空房也不收客。9月6日早晨八时，我将要离开兰州和平路大华旅社时，恰好一位军人来找房间。旅社的人告诉他没有。实际上我原来住的房间就空着。他为什么不让这位军人住下呢？因为早晨不收留客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宝鸡、西安、咸阳、西宁等地也同样存在。
张柏 旭林
在湛江
湛江市是个重点建设城市，自去年黎湛铁路通车，湛江港开始施工后，市场繁荣，来往旅客日增，以本年第三季度住店人数与去年同期比较，已增加一倍多，而旅店仍多是原来的小客栈，我们往往借工会礼堂、学校宿舍给旅客住，不少旅客去街头、车站露宿过夜。
其实本市在解放前旅店不少，但解放后大旅店多为军队、机关占用，如：“大中酒店”“胜利大旅店”为部队占用，“南价”大旅店为湛江专区工业处占用，“六国大旅店”为垦殖局占用，“爱群旅店”为两广盐场宿舍及水产公司占用，“中兴”“宝石”“欧亚”等大旅店为百货公司医药公司门市部占用。以上这些旅店如能让出（除被企业门市部占用的难让外，其余均可让出），就可基本上使本市旅店供求平衡。我们过去曾多次请求有关单位协助解决这问题，但至今还未实现。
湛江市服务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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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水青山膏腴田
本报记者 柳梆
一到邓家堡（在甘肃武山县），就听人在夸今年这里的四大稀罕：耕地连片；出现四百斤的夏田；水稻上山；沟里蓄水养鸭。这在一般农村中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这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苦寒干旱黄土山区，确实是稀罕的事情。武山县人民委员会驻邓家堡水土保持工作组的孔风忠同志一面陪我参观这个山村的新景象，一面谈起了它的沧桑史：
邓家堡村座落在渭河南岸一个山腰上。它包括邓家堡、马家山、张家堡和黎家坪四个小村。二千多亩耕地差不多尽是零星小块的陡坡山地。这里的年雨量有一半集中在6、7、8月份。加上森林草坡早遭破坏，往往一场暴雨，满山泥水倾泻，把肥沃的土壤卷走，剩下硬硬的底板。年复一年，良田变成沟壑。1929年，这个不满百口人的小村子曾经饿死过三十七人，有五户逃荒在外。这就是1952年以前邓家堡的轮廓。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漫步的时候，虽然从崖脚下的土层上还可以看到水土流失的痕迹，但是崖坡上已经是一层层长满高粱和谷子的梯田了。差不多所有耕地的边沿都培起一道道整齐的地埂。地埂里面有的还套着软堰。从1952年到去年年底，已培地埂的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97％（个别红粘土的地方不宜培地埂），基本上做到“地地有埂，埂埂相连”。软堰则是近年来的新创造。它和地埂一样，能拦水淤泥，独特之处是不占地。所以农民们说：“一亩地，三道堰，该收八斗收一担。”几年来的努力，使得多年来零星分割的山坡陡地大部分淤成了连片的平地。最大的一片达五十亩，小的也有七、八亩。这就是当地农民们所啧啧称道的“一稀罕”。
土地连片给使用新式农具和其他的农业技术改革创造了条件。这就产生了邓家堡的“二稀罕”——夏田亩产四百斤。刚刚解放的时候，这个地方粮食的亩产量只有八十斤左右。邓家堡的二十五户居民中，有91％的人缺少四个月的口粮。全村只有三床棉被。几乎没有一个妇女能够穿上棉裤。现在呢？除两户劳力少，娃娃多的暂时还有点困难外，其余的人都已经是丰衣足食，有穿有戴，有铺有盖。去年全行政村四十四户共卖给国家余粮九千六百三十二斤。估计今年卖余粮的数字还要大大增加。曾经招待我们在他家里吃饭的青年农民邓耀清，一家四口人，两个劳动力，今年共做了四百五十个劳动日。平均每口人收入一千多斤粮食。几年来全村新盖了六十几间瓦房。
主人边说边领着我继续爬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盘山道。刚刚翻过一道梁，就看见一片黄灿灿的随风起伏的水稻的波浪。在这个高山苦旱的地方种水稻，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棵稻穗足有五、六寸长，我信手撷下一穗，数了一数，鼓鼓的颗粒足有一百四十多颗。据老庄稼汉的估计，这样的水稻一亩可以实收四百二十多斤米。旱地改水地，高产作物代替了低产作物，使这里产量迅速提高。目前邓家堡已经有水浇地六百多亩。
“那末，水从哪里来呢？”
想不到我问起水，竟引起了水土保持劳动模范、中共邓家堡分支部组织委员邓俊杰的无限感慨。他先给我讲了一番水的故事：
搞水土保持以前的邓家堡，下雨时，房屋、良田被冲垮，耕牛家畜被淹死；可是一旦雨过天晴，全村又在为人畜饮水而发愁——吃水得到五、六里地以外去驮。那时候邓家堡的男人要娶外村的姑娘，就好比要娶天上的仙女一样。因为姑娘们不但害怕嫁到这个穷山村要挨饿，而且还害怕受渴。邓家代和林家庄林平喜的妹妹互相看上了，就是因为女方的父母嫌邓家堡缺水而使这对有情人终归没能成眷属。马来成老大爷因为受不过缺水的罪，全家搬到峡口落户去了。谈到这里，邓俊杰忽然笑着说：“这个八十几的老头儿今年又回来啦！”
我们来到康家沟拦水坝的跟前。这条沟原来是邓家堡的一大祸害。1953年雨水甚至一口啃垮了陇海铁路的便道。以后人们在它的周围栽树种草，今年又拦腰筑了一座长三十八公尺、高十一公尺的土坝，形成了个碧绿清澈的人工湖。这里的水可以灌溉附近的三百五十亩地，一年可以增产二万八千斤粮食。
来到桥子沟，我见识到另一种治理沟壑的办法。从前，桥子沟是这个山村的十几条大沟中的“罪魁”，后来人们在它的身上筑了七十八道插柳谷坊，阻滞山洪，拦蓄泥土。原来陡峭的沟底，今天已经淤成一块块平地。在这些地里种上草木樨，去年就收了四千八百斤。
在西北高原，看到那些千疮百孔的未经治理的沟壑，真叫人着急，人们几时才能把那些残缺的土地改造好呢？看了这些新治理的沟壑，又觉得赤地变青山并不是渺茫的神话——桥子沟的巨大变化，前后才不过四、五年啊！
邓家堡曾经在水土保持方针问题上走过弯路。1952年陇南水土保持工作组到邓家堡来开展工作的开始，曾产生了忽视田间工程、单纯在沟壑打坝的偏向。1953年全村打了六十七块坝，1954年增加到二百零四座。不料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四小时下了六十七公厘的暴雨，人们辛辛苦苦搞了两、三年的土坝，90％都给冲垮了。那时，地里的高粱糜谷倒伏，马铃薯块根翻出土面。全村一片叹息声——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今年6月5日，邓家堡又经历了一场较1954年更凶猛的暴雨——十分钟下了三十九公厘。然而邓家堡的土坝和庄稼都安然无恙。为什么呢？村青年团支部书记、出席过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黎绪定笑着回答我：现在的土坝都是“钢筋水泥”筑成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指的是现在的每一项水土保持工程都贯彻了全面治理的原则。
1954年的那次大雨以后，工作组深入研究了打坝失败的原因，发现群众长期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就积累了许多水土保持的经验。如邓家堡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话：“水是一条龙，先从山顶行，治下不治上，万事一场空。”这说明水土保持必须坚持全面治理的方针。“涝池没大小，地点选择好”。这说明农民并不同意盲目修大工程。“平常（搞水土保持）不误农时，雨来全面突击，雨后比成绩”。这说明群众懂得合理支配农活和水土保持工作的时间。“梅花柱子连环夯，一调六夯三倒腔。”“培一层土，打一次夯，明年粮食增一半。”这说明农民是重视工程质量的。今年邓家堡的群众又创造性地在二十丈高的坡度的大红沟峭壁上用“刺路前进，借土点种”（把种子和泥土拌好，用锨子把它撒到峭壁上）的办法，种上了五亩地面积的草木樨。在分水岭上根据不同的地形，挖了五千个鱼鳞式、燕翅式和螺旋式的蓄水保土水平沟，种上了十万株簸箕柳。这种树，农民们管它叫摇钱树——到明年秋天，每株柳可以编两个簸箕。每个簸箕值七角五分钱。十万株柳的收入就是十五万元。依靠群众智慧，根据自然特点，经过全面规划，采取农、林、牧、水的综合措施，邓家堡的水土保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个控制了水土流失占土地面积80％，基本上做到“水不下塬，土不下坡，泥不出沟，沙不漫地”的山村，几年来并没有接受国家投资，完全依靠群众的力量，使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自然面貌迅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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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岛收割晚稻
祖国的北方，已是千里冰封的初冬季节；但在海南岛大地上还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到处可以看到在金黄色的稻田里，农民正紧张地劳动。这是琼东县鱼良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收割晚稻。
秋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