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外语教授的子女不愿学外语”谈起
陈昌浩
不久前，有机会同高等学校的若干外语教授座谈了如何培养外语干部的问题，一位教授正颜厉色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外语教授的子女都不愿意学外语。”乍一听，实在有点不敢相信。虽然不是所有外语教授的子女一定要学外语，也不是所有外语教授的子女都不学外语，但究竟为什么把外语当作毕生事业的教授的子女却不愿意学外语？为什么与外语同甘苦共呼吸的教授也不劝说自己的子女去学外语？为什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的社会舆论不鼓励一些青年去学外语？实在有些想不通！
是外语没有用处吗？不是。不学外语，怎样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学外语，怎样向科学进军？不学外语，怎样把外国的一切名著翻译过来，又怎样把中国的著作翻译过去？不学外语，怎样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打交道，怎样和那里的二十亿人民求得共同的语言？可见，外语的用处的确很大。
是需要翻译的东西太少吗？不是。世界上的科学文化巨著极大多数还没有译成汉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至少有三分之二还没有动手译，列宁的著作还有一半没有和中国人见面，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及与之同时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绝大部分还没有译成汉文。现代和近代的许多有价值的自然科学著作也还没有汉文译本。可见，要译成汉文的东西实在不少。
是我国的外语人才太多吗？是我们懂得的外语太多吗？也不是。我国外译汉的人才固然不够，而汉译外的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八大”文件汉译外的工作经验证明：没有外国朋友的帮助，西班牙文就译不出来，俄文就译不好，德文、法文和日文就译不完善，英文虽比较有把握，但译文也需要加工；汉文译成多种外语几乎完全要靠解放前的老干部和解放后由国外回来的人担负，而解放后在国内培养出来的干部能够胜任的非常少，成千上万的新培养出来的外语干部，虽有一定的外语知识，但不会写像样的外文，说通顺的外语。我国在解放后有很多人学俄语，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有不少人却放弃英、德、法、日等外语的学习，也很少有人学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语言；已经有人开始学西班牙语，但还没有人学葡萄牙语；也有人在学印度尼西亚语，但很少有人学阿拉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和缅甸语。据统计，世界上操西班牙语的有二十三个国家，人口达一亿七千万，操阿拉伯语的有十七个国家，人口将近一亿，操印地语、乌尔都语的有印度、巴基斯坦约四亿三千万人口。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所用的各种语文还异常生疏。可见，我们的外语人才实在缺乏，我们懂得的外语实在太少。
是翻译工作与科学研究无关吗？搞翻译工作就不能向科学进军吗？也不是。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和经济事务的联系，这一切都必须通过翻译。翻译工作不是简单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就翻译本身来说，动手翻译以前必须全面探讨原著的内容、实质、社会历史背景，考核自己所不了解的每一概念和事实。就语文来说，不仅要懂得外文的结构和特点，要懂得本民族语文的结构和特点，而且还要懂得把一种语文译成另一种语文的规律和艺术。就研究工作来说，翻译前要研究原文的思想实质和表现形式，翻译时要研究最好的表达法，翻完后要研究译出的东西，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通过翻译，可以为专业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成为本学科的专家，可以成为语言学专家，也可以成为翻译专家。
既然在我国外语的用处很大，外语人才很缺，要学的外语很多，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翻译工作又很重要，那为什么连外语教授的子女也不愿学外语呢？通过多次座谈，又经过一些调查之后，感到这中间的确有些原因。原因何在呢？且看下文。
社会上对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不够重视。解放七年来我国报章杂志上什么问题都谈到了，对徒工、保姆、护士、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也谈到了，但对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就没有真正提出过一次，连一篇关于这方面的社论也没有。几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节育问题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问题从来没有人谈到。今年号召青年投考高等学校时，几乎各种学科都有人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可是外语学院和翻译机构就没有人向青年人介绍本行本业的重要性。我国单是文艺刊物至少有一百多种，但是仅有的一种“翻译通报”不知为什么停刊之后，五年来这一类的刊物再也诞生不了。这样的现象该是如何的不合理！
有不少的人轻视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翻译还不是依照葫芦画瓢”——这是某某编辑同志对翻译的看法。“这个同志的业务水平很高，可惜是当翻译！”——有人向一位日文翻译同志这样说。“××教授，领导上考虑调你去担任德文口译，你是否感到有失身分？”——这位被调去的北京大学教授如此反映。“现在居然还有人学英文！”——一位相当负责的同志向北京大学英语教授感叹地说。这样的话又是如何令人泄气！
有不少机关对翻译干部的待遇制度订得不合理。中国人民大学翻译室的翻译干部不能按行政级别享受应有的待遇，原来的翻译人员因调去当教员，有权在教员食堂吃饭，听报告时坐前排，而留下的翻译人员，反而没有这样的权利。至于翻译员的级别和工资都订得比较低，这恐怕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一位在哈尔滨外专毕业当翻译的同志在预备兵役登记时，不能作为高等学校毕业生列为军官，只能被登记为兵士，据说是“够不上技术人员”。这样的事也颇值得寻味。
有不少单位对翻译干部使用不当，只使用，不培养。某设计院“把翻译人员像小卒一样乱摔，今天叫你搞机械加工，明天叫你搞采暖通风，后天又搞上下水道……翻译成了‘打杂’人员”。这想必是事实。在某设计院浪费翻译人力的现象极为严重，该院的一个科中，翻译力量据说有77％是浪费了的。把翻译人员当做“万能”，平时不培养他，事先不让他准备，翻译中出了错误，就斥责一通，这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无怪乎有人感叹地说：“开起会来骂的总是翻译，说翻译不行，可是谁也没有扪心自问，对翻译作了什么培养工作呢？实在有说不出的苦衷。”试问可以这样使用翻译干部吗？
外语院系的新生质量、教学方针等等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强调理工科系的新生质量是必要的，但对外语系的新生也要注意质量，也要记得“因材施教”的道理。在中学没有外语课的不利情况下，外语新生应该具备某些主观条件。可是统一分配到外语院系的学生，不少是成绩较差或年纪较大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有人甚至连“A、B、C”都不知道。统一分配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也要照顾到具体情况，对外语有基础有兴趣的学生，可以让他自愿报考外语院系，而不适宜于学外语的学生，也可以让他自愿转入他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外语学生的质量。可是统一分配的结果，能学外语的不能学，不能学外语的非学不可。某大学一位外语系学生在入学几星期内怎样也拼不出“Ma”来，请求转学多次，很久才被批准。
外语院系培养出来的干部中也有学非所用或用非所学的现象。参加“八大”翻译工作的俄语研究生和助教，不但不能帮助翻译，有时技术校对也难于胜任。南开大学外语系毕业生有的去当体育教员，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有的到天津教几何，甚至有到沈阳去当会计的。去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有二十多个毕业生到冬天还没有分配出去。这就说明外语干部学用脱节的严重情况。外语院系究竟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长期没有圆满解决。如果主要是培养掌握外语基础的干部，培养师资和一般翻译干部，是否也要适当地培养一些国家所急需的口译或笔译的专门人才？有的外语系取消翻译实践，或翻译实践太少，只钻研语法或精通语言历史、文学史，而不讲求外语的实用性，作为外语的研究生或副博士、博士，既不能说，也不能写，又不能翻译，这是否妥当？培养外语干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的。一个外语干部应该是外语好，中文也好，既要懂得各种普通知识，也要懂得一些专门知识，口译更要懂得古今中外，五花八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就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外语人才。外语应该从中学学起，短期训练、速成、突击都不能很好解决问题。国家培养外语干部的经费是否太少，设备是否简陋，对外语院校师生的待遇是否合理，这都是值得研究的。培养外语干部的机构很多，头绪纷繁，师资分散，条件又差。结果，培养的效果不大，毕业生的质量不好。是否可以把这些机构适当加以调整，把适于集中培养的学生交给外语院校培养，连比较空闲的翻译干部也可以送到外语院校去进修，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以上种种情况看来，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当然，所谓“学外语没有出息，当翻译没有前途”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新中国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自卑感。党中央是重视翻译工作和外语干部的，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曾慰问参加“八大”翻译工作的一部分翻译同志，即其一例。自然，翻译工作和翻译、外语工作者本身也是有缺点的；翻译机构和外语院校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但是，根据上述的种种事实，目前的确也有必要扭转翻译工作和外语教学中的严重局面。首先应该克服轻视翻译和外语的观点，应该重视翻译工作和外语教学工作，加强和调整已有的翻译机构和外语院校，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外语干部，改进翻译工作者和外语教学工作者的待遇，更全面地审订外语教学的方针、年限和教材等等。应该通过全国外语工作者会议成立外语工作者协会，并出版刊物。至于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翻译，或统一管理翻译、外语教学和外文出版的国家机构，也是值得考虑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这样，情况就会好转。那时不仅外语教授的子女愿意学外语，许多青年也会去学外语。外语人才培养得多，翻译人才、研究人才也就会多，翻译工作和外语教学的质量也会大大提高。我想，这样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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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普遍建立了农村有线广播网
据新华社讯 江苏省普遍建立了农村有线广播网。全省七十一个县中，目前已经建立了六十四座农村、县城有线广播站，安装好的广播喇叭达一万一千多只。这些广播喇叭大部分装在区、乡人民委员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各地的农村广播站，在传授农业技术和动员广大农民及时进行防汛、防洪、排涝、抗御台风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各地农村里成千上万的宣传员在乡里或农业社里听了广播以后，通过和农民谈生产、谈家常，把每天广播喇叭报告的气象预报、生产知识等告诉广大农民，帮助他们安排生产。现在有些农村妇女洗衣服、晒粮食等都要先来听气象预报。
江苏省在16日到23日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有线广播工作会议，各地代表在南京交流了有线广播工作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提高广播节目的质量，用丰富多采的广播内容来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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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学生重视祖国文学和语言的学习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普通中学自本学期开始将汉语和文学分开讲授，增设古典文学课程以后，提高了语文教学的质量，学生们开始重视祖国文学和语言的学习。
过去中学生的古典文学基础和文学史的常识都是很差的，甚至有的学生在考大学时不知道屈原是哪国人。作文时语法不通，不能正确运用标点符号的现象也很普遍。从这学期开始学习古典文学作品和汉语语法后，学生们一般都重视汉语和文学课了。大家对古典文学作品里动人的故事和抒情的诗篇发生了兴趣。有些学校的学生还专门成立了课外文学研究小组。因此学生们在了解祖国文学遗产和正确运用汉语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一定的进步。
中学里的语文教师自从汉语和文学分开讲授以后，也感到教学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在教学当中，许多教师都针对学生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较差的情况，采取了对作品进行连贯的讲解和加强课外辅导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巩固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了进一步搞好语文教学，许多学校研究了精选教材的办法，提出宁可少讲些，但要讲得好些。各学校也尽可能地采取精简会议、减少教师的社会活动等措施，使语文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备课，逐步解决语文教师因钻研教学材料和修改作业而产生的负担过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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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协和医学院为各地培养高级医师
新华社讯 中国协和医学院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全国各地培养各科高级医师。
由我国著名的心电图专家黄宛教授主讲的心电图训练班已在最近结业。心电图在我国还是一门新的科学。医生们可以通过心电描写器纪录下来的心脏搏动曲线图，诊断患者心脏的病情。参加这个训练班的有全国各教学医院和中心医院的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工作三年以上的住院医师。
较心电图训练班稍迟结业的是由苏联专家柏琴柯教授主讲的运动生理学训练班。目前正在上课的是真菌学训练班和细菌生理训练班。研究子宫癌瘤早期诊断的细胞学训练班，诊断血液疾病的骨髓象检查训练班，以及膀胱镜和泌尿系检查训练班，病毒学训练班都将相继开学。参加这些训练班学习的学员们除了听课和临床观察外，还要在试验室进行有关专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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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植物志”出版
新华社讯 华南十几位植物学家编写的“广州植物志”出版了。全书共一百五十万字，有四百一十五幅插图。凡是在广州可以看到的植物，无论是野生或是人工栽培的，差不多在这部书里都有记载。它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当地许多科学家的协助下，用了四年时间才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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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两次国际会议的观感
冯友兰
我在9、10月间，参加了两个国际性的文化会议。一个会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它底名字，按字面翻，叫“国际碰头会”。我们现在翻为“国际会晤”。这个会是日内瓦的公民举办的。每年开会一次，请几个人作讲演，讲演后讨论。今年开的是第十一次会。
另一个会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举行。它底名字，按字面翻，叫“关于文化的欧洲协会”，是在第一次“国际会晤”中有些人发起组织的。它是以会员为主体。会员大部分是各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会址设在威尼斯。
这两个会的目的，都是聚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讨论一些与文化或生活有关的重要问题。以期增进国际间的互相谅解。这次的“会晤”参加的有二十二个国家，八十余人。“欧洲协会”参加的有二十个国家，一百多人。它本来是“欧洲协会”，这次请我们以观察员的资格参加。
“国际会晤”，每年有一个中心题目，今年为第十一次大会。从1946年来，每次会的中心题目是：
1946 欧洲精神；
1947 技术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
1948 关于现代艺术的辩论；
1949 为了新的人本主义；
1950 精神的权利和社会的迫切要求；
1951 二十世纪对于人的认识；
1952 在科学面前的人；
1953 现代的苦闷和精神的任务；
1954 新世界与欧洲；
1955 文化在危险中吗？
1956 传统与革新。
“欧洲协会”出了一个刊物名“了解”。1950年出创刊号。每期也有个中心题目。
第一期 文化的普遍性；
第二期 文化与原子弹；
第三期 文化与铁幕；
第四期 艺术的危机；
第五、六期 拒绝会谈对于文化的威胁；
第七、八期 文化政策；
第九期 欧洲的现实；
第十、十一期 强权与文化：新的大陆；
第十二期 苏维埃权力，共产主义与文化；
第十三、十四期 大英帝国；文明的问题；
第十五期 今日的人本主义。
这些题目，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计划预先排定的。但是，这些题目联系起来，确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思想趋势，表现他们思想中的一些问题。
“国际会晤”本年的会从9月5日起至15日止，开会十天。以“传统与革新”为中心题目，组织了七个讲演，还有七个讨论会，对于各个讲演进行讨论。讲演会和讨论会都有听众，多至一千多人。
这次会的讲演题目是：
（1）基督教无新无旧；
（2）古代传统中的一个危机的教训；
（3）地中海的文化遗产；
（4）人本主义；
（5）在现在世界面前的回教传统；
（6）中国文化中的三个优良传统；
（7）Prospero和Caliban（莎士比亚剧中的两个人名）其中第六个题目是由我主讲的。
欧洲文化协会今年的大会，有五个报告，报告题目是：
（1）本会的活动；
（2）在历史现阶段中文化的重要性；
（3）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人所担任的角色；
（4）在殖民地国家的演化中，文化的重要性；
（5）苏联文化的某些方面。最后的一个题目是爱伦堡主讲的。
在“国际会晤”和“欧洲协会”中，都提到所谓“文化危机”的问题。这个“文化”当然是指所谓“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也就是“国际会晤”在1946年所提出作为讨论的中心题目的“欧洲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
就欧洲的传统说，“欧洲精神”主要的是近代科学和基督教。这是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新的和旧的两种成分。它们本来是对立的。科学的力量日益增长，宗教的精神日益衰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可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有很多的人的看法，不是这样。他们把科学和技术的力量看成是物质方面的力量，把宗教看成是精神的、道德的力量，把科技的进步看成是对于精神和道德的威胁。因此，就有像“技术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精神的权利和社会的迫切要求”，“在科学面前的人”等题目提出来。这是“危机”的一方面。这一方面，在“国际会晤”所提出的问题中，有很清楚的表现。
“危机”的另一方面，是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有关系的。这一方面，在“欧洲协会”的刊物“了解”所提的问题中，有很清楚的表现。例如它所提出的“文化与原子弹”、“文化与铁幕”、“欧洲的现实”、“共产主义与文化”等问题，都说明这一点。“危机”的这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进展，资本主义文化所感觉到的威胁。
于是就有“文化在危险中吗？”的问题。感觉到有这些问题的人，也提出了应付所谓“危机”的办法，就是要用所谓“新的人本主义”、“今天的人本主义”。“对于人的认识”应该是人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国际会晤”1949年和1951年的题目，“欧洲协会”的“了解”第十五期的题目都反映出他们的这个思想。可惜这两次会，我们都没有参加。后来出的讲演集和“了解”也还没有看过。不知有些什么内容。今年会议中人本主义也是一个讲演题目，在讨论会中，也经常有人提到人本主义。可是人本主义究竟是什么，还是没有讲清楚。
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是有些具体的例证。中国社会中现有的主要矛盾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现有的主要矛盾正是相反，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的矛盾。我在日内瓦的时候，英国的报纸上，有关于工业自动化的讨论。讨论的集中点在于工业自动化后工人失业的问题。如果原来用一千人的工厂，自动化后只有一百人，其余的九百人怎么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业自动化等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自动化等于工人失业。讨论来，讨论去，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后来有个工程师出来说：暂时不必恐慌，因为据他所知，自动化不是一下子就能出现的。像这一类的问题，正是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有关系的。
可是，在会议中，并没有谈到这样的具体。有人还希望依靠基督教的精神，挽救危机。在“国际会晤”的这次会议中，“基督教无新无旧”这个讲演就是这样的主张。作这个讲演的教授认为基督教的教会有新有旧，但基督教的精神是无新无旧的。教会中的教徒，有好有坏，但基督教的精神总是好的。在会中也有讲演注重论述过去的文化。一位讲演者认为文化分为大陆的和海洋的两种，前者注重社会制裁，后者注重个人自由。另一位讲演者把文化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前者注重“永恒”，后者注重“变化”。在“欧洲协会”的会中，有一位讲演者认为文化发展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自主（独立于政治），一个是创造。因为文化是创造的，所以将来也不可预测。
我的讲演指出中国文化中的三种优良传统。第一是和平的传统，第二是民主的传统，第三是科学的传统。讲演中用中国哲学史中的例证，说明这三种传统，并指出新中国的和平政策，民主制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科学研究，都是这三种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这次会议的中心题目，是“传统与革新”，我的讲演和讨论会，是在革新方面谈得比较多的。下面将要提到的伦敦时报9月22日的通讯，说在这次会议中，中国是革新的主要宣传者。
总起来说，在两个会的讲演和讨论会中，一般说来，谈过去的多，谈将来的少。引经据典的多，结合实际的少。
这两次会议，到会的人主要的是文艺作家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教授。其中也有少数的哲学教授，在个别谈话中，也谈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哲学界的一些情况。据初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界的情况，和1949年差不多。大致是：在美国实用主义过时了，逻辑实证主义也走下坡路了（美国的一位哲学教授马克恩这样说的）。可是并没有新兴的系统。哲学家所讨论的都是比较小的问题。在欧洲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还是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在美国和欧洲也都还有影响。
在日内瓦我被邀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这是作为一种座谈会的形式，有六个人参加，每人发言五分钟。我的发言是回答一个法国教授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是：“一般人认为中国既然有一个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根本革命，对于旧文化一概都不要了。你以为如何？”我回答说，新中国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有根本的革命，但并不是把旧传统一概都不要了。我们对于旧文化是首先加以分析，抛弃其中无用的部分，其中有用的部分，为人民所喜爱的部分，则不但不抛弃，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同时也讲了我们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
大概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看法，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认为中国完全跟着苏联走，把旧日文化一概不要了，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强迫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上边所说电视节目中所提的问题，就代表这一种意见。在威尼斯的会中，有位教授，同我谈话，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输入中国，而跟中国的传统相违反的。有一个英国议员刚从中国回去，在伦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大意说，照中国建设的速度看起来，不久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跟中国比起来，要成为矮子。但是中国这样一个有优良文化和灵巧的人民，竟然会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钩子，这是一个悲剧。
另外一种看法是：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伦敦时报有一篇文章论中国共产党的八次代表大会，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农民共产主义，苏联是工人共产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不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苏联不同。照这种意见，新中国并不是不要传统文化，而正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可是也都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我们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本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可是，对于中国革命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对于这个结合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往往只看见事情的一面，把它夸大起来，绝对化起来，就成为上面所说的两个极端的看法。
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些对于中国也是善意的。他们有些确是爱护中国的文化传统，很耽心它的灭亡。有些也确是赞美中国革命的成功，因此把它的特点过分地夸张起来。这些人都应该认为是中国的朋友，怎样使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一点也是跟这两个会的目的相符合，这两个会的目的，就是使世界上的各国正确地互相认识。
伦敦时报9月22日发表了一个特约通讯，对于“国际会晤”的这次会议，作了一个相当详尽的报道。这篇通讯的题目是：“在日内瓦的好谈话——湖边上的不同意见的和平气氛”。这位记者说：在这次会里，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的信徒及不可知论者安静地坐在一起。他说：这种客气的态度历年来都是如此。他说一个互相尊重的传统逐渐建立起来。参加会的人把这个传统带回他们的在世界各角落的家里，这对于日常生活也会起作用的。
据历年参加“国际会晤”的一位日内瓦大学教授说：今年的会议的一个特点，就是会中的空气特别和谐。这就是互相尊重的传统，逐渐建立起来的证明。
爱伦堡在“欧洲协会”的讲演里，说苏联要加强对于西方国家的联系。他说：在政治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在文化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还要共同创造。
这是今天走向世界和平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