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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万斤重的大鱼网
主观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谁要反对他，帽子随时可以扣下来，不是保守，就是冒进，不是左倾，就是右倾。中共广东省台山县委员会委员，渔业部长、兼南湾区区委书记艾尚著，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今年春天，在开展渔业大生产运动的时候，他要渔民编织一种大鱼网，把十八里的海口拦起来，把过海的鱼群一网打尽。这个计划，他既没有向县委请示，也没有在区委会上讨论，更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酝酿，就以红星渔业社为重点命令执行。这个主张一提出，有的社干部就反对，认为网太大，吃水流力也大，不能捉鱼，这个正确的意见，艾尚著不但没有认真加以考虑，反而批评提反对意见的人是“落后，右倾保守”。于是渔民花了一万四千多个劳动日，编织了一张二万六千多尺长、三十五尺高、三万三千多斤重的大鱼网。结果因为网线粗，网眼细，阻力很大，动作不便，网还没有拉起，鱼群已经跑光。一个月中间，七次下海，捕鱼所得总值只有四百多元，而捕鱼损耗的汽油和玻璃浮子就折合一千七百多元。以致不少渔业合作社大大减产，重点社红星渔业合作社损失尤其严重。据计算，全社已经负债七万多元，平均每个劳动力负债四百多元。
艾尚著的主观主义不仅不能容纳别人不同的意见，也十分忽视客观的实践。当他知道四次出海四次失败之后，他没有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任何分析研究，也没有考虑自己的主观愿望有什么错误，只是仅仅把失败归之于社干部的思想动摇，因而他还要对社员进行思想整顿。这样一来，艾尚著就把自己放在拒绝接受一切帮助他改正错误的地位，无可救药地向主观主义错误的深渊陷了进去。
如果说艾尚著的存心不良，动机不善，那也是冤枉的。他想得多好啊！大网拦住海口，一网把鱼打尽，渔业生产大发展，渔民生活大改善。可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对主观主义者来说，常常是事与愿违。很好的事被他们办得很坏，很好的愿望换来的是很坏的结果。主观主义者的悲剧就在这里。
艾尚著的主观主义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害得多少渔民减了产，负了债，也害得他自己被撤消了职务。一切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人，都应该引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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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是“家庭纠纷”
四川省江油县永丰乡有些农业合作社在今年年初转为高级社以后，不少青年社员看到实行按劳取酬和照顾“五保户”的办法，便闹着要和自己年老的父母分家，或故意刁难自己年老的父母，要他们到农业社里去享受“五保”待遇，企图借此减轻负担和减少麻烦。该乡党、团组织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就分别召开了会议，批评了表现不好的党员和团员，并开展了维护集体利益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同时通过农业社社员大会，向农民解释了政府公布的法令和说明那类社员才能当作五保户照顾。通过这些办法，使得许多青年的思想有了转变。有十个原来不愿供养父母闹着分家的团员，都逐渐转变过来了。现在，青年们把关心父母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
农业合作化以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但是，在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两者的矛盾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具体矛盾。农村党、团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注意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针对这种矛盾去进行工作，使损害集体利益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永丰乡高级合作化以后，在青年中出现的那种思想，正是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具体表现，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就会损害合作社的集体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奉养和尊敬老人的新社会的道德。正因为永丰乡党、团组织能够认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像有些地方党、团组织一样，把这当成“家庭纠纷”熟视无睹，而是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来抓紧进行，这就及时地克服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克服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也对青年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并因而转变了社会风气。
永丰乡的做法是值得各地党、团组织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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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各企业党组织纠正个人和集体关系方面的不良倾向
对职工加强艰苦朴素勤俭建设的思想教育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新华社记者徐中尼报道：上海部分职工在对待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出现的不良倾向和纪律松弛、道德败坏的现象，已经引起工业部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普遍重视。最近，各个工业企业正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且准备对职工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大部分工业企业的党组织，首先对这些不良倾向作了调查和分析。党和行政领导人员现在都警觉地认识到，这些不良倾向所以得以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一时期党的组织在领导生产的工作中，政治思想的领导比较放松；有些企业的中共党委会今年的议事日程上几乎是第一次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上海机床厂的车间支部书记反映前一时期的情况说：到党委会汇报工作，只要带本记录生产指标完成情况的簿子去就行了。
在调查分析中又揭露出另一个重要原因：今年在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注重了物质奖励，但是发扬先进思想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先进生产者的评选标准一般只着重工时定额的完成量，而定额的制定和管理方面还有漏洞，有的不切实际，有的太松，助长了一些职工弄虚作假的行为。有的厂合理化建议在逐渐减少，而全厂工时和工资超额的数字却不断增长。记者曾经访问过一个工资收入超过基本工资一倍多的工人，他近来在生产技术上并没有多少改进。这些情况，在职工中模糊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今年各个企业普遍注意了关心职工生活福利的工作，但是对职工政治思想情况的关心做得不够。这是大部分企业在这次调查和分析中找出的另一个原因。有的干部误以为做好关心人的工作就是多给些钱。有的厂对暂时不可能办到的福利措施，盲目地作出计划，而在计划落空以后，又没有向职工进行解释和教育。在另一方面，有些目前可以办好的福利，却没有认真办好，引起职工的不满。
值得着重提到的又一个原因是：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本身对待工资级别的调整存在着不正确的思想，个别领导干部还曾经带头争级别、闹情绪，因此丧失了对职工群众中不良倾向的敏感。有些干部最近时期还滋长了铺张、浪费思想，安排给奖大会或其他文娱活动的时候讲究排场，上行下效。
在调查分析中发现，目前纪律松弛、道德败坏的现象，大部分发生在今年大批进厂的新工人和徒工中。他们很多是非产业工人转业人员、社会失业或自学的青年，有不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党和青年团注意了迅速培养他们提高技能，但是针对他们的特点和一些旧习性进行教育的工作做得很少。许多企业的正直的工人，对于青年工人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曾经有过指责和劝导。但是这种行动没有得到充分支持，以致有的车间邪气抬头，正气不扬。
针对这些在调查分析中找到的主要原因，目前上海工业企业的党组织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己的工作：
在企业的领导干部中，已经开始结合“八大”文件的学习，联系实际，总结和检查今年的生产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检查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海柴油机厂正在总结职工代表检查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放手让工人自己修订定额的工作经验；上海机床厂和其他一些厂，正在进行对定额、奖励等制度和管理工作的检查，并且研究改进的措施。有的在前一时期业余文化技术学习时间排得过多的厂，正在考虑作适当的调剂，保证有时间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从干部到广大职工，以发扬艰苦朴素、勤俭建设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工作，正在展开。工厂和车间的黑板报、广播的宣传中心已经转到这方面来，党课和团课也增加了。青年团的活动，针对青年工人和新工人中的不良倾向，着重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纪律教育。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代表组织了两个以检查浪费和不良倾向为对象的检查组，并且举办了反偷窃展览会。在广泛发动职工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有的厂对严重的违反纪律和道德败坏的分子作了纪律处分。
目前正在准备工资改革的新合营工厂中，也将广泛地向职工进行一次如何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公私合营企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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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让孩子再在街头游荡
本报记者 金雨困
在沈阳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成群结队在大街上流串游荡，大的带着小的、坏的带着好的，不是打架、骂人、爬墙、撵汽车，便是向行人和妇女丢石子和瓜皮之类。
孩子整日游荡街头，极易为社会上的流氓坏蛋所勾引。他们今天给孩子吃点花生，明天给吃点糖果，后天就教孩子如何掏腰包。先要你放哨，后要配合“传东西”，最后就要孩子动手偷窃。据皇姑区调查，一些以收破烂为名的收赃贩，每人手下都有几十名儿童为其偷盗。童窃刘新池、郑刚元等过去都是很好的学生，因受收赃贩及惯窃的勾引唆使，日久也成了惯窃。铁西区破获的一个十四人的童窃集团，背后都受老流氓的控制和指挥。这种情况近年来更为严重，公安局今年七个月中发现的童窃比去年一年还多。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孩子没有地方去，第二，对他们缺乏教育。
在过去，沈阳市只有五、六万小学生，现在有二十七万多。但学校和校舍却增加极少，文化娱乐场所也不多。全市几个公园，只有中山公园设有“儿童乐园”，就是这唯一“乐园”的设备也不很多。电影院虽各有“儿童电影场”，但极少有适于儿童看的电影。全市唯一的一个儿童图书馆，设在一个破旧的楼房里，本来可容五百多人，现因楼房危险却只能容二百来人。全市的博物馆、文化馆和俱乐部大部不为儿童开放。他们说：“我们的任务是面向工农，要照顾儿童是无能为力的”。八个文化馆只有四个附设了儿童阅览室，而且还经常为展览会等占用。全市至今还没有一座“少年宫”或“少年之家”。
除了缺乏满足儿童要求的活动场所外，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是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特别在干部中间，许多人往往以工作忙为借口，对孩子采取了放任态度。沈阳市某公安分局局长的邻居失窃了，被窃去了一盘饺子和十多元钱。侦查结果，偷窃者不是旁人，而恰恰就是这位局长的儿子，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平时在家也经常偷窃，但很少得到家长的正常教育。在气急时，这位局长就打、骂孩子一顿，甚至把他禁闭起来。铁西区某厂党委副书记、某厂副厂长等，同样对自己孩子缺乏正常教育，致使有的孩子已发展到有偷盗行为。
另一方面，任务过繁、会议过多，也的确侵占了许多家长处理家务和教育子女的时间。铁西区有些职工向教师反映，我们也确实想经常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但和孩子们两头都不能见面，怎么办呢？皇姑区有一个学校几乎天天晚上有会，有一次一个教师就向主持会议的人写了一张条子：“请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要知道，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职工其它业余时间被侵占已屡有人为此呼吁，但是处理家务和教育子女的时间却仍得不到保证。
另外，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教师存在只管校内不管校外，重视课堂轻视课外的思想。就是教育行政部门也并不是不存在这种思想的。对待一些“坏学生”缺乏耐心教育，往往采取了简单粗暴办法，以记过、停学、开除来解决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使一些孩子丧失了信心，看不见自己的前途，有些则堕落为盗。南市区捉到的十四名童窃中，就有七名是被学校开除后堕为惯窃的。
教育和培养祖国的第二代，是家长的责任，也是教师的责任，更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沈阳市各界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工作。对目前流浪街头的少数童窃，有关部门也应该迅速把他们收容起来予以教养，使他们在教育改造中成为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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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吊打烈属郑志美事件已作处理
8月29日本报四版刊登的“为什么吊打烈属？又为什么不处理？”一文所揭发的山东沂源县的一些干部吊打烈属郑志美事件，已经中共临沂地方监察委员会和临沂专署监察处作了处理。
前任区长张承印（现任县社主任），从严重官僚主义偏听偏信坏分子一面之词，发展到违法乱纪；现任区长张照伦，严重违法乱纪；村主任杜春杰因郑志美揭发他的错误而存有私人成见，挟嫌报复，因而都给予党内外撤职处分。
乡长杜本太虽系严重违法乱纪，但系受区干部的影响，经教育后检讨较好，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另外，县长董钦祥、前沂源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秀江，以及沂源县人民法院、中共沂源县委，在处理此一事件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错误，已责成他们作深刻检讨。
郑志美因受打击迫害致疾并造成家庭生活困难，县人民委员会负责给予治疗和解决其生活困难。
第4版()
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正在克服党组织涣散的现象
中共湖南新化县委会来信：8月24日你报发表了“撤区并乡后要调整党组织”的批评信后，县委特为此召开了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把全县原区级机关单位划成十个片，以片为单位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下按系统或单位成立党的分支部，分支部下设小组。总支委员会直属县委领导，负责全盘管理党的工作。这样基本上克服了以前党组织涣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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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不该借故发牢骚
中共淮南煤矿委员会来信：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淮矿工人报记者作风问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等餐’引起的不愉快”），尽管在某些具体情节上有些出入，基本精神是对的。记者昝振中等对矿务局办公室副主任韦洁滋有些意见，但没有向领导上很好提出，而是借故发牢骚，退饭票，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已责成有关人员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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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怕任何帝国主义怕的是脱离人民群众
罗瑞卿在公安军积极分子大会上号召依靠群众执行边防和内卫任务
新华社26日讯 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闭幕式上，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大将就公安军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执行边防和内卫任务问题作了报告。
罗瑞卿大将在报告中说，我国的边防线很长，如果只靠边防部队而不依靠人民，不和人民结合一起，工作就不能做好。他指出，几年来公安军执行边防、内卫任务是有成绩、有功劳的，使祖国的边防有了警戒，使城市、工矿、铁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够。
他说，公安军的任务是对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一项群众性的斗争。如果离开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斗争就得不到胜利。罗瑞卿大将说，我们的边防检查，是为了保卫人民，应当给人民以便利，不要给人民造成妨碍和困难。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有真正的自由，这一点边防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应当重视。
罗瑞卿大将又说，边防部队在同友邻国家的交往中，应当坚决遵守我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在边防上与友邻国家交往中，必须反对大国主义，尊敬人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抱友好态度。
罗瑞卿大将最后说，我们对任何帝国主义都不害怕，但是我们怕的是脱离人民群众。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在人民中遭到孤立，但是这个希望永远不能够实现，因为我们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有些事做错了，就要向老百姓认错，并坚决改正错误。
在闭幕式上，大会奖励了二百四十二名优秀公安战士、十六个连、九个排和二十一个班等四十六个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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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各地少数民族访问团结束访问活动
在访问中了解了少数民族对发展生产的要求，并且帮助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不少困难
新华社呼和浩特讯 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在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中组织的少数民族访问团，最近已结束了访问活动。
各地访问团通过对各少数民族的访问，帮助解决和了解到不少当前生产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在少数民族聚居较集中的呼伦贝尔、哲里木和昭乌达等盟，经过内蒙古自治区访问团访问的二十多个旗、县、市，对各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发现的困难户，及时给了二十七万三千多元的补助。今年从山东省移往呼伦贝尔盟阿荣旗等地的七百多户回族农民得到补助后，80％以上的回民添缝了棉衣和棉被，原来不安心生产的现在也安心了。对居住在山区的达呼尔和索伦等少数民族，访问中还给九千六百名生病的人免费治疗。对山区小学设备较差的地区，也拨发了补助费。访问团在访问索伦旗辉苏木居住的四十多户索伦族牧民时，了解到他们在1954年从经营农业和林业转向牧业生产后，因家底薄和断绝了副业生产，生活发生困难，这次补助了价值四千多元的口粮和牲畜。
内蒙古西部平地泉和河套行政区等地也组织了访问团，对散居的少数民族挨门逐户的进行访问，帮助有些农牧业社要减少收入的少数民族社员，根据他们的生产特长，重新从多方面进行了生产上的安排。对鳏寡孤独失去劳动力的少数民族社员，也给予生活补助费。
各地组织的访问团，通过对各少数民族的广泛座谈了解，发现有关领导部门在领导发展生产上有不少地方存在忽视当地民族特点的倾向。在领导边沿山区鄂伦春和达呼尔等少数民族生产上，缺乏全面规划和具体措施。对农业和猎业结合的生产合作社，经营旱田、水田的多民族联合社，如何计算收益分配，有关山区建设等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散居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加入农业社后由于生产不熟悉，牲畜入社作价低，不少的少数民族社员减少了收入。各地访问团在访问中还广泛征求了各少数民族在发展生产上的意见和要求，并把所发现的问题加以整理，正准备汇报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以便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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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少数民族妇女更美丽
云南拨出制首饰白银四万多两
新华社昆明26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正将四万多两白银陆续拨给各专区，专门为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加工银质首饰。收到白银较早的广南县，目前已经将二千多两白银制成首饰。其他各专县也正委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大量制造。
据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的一位负责人谈，近年来，全省少数民族需要的银质首饰的数量很快地增加了，因此分行经上级批准，计划今后每年将以大量白银供应全省各地，作为为少数民族制作首饰的原料。
在民族众多的云南省，几乎每个少数民族的妇女们都很喜爱银质首饰。居住在南部和西部的傣族妇女特别喜欢用银练作腰带，哈尼族少女们的帽子上都镶满了白银，银项圈、项练和银手镯，更是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喜爱的。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手工艺人，他们能把白银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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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在上海表演比赛
篮球队以一百四十一比五十七胜上海队
本报上海26日专电 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今天晚上在上海市体育馆举行了在上海表演比赛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有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的体操、游泳、举重、田径、篮球、足球六个队的运动员和上海市的运动员。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沈体兰致开幕词，他代表上海市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热烈欢迎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来上海的表演比赛。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总领队李梦华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广大运动员以更多更好的成绩来粉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
在开幕式后，还有国家篮球队对上海混合队的一场篮球比赛。比赛结果，国家队以一百四十一比五十七胜上海混合队。国家队在这场比赛中表现了快速的突破、变化多端的战术和准确的投篮。
上海市三千多观众观看了开幕式和篮球比赛。
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的体操、举重、田径、篮球、足球等队是在23日下午由武汉到达上海的。游泳队在19日从北京到达上海。他们将在上海进行四天的表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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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听说过的记录
施强
李庆振憋了一肚子气走出会场，脑子里嗡嗡的。这个经验鉴定会开得真窝火。汪区长说的那些话是没有根据的，说什么违反操作规程啦，只顾产量不顾安全净冒险啦，崩下的矿石块大运不出去啦……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还说：“这不叫经验，简直是胡闹！”不调查研究乱嚷嚷，你才是胡闹！李庆振越想越气，怒冲冲地跨进了小酒铺……。
李庆振今年四十岁了，是1950年复员到本溪钢铁公司南芬露天铁矿工作的。他来到矿上就像回到了老家，在这个矿上，他曾经干了整整十一年的活，1945年，也就在这儿参的军。五年的战斗生活，使他成了一名勇敢的机枪射手。当他响应祖国复员生产的号召，放下机枪重新拿起凿岩机的时候，他又成了一名出色的矿工。虽然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1948年3月在解放四平街的战斗中，屁股上又负过伤，但是小伙子们却赶不上这个老矿工，他是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流动红旗算是在他的凿岩机上长了根，谁也没有能够把它拔走。
1955年初，第三采区的“本脉”掌子要恢复生产了，这个掌子是矿上的一块“宝”，开采出来的矿石含铁量很多。但干活条件比露天矿场差得多了，它在很深的地下，成天见不到太阳，一天上下两次，够累人的。在井下作业，技术要求也严格。李庆振却一再要求到本脉掌子去工作，他的要求最后被批准了。
可是一开始就不如意，生产完不成定额。按照国家规定，一台凿岩机每班（八小时）应采铁矿石三十吨，但他们平均每班只采了二十二吨半。李庆振心里很难受。这不像话，难道叫高炉张着嘴等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钢铁建设个啥呢？
打仗的时候机枪射手要想尽办法消灭敌人，现在就一定得找出原因突破定额。凭着十多年的采矿经验，李庆振细细地琢磨了半个多月，他觉得劳动组织有问题：一昼夜有三班人在一个掌子里倒班作业，三个班的产量混在一起，责任不清，不知道谁好谁坏；其次，凿岩机手打炮眼的技术有高有低，选择的打眼点也不一样，下一班不知道上一班在哪儿打的眼，每班都要花很长时间修理“炮碴”，因为眼打在炮碴上就崩不下很多矿石来，这样三个班互相影响，产量就不高。
李庆振越想越有把握，他又和班里的人商量，他们也说有理，就打定主意，先后向班长盛扬春和第三采区的区长汪玉清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一个掌子包给他那一班。这样不但责任明确，而且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因为自己打的眼自己明白，知道放炮后会崩出啥样的炮碴来，今天打眼时就能给明天打眼准备好条件。虽然由三班人减为一班人，由昼夜工作减为八小时工作，仍有可能完成一天采矿九十吨的定额。但班长盛扬春说：“扯蛋！要完不成谁负责？”而汪区长还没等李庆振说完，就给顶了回去：“难道你长六只手？三个班都完成不了，你一班就能完成了？……不行！”
李庆振很生气，这是有力气不叫使，想出力不叫干。好，照老样子干还轻快些……但他又想，这不对，现在有力气再不使出来，就对不起党了。对，你们不支持，我去找党去！
早上七点来钟，李庆振就到了党总支办公室。总支书记郭树潭听完了李庆振的建议，高兴地说：“这可好，你请人写个具体计划来，总支讨论一下。”这天李庆振感到特别高兴，干活也觉着比平日轻快。晚上，梁技术员帮助他订出了具体计划。
总支研究了李庆振的计划，决定支持他，建议行政包给他一个掌子进行试验。
1955年4月，是李庆振试验的第一个月。月底一计算，哈，平均每班产量达到八十七吨，接近完成三个班的定额。全班人正高兴，但汪区长却批评说：“李庆振只顾产量，不顾安全。”这从那儿说起？李庆振觉着委曲，但他没有多说，他想，到底安全不安全，再往后看吧。
又试验了一个多月，不但产量没有降低，全班二十一个人仍没有一个人碰破过一点皮。一天，徒工鄂文林忍不住了，对李庆振说：“李师傅，咱们试验两个多月啦，哪月不超额两倍，可是不但不给超额奖，也拿不到红旗，连黑板报也上不去，这……。”
李庆振本来也想泄一泄憋了两个月的气，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说：“小鄂，你说咱们试验为的是谁？”小鄂很机灵，知道自己说走了嘴，就说：“那你打仗流血为的是谁？”李庆振说：“是啊，咱们不图别的，只求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好处，现在咱们多出矿石，高炉不用张嘴等了，咱们就该高兴。”不过李庆振嘴里不说心里总还是憋着一股气，他本来爱喝点酒，现在喝得更多了。
快到6月底了。这天，李庆振打完最后一个炮眼，鄂文林抢着擦去凿岩机上的油污，师徒两个，把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做完，一前一后开始爬升坑的梯子。爬到半腰，正想歇歇，忽听见上面有人喊：“老李头，快上来，开会鉴定你的经验啦！”这下总算熬到头了，试验三个来月没有白费。李庆振一口气就上了地面，连衣服也不换就赶到会场。李庆振到场一看，汪区长在主席台上，总支书记没有在场，心里就凉了半截。后来，汪区长果然否定了他的经验。
第二天，李庆振下到掌子上还光生气，忽然总支书记郭树潭来了。他昨天从市里开会回来，听说否定了李庆振的经验，觉着不对头，就下坑来调查。他仔细地检查李庆振操作情况，没有发现违反操作规程的现象，是符合安全要求的，事实上，三个月来全班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微伤事故。至于崩下来的矿石，不但块不大，而且又小又匀。出矿工人都说：“块不大，很省劲。”
李庆振和班上的人终于都得到了奖励，他们的经验也决定在矿上推广。原来区长汪玉清是个思想保守的人，认为李庆振这样做法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总以为试验不能成功。后来试验成功了，又不仔细调查研究，乱批评，武断地否定了李庆振的经验，这回他自己受到了严格批评。
11月4日，我们在西郊宾馆会见了前来出席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李庆振。他的身板仍像机枪射手那样壮实，胸前挂着好些奖章和纪念章。今年2月，他在党的支持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改变了旧的操作规程，创造了一套新的凿岩方法，并且由一班包一个掌子发展到包两个掌子，进行流水作业，使产量急速提高，从每班八十七吨，增加到每班一百八十吨……三百吨……五百二十七吨……六百吨。今年4月，他参加了全国重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后回到矿上，给前来参观的会议代表们作了一次表演，一班采了七百五十吨，超过国家定额二十四倍。如果用火车装运，需要十五节大型车皮。在场参观的代表们中有不少就是采矿能手，但他们都惊喜地说：“这样的记录没有听说过。”从那以后，李庆振的生产记录一直保持在平均每班七百吨上下，而且他也保持了另一个光荣的记录——始终安全生产。
矿上推广了李庆振的经验以后，工人们普遍地一再突破定额，定额也就一再改动，现在的国家定额已是一台凿岩机每班采铁矿石一百二十吨了。
我们笑着问他：“你现在还喝酒吗？”他也笑了，说：“早戒啦。”但又补充：“要是喝，一顿最多二两，有我媳妇掌握着呢！”今年4月，一个年轻的姑娘刘汉桂和他结了婚。他说：“我媳妇还对我说：‘搞不好家务是我的责任，完不成生产定额是你的责任，看谁胜过谁。’你们看，她要和我竞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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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家
白水 明德
有不少地区对农民缺乏新的道德教育，有的农民仍然保存着浓厚的自私自利的观点。他们在分家时，兄弟妯娌之间互相争抢财产，但对应尽的供养父母的责任，又互相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