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算命摊旁的杂感
姚文元
凡是出门喜欢走走的人，大概比总是坐在汽车里的人见识要多一些。要寻找新奇的事情，正不必到城隍庙去。例如算命先生的摊子吧，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名字：“张铁嘴”“赛诸葛”“小神仙”“梅花馆主”“鬼谷子先生”……等等。摊子上照例有“观君精气神，能知祸与福”“神算妙用，未卜先知”之类的对句。有时看上去，真觉得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的上海不调和，但它毕竟是一种尚未消失的现实。事实比一切理论更鲜明，即此一事，仔细想一想，是可以引出不少问题来的。
我是喜欢看热闹的，今天星期天，看见一家“梅花馆主”生意颇好，好些人围着摊子在看热闹，我也就挨进一只角里去了。当那个问儿子的病能不能医好的女人带着一脸感激的神色快步离开时，戴一付黑眼镜的馆主突然双眉一扬，向我喝道：
“单测字，两角钱！”
我大吃一惊，顿时手足无措。他却接下去说：
“问恋爱结婚，失恋单恋，挑选对象，生子育女，本馆主都可指示方向！”
我谢绝了他“指示方向”的热情，随口问了一句：
“每天向你讨教的有多少人？”
“不多。”他看见我并非主顾，情绪就低落了，用一种懒懒的声音说：“大概五六个十来个吧。我们现在不是迷信了，是为人家指点个方向！”这时又有一个面色蜡黄眉带焦虑的中年妇女来请教他了，他连忙举手喊道：“你在外面布头上撕一张小纸条，问什么撕什么，你不讲我就晓得你姓名，这是最新的科学原理！”
我没有看完这场表演，走开了。路上默默算着：如果全上海有一百个算命先生，每个人每天只替五个人“指示方向”，一天五百个，那一年就有十八万人（次）请他们“指示方向”！……这个巨大的数字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算命这一种职业还存在，算命先生的生活还能维持，就证明了这个数字并非不可能的。何况，算命方法现在又多了一块“科学原理”的幌子。
我想起一位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现在百家争鸣中不用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经过七年宣传，这早已“不成问题”了。我不知道这“不成问题”是根据什么而来的，事实却是：即使改变人民中间落后部分的落后的心理和习惯，都还要做多少极艰苦的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尚且有这种中世纪的遗迹，农村更可以想见。我们不但要继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最普通的科学知识——生老病死的规律和雷电雨雪的起因，有没有天堂、地狱和来世，有没有神鬼和灵魂，都还需要作许多解释和宣传。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而散布的许多谣言，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谁如果以为“百家争鸣”以后就万事大吉，思想教育工作可以放松一下而关起门来睡大觉，那么，最好请他到算命摊旁观察一下。
第7版()
专栏：
龙店乡的喜日
葛洛
我来到龙店中心乡，已经是傍午时分了。跨进乡人民委员会的大门，最先看到的是坐在院子里的十几个青年农民。这些青年人有男有女，女的多半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男的也是豫西伏牛山区农民们的时兴打扮，崭新的黑短褂和黑裤子，有的胸前还挂着闪闪发亮的纪念章。他们都坐在这空落落的大院子里，脸上透露出焦灼的神色，看来为着什么事情已经等待很长时间了。
上房里传出来讲话的声音，乡干部们正在举行什么会议。我不便走进去打搅他们，就在屋檐下找一块地方坐下。眼前的青年人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向身旁几个年岁较大的农民打听起来：
“老乡，这些青年人都是来干啥的呀？”
“干啥的？”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老汉答腔说，“你不知道今天是九月初六么？结婚的，还有离婚的，都要在今天来登记。”
“都要在今天来登记？”我听不明白他的意思。“难道今天是什么特别吉利的日子么？”
“吉利日子？啥叫吉利日子？”老汉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接着说：“隔十天登记一次结婚离婚，这是政府定的规程呀。如今样样都实行“集体”，听说这也叫啥“集体”咧！……”
老汉说了半天，我才听出一个头绪来了。原来这里乡人民委员会有一项规定，凡是结婚的和离婚的，一律要在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这三天来登记。据说这是为了减少乡政府工作的忙乱现象，也是为了便于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在进行登记的日子，等到结婚和离婚的男女到齐了，乡干部首先要讲一阵话，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教育，然后再深入检查有无包办婚姻、接受财礼等等现象。这办法从前年实行起，到现在两年有余了。
但是，眼下天色已将近晌午，结婚的和离婚的应该早已到齐，为什么还不开始登记呢？当我把这疑问向老汉提出的时候，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抢着答话了：
“找不着管登记的人呀！他在昨天到县上去开会，说是后晌就回来的，一直到现在还不见回来。为啥还不回来？乡上干部都说不知道，可农民们都在说：昨晚县城里有剧团在演梆子戏，听说今天还要演哩。……结婚证锁在这个干部的抽屉里，钥匙带在他身上，他不回来，你说可怎么办呀！……”
听了这些话，我不能不感到愤慨。当我把眼光落在那些未来的新郎和新娘们的身上，猜想着他们当前的复杂心情的时候，这种愤慨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我在想：也许乡干部们会研究出一个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吧。就是进城去把那个失职的干部寻找回来，也并不困难，因为县城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路，乡人民委员会和县上还是通有电话的。
我盼望着上房里的会议赶快结束，然而它却好像要无限期地开下去。眼看西墙上的太阳阴影要移到地面上来了，那些青年人的脸上越发加重了疲惫和焦躁的神色。其中有两个姑娘，已经打开她们的花手帕，和她们未来的新郎分尝着她们随身携带的干粮。今天这样的遭遇，也许她们早就预料到了的吧？
太阳已经西斜，会议终于结束了。乡干部们刚刚走出屋门，那些青年人就迎了上去。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姑娘，后边跟着一个小伙子，显然是她的未婚夫。姑娘挡住了乡干部们的去路，急急地说：
“同志，您快些给俺登记吧！俺从早等到现在，还要俺等到啥时候呀？”
“不是早就对你们说过了，管登记的人到县上开会去了，他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就给你们登记。你们要是不愿意等，就改日再来吧！”
“改到那一天呀？您不是规定十天才登记一回么？……”
这个乡干部不再搭理她，径直地向设着厨房的邻院里走去了。其他乡干部也陆续地向邻院里走去了。但是那些青年人并不就此甘心，紧跟在他们后面，用恳求的语气说着：“同志，您给俺写个证明，盖个章，不就行了？”“同志，俺家住在西沟，离这里三、四十里路，天黑俺还要赶回家咧！”
一个面孔消瘦的青年妇女，紧紧地钉着一个乡干部，用细弱的声音说着：“同志，您给俺作主吧，俺跟他再也过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但是这些声音都没有使那些乡干部停下脚步来，他们的身影很快地都在那东墙角的小门里消失了。
下午一点钟，我离开龙店乡到段沟农业合作社去。当我沿着那山间小道向前行进的时候，刚才在乡人民委员会看到的一幕情景，一直不曾离开我的脑际。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一位县委书记对我说过的几句话：“我们有些下层干部没有把工作作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品质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是的，这几句话用在很多下层干部的身上都是适当的，但却决不包括所有的下层干部。对于有些干部来说，他们所以没有把工作作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欠缺必要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欠缺一种极简单同时又极可贵的东西——一颗时时刻刻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热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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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底心向着你们
——给英雄的埃及人民
力扬
飞过了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洋，
我们六万万人底心向着你们，
向着进行最正义斗争的你们，
向着坚强不屈的、英雄的人民。
决不能让那些海上的强盗，
再来掠夺你们底烟草和棉花；
决不能让那些最可耻的敌人，
再来侵占你们底苏伊士运河。
你们已经骄傲地在苏伊士河上
升起的国旗，决不会再降下；
决不让已经被扯下的敌人底旗帜，
重新插上你们自由、神圣的国土。
决不能再让你们亲爱的孩子，
在含着乳头的时候被炸死；
决不能再让你们年老的母亲，
在祈祷和平的时候被炸死，
他们是多么地热爱着你们，
他们是多么地热爱着和平。
让你们为他们的仇恨而斗争，
让你们为他们的爱情而斗争，
让你们用一滴一滴的鲜血，
保卫你们一寸一寸的国土；
让你们用一步一步的斗争，
捍卫你们独立、自由的国家。
你们底国家会像金字塔一样，
永远屹立在伟大的尼罗河上；
你们光辉灿烂的古代的文化，
会在战斗的土地上开出鲜花。
北京和开罗相隔着几万里，
在地理上是多么远的距离；
但是，为正义而斗争的友谊，
却没有任何空间上的距离。
我们六万万人支持着你们：
决不用软弱的太息和眼泪，
而是用沸腾着的正义的热血，
用强壮的勇敢的兄弟的手臂。
让全世界保卫和平的人们，
用最大的愤怒、最大的憎恨，
投掷在那个最邪恶的制度上；
我们要把殖民主义永远埋葬！
1956年11月6—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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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电影“花木兰”
陈梦家
常香玉所领导的河南豫剧团在北京舞台上演出了“红娘”和“花木兰”，我看了几回以后，赞美之余，也想到它们应该拍成电影。我以为“红娘”更应该先拍，而且容易拍好。但是最近在东北摄制成的电影片，却是“花木兰”。在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们挤在“蟾宫”电影院内观看。从头至尾，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为了赞赏常香玉的精美的演技，和嘹亮的歌喉，“啧”“啧”赞扬之声不绝。就常香玉一个人而说，她在银幕上是成功的，她较之其它摄成电影片的地方戏，更能够出色地给人从容欣赏的机会。她的唱词，在电影上更清晰更准确的印入人的耳鼓上，比之在剧院中听的更清切，比之在唱片上或广播中听的更真切。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影片中的布景与摆设，大有问题。那些不真实的“山”，尤其是大战一幕的布景太糟了，演员们往来驰骋几乎处处受到障碍。我的老花眼仿佛看到摄影场大方格子的洋灰地。那些个帐篷也是很不顺眼的。它们较之“天仙配”的布景和摆设，差得多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摄制电影的人若能事先好好地研究一番，吸收别的古装记录片和其它剧种的舞台布景的长处，应该可以做得好些的。显然的，这张影片的摄制者，没有很慎重地处理这些问题，或者可以说电影导演还没有想法使电影手法去适应地方戏的特性。电影“花木兰”在摄制上尽管有这许多毛病，但是在我们所看的一场上，全体的观众无视那种不很合理的布景，异口同声发出不常听见的赞美的“啧”“啧”之声，那末还应该归功于常香玉及全体演员们的表演，把这些缺点遮盖过了。
这部记录片在摄影处理上是有缺点的，但作为一部舞台记录片，还是很应该看的。我以为，除了梅兰芳先生的诸作外，这部记录片的表演和歌唱是够得上世界的歌剧的水平的。常香玉的天赋的歌喉，异乎寻常地从容而有节度地操纵了那宽阔的音域，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真是值得惊奇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更盼望电影工作者创造地把地方戏摄制出来。
10月7日“人民日报”刊有余吾家对于此片的评介，以为这部电影存在着传统的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矛盾，他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也就是在遗产的风格上作必要的加工。我想这是对的。电影“花木兰”的野外景，最好是只要背景而无需立体的山，那末用马鞭当马，也就自然一些。但是，这部电影片的写实的布景，本身就有不真实之处，使人看了很不自在。至于舞台剧搬上银幕，其问题尚不仅仅在象征的与写实的表现手法，而在于如何调和舞台的表现与电影的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不同手法和若干障碍。
我个人十分赞成将好的地方戏多多拍成电影，如此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优美的文化遗产。我尤其觉得，为了服务于人数最多的工农兵大众，舞台记录电影之应大力发展，尤为急不容缓。这其间存在许多问题与困难，应该大家讨论设法，使拍成电影的地方戏比在舞台上演出的更出色更好，至少不比它坏。也不要忘记，有些艺术性和教育性很高的地方戏，虽然在大城市如北京不曾受到应受到的重视，但是还应该拍制电影。我指的是北京曲剧团所演的“罗汉钱”和“妇女代表张桂容”，主演者魏喜奎的表演与歌喉是最可赞美的。她在张桂容的口中唱出了妇女对于毛主席的歌颂，那种真情流露是占据一半人口的妇女的真实声音；她在“罗汉钱”中唱出了母亲对于第二代获得自由而追想自己过去的沉痛。这两个现代歌剧，对于农村和较小的城市，还应该是需要的，更何况它们本身是较完美的艺术作品。希望艺术界的先生们，推陈而且要出新，爱护那几乎被忘记的昆剧，也爱护那新生萌芽的曲剧。使它们同样地能登上银幕，开放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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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关于“聊斋志异”原稿编辑同志：
王统照先生所写的“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我看到了，使我知道了很多的关于我先祖的事迹，并使先祖的遗墨增光不少，深为感激。
但所谈的那上半部“聊斋原稿”是解放后我在辽宁西丰县的时候，交由刘伯涛县长送交中央文化部的。
这部原稿全八厚册，是由零篇重行整理装订的。由我先祖蒲价人从山东原籍带到沈阳。同时尚有最可宝贵的一卷“聊斋行乐图”，长有六丈的巨幅，由先叔父英芳廉价售出，后来听说这幅巨图为伪满沈阳税务监督署长王家鼐所得，倘由政府大力找到王家鼐的后人，谅不难得到。
这上半部原稿由先父交由我手保管，已有三十余年，中间经日人和汉奸袁金凯、陈漱六等威胁利诱，始终未被夺去，现归我政府来保管实在是这半部原稿的幸运，也是鄙人的幸运。现在我愿趁此机会证实这部原稿的流落经过，并希望转达王统照先生。
北京 蒲文珊
第7版()
专栏：读者中来
王统照先生的复信
读过您这封如何把现已影印的上半部“聊斋志异原稿”献于政府的经过，至为欣慰！我想这也是关心蒲松龄先生著作的同愿闻知的。
您从家传的保管中，卫护这上半部原稿三十多年，没在敌伪时期失落或被迫夺，终于与世相见，这不但是您的“幸运”，而您对于先人的宝贵手稿的爱重也值得大家感谢！ 王统照
第7版()
专栏：
山雨欲来（国画） 伍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