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根据青年特点领导青年
宜勤
我们党从来就十分重视青年和青年团组织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几年以来，我国青年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个拥有二千万团员的全国性的组织，而且通过团组织团结了广大青年，积极地参加了国家的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正确地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这次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对我国青年作了极高的估价，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党组织如何贯彻“八大”精神，进一步领导好青年团工作呢？关键仍旧在于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在1953年6月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示，青年团除了应继续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外，还要有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在过去几年中，许多地方党组织在领导青年团工作中，已经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了青年团的多种多样的独立活动。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是什么原因障碍着党组织去根据青年的特点来领导团组织的工作呢？
这就因为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只看到青年和其他群众共同性的一面，没有看到青年特殊性的一面，只强调青年应该参加党的中心工作，而忽视根据中心工作的要求，来领导青年团开展独立活动，甚至认为开展独立活动，会影响党的中心工作，是向党闹独立性。因此支持不足，限制过多。今年春天，陕西省黄龙县团县委的干部向党委要求开团的专职干部会，研究团的工作，县委书记竟然说：“都是革命工作嘛，何必强调本部门的工作呢？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没团的功劳吗？”少数党组织只抓团的干部，不抓团的组织，结果团干部统统被“统”去搞中心工作或者固定在一个地方搞一个具体工作，团组织名存实亡，失去了和广大青年的正常联系。江西省贵溪县，自1955年8月至1956年5月，整整十个月没有专做团的工作的干部。今年2月虽然给配备了一名干部，可是，还没有到职，又被调去搞档案工作。显然，某些党组织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已经大大地伤害了青年团的积极性创造性，削弱了团组织的作用。
青年，作为一个群众来讲，和其他群众确实有共同的地方，因此，青年工人应该参加工会，青年农民应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青年毕竟具有青年所独有的特点，比如热情、积极、勇敢、乐观等。青年还有许多一般成年人所早已解决、少年人还没有开始感到的问题，如求知识、长身体、恋爱、婚姻等等问题，这些特殊问题就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所能完全解决的。如果不注意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到青年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我们党之所以要在其他群众组织之外，再建立一个青年团的组织，并且强调领导青年团开展独立活动，就是为了重视青年的这些特点，注意解决青年的特殊问题，发挥青年的特殊作用。如果青年团和其他群众组织只有共同性而没有特殊性，又何必要青年团这样一个组织呢？更又何必强调开展独立活动呢？
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已经指出：“青年团愈能采取多种多样的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就愈能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来积极参加党的中心工作”。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应该让团组织按照自己的特点来进行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和党的中心工作没有矛盾，而且有助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完成。前些日子中国青年报所介绍的河北省蠡县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蠡县的青年团工作，在去年5月以前是不大活跃的。当时，由于忽视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把绝大部分团的专职干部调去做其他工作，并且长期蹲点或包村，团干部动不了，许多区、乡团的日常工作，就由党区委或党支部“包揽”起来。结果呢？团的组织上下断线，互不通气，团组织的工作便停顿起来。后来中共蠡县县委进行了检查，改变了领导方法，根据青年特点，大胆地分配给团组织任务，领导青年开展了各种活动，这样团的干部劲头就大了，工作也活跃起来了。例如在去年下半年，县委特别要求青年团领导青年做好玉米人工授粉、开荒、积肥、除四害等工作，结果，这些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他们完成了玉米人工授粉六万六千多亩，超过了党所给予的任务的一倍，并在十七天内开荒四千八百多亩。今年春天，团又领导青年挖砖井四千五百多眼，占全县挖井总数的75％左右。由此可见，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并不会妨碍中心工作，而是更能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来积极参加中心工作；并不是“闹独立性”，而是更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使青年真正成为一支活跃的突击力量。
照青年的特点进行活动，有的人耽心有好些团组织会不会发生和各个有关部门步调不够一致的现象呢？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现象是可以防止的，只要党组织加强思想领导，团组织不会向党组织闹独立性，而会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的。
也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虽然能够看到青年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也仍然不愿意发挥青年的特点。他们说：青年小伙子好是好，就是“嘴上没毛，做事不牢”、“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因此，不控制得严一点，他们就会发生错误。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要在没有停止呼吸的时候，就不可能绝对不犯错误，何况青年人究竟因为他们年青，刚刚走上生活的道路，缺少斗争经验，缺少思想修养，因此，也就有可能比成年人、老年人容易犯错误，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所以不应该“怕青年人犯错误”，而应该是加强对团组织的领导，多做教育多鼓励，少做简单的批评和指责，使他们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以后能够很快纠正。蠡县县委就是一个例子。县委从多方面加强了对团的领导，县委除有一个委员兼管团的工作外，并决定县、区团委的正副书记（不是同级党委委员）列席同级党委会议，使他们能随时领会领导意图，正确安排团的工作。为便于基层团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团县委的指示，团委有些重要的计划和指示，县委都加了批语，这样团组织就不大会发生错误。对于已经发生错误的团组织怎么办呢？也只应该加强领导，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当然，在另一方面，团组织也应该虚心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尽力避免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从而更加正确地完成党的任务。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快两个月了，各级党组织目前正在根据“八大”精神，检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热情地希望各级党组织也能同时检查一下在领导青年团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团的工作更好地贯彻“八大”精神。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各地青年团工作将会出现一番新气象。
第4版()
专栏：
安东市委对报纸的领导加强了
——中共安东市委对本报批评的答复
编者按 “批评稿件在安东的厄运”一文发表以后，中共安东市委对自己在领导报纸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负责的检查，并对批评稿件中的事实作了认真的核对，同时还采取具体措施改进对报纸的领导和帮助报纸改进工作，这样作是很对的。这一批评稿件刊出以后，由于收到不同意其中某些事实的反映，本报曾派专人去安东作了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这一批评稿件中的某些事实确有出入。现在把中共安东市委的答复摘要如下：
8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批评稿件在安东的厄运”一文，推动我们着重地检查了市委对整个报纸工作的领导。
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市委在领导报纸工作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比如对报纸的作用认识不足，对报纸的政治思想领导比较薄弱，对报纸开展批评的指导不够具体，有时抽稿不当。这些缺点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
关于这篇批评稿件中列举的一些事实，我们有些说明和意见：
关于批评煤建公司副经理徐经一同志的稿件，我们认为当时是没有必要抽稿的。前市委秘书长张云杰同志告诉报社抽稿的本意是：市里有的领导干部在享受补助上也有问题，尚未进行处理，这时在报纸上批评下级干部，恐使人不服，又考虑到当时市委书记不在家，拟待书记回来后再研究发表。同时，应该特别说明：他们的错误性质都是接受不合理的补助，而不是骗取补助。
关于批评市妇联的稿件，市委宣传部韩波同志当时听市妇联的同志说批评失实，叫报社抽稿，后来没有再加过问，在这点上韩波同志是有责任的。至于被批评的事实本身，经我们调查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误会。此外，市妇联于方同志在找韩波同志时，也没有大哭大喊。
关于对绢纺工厂的批评稿件，市委的责任是压了几个月，影响了发表的时机。但是后来还是公开发表了。而英英同志的文章中却没有说明以后还是发表了这一点。（编者注：英英同志在他的原稿中是作了说明的，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删掉的）。
市委已向报社编辑部全体同志作了检查报告，检讨了领导报纸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要报纸结合检查工作，也向领导上提意见，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具体办法，然后，市委将对报纸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作出市委加强对报纸具体领导的决定。
第4版()
专栏：
台山——“排球之乡”
施毓忠
每当黄昏降临的时候，在广东省台山县的海滩上、农村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打排球。
渔民们把还带有海水味道的破鱼网挂在滩头的树丫上，制成了一个简便的排球场，于是一场愉快的球赛开始了。
农民们把晒谷场打扫干净，展开了同样的活动。老年人蹲在一旁安详地观看。孩子们向哥哥姊姊们学习，用竹竿当网子，把废纸捆起来当排球玩。
旧社会里，不少台山县人为穷困所迫离开家乡，远涉重洋谋求生活。他们在国外辛苦经营，把自己的积蓄寄回来兴办公众福利事业，希望家乡子弟能够健康地成长。在侨胞的支持下，早在三十年前台山的排球运动就逐渐地开展起来。
二十年前，台山就有人代表我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排球比赛。回来以后经常在县里轮回表演，在群众中起了很大影响。当时的县报也以很大的篇幅刊登球赛的消息和动态。从此以后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经常有排球比赛。在农闲期间或者像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样的节日里，台山的乡村里都要举行排球赛。如果有规模比较大的比赛，总有很多人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祠堂便成了最好的室内排球场。因此排球运动在台山常年四季地开展着。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台山县的排球运动更加向前发展了。现在全县成立了十二个排球协会，县人民委员会每月拨出一定的款项作为协会的经费。在二百五十个乡中有一千八百个排球队，一千六百零七个排球场。这些球队经常举行友谊比赛，交流经验。过去台山县都是打固定位置的九人排球，现在改打轮换位置的六人排球，这样个人技术就不再受机械分工的限制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运动技术提高了，身体健康也随着加强，生产的劲头也更大。此外，县人民委员会也很注意干部的培养，定期举办短期训练班和讲习班。目前已经培养出四十五名业余裁判员，三百五十名业余指导，并且还创办一所少年业余排球学校，专门培养新生力量。
几年来，台山县曾经源源不断地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百三十多名优秀的排球指导人员和运动员，帮助推动各地的排球运动。今年有九名台山男子运动员被选入国家代表队，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他们占去了国家男子排球队队员的四分之三。今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排球锦标赛中，台山队仅次于沈阳队取得了第二名。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排球锦标赛中，台山少年男子队又以不败的战绩取得了冠军。本月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县排球锦标赛中，台山队又以十战十胜的辉煌战果取得了冠军。
台山排球队善于进攻，战术变化多端，尤其是快板扣球、鱼跃救球很拿手。但是由于托球技术欠佳，所以防守比较薄弱。这是和台山排球运动的传统分不开的。台山队领队谭均荫同志说：台山人爱看扣杀猛烈的球，不爱看托来托去，会扣球的才被认为打得好。因此运动员一向是偏重于进攻的练习，但是目前正在设法克服这个缺点。
排球运动现在在台山已经成为一项非常普遍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台山县也就是以“排球之乡”而闻名全国的。
第4版()
专栏：
陕西省山区地委、县委组成访问团
深入农民家庭了解群众疾苦
在访问中虚心接受了群众的批评
从生产入手帮助群众解决了困难
新华社西安23日电 到本月中旬止，在陕西全省山区，中共组织重点访问人民群众的活动已经全部结束。
这次访问是在9、10月间开始的，中共各山区地委、县委都抽调干部组成访问团（组），由领导干部率领下乡。过去县以上领导干部很少到过的许多边远贫瘠的深山区，此次也进行了访问。
访问中，干部们挨门逐户深入到农民家庭中去谈心，有的就住在贫苦的农民家中，了解他们生活上存在的问题。有些干部还普遍召开了三、五户的小型座谈会，或者到田间去了解山区人民生产情况。
各地群众对领导机关不够重视山区工作，很少到山区来深入调查研究，常以指导平川地区的方法指导山区生产提出批评。例如，今年在山区盲目推广密植和“金皇后”玉米等良种，造成减产。特别是从今年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领导机关放松了对山区的多种经营领导，有的反而多方限制，加之对山货土特产收购时压级压价，大大减少了山区人民的收益。而山区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相当普遍。对这些问题群众提出许多意见。同时对如何改变山区生产、生活现状提出不少建议和要求。
访问团（组）虚心采纳了这些批评、建议，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群众进行了公开检讨。同时，协同区、乡干部从生产入手，解决了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山阳县过风楼乡第一农业社的秋作物受灾损失很大，群众思想不安，访问干部协助农业社研究解决了开展副业生产上的产、供、销问题，社员感到满意。中共南郑县委访问组在李子坪、太阳坪两村访问时，这里的农业社主任唐兴有压制民主，威吓社员，过去社员不敢提意见。此次访问组采取民主办社检查会的形式使社员们大胆提出批评和改进领导的建议，社主任作了诚恳的检讨，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访问团（组）也给以有力的帮助。南郑、略阳等十四个县给生产上有困难的农业社和农户发放了一万多元贷款，协助他们添置了必要的生产资料，解决了不少农户缺少口粮和被服的困难。对目前生活贫困的农民，仅商县、志丹等十县就给三百多户农民发了五千多元救济款。各地还给缺冬衣、棉被的贫困户发了衣被。许多访问团（组）都有医生参加，为山区农民免费治病。
第4版()
专栏：
“拾金不昧”的锦旗代替了“谨防扒手”的牌子
上海四千多人领回了失物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四千多个遗失东西的人，今年在上海市公共汽车车场、三轮车管理所和人民游乐场领回了失物。
这些物件中有金壳手表、钢笔、成百上千元的储蓄存款单、扇子、雨伞和手帕等。
这些物件是售票员、三轮车工人、人民警察和一些市民在各个公共场所拾到的。
公共汽车车场为失主专辟了两间失物保管室。兼管第一车场失物保管室工作的是优秀工作者曹国庆，他耐心地把大量失物分类编号，以便利失主前来认领。有些失物中没有失主的姓名、地址，曹国庆就根据失物中的储蓄存款单帐号，向银行查问失主下落；或者根据失物中几张写过的信纸和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发票、借据，进行仔细察看、研究，通过失主的工作单位、亲戚朋友找到失主。
很多三轮车工人常常在服务时间内，踏着车，把失物送到失主家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一位女乘客拿着买来的东西，匆匆跳下三轮车回到家里。她发觉随身带着的黑色手提皮包找不到了，皮包里有二万多元银行存款单据，还有现款、图章、钢笔等物品。她记不清皮包遗失在哪里，烦恼地在家里找寻，无心吃晚饭。这时，在自己车上拾到这个皮包的三轮车工人严义才也无心吃晚饭，他放弃了生意，冒着大雨赶了五里路，把皮包带到自己住宅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去。他和居民委员会干部一道在失物中反复找寻，才从皮包中的一个信封上找到了失主的姓名和地址。当失主赵慧珍到三轮车管理所去领取皮包时，把一些酬劳品送给严义才留作纪念，严义才再三不肯收。
严义才曾经多次把钢笔、雨衣、钥匙等物亲自送还失主，因此他最近得到了上海市三轮车管理机关给予的特等奖。
上海各个公共场所里已经看不到“谨防扒手”的牌子，代替它的是失主送来的许多表扬拾金不昧的信件和锦旗。
第4版()
专栏：
驻广州部队某仓库的工作人员
九个月节约物资七千多元
据新华社广州2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某仓库的工作人员在今年九个月内，为国家节约了总值七千三百六十余元的物资。
该仓库于去年曾因安全保管物资，节约国家财富取得显著成绩，获得广州驻军二级模范仓库称号。今年他们除继续沿用和推广他们去年创造的利用破包纸代替新包纸，苇席代替麻包等方法以外，又创造许多节约的办法。如二级工作模范徐绍德中尉，想出用旧布条代替缝包线，把捆扎麻包的三道双绳改为三道单绳的办法，经过多次试验，证明能够保证麻包缝合、捆扎合乎规格，不影响途中运转。采用徐绍德的办法，九个月内节约了四千三百多元。
仓库还改进了堆积方法，注意调整空气、温度，减少了不必要的“倒堆”工作。如某号库内保管的物资减少了一次倒堆与揸拭，就节约三千二百余元。
仓库的警卫人员也利用业余时间自动参加建设仓库的义务劳动，他们和工人一起装卸、搬运物资，洗扫仓库，九个月来为国家节约开支七百八十元。
第4版()
专栏：
西藏全区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成立
新华社拉萨23日电 一百多名来自西藏各地的妇女代表昨天在拉萨集会，成立了西藏全区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备委员会。
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委员阿沛·才旦卓噶在会上说，西藏必须成立全区统一的妇女组织，以便加强西藏妇女的团结，更广泛地联系各阶层妇女。她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各地的妇女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对提高妇女的爱国主义觉悟，组织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和各项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在向妇女代表们祝贺的时候，鼓励她们本着爱国、团结、进步和更加发展的方针进行工作，他特别提到要为西藏人口的发展和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派了代表参加这个集会。
第4版()
专栏：
北京近两千青年和炮兵部队联欢
据新华社25日讯 北京市近二千青年今天和驻在当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部队举行了联欢会。会上，部队代表向青年们报告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本部队的英勇斗争事迹，并且对本年度应征入伍的北京市青年表示热烈欢迎。北京市青年代表在会上也讲了话。
会后，在军营的俱乐部里、运动场上和靶场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的青年和士兵们在亲密地进行各种联欢活动，青年们最感到兴趣的是参观炮兵们的重炮操作表演。当表演结束的时候，有的青年高兴地骑上炮筒，很多人涌上炮车握着战士们的手欢笑。有二十多个青年还参加了实弹射击。
第4版()
专栏：编辑的话
编辑的话
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我们应当关怀群众的实际生活，并且应当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今天，陕西省的党组织访问山区群众的新闻，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们通过访问，了解了山区群众生活中的问题，征求了山区群众对过去工作的意见，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些应当解决的困难。这样，有关的党组织将会更加切实地指导山区的工作，山区群众也将会更加奋发地进行山区的建设。愿这种关怀群众生活的作风继续坚持下去，使我们真正的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失物送上门
上海，解放前曾被称为罪恶的都市。在这里，流氓、盗匪、拆白党到处横行，人们的财物往往不翼而飞。可是，在新社会，一切都大大地改变了。遗失了的财物能够寻找回来，这在过去是多么不可想像的一件事。现在却是“拾金不昧”的锦旗代替了“谨防扒手”的牌子，今年来，四千多个遗失东西的人领回了自己的失物。
这件事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社会制度根本改变以后，只要善于教育、引导，社会风气是可以转变的。解放七年来，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济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社会风气也随着转移。这样大量的失物归还原主，就是一个铁的例证。
第4版()
专栏：
边防检查员
本报记者 傅冬
检查员李梓惠低着头仔细地检查旅客的行李。这一趟从香港来的人可真不少，足足有一千多，把深圳边防检查站挤得满满的。
李梓惠抬起了头，忽然他看见一位旅客正斜着眼在盯着他看。过了一阵，他偶尔抬起了头，见那旅客又盯着另一个检查员在看。又过了一阵，这一次他是有意识地抬起头，见那旅客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他想：“这里面可能有文章。”
他招招手叫那个旅客过来。
这个旅客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的。穿戴得挺干净整齐。白衬衣蓝布裤、头发梳得又光又亮。
年青的检查员看了看旅客的证件，见上面写着：姓袁，上海人，理发工人，这次回国是去上海探亲。
这旅客不等检查员问话，就殷勤地自我介绍：
“我家住上海×路×号三楼。我1950年由上海去的香港。在那里作了一年半的海员，住闲了半年，以后由表姐介绍到一个理发馆工作了三年半。”
李梓惠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脸。
“这人的眼睛是凹进去的，而且是双眼皮；这是典型的广东人的眼睛。怎么他说他是上海人？”
李梓惠没说什么。他叫旅客把箱子拿过来，他客气地说：“请把箱子提到检查台上来。”
“好，拎（提）上来。”
“拎”是广东客家话的土音。李梓惠听过上海人讲土话，他们把“提”字叫做“宁”字。这显然不对头，于是他问了一声：“你是上海人吗？”
这个姓袁的本来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时突然改用上海话说：“阿拉（我）是上海宁（人），侬（你）勿（不）相信？”紧接着又问：“侬（你）啥地方宁（人）？”见检查员没啃声，他又接着说：“侬（你）勿（不）是上海宁（人）就是江苏宁（人）。”
李梓惠心里琢磨：“我的广东口音那么重，这谁都能听出来，他怎么说我是江苏人？他是想拉同乡关系扰乱我的注意力？”
“你是上海人吗？”他又问了一遍。
旅客这时发觉自己说溜了嘴，漏了客家土话，就急忙解释：“我是江苏乡下人，九岁到的上海。日本人打来时，我父亲带我到江西住了两年。”
江西是有一些客家人。但为什么他只住了两年就有客家口音？他在香港住了五年倒没广东口音？在香港，人们都讲广州话呀！
他开始检查这个旅客的箱子。
当姓袁的开箱子的时候，李梓惠特别看了一下这位“工人”的手。这位“理发工人”的手光光净净的，中指上没有茧，这可怪了。
旅客明白了他的“心思”，连忙说：“我和老板关系搞得不好，这半年他不叫我理发，只叫我给洗洗头。”
“洗洗头？”李梓惠可知道洗头发工人的手，他们的手一天到晚在碱水肥皂水里泡，手指上有好些地方退了皮。他们的手指甲也比一般人长。可是这位“工人”的手却是好好的，没破一点，指甲剪的很短。
他翻看箱子里的东西。旅客满不在乎的站在旁边看。
翻着，翻着，他忽然看见一双布鞋。他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鞋已经很旧很破了，怎么连一根短头发都没有？平日自己理一次发，回来身上总要带几根头发，这个“理发工人”天天理发怎么反倒没有？
统统翻完了，连小地方也没放过，可什么也没找到。
姓袁的一见检查完了，高兴得什么似的笑着问：“我可以把东西收拾起来吗？”一面问，一面急急忙忙盖箱子。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这里面可能有问题，得细细地再查一查，刚才的那些疑问还都没有答案呢！”他这样想。
他又打开了箱子。他看见衣服中间夹着一厚叠信纸，平常人装箱不是把信纸放在箱子底就是放在箱子上，没放在中间的，这个旅客为什么把信纸放在衣服中间？
他拿出信纸来看。
姓袁的歪着脑袋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信纸里会藏什么？”过了一会又笑嘻嘻地说：“你们工作得真好，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叫人钦佩……”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关心信纸？刚才查他的衣服的时候，他没说什么，这会子怎么老说没完？他是想分散我的精力？！
这一叠信纸真不少，有一百多张，他一页一页用心翻着。翻到倒数第七页的时候，忽然看见在纸的右上方有一个芝麻大的黑点。李梓惠把信纸转过来转过去看了几遍，认出是个用毛笔写的“A”字。
“信纸是谁的？”他问。
“我的。”
“什么时候买的？”
“昨天。”
“这是什么东西？”他指着黑点问。
“信纸，是信纸。”姓袁的想打岔滑过去。
“不是问你信纸，是问你这个黑点？”
“怎么会有这个黑点？”旅客假装着看了一眼说：“可能是文具店的老板搞的。”
“老板一天卖那么多纸，怎么会有功夫一本一本写个‘A’字？”
“‘A’字！”他停了停，又搔了搔头，然后像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从香港到九龙住在一个朋友家，我把行李放在地上，可能是孩子们给画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小孩子要画画，准是画小人小狗，怎么会恭恭敬敬写个“A”字？
他把信纸拿到有阳光的地方，眼睛紧贴在纸上看了半天，发现从有“A”字的那张纸往前数，有好几页纸上有水涂过的痕迹。这是密写过的特征。他把信纸拿到化验室去化验。
利用这个化验的时间，李梓惠又开始了讯问：
“信纸是你的吗？”
“是，是，是我的。”原来对答如流的旅客，说不清楚话了。
“信纸里是什么东西？”
“我正在想，信纸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朋友家换错了！”
“你的朋友为什么不把你的皮箱换掉？单单把信纸换了！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的！”
“海员。”
“住在什么地方？”
“九龙冲菜街。”
香港、九龙李梓惠虽然没去过。但他常看地图，也常和旅客闲谈香港、九龙的社会情况，各种人的职业特征和生活状况。他知道的很多。
“冲菜街在九龙中间，海员怎么会住到那里？那儿不靠海？”
“我的朋友好像没事了！”
“那他的生活怎么办？”
“靠朋友接济……他抽大烟。”旅客越说越不清楚了。
“你朋友的朋友干什么？”
“不大好。……”他唉了声气，停了半天说：“说老实话，信纸不是我的。是我朋友叫我带回上海给他弟弟的。”
“信纸又不是什么宝贝，上海有的是纸，为什么要老远地带信纸？你朋友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听说是在什么国防部。”
好，现在事情有眉目了。他带旅客到办公室去。他详细地讲解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
这个“理发工人”现在没话可说了。他承认了信纸上有密写的指示，他是被派往上海当特务组长。他是广东兴宁人，解放前在上海作过三年半特务，解放后又在台湾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
“我的上司很重视我，认为我有办法，回来一定不会出错。我自己也自信不会出漏子。我的上海话讲得那么好，人地都挺熟，哪知道刚到大陆还不到四十分钟就被捕了。”姓袁的特务在被捕的时候沮丧地说。（附图片）
江荧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