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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威信和威福
高植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威信。在机关内部，领导者也在干部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是新中国的新气象，好气象。
但是在某些地方，还有很少数的领导者和干部，对于威信还有些误解，以为说一不二，说东不西，说错了也对，做错了也对，才是有威信。若是下级有自己的主张，人民有反对的意见，就一律认为是打击领导，破坏威信，或是目无领导，反抗组织。
这些很少数的人，往往为了增加威信，反而减少了威信；为了争取威信，反而丧失了威信。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和建立威信无关，他们已类似古代的所谓“威福之臣”，是在作威作福，甚至侵犯公民权利、逼死人命了。这种威福作风，在极少数的地方，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南京地质勘探公司的一位同志在“新观察”上投了稿，公司的领导就加以报复，在年终鉴定和分配工作上，在党支部大会上，一再打击作者，使得“新观察”编辑部不得不出面证明作者无罪（见本年“新观察”第22期，27页）。请问，公司领导的这种行为，是增加威信呢，是作威作福呢？
山东沂源县悦庄区的区长、乡长、党支部书记，压制批评，野蛮报复，违法地凌辱、吊打、管制光荣的烈士家属郑志美（见8月29日“人民日报”）。河北省定县五区台头村的乡干部们，向剧团勒索“红票”，不达目的，便勒令剧团停演，并鼓动群众破坏剧场秩序，打伤演员二十多人（见11月9日“人民日报”）。这些人的作威作福的行为，比南京地质勘探公司的领导的行为，是更进一步了。
然而更严重的是还有一些逼死人命的事，例如：辽宁省的一个卫生科科长刘云振，迫害女护士兰培初（见10月21日“人民日报”）；湖北省黄梅县土桥区区委书记和委员们干涉婚姻自由，使两个共产党员牺牲（见11月1日“人民日报”）；浙江常山县国营农场场长李延寿强迫命令，使一个优秀工人自杀（见11月2日“人民日报”）。
上述的农场场长、区委书记和委员、卫生科科长的作风，同建立威信毫不相干，他们只是一意孤行，作威作福，脱离群众，违背了党的原则！
他们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忘记了什么是威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威信是要凭理智和谦逊去争取的。威信不是威风可以换取的，更不是作威作福可以逼取到手的。
争取威信，要凭理智和谦逊；维护威信，也要凭理智和谦逊。威风不一定有好结果，而作威作福却一定会带来不幸。
领导者和干部，要有“威”是很容易的，可以随时向下级向人民摆摆威风；要有“信”，要得到下级和人民的信任，就不容易了。摆摆威风，不一定得到下级和人民的信任；作威作福，却一定得不到下级和人民的信任。
只有真正的威信，才能使下级和人民心服乐从。不然的话，下级和人民，面服心不服，当面不敢批评，背后大事抨击。那样的“威信”又有什么价值？
有群众基础的威信，才是真正的威信，巩固的威信。而威信的群众基础，是要用“关心群众”去建立的，是不能用“作威作福”去堆砌的。
威信和作威作福是相反而不相成的。越是作威作福，越没有威信。有威信的领导者和干部，既要处处爱惜威信，又要时时戒绝作威作福。党、政府、人民，永远爱护有威信的人，绝不姑息作威作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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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连救母”的演出
陈山
仔细观察：“目连救母”的演出，虽然其中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插曲和鬼魂的创造，但由于剧本的决定，整个戏剧的前半部，即是从
“降星”起一直到傅相死后的“成服施食”为止，却仍旧使人感到阴沉和颓丧，感到旧社会精神生活的幽暗，感到神权统治的强大，真使人会产生像“祝福”中祥林嫂晚年那样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感到迷信宣传的压力真会使人抬不起头来。
可是，“目连救母”过去在民间广泛流传，它的原因恐怕并不简单。原作为了达到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不得不创造了所谓“恶人”的形象，这就是“目连”的母亲刘青提的形象。原作写尽了她的“狂妄大胆”——竟敢对丈夫的遗嘱一反其道而行，背弃自己的盟誓，废除一切“善行”，决然开荤，而且这个开荤不同寻常，竟是“杀狗开荤”，是开的“大荤”；非但如此，她还索性用这种狗肉馒头斋僧，表示和“僧道绝缘”，一面烧毁经卷和傅相生前建造的寺观，进一步公开激怒神道与和尚。
这些所作所为，简直和孙悟空大闹天宫差不多，是“离经叛道”之尤者。
这样，作者或许认定这样的人已经完全有资格打落十八层地狱受苦了，就可以借此来达到“劝善”的目的；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却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带有极端叛逆精神的典型：一个对封建迷信和神权统治的叛逆者的典型。
经过民间的不断加工创造，使她的叛逆性格更加强烈，旧戏里甚至有刘青提由于不信鬼神而打毁丈夫祭堂的演出。
这就使“目连救母”一剧的后半部闪耀出了美丽的光彩：从黑暗重重的封建迷信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统治下使人民的精神解放出来的叛逆性光彩。
“目连”是为了从地狱里救出母亲才立志学道的，他既然决心救出这样的母亲，可见他并不认为母亲是罪孽深重的；反之，敢于历尽困难从地狱中救出这样的“叛逆者”，那他本身也就继承了这种“叛逆”的血统，我以为。“目连救母”戏的后半部出现了这样惊人的情节，加上“女吊”、“无常”都出现在后半部，这就使它成为全剧的精华所在。
农村剧团向上海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和文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目连戏以后可不可以在乡间演出？”这个问题很尖锐，牵涉到的东西很多，一下子不好回答；关键在于首先改编剧本，看看是否能突出它的积极方面的主题。经过和剧团方面几次的商讨，决定舍弃前半部宣扬因果报应的糟粕，以后半部为主，进行了极初步的整理；从傅相死后，刘氏对吃素念佛这一类的“善行”的信念发生动摇开始，发展到打孝堂、开荤、肉馒头斋僧、烧庵、烧经卷，和僧道断绝往来等；然后就是落地狱受苦，目连为救母而去学道，终至救出母亲为止。把“男吊”、“女吊”、“无常”和前半部某些有趣的场面穿插在中间，把一些不相关联的情节如“陈院君上吊”等和主要故事串联起来。删去刘青提“拆桥”等不得人心的“过火行动”和她后来变狗等难堪形象。初步排定十场：
1、劝荤、遣子，2、出骗、舍钗，3、男吊、女吊，4、开荤、烧庵（可包括肉馒头斋僧等），5、请医、发牌，6、日神、捉刘氏，7、回煞、罗卜学道，8、望乡、滑油山，9、游殿、寻母（重点在三、六、十殿），10、遇母、团圆。
必要时，也可在前面加上一场，从傅相临终，遗嘱妻子开始，使故事的眉目更清楚一点。
在上海市文化局的支助下，经过匆促的排演，在10月26日再演出了一场，接着开了一个座谈会。农民演员和作家分两类意见。一种认为，“好人应该上天堂，坏人应该落地狱；刘青提本来是坏人，应该受苦才对，现在变了好人，只怕观众思想打不通；试看，目连和她走的就是两条路。如把刘青提当好人看待，这就不叫目连戏了，变成了反对迷信和神权的戏。”一种意见认为：“这不是目连戏又叫做什么戏呢？反对迷信和神权不好吗？现在我们对这些也反对，难道我们都是坏人？”
我坚持了我的意见，认为刘青提是个孙悟空类型的人物，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方面接受了迷信、神权的深刻影响，而一方面也感到这种压力的重大，精神上有反叛的因素潜在着，在这个戏上农民就把它发作出来：创造性地发展了刘青提和目连这样的典型，这才是农民爱看这个戏的内在原因。所以鲁迅先生在写出了“祥林嫂”这样的感到自己的灵魂将被鬼神劈成两半的典型的同时，也在文章（“女吊”）中得意地提到他十余岁的时候，曾经自己爬上台去“说明志愿”，充当了“目连”戏中的“义勇鬼”，领到一柄钢钗，脸上涂好几笔彩色，跟着演员到坟地里去“起殇”，邀请厉鬼来看戏的事。
据鲁迅先生说：“起殇”就是召集横死者的鬼魂的意思；“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注〕
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就不能忘记他是旧社会的黑暗制度和黑暗精神的叛逆者，他的文章中也充满着对许多有叛逆精神者的赞美。
上面我写出了我对这个戏的看法以及有关修改的意见，是否妥当，希望得到指正。 （续完）
1956，11，10。
〔注〕原文均见“女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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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村杂记
乡村杂记
野渠
宁愿烂掉及其它
每次走过现在作为乡供销合作社——过去是于公祠，明于谦的祠堂——旁边的一条新建小路，就看见小路旁整齐地堆放着五、六只一叠，成百叠的竹筐，这是在今年春天，杭州市建设局的湖泥大队——挑那挖起来的西湖湖泥——走时所留下的东西。
成千只竹筐从春天放到夏天，夏天放到秋天，总是那样整齐地放着，一只也不少。这一带的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都明白：这是公家的东西，没有人去碰一碰手指；即使满地是人民币，现在谁也是“临财不苟得”的，不是属于自己的，谁会去动呢。这样，成千只竹筐得以从容自在地在那里尝受着风吹、雨打、日晒，等待着慢慢的烂掉。
这些竹筐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说来是不是需要呢？很需要，也很有用处，但是眼看有用的东西就要成为废物。
每年初春，在突击绿化的时候，杭州建设局园林管理处的工人帮助郊区农民割茅柴，园林管理处规定，这些茅柴由工人和农民分。一、两年来，园林管理处工人所分得的茅柴一直没有使用掉——不知为什么——，五、六万斤茅柴堆积在露天，有的已经烂掉，有的还正在烂。这些已烂和正在烂的茅柴不能再当柴火使用了，只能把它烧成灰，作为肥料，然而就是连这个建议，农民也不知怎么没有提出。
为了把杭州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大公园，杭州建设局经常圈去大片大片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对于这，农民是没有意见的。农民奇怪的是这些逼得急如星火的命令，土地立刻圈去之后，却又并不见从事建设，使大片大片的良田，变成了荒山！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说来是人民内部的良田和荒山的斗争！
农民看见被圈去的迥龙港四十亩田，并没有建设，荒在那里，于是，就去请求耕种，建设局不许，说马上就要建设，农民只得回来；过了些日子，还是不见动工建设，农民便偷偷地去种上了早稻，到7月里收了四、五百斤一亩。石佛儿潭也有被圈去的四十多亩田，农民没有敢去偷种，那里，到现在仍是一片荒山。
建设局来圈于坟坂的田时，于坟坂的田里正长着稻子，稻已结穗，农民请求先征用别处的田，让于坟坂的稻子收割起再圈，可是不准许，硬要农民把四周的田埂统统割掉，给农民四、五十元一亩的青苗费作为贴补。农民拿了人民币，心里还是不快活。农民觉得国家经常在号召珍视粮食，粮食是宝中之宝，这完全是正确的，还是希望把稻留到收割，不要青苗赔偿费，不同意立刻征用而仍被立刻征用了。可是到现在，于坟坂仍旧没有使用，现在呢，稻可以割了，建设局叫农民去，说：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愿意让农民去收割于坟坂田里的稻子，要农民拿出十五元一亩。其实，农民心里很明白，只是因为目前在刘庄那段地带不能动工挖湖泥，于坟坂也就派不上用途——于坟坂的田是用以积湖泥的——并不是什么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这样一类的作风不能不改变呀！”乡里和社里的同志们经常对我说。
195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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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谒鲁迅墓
公刘
我看见鲁迅先生坐在虹口公园里，
仿佛是散步中的偶尔一次休息。
他依旧穿着简单的布衣服，
就像真理本身一样朴素。
手里拿着的是一卷书籍，
仿佛在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他那棱角分明的前额，
爱与恨的线条是如此深刻。
在他的头颅里，藏着博大的海洋，
永远新鲜的活水，将我们的灵魂涤荡。
难道不是吗？在我们的思潮中，
哪一次没有他的波涛在汹涌？
真想上前去攀谈：谈生活，谈斗争，
谈一切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可是，我又怎么能打断他的沉思？
——在这终于降临了的美好的日子。
是的，先生在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
而我们则沐浴着先生的阳光。
1956年10月20日谒墓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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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讨没趣
迻山
有位朋友，几个月之前应某刊物编辑之请，写了一篇在某团体专为百家争鸣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披露后发觉文字改动了，那位朋友认为大题目是百家争鸣，小题目是书面发言，文责自负，不会连累编辑，也不会损害刊物的声誉，何劳斧削？他便向编辑部提意见，编辑部复了信，表示抱歉。后来那刊物的编辑又向那朋友约稿；稿子发表出来，又改动了，而且短短一千五百字改动了七处。
题目是“评昆剧的‘钟馗嫁妹’”。原文：“钟馗以貌丑而科名被革，愤而自杀，上帝悯其受屈，封为捉拿邪魔的神道”，“上帝”改为“神灵”；原文：“他想把妹子嫁给杜平，妹子没有马上接受，他便暴跳起来，露出另一副主观主义的面目：偏执，急躁”，“主观主义的面目”改为“主观的面目”；原文：“本来吗，不偏执，不急躁，他不会自杀的。他性格并不单纯”，最后一句改为“他性格如此”；原文：“……同时也妩媚多姿，粗中带细”，“妩媚多姿”四字被删；原文：“剧中以鬼的面目出现的人物”，改为“剧本以鬼的面目出现的人物”；原文：“这样的一折歌舞剧，画面之美是不难想像的”，改为“难以想像的”；原文：“……技术的确已经登峰造极了”，改为“表演技巧的确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了”。
作者问编辑部；编辑部说只改动一处，其他六处恐怕是别的部门改的；作者对改好改坏若有意见，尽管提。但那作者的意思是从前提过意见，他们也道过歉，都没用；还提什么？他觉得文字改好改坏是小事，也不是不能改；主要是在于不征求本人同意而改，因为作者为刊物写稿，究竟不同于秘书代首长起草文件。
我的感想可不同。一千五百字的短文被改动七处之多，证明在编者眼中，作者的文字修养和学术水平实在太不高明；至于不征求作者同意而改，想必是错误万分严重，一见便明之故。这样的文字，作者压根儿不该拿出去献丑。假如他不承认文理不通到这个田地，那末在应约写稿之前也应当把那个刊物的文风揣摩透彻，才能合乎规格；否则便是自讨没趣，同时也多费了编辑同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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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马戏团的幽默 叶浅予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