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八大”的政策的基本精神
杨耳
我们全国人民正在紧张地努力，以求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的胜利。反之，就会推迟我们的胜利，或者缩小胜利的规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其它各项文件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我在这里只谈谈制定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
这个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就是说：第一，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为了完成这个建设任务，我们所要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是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为了达到团结人民进行建设的目的，我们必须有适合于这个目的的正确政策。一切正确的政策，不仅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当前情况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了。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了。在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是有可能充分地发扬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依靠群众，依靠他们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地前进；但是，不依靠群众，不依靠他们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会遭到挫折。
在考虑制定政策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片面性。教条主义常常使我们用一些过时的、陈腐的观念把自己束缚起来，或者把曾经适用于一时一地的经验当做万古不变的教条，硬套在当前的工作中去，结果就造成错误。而主观片面性浓厚的人，常常把某些正确方针的某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大起来，甚至把它加以绝对化，结果，正确的东西也就变成了错误的东西。因此，不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片面性，是不可能团结群众进行建设的。
这里，我们要列举一些例证，来说明“八大”的政策，是贯串着依靠人民、团结人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精神的。这个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是和教条主义、主观片面性不相容的。
首先，说说经济政策方面的例证。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八大”首先肯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和最长远的利益，因此，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来建设重工业，是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忽视农业、运输业等的发展，就不见得正确了。因为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片面强调对重工业的投资和发展速度，势必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不问具体条件而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至弄得人民生活不仅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上升，甚至反而下降的例子，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上，也就是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的关系的问题上，“八大”所采取的方针是“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增加积累的问题说道：“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坚持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的正确结合的原则，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是保证广大群众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绝对化起来，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使人民生活的改善进行得过低过慢，那么，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自然，我们也绝不应该采取那种片面强调个人目前利益的短视政策，那种政策同样会把我们引到脱离群众的道路上去。
这个正确的原则，正如前面所引的决议原文所说的，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坚持，在农业建设方面也是一样。在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上片面强调积累，不注意保证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能够增加收入，甚至反而降低了收入，这是不能鼓舞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
其次，说说在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政策方面的例证。
党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事业的繁荣，在这方面采取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在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这里只想说到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之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是同宗派主义绝不相容的。
科学文化事业，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获得光辉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些人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已往文化成果的关系，因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作用作出片面的、机械的解释。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教条，用来否认已往的科学文化成果，或者用来否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者研究成果中的积极部分。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对于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十分有害的。
已往的文化成果当中，有很多部分都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加以革命的改造，但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接收过来。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类文化成果，除了有革命改造的任务，还有继承其优秀成果的任务。两者不可偏废。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曾经着重地说明：“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他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认为这样，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说，我们“要把旧时学校中坏的东西与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应该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我们所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能够保证达到上述的目的的。有人以为，实行“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了，也有人以为党采取这个政策只是为了诱导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露出头来，以便批判。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能够把一切爱国的科学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能够动员科学艺术方面的一切积极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方针的领导之下，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再其次，谈谈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例证。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方面指出：“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
这里存在着一个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关于专政的问题，决议写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本来，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最民主的制度。正确地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不但不会削弱对敌人的专政，而且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这个专政。但是，在对敌人进行尖锐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人民内部的民主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现在，由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了，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就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
如果有人根据还有内外敌人存在的事实，就片面地否认当前有扩大国家民主生活的必要性，那就不能充分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巨大危险。但是，如果有人片面强调扩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性，忽视扩大民主生活的主要目的仍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忽视目前还有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否认对反革命力量继续加以打击的必要性，同样也是错误的。
“八大”在这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扩大民主生活的方针，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此外，决议还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为了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我们只制订了一些适合当时需要的、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在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有的人片面地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应该容许有代表其它阶级群众的政党存在，更不应该容许它们担任政权中的工作。这些人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就是由于他们把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对立起来了。他们不懂得巩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阶级的改造，并有利于争取改造这个阶级所拥有的大批知识分子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此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映各阶层人士的意见方面，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都能起重要的作用。扩大人民内部的这种民主生活，就能更广泛地团结人民群众，就能够更好地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两者似是相反，而实是相成的。
除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以外，这里还有一个集中和民主、或统一和分散的关系问题。这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一个关系问题。
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里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显然，这两方面也是不能偏废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反对分散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使我们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像一部完整的机器那样步调一致地、有节奏地运行，但是如果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统一集中，也会产生有害于群众的积极性的后果。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里，批评了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抓了过多的事务，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的缺点。那种由于片面强调集中统一而造成领导机关忙于事务、并且形成严重官僚主义的现象，显然是会损害于人民积极性的发扬的。
再其次，谈到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这里，只谈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友谊和合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国际条件。为了加强这种友谊和合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反对大国主义。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指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的时候说：“（一）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七）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八）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这些方针，正是为了最好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
在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国际主义团结方面，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表示了赞同和积极的支持。我国政府的声明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某些工作人员常常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各国平等的原则。这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的沙文主义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我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必须时刻警惕，防止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尽管我们承认国际主义的原则、承认各国平等的原则，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不会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了。骄傲自满的大国主义情绪，是我们务须经常警惕的。还有，有些人在反对旁人的大国主义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忽略国际主义的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中去，这也是必须警惕和防止的。大国主义决不可能被民族主义所克服。要克服和纠正大国主义，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
只有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像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那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们才有可能从强大和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各国人民那里，从一切愿意同我们平等交往的国际友人那里，取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力的支援。
最后，谈到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要动员、团结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要使共产党成为团结人民的核心力量，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这就必须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党有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丰富的经验。正是由于党中央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克服了主观主义，我们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所以特别着重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完全新的历史任务，即社会主义建设，而这个工作，我们在过去是完全不熟悉的。这种情况，再加上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必然会发展起来。这种主观主义，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可以发展为极恶劣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甚至在有些方面带上某些专制主义的色彩。我们如果不注意把它克服，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
我们在制定当前政策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常常表现为在对待各种矛盾关系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前面例证中所列举的许多关系，如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专政和民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百家争鸣的关系等等，如果不给以正确的解决，而是片面地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八大”对这些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解决，这种解决是唯物辩证法的正确运用，这种解决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范例。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八大”强调了纪律性和创造性的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结合，群众和领袖的结合。在对待党员犯错误的问题上，“八大”强调了要把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分开，指出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斗争方法来对待由于认识上的主观主义而犯错误的同志。这些，都是为了反对片面性，反对主观主义，都是为了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党，团结全体人民群众。
总之，人民群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依靠。如果轻视群众的力量，以为可以撇开群众而片面强调依靠技术力量的增长、技术干部的增长，或依靠其它什么力量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必然会使工作遭到损害。“八大”在党的作风上，再一次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再一次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极为重要的。“八大”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群众，高度发扬他们的积极性。这些政策都是建立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在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都是依靠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而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尽管不同，但是，对于走群众路线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却不可有丝毫的忽视。我们切不可忘记掉这个基本经验，而走到不依靠群众的错误道路上去。
注：文中引文，凡没有注明出处的，都是引自“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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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北京的古旧书业
赵万里
北京古旧书业的历史悠久。据记载，从明朝以来，北京的古书业就非常发达。许多京朝大官和文人学士，都以到琉璃厂买书引为无上乐事。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和缪荃孙写的“琉璃厂书肆续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琉璃厂古书业的历史面貌。那时交易繁盛，书肆众多，远非现在可及。近几十年来，琉璃厂和隆福寺的古书业不如以前兴旺了。但东西城一带，经营近代出版品的旧书店却多起来。总的说来，现在北京古旧书业的家数人数，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活跃了。
古旧书店的经理和从业人员们，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于古书的版本、目录和主要内容，也有一定的认识。书业中老一辈人，能参考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邵懿辰的“四库书目标注”，莫友芝的“郘亭书目”，进行业务学习。他们要记住几百个乃至一、二千个书名和这些书名的所属门类，才能从事工作。他们的业务知识，是从多方面吸取来的，由于天天有机会和读者接触，不断联系实际，一个年纪很轻的学徒，很快就能掌握基本知识。他们能够适应一般学者的需要，设法供应稀有的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例如有一个时期，有不少人和图书馆为了研究明、清之间的历史，寻找第一手资料，都欢喜搜集乾隆年间公布的“禁书”，他们也跟着搬出许多“禁书”来，而且能够区别其中主要的和次要的，易见的和罕见的。没有列入禁书书目的“筹辽砍画”，“辽变会议始末”，其重要性不亚于著录的“禁书”，他们也能设法搜集和介绍给读者。又如有一个时期，许多朋友包括我也在内，热衷于搜集历代版画和古典小说戏曲资料。他们就纷纷到山西、河南等省和徽州、休宁等地搜访，得到很多成绩。有一个名叫张修德的，在山西祁县买到一部明刻棉纸印本“金瓶梅词话”，这是小说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发现。近年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其中大部分底本，就是当时南北古书业对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古旧书业的从业人员们，不仅努力于古典文化遗产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于革命文献、近代史料，也因各地读者和图书馆的需要，进行过一些调查工作。他们对于“向导”、“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等著名期刊的出版时代、期数、流传情况，如果有人问到，他们也能够背诵一套。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三年前，宁波某地发现了二册远在1922年前后巴黎油印出版的“少年杂志”，这是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刊物。他们派人前去高价买来，售给国家图书馆。这对学术研究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他们中间老一辈人，也有富于钻研精神，称得起专家学者的。例如北京通学斋经理孙殿起，他对于清人著作，相当熟悉。他著有“贩书偶记”二十卷，出版于1936年。我认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同清初黄虞稷编的“千顷堂书目”相类似。“千顷堂书目”就是“明史艺文志”的前身，我们不能想像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清史艺文志”有什么关系；但“贩书偶记”无异于替清代艺文作了一次总结，那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贩书偶记”中各书，都注明各种版本，对于读者非常便利，这一点要比“千顷堂书目”高明得多。最近十几年来孙殿起又陆续加以修正和补充，将来再版时内容将更见充实，那是可以预期的。又如前群玉斋经理张俊杰，原是肄雅堂的徒弟。过去肄雅堂以善于装修书籍出名，许多著名的装书技术工人，多是肄雅堂出身，张俊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有一副装书的好手艺，对于明、清两代著作，尤其是清代汉学家的著作，非常熟悉。某种书刻了多少次？收在哪类丛书里？各种版本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在这些问题上，能说出一套道理来。前些天我拿了一册严可均著的“说文类考”给他看，他一见就说这是严可均未刻的稿本。孙殿起和张俊杰在实际工作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书本知识，是比较正确的，因而是很值得宝贵的。他们事实上都是目录学的专家。此外北京古旧书业中还有不少的人，有很好的工作经验和很多的专业知识，其中有些人都是南北古旧书业中第一流人才。在今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来为科学研究采获更多的文献和资料。
古旧书业中有不少从业人员有装修古旧书籍的特殊技术。他们不仅能够“整旧如新”，更重要的还能“整旧如旧”，恢复到“宋装”、“明装”、“清初装”，代表着中国书各个不同时期的装订形式。装书不是简单的技术，需要名师传授和耐心细致地学习。现在年老的从业人员，大部分还能装书。三十岁以下的，因为缺乏锻炼，多数已经不会装书了。根据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中各方面反映：各大图书馆的古旧书刊，因为近年借阅人次大量增加，有很多书刊已经到了“粉身碎骨，形将消灭”的最后关头。这是个严重问题。补救的办法，除了应该向阅览人员加强爱护图书的宣传工作，把一部分罕见本和纸质脆薄容易破损的书刊照成显微缩影，代替阅览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装修工作。所以目前装修技工，不是嫌其多，而是嫌其少。我建议：各地已经成立装修部的图书馆，例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在现有基础上，应该继续加强装修工作。没有成立装修部的图书馆，如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应该立即吸收装修技工成立装修部。因为这些图书馆，有成千上万的书刊，迫切需要装修啊！
根据上述情况，有关领导机关，首先应该依靠群众，做好北京古旧书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少数有版本目录知识的专家，可以吸收到文化部门或国家图书馆从事工作，以便得到进一步提高的机会。据了解，现在北京、南京、上海各地图书馆积压未编的书刊，达一千万册左右。这些大量被积压的书刊，在短期间如果要设法整理出来为科学研究服务，必须利用古旧书业中一部分优秀从业人员的力量。各级文化部门，应该重视这个工作，促其尽快实现。北京国营中国书店目前力量较弱，应该从公私合营书店中抽调一部分工作能力强的人员来加强业务，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和公私合营书店的领导关系。同业中应即开动脑筋，大力展开业务竞赛，多买多卖。积极派人到各地去采购图书，要到大城市去，也要到中小城市和乡间去，广为宣传，防止各地有价值的书刊流入造纸厂或制造爆竹的作坊中去。各地文化机关对于书业采购工作人员应大力予以支持和协助。现在个别地区的文化机关，缺乏整体观念，不但不协助他们，反而留难他们，这是不对的，文化部门要迅速予以制止。新购进的书刊，应该通过同业公开议价再行发卖。对于少数有价值的罕见的版本，不管买价多少，应该评高些，相反，可以低些。如果偏高偏低，有人提出异议，可以重评。有关领导机关在现阶段内，对于古旧书店的各项工作，尤其是采购工作，应该多鼓励，尽量发挥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便他们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
我提出这些零碎意见供有关方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