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沈志远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引起了各方面高度的兴趣和重视。这个方针和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从同一精神出发、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这同一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地来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这同一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假使说“百家争鸣”是意味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更高度的昂扬,那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意味着人民内部政治民主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办法。
或许有人说,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和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具有强大无比、压倒一切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民主党派的成员数目要少得多,它们的力量差得太远,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来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恐怕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吧?让各党派长期存在,恐怕是民主形式的点缀吧?
我们说不,这样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绝对不是策略,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时期来一贯奉行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个方针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它的理论根据就是毛主席的如下的指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最近毛主席在“八大”的开幕词中又说:“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它就无需乎受任何人的监督,相反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一再地、经常地强调着要把党和每一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的泉源,它的永远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的源泉,其意义不只限于教育群众、指导群众,而首先在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监督。必先“从群众中来”,然后才能“到群众中去”;若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和要求,就没有了“从群众中来”,既没有了“从群众中来”,那就不可能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或只能主观主义地“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因此,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和无限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是一切政党中最善于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的一个党。因此,认为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口号是玩策略,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再从民主党派方面来说,目前它们的成员数量确是比共产党少得多,但是它们在组织原则上有着一个和共产党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本身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团体,它们的大多数成员是各方面、各部门的代表性人士,他们中多数在各自所接触的社会阶层或工作部门内能够代表和影响一部分群众,有些上层民主人士甚至能影响到很广大的群众。因此,通过各民主党派来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监督的人,并不限于它们的成员,还有比它们的成员多几倍几十倍乃至成百倍的它们所代表、所联系的各阶层各方面的广大人民。因此,“互相监督”这一口号实质上不只是指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而且是指整个的党与非党(包括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的关系而言的。何况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情况也不是停滞不变的,它们在这个新的方针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的鼓舞之下,正在积极展开活动、发展组织呢!因此,认为民主党派的长期存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更是极端错误的看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既非什么策略,更非形式上的点缀,它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原则意义的一项重大方针。“长期共存”意味着不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实行多党制。“互相监督”意味着通过矛盾的揭发、通过斗争(批评、提意见)来克服矛盾、克服困难,使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地改进和加速地发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口号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我国将长期实行多党制来进行互相监督,以达到互相补充、互相教育、及时暴露缺点、纠正错误,以便把我们的国家管理得更好,建设得更快。
大家知道,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外,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全部国家事务的领导,对被推翻的人民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对亿万农民小生产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从小私有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对立。在我国,这些事情都在一一实现中,且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全部彻底实现了。所以今天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地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一直是采取一党制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是因为苏联在十月革命前存在过的一些党派,或者本来就是反革命,或者在革命过程中蜕化成为反革命;因此在苏联,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政党,是苏联特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党制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更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要求(也必不可要求)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或共产党一党来包办国事,相反的,恰恰是要求在无产阶级对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下与非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并吸收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工作。不这样就根本无法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由于我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解放以前的十余年间,我国各民主党派一直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解放以后,它们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国家的经济恢复、民主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以及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不但在团结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相互监督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七年来的经验证明,通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通过以各党派和团体成员为主要成分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国家的施政纲领、宪法、政策、法令、计划等等的制定进行协商和辩论,对它们的执行情况和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质询、检查和视察,对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进行了调查、揭发或检举,并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这一切对于促进党政领导的加强,各项工作的改进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确是有很大帮助的。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项破天荒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是在民建会、工商联及其他有关组织的协助之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然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也是在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教育工会、科联及其他有关组织的协助之下获得了显著成就的。而作为党派、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则在解放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事业中,无可争辩地都起了有力的相互监督作用。
由此可见,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制下的人民民主,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比一党制有更大的优越性的制度;通过多党制来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可以比一党制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和更加全面的。而且“长期共存”的方针是意味着我国的多党制不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能起好作用,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的时期还要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对人的剥削已经根除,阶级的鸿沟已经消灭,全国广大人民已经具备了政治上和精神道义上的高度一致性,高度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就不但有了充分的可能性,而且还成为完全必要的事了。只有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的建设事业才能办得更快更好,党政领导的力量才能更加变得无比的坚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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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云南省委
召开边疆地区生产合作会议
总结和平协商土改的成绩 讨论发展生产和合作化问题
本报昆明18日电 中共云南省委于6—17日召开了边疆地区生产合作会议,到会的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及临沧、思茅等专区的地、县、区委的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一百零九人。此次会议除了总结出在边疆一百四十二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以外,还着重讨论了今后在边疆地区如何进一步全面发展生产的问题。目前边疆地区,由于实现了和平协商土改及试办了近千个农业社,边疆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前边疆各族人民迫切的要求是进一步发展生产,逐步改变各民族的落后面貌和逐渐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但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社会生产力很低,在这些地区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必须根据各族人民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既要照顾到各族人民的觉悟、经济特点、风俗习惯;又要考虑到在边疆地区发展合作化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因此一切具体政策和做法,须特别强调从当地各族人民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具体条件的硬搬内地经验的主观主义作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宜太快,须在慎重稳步的原则下,从试点开始取得经验后,再成批的发展。第一年发展数字应控制在5%以内。
根据试办的近千个农业社的经验,边疆地区发展生产,不仅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副业和手工业;不但要发展粮食作物,还要发展经济作物。国家在发展生产中,不但要帮助农业社,还要帮助有困难的单干户。会上在全面讨论发展生产的同时,关于边疆地区的干部作风,也作了深刻的检查。大会认为几年来外来的汉族干部和当地民族干部一起,在边疆地区作了很多工作,没有他们联系群众,边疆地区的工作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今后,仍须发挥积极的创造精神和保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同边疆各族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汉族干部遇事要同民族干部商量,尊重民族干部的意见,民族干部不同意办的事情,就要耐心等待,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在边疆地区对外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必须遵循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警惕和防止大国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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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华人革新协会举行座谈会
决定再向香港当局提三项要求
一、要求了解对九龙事件的调查情况;二、对受害者进行抚恤和赔偿;三、保证港九地区今后的和平和安定。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华人革新协会执行委员会17日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九龙暴乱事件座谈会,讨论如何保证香港社会环境的和平和安定的问题。到会的有华人革新协会全体执行委员、港九五十多个社团单位(包括在暴乱中受害单位)的代表共约一百人。
会议在经过热烈讨论以后一致通过决议,决定由华人革新协会派遣代表团往见香港辅政司戴维德,促请香港当局对华人革新协会前次就暴乱事件提出的要求作出满意答复,同时决定向香港英国当局再提出下列三项要求:一,要求了解香港当局对九龙暴乱事件所进行的调查工作目前已到达那一阶段;二,支持受害者对香港当局提出的赔偿和抚恤要求;三,要求香港当局保证维持今后港九的和平和安定。
香港华人革新协会主席、大律师陈丕士在座谈会开始时指出,尽所有力量和一切方法来防止类似九龙暴乱事件在港九的重演是我们很重要的责任。这次暴乱事件的发生,表明香港有可能由和平安定而变成世界上一个纠纷之地,而这是香港守法居民所完全不同意的。陈丕士说,如果美国人、国民党特务和非法分子想这样做,那么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合法手段使他们的企图遭到失败。
陈丕士还在座谈会结束时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大家的发言很清楚地指出,九龙暴乱并不是偶然和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所谓两派华人的纠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包括国民党特务在内的暴徒向着守法居民的袭击。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港九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和工会的各受害单位的代表等。他们在发言中都愤怒地指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暴行,并且一致要求香港当局切实惩办暴乱分子,给予受害者以抚恤和赔偿,以及今后应切实负责保护港九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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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
在刷经寺举行慰问大会
新华社刷经寺17日电 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今天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刷经寺,举行了约有四千人参加的慰问大会。
第三分团团长郭林祥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在会上讲话,向各族各界人民表示亲切慰问。郭林祥说,中央和毛主席时刻记着你们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得到了你们的很大的帮助,有不少藏族和羌族青年参加了党和红军。那时候,你们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藏族人民的救星。
郭林祥祝贺自治州几年来,在完成民主改革、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各项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希望各族人民继续共同努力,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把自治州建设得更幸福、更美好。
郭林祥讲话后,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向自治州各族各界人民赠送了绣有毛主席题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特种工艺品、织锦、佛像和文娱用品。接着,自治州各族各界人民也献了麝香、獭皮、豹皮、雪梨等土特产,请慰问团转给毛主席。
会后,慰问团为各族各界人民演出了杂技。
昨天,刷经寺各族各界人民三千多人,为慰问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晚会。自治州副州长索观瀛等藏族领袖人物的夫人、小姐十多人,在晚会上表演了锅庄。她们头带饰有珍珠的绣花顶巾,颈上围着五彩珊瑚项珠,身穿镶有獭皮衣边的灯绒礼服,腰系嵌有镂花银盘的腰带,轻盈起舞,热情地唱道:“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住着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家乡。有了他,我们藏族人民得解放,有了他,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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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被破坏的九龙荃湾工会在祖国支援下
会所和福利机构已恢复 工人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香港消息:曾被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破坏的荃湾工会会所和福利机构已经恢复,港九工人的团结已进一步加强。这是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港九搪瓷业总工会、港九丝织业总工会、港九树胶塑胶业总工会等四个单位的代表,在16日举行的招待会上作报告时说的。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有港九数十个工会的代表二百人。
在招待会上作报告的港九纺织染工会主席黄燕芳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内,我们的会所和福利机构重新恢复起来了,而且焕然一新,比以前更壮观。”
她说,我们要感谢亲爱的祖国。祖国的人民团体和广大同胞,不但写来了许多慰问信,给我们以慰问和鼓舞,还及时地捐了大笔款项,给我们以物质的支持,使受害工友的恤死扶伤工作能够迅速进行。祖国同胞还指定款项给我们作恢复会所和福利机构的费用。这种无微不至、亲如兄弟的关怀,不但使我们的创伤很快就复原,而且给我们以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她还指出:在九龙暴乱事件之后,港九有更多的工人认清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罪恶面目。因此,工人比以前更团结了,工会比以前更受工人的拥护与支持。我们对于继续加强工人的团结、发展工人的福利事业,也有了极大的信心。
港九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陈耀材在会上应邀讲话。他说:荃湾区的工人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的暴乱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工人的团结和福利事业,不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中,还是坚强地成长和发展起来了。他说,工会和福利机构能够在严重的破坏后迅速恢复,首先是由于祖国的关怀和支援。祖国同胞给我们以深切的慰问和及时的援助,使我们的恤死扶伤工作和会所恢复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使我们得到无限的温暖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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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男子篮球队
以九十四比六十一胜南京部队队
本报武汉19日电 来武汉作表演比赛的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男子篮球队,今天晚间在武汉市体育馆同南京部队队举行了一场精采的表演比赛。比赛结果,国家队以九十四比六十一胜南京部队队。
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以准确的投篮和巧妙的传球给南京部队队很大威胁,南京部队队的快攻和前锋抢夺篮下球,也打得相当出色。上半场前十分钟双方不相上下,比分相差二、三分之间。十分钟以后,国家队钱澄海、王利发几乎每投必中,比分逐渐超出,上半场国家队以五十五比三十八占先。下半场双方都采用了快攻,竞争得很热烈,最后国家队以九十四比六十一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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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
举行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
新华社成都讯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13日和14日邀集省内八十个县、市和自治州的政协代表和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在成都举行座谈会,交流政协工作的经验。
座谈会上,遂宁代表介绍了他们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经验。他们今年改变了过去完全用公文转达人民来信给有关机关的办法,采用了经常用电话同有关单位联系,或把信件当面拿到有关单位去的办法。这样,减少了时间的拖延,并且能够更好地督促有关机关改进工作。今年他们共收到人民来信一百四十件,绝大部分是用这种办法处理的。
合川、遂宁、广元等地代表都在座谈会上提出:分别不同对象召开小型座谈会,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合川市今年曾一度发生猪肉供应紧张、市民排班买肉的情况。政协市委员会召开了小型座谈会,请各有关的人士和农业社主任参加,研究发生猪肉供应紧张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然后把意见送交有关机关及时处理。这样,就改变了市民排队买肉的情况。
各地代表还交流了组织各界人士学习的经验。眉山县今年最初组织各界人士学习的时候,缺席的人很多。政协眉山县委员会分别了解他们缺席的原因,发现有的人因学习时间和工作时间冲突,有的人要经常到各地赶集,还有的人年老不愿和大家一起学习等等。于是采取调整学习时间和运用不同学习方式等办法,使学习的人数逐渐巩固下来。政协涪陵县代表还提出,在学习中适当结合参观是巩固学习的一个好方法。他们在学习中,曾经组织各界人士参观了一些水电站和工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座谈会上,许多代表还检查了政协工作中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有的提出他们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联系不够,有的提出当地对参加学习的人限制过严,使有些愿意学习的人也不能参加等等。参加座谈会的代表纷纷表示要吸收各地的好经验,进一步做好当地的政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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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暴风骤雨之夜
——记残废军人季金生模范事迹中的一件
本报记者 傅冬
季金生睡得正香,忽然觉得有人在推他。他哼了几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这些天他累得要命。每天天刚亮,他就拖着没有腿的身子到地里去。晚上又忙着查社里的账,而且一弄就到大半夜。他头一落枕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一次推得更厉害了,他耳朵里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在喊。他迷迷糊糊睁开惺松的眼,看见地下站着好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一惊,醒过来了。
正在打摆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伸着颤抖的手递过来个条子,上面写着:1956年8月2日晚有十二级台风,各乡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动员老乡把房子扎固……
8月2日,不就是今天?他定了定神正要问,忽然注意到地下站的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水,就像刚从河里爬出来一样。季金生认得他们。这两人都是区委委员。他们一定是从七、八里外的区里赶来送通知的。
这两个人见季金生醒了,嘱咐了几句,就赶着到别处去了。
季金生这时发觉窗外又是风又是雨,风大得像飞机在窗子跟前飞,雨大得像一桶一桶的水往下倒。
得马上通知各生产队。可是真不巧,社长这两天身上不好过,一阵热一阵冷。季金生决定自己去。但社长说什么都不肯。这样大的风雨,年青的小伙子走起来都困难,没有腿的季金生怎能行呢?
季金生也不肯让步,两人吵得把七十多岁的老祖母给嚷醒了。老太太急得不得了,指着季金生说:“靠你那三个小板凳走路,保管你出去走不了几步,就给风吹倒了!”
季金生好像没听见,穿了件绒衣,头上包了块手巾,就出去了。
他坐在大板凳上,一只手抓着一个小板凳,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
四周黑漆漆的。他把手电打开,咬在嘴里照亮。
风在咆哮着,吹得一尺多粗的大杨树都像要倒似的。又是顶风,他连气都难透出来。雨又直冲脸上打。还没有走上十分钟,他全身就湿透了,身上重得像背了百十斤东西。
路很窄,只一尺来宽,上面又全是泥,滑溜溜的。最糟糕的是地不平——两边低中间高。他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了双腿,本来平时走路就很不方便,何况又碰上这样的坏天气。直着走是不可能的了,他就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上沟很多,最浅的也有二尺深。他还要随时留心不要跌进去。
走着走着,不小心右手突然一滑,身子向旁斜了斜,把挂在身上的那个坐板凳上的带子拉断了,身子失去了平衡,头冲着地栽了去。这一栽可不轻,摔得他眼睛直冒火星,耳朵嗡嗡乱响,地也仿佛在身子下晃荡起来。
“回去吧!”他脑子里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前几天的那股小台风,虽然不大,还吹掉了十几间草房的屋顶。听村里的老年人说,几十年前有一次大台风,吹倒很多房子,压死好些人。“不,不能回去!”他爬起来,摸索着把绳子结好,又继续向前“走”。
路上越来越泥了,没走多远,他又摔倒了。就这样,他摔摔跌跌地一点一点往前挨。右手的中指在摔跤时碰到凳子上扭了筋,痛得要死,他咬紧牙关不停地“走”。
他一面走,一面想。他想起了苏联无脚飞将军在用假腿艰苦地学习走路的情景。他想起了电影“智取华山”中的解放军战士在野兽也没走过的悬崖上爬行的情景。他想起了1947年11月在苏北岔河打国民党时的情景。那时的环境比现在要苦得多。一夜之间,淌过了三条河,河里的水像冰一样冻人,但同志们没一个叫苦。到总攻的时候,敌人用八十七挺轻机枪和三挺重机枪对着我们人数不多的战士射击,一批一批的战士牺牲了,可是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
天下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他觉得身上有了力量。就这样他在狂风暴雨里爬了一个多钟头。
他来到副社长的房子前面。这房子在风里摇摇摆摆,像要倒下来的样子。房上的草早被吹光了。门前一棵二、三尺粗的树,树枝也都被风打断倒挂下来。
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喊副社长。副社长丁福奎刚死了女人,白天忙一天,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四个小孩子,一躺下就睡熟了,外面风雨这么大,他都一点不知道。
丁福奎睁开眼,看见一个从上到下浑身是泥的人,一时竟没有认出是谁。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坚持不让季金生再出去。可是季金生不肯。最后商量好丁福奎背着季金生去找副业主任和生产主任。
大风拖着长长的呼啸声在疯狂地叫着。他们一路走一路喊:“十二级台风来了,大家快起来整房子……”
他们走到一个桥跟前。这桥有四丈多长,二尺来宽,两边又没有栏杆。桥上又光又滑,他们试着走了一步,但马上就滑了回来。季金生看着桥下像万马奔腾的河水,发起愁来。背着走很容易滑倒跌下去的,那样两人的命准都没了。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分开爬着走。桥滑溜得厉害,丁福奎都爬不稳,季金生更别说了,他爬两步,退一步。
总算挨到了副业主任的家门。五十多岁的副业主任眼睛不大行,夜里看不清道。可是老头儿挺积极,他们便分头到各生产大队去通知。
季金生和丁福奎到一、四大队去。当他们走过三大队的时候,忽然想起古恩泽的家。古家的房子在全村讲算是最坏的。老早就听说要倒,这阵不知怎样了?该去看看。当他们快走到古家跟前时,吓得心直跳。古家的墙已经歪了,而且“啪啪”乱响。古恩泽却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的瞎了眼的母亲正在隔壁地下乱摸乱喊。他们两人用手扶着墙,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才把古恩泽叫醒。接着大伙就急急忙忙去搀老太太。等他们刚出门走了只五、六步,房子就倒下来了。好险呵!
现在古恩泽背着季金生到一大队去挨门挨户地喊。家里没青年男子的,他就动员别的人来帮忙打桩、用绳子扎房子。
季金生一直忙到早晨四点钟才回到家里。他的嗓子完全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浑身冻成青紫的,躺在被子里还冷得直打颤。
他刚阖了一下眼,天就亮了。干部们来汇报。大伙一进门就说:好些人长了那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风把村里三尺多粗的树连根拔起。可是房子却没有坏多少,全塌的只有五间。人没有一个伤亡。老乡们都说昨晚多亏了季金生同志,要不是动手动得早,社里有八十六间房子不保险。
“季金生虽然腿残了,可是你能说他‘废’了吗?他做的事比身体健壮的人还要多呢!1954年领导我们排水、抢救庄稼,去年领导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社员们给人介绍季金生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季金生,这个被当地人民热爱的人,住在江苏省南通县,他是双楼乡第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监察主任,又是双楼乡的总支委员兼二、三社分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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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当管教自己的孩子编辑同志:
前一个时期,我有机会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开铨一家作了几天邻居。朱院长家有两个男孩子,大的有十来岁,小的约七、八岁,他们成天打架,弄得四邻不安,却没有人敢说他们一句。朱院长有个通讯员,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人挺老实,两个孩子平常对他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他们又骂通讯员,而且拿起一块大石头要打他。朱院长不但不教育自己的孩子,反而轻信孩子的话,责备通讯员不该打孩子(其实根本没有打)。因此,等朱院长走后,两个孩子马上追着要打通讯员,大孩子捡起一块碗口大的石头就朝通讯员打去,打伤了他的右胸。朱院长的妻子从房里出来看到这一情况后,既没有问一问通讯员的伤势如何,更没有责备孩子的这种野蛮行为,只是瞅着孩子和通讯员笑。
院里看房工友的几个孩子也经常被朱院长的两个儿子追打。有一次,这两个孩子又要打工友的孩子,工友的老太太说了一句不要打架,他们就用石头打青肿了老太太的腿。又一次,两个孩子把工友种在路边的花折了许多,我在旁边说了一句,他们就拿起手上的花枝追着我又要打,我只好躲开,他们就在后面骂下流话。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这两个孩子已经成了“小霸王”,他们的言语行为是多么地令人愤恨,可是他们的爸爸——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朱院长,却熟视无睹,不但不对孩子进行教育,而且当别人向他提出意见时,还为孩子的这种行为辩护。他常对人说:孩子有病,说不得,要顺着他,让他高兴。很明显,这种做法不是在爱护孩子,而是在害孩子。我希望朱院长夫妇能够改变放纵和姑息孩子的态度,切实地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李国华
编者附注:根据我们调查,朱开铨同志的小的一个男孩子确实患有羊癫痫症;但是即使如此,朱开铨同志对自己孩子打骂人的行为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是不对的。朱开铨同志是人民法院院长,他和他的爱人又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切实地负起管教孩子的责任;而在孩子有病的情况下,则应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防止他们打人和骂人,才是作父母的应该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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