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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
雅加达华侨举行大会 苏加诺总统发表演说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雅加达华侨三千多人12日晚上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苏加诺总统应邀参加了纪念大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参加大会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副议长阿鲁季·卡塔韦纳塔和夫人、雅加达副市长达努布罗托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友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亚非国家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大会。
万隆、三宝垄、泗水、巨港等地华侨派代表参加了纪念大会。
苏加诺总统在演说中说，孙中山启发了中国人民去反对封建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孙中山的理想和学说还越过中国的边界，跨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尼西亚，“投入朋加诺的心中”。
苏加诺说，孙中山曾经明确地说过，我们不可有世界主义的思想，我们是应该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但在各民族间不要有相互对立或分裂的现象，应该互相友爱。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如果不培育在国际主义的花园中是不能生长的；同样，国际主义不是生长在民族的土壤里也是不能繁盛的。
苏加诺又说，孙中山也教导我们世界大同。人类的确是一个整体，如孙中山生在中国的广东，但他的思想到处传播，成为所有为独立和和平而斗争的民族的鼓舞力量。又如马克思，他的身躯只有一个，但他的理想已经把亿万的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一切都证明，实际上人类是一个整体。“但我真不明白，在现代的世界上，竟还有人要否认事实，要孤立一个有六万万人民的中国民族，要阻挡它进入联合国。”
苏加诺说，帝国主义也是国际性的，我们要消灭它，就必须以国际的共同行动为基础。他强调说，应该大力支援目前埃及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
苏加诺最后高呼：孙中山的精神永垂不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巩固的友谊万岁！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黄镇大使、达努布罗托副市长、阿鲁季·卡塔韦纳塔夫人和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的夫人等。
黄镇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侨胞实行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贯彻祖国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和兄弟般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一致携手前进。他向华侨们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胜利和在建设他们祖国的工作中的成就也就是我们的胜利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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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斯科举行晚会纪念孙中山
波斯伯洛夫强调说，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是孙中山的一个最重要的遗志的体现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文化部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13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联合举行盛大晚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伯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科马罗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索洛维耶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副主席亚科夫列夫和卡利希扬，以及苏联各界的许多代表参加了这个纪念晚会。
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以及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参加了纪念会。
波斯伯洛夫致开幕词说，孙中山是列宁的同时代的人。列宁曾经说孙中山是“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主义的代表者”，是“充满着高尚神精与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孙中山的信念和活动起有极大的影响，孙中山把这次革命称为人类伟大的希望。
波斯伯洛夫接着说，现在，孙中山曾经为之斗争并深为信仰的那些伟大的革命理想，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之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自己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宏伟决议所鼓舞的中国劳动人民，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现在正成功地进行着大规模的改造工作。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中国在以社会主义新原则改造全人类的生活的事业中做着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他在1925年逝世前夕给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表示坚信苏联和中国作为盟国而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这一天现在已经到来了。
波斯伯洛夫强调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增长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因素。苏联人民认为这种友谊是孙中山的一个最重要的遗志的体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经由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
接着，叶留金在会上作了关于孙中山生平活动的报告。他说，孙中山最美好的思想和希望，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了推翻封建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而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这也就是孙中山毕生付出全部精力所献身的事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世界的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堡垒。
叶留金接着说，最近七年来，苏联和中国人民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一直携手向前迈进。在这期间里，全世界都看到，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对苏中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苏中两国人民的强大联盟是拥护和平和国际友谊的联盟，这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支柱。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和中国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现在，当英法帝国主义者企图使历史的巨轮倒退、重新想用武力把殖民主义的枷锁套在埃及身上的时候，苏中两国人民宏亮的呼声和全世界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汇合在一起，成为有力的警告。
苏联和中国人民今后仍将珍爱和巩固自己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成就的保证，是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堡垒。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列宁主义的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兄弟互助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正在日益扩大和巩固，这种合作就是粉碎帝国主义者计划的主要力量。
叶留金最后说，中国的国际威望无可估量地提高了。如果孙中山能活到现在，那么，他看到本国人民各方面的成就和中苏两个大国的友谊，将感到欣慰。他将会说，这正是他所殷切期望的。
报告结束后，全体到会的人都向刘晓大使和参加晚会的中国朋友热烈祝贺。到会者并且观赏了中苏艺术家的盛大演出。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上海京剧院表演了“盗仙草”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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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友人的祝贺
巴西议员卡斯特罗的贺电
新华社14日讯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前任主席、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巴西众议院议员、巴西大学教授若泽·卡斯特罗电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电文如下：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
正当殖民主义时代处于分崩离析而不得不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一历史性时刻，纪念孙中山——为从殖民奴役下和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争取做自由人而进行斗争的鼓舞者和领导者——诞辰九十周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孙中山的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伟大的中国取得的胜利，对于正在这一个决定性时刻为自己的彻底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所有各国人民，就是一项希望和信心的信息。
作为现代世界上和平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伟大社会与经济改造工作中的一个普通工作者，我愿意在这一个纪念中国的共和与民主政权的缔造者的诞辰日，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同情与团结之意。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前任主席、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巴西众议院议员、巴西大学教授若泽·卡斯特罗敬贺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长的贺电
新华社14日讯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会长巴瓜·阿拉姆致电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祝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电文如下：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先生：
在这纪念中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孙逸仙博士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致最大的敬意和祝贺。因为不能参加纪念大会，我深表遗憾。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会长
巴瓜·阿拉姆
雅加达
英属圭亚那对中国和越南文化协会的贺电
新华社14日讯 英属圭亚那对中国和越南文化协会电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电文如下：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
主任先生：
值此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孙逸仙博士诞辰九十周年的伟大节日，请接受本协会和圭亚那人民的最热烈的祝贺。我们都知道这位可尊敬的爱国者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对他的人民的稳健的领导。我们都知道，为实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国奠定基础的是孙逸仙博士和他的三民主义。我们趁这个机会代表圭亚那人民向中国人民和所有同我们一道纪念这个伟大人物的人们致由衷的祝贺。我们向作家、艺术家、演员、诗人、画家、哲学家和各方面的学者致贺。祝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就。人类文化进步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万岁！孙逸仙博士永垂不朽！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英属圭亚那对中国和越南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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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克服文牍主义的一点建议
周正中
在目前我们某些机关文牍主义严重存在着的情况下揭发文牍主义，批评文牍主义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应当行动起来，只有拿出具体措施和办法来才能有力的克服机关中的文牍主义。
根据对外贸易部近一年来的经验，我认为机关秘书部门对于所收到的不必要的文件实行卡退是克服文牍主义的方法之一。在1955年夏天对外贸易部在举办文牍主义展览会的同时就提出秘书部门应当对于不必要的收发文进行卡退。卡退就是秘书部门，对于本机关的发文进行审查，发现不必要行文和抄送的文件就退回不发；对于本机关的收文也进行审查，发现不必送或者与本机关关系不大的文件经过一定的审查手续提出理由退回原发文机关。近半年多来我们仅在一部分收发文中，就卡退了一千多件文件。卡退这样多文件可能有人会认为对工作发生了坏的影响了吧？不，并没有发生坏的影响。我们所卡退回去的一千多件文件，至今并没有一个单位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是指责。相反的，在机关内部和某些下级单位都反映这样作很好。有的下级单位还说：“希望你们（指外贸部）对于我们发给你们的不必要的文件，多卡退一些回来，以便于我们今后注意改正。”
经过我们对于不必要的收发文进行了切实的卡退，才使得我们机关内部文牍主义有了较显著的克服。例如，过去有些同志一提笔写发送机关，总是写“各专业总公司”，或者“各省市外贸局”。但是，实际上事情本身与很多公司或外贸局是毫无关系的。现在同志们在写发往机关时，一般都能认真地考虑需要发送那些机关，不需要发送那些机关。这样就减少了很大一部分发文。又例如，我们对新疆进口公司送来的很多不必要的合同副本，我们卡退之后就再不送来了。
所以，我认为机关的秘书部门对于不必要的收发文进行切实彻底的卡退是克服文牍主义较好的办法之一。因为通过文件的卡退能够在实践中教育干部，找出不必要的发文的类型，制定克服办法。同时，如果各机关都对不必要的文件进行卡退，那么，文牍主义就会遭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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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怀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幸福
本报记者 金雨困
“挨没有太阳，花就不能开放。没有爱情，就没有幸福”。这是高尔基曾说过的话。
爱情，这确实是青年幸福的组成部分。但是，轻率的爱情，却只能为青年制造不幸。可惜，这种轻率结合的现象，在一部分青年中还相当流行。沈阳某厂有位青年，竟在一个月内经历了恋爱、结婚到离婚的全部过程。原来这位青年认为自己已经“年过二十五，衣破没人补”，如若再不找个对象，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因此就饥不择食地到处物色，后来偶尔在朋友家里遇到一位来串门的农村姑娘，他就不问情由地硬要朋友介绍订了婚，还给女方买了很多东西，在女方尚未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便苦苦哀求，勉强结了婚。但是，因为女的太年轻，还舍不得离开妈妈，婚后不到一星期，便哭哭啼啼，闹着离婚，最后不得不离了婚。刚离婚不到一个月，这位青年似乎什么都忘了，又在匆匆地举行第二次的婚礼。
这种轻率的态度，还表现在有些青年对爱情、婚姻缺乏应有的责任感，滥施爱情，一个人同时和好多人保持“多角”关系。沈阳某仓库有一个女化验员，曾先后和八个人恋爱、四个人订婚、三个人结婚；沈阳铁西区某商店一个女营业员，同时与十多名青年保持多角恋爱，每到周末就应接不暇，到处打电话安排幽会时间，她因为要会的“爱人”太多，就非按表格时间进行不可，人们称之为“预约制”。
这种轻率的爱情和轻率的结合，给许多青年的家庭、工作、学习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由于双方缺乏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爱情基础，婚后生活往往并不美满，家庭不和、夫妇不睦、互不信任的现象发生了。有的因为自己的结合很轻率，就怕爱人再轻率的和别人结合，下班稍晚就严加盘问，偶然和人跳一下舞，回来后就拳打脚踢；由于爱情和婚姻问题处理不当或不够称心如意，在青年中屡屡发生自杀和凶杀事情；如有些人婚后感情不融洽，男方就怀疑女方是有了“外遇”，甚至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最后杀了爱人，又杀了自己。沈阳市一位副市长告诉我，据最近了解：在精神病患者当中，约有40％左右的病因是由于这方面的问题而引起的。这不能不是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社会问题。因此，加强对青年们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指导，在当前的青年工作中就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然而目前的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在这个青年最不容易冷静和客观、最容易盲目和冲动的问题上，恰恰就是青年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青年们迫切要求指导，但苦于无人指导。党、行政、工会组织往往认为这仅是青年的“私生活”问题，他们要忙“更重要的事情”，只要不出乱子，一般是不加过问的。党组织不问，青年团也只好在背后发发怨言。就以团组织本身来说，过去两年中，虽然对青年进行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但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打击流氓对青年的勾引，很少涉及到爱情和婚姻问题。由于团组织对青年的这个特殊问题缺乏应有的关心，也因团的干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是非也分辨不清。往往是不应干涉的横加干涉了，应该管的却推出去不管，借口“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只能由你自己考虑”、“党组织没有指示，我心里也没有底”，不敢加以指导。
促成青年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不正常现象的原因，除了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外，还与目前青年男女缺乏正常社交、男女间友谊不能开展有很大关系。普遍的问题是：青年男女间交往接触的机会很少，男女间建立正常友谊，进行相互了解也就很困难。佳木斯某厂有千余未婚女工，这些女青年除了生产学习外，也迫切要求和青年小伙子接近、交朋友、谈恋爱和结婚。但因工厂离市区有二十里之遥，很少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因此希望领导上帮助搭上“一座桥”，以便和兄弟厂的男青年经常有进行联欢、接近、谈心、通信的机会。可是工厂的有些领导人员怕女工结了婚以后，要“调出去”，或者生孩子“影响生产”，竟不让她们和兄弟厂的男青年进行联欢活动，为千余未婚女工筑上了“一道墙”。由于男女交往困难，往往偶与异性接触，就央人介绍，急迫进入“恋爱”，不久就草草结婚，年龄稍大的就更为着急，草率从事的现象就更多。
妨碍目前男女社交正常开展的原因之一，仍然是“男女授受不亲”等习惯势力在作怪。因此，男女间一些正常的友谊和社交活动，不仅不能受到舆论的支持，却往往遭到了不应有的责难。常见的现象是：未婚男女只要一接触，就到处“起哄”，认为在“谈恋爱”了。已婚男女一接触或一同看一场电影，便有“乱搞”之嫌。似乎男女间除了爱情外别无其它关系。既如此，又怎能开展男女之间正常的社交活动呢？
关怀男女青年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上的幸福，是党、工会、团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社会应负的责任。在目前，要消除青年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不正常的现象，除了加强对青年进行经常性的生活道德教育和具体指导外，还必须为男女青年积极创造开展社交活动的条件，大开男女社交的风气，使男女青年有自由交往、相互了解、建立友谊和爱情的充分的机会。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广大青年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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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团结挽救了白明铉的生命
马套生
9月2日的晚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四区舍力乡民族联合农业社，准备开社员大会，研究秋收工作。晚饭后，社员们陆续来到了会场，大会就要开始了。突然有个人跑进来说：“白明铉同志（蒙古族社员）病了，病得很厉害。”社员们听了都非常焦急，议论着说：“赶快请医生看呀！”“没有钱怎么办？再说附近也没有医生，要到二、三十里地去请，黑更半夜，人家是不是能来呢？”
社主任朴禹喜同志（朝鲜族）比别人更着急，他赶到白明铉家里时，小屋子里挤满了人，病人发高烧到四十一点七度，已经不省人事了。他马上决定先请医生看；随即打发两个人骑着马到二十五里外的区卫生所去请医生。
区卫生所的郑医生赶到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打针急救，病人的体温下降到四十点七度，生命仍很危险，郑医生也束手无策了。白明铉的家属要求社主任想办法借几个钱预备后事。社主任想，只要有一线希望，还应该尽量救治，就同病人的家属商量好送到附近的吉林省四平市去治疗，社员又共同凑了六十多元作为治疗费，四个朝鲜族社员和社主任都自动愿意去送病人。
到四平，走了几个医院，医生看病情严重，无法救治，都不收留。社主任又决定把病人赶送到长春去治疗，最后送进了军医大学的医院。
社主任回到家里又设法筹措了一百多元钱给病人寄去。
五天以后，送白明铉去长春治病的社员白长山从医院回来说，病人经过治疗，已经能吃能喝，也能起来活动，再有些天就可以病好出院了。
这件事传遍了全乡，大家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走合作化的道路，要不是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和互相帮助，白明铉得这样重的病，哪有力量到长春去治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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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来了“官爱兵”的精神
本报记者 刘衡
到包头工业基地参观、访问的人都爱去看看解放菜园。去看解放菜园的人又都要找一找社主任屈占泉。因为这位二十七岁的复员军人在四年当中，当了七回模范。这次他又出席了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在他动身去北京以前，我去访问他，请他谈谈他做领导工作的体会。他说：“这才叫做‘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呢，叫我从哪里谈起？”我说：“你不要全部都谈，你可以谈你体会最深的一点，比方，你考虑最多的，经常关心、经常注意的一点。”
屈主任为难了，他垂下眼皮想了半天。忽然，他眼睛亮了，对我说：“这个问题我说不圆满，也说不具体。我去找个人来。”说着就跑出去了。
不大功夫，他领进来一个女人。这女人五十上下，个子不大，走进屋来，朝我一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我似乎还看见她额角上有几块疤印。
屈主任指着她对我说：“这是杨秀珍。可是，几十年的老乡亲改不了口，大伙儿还是叫她左杨氏。”他又指着我对她说：“这个记者同志想听听你的故事。”
左杨氏坐下来，出了一会儿神，然后慢悠悠地说开了。
我原是个孤苦零仃的老婆子。在新社会，我就像又有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一样。我的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屈占泉就像是我的儿。
1945年，我的男人在井台上担水，有个国民党反动派对准他开了一枪，他倒下来，流了一滩血，死了。
我的男人死得好冤、好惨哪！我哭了一场又一场，五脏六腑都要嚎了出来。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井台上。
一抬眼，我看见了我那个儿。他正扒在地上，哭得索索抖。我一看见他，就怎么也硬不起这个寻死的心来了。我就这么个独种儿，养他有十七、八年了。要是把他孤零零地撇在世上，我死了也不能闭眼。
谁知道第二年，我的儿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跟疯了一样，到处找人讲理、说情。我跑进国民党衙门说：“求您们做做好事，放了他吧！他是可怜的寡妇儿，咱家一根独苗……”——你看我有多傻呀！人家抓咱这根独苗，不就因为他是没钱没势可怜的寡妇儿吗？
听说火车要开了，我赶紧跑到车站，想和儿子最后见一面。警察用棍子挡我，推我，打我。我跟他们打架，拚命往前边冲。快要冲到火车跟前了，突然，汽笛一响，火车开走了！我浑身一软，一下跌在地上，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呸！”“呸！”吐了几口，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
直到解放以后，我的儿才写回信来，说他已经跟着部队起义，当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我心里还是一点也没松和，老是闷在屋里哭我的男人，想我的儿。我连做梦都梦见儿子回来。哪晓得他又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有一天，来了一屋人。有政府的干部，有乡亲邻居们，还有屈占泉。他们一人一句，拿好话劝我：“左来娃的血流在朝鲜，死得勇敢，光荣！”“这是抚恤金。以后有啥困难，政府还会救济。有人民政府在，误不了你吃，误不了你穿。”
半夜，人都走光了。我觉得心里像塞了个什么东西，堵得紧，闷得慌。我的心像要炸了，房子小得盛不下我！我冲出房门，在野滩上乱跑乱走，直到天快明了，我觉得全身力气都用尽了，大叫一声，头一黑，人就倒了。
等我醒过来，我正躺在我的炕上。我影影忽忽看见面前站了个人，瘦个子，长条脸，穿了身灰军装。我心里一颤，顺嘴就叫：“我的儿，你回来啦！”“好啦，好啦，醒过来了！”有好几个声音一起说，原来房里还有好几个人。穿灰军装的低下头，看着我的脸说：“大娘，我是屈占泉，就跟你的儿一样。”
我这才知道，我死过去有六天六夜了！那天，我倒在野滩，几条野狗扑过来，把我腿上的肉，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正好有人路过，看见了我，就让老乡把我抬回来了。
每天，市政府、区政府都派人来看我，他们把最好的医生找来给我打针、上药，白天黑夜都有医生守在我的炕边。屈占泉，还有村上的乡亲们还排了队，轮着班看护我。我想：“屈占泉，还有那些年青人，不就像是我的儿子、姑娘吗？我只是少生他们一场。他们照顾我，比我的儿还要好。我死了一个儿，一下子又得了好些儿女，人在世上这样活一场，也算是不亏了！”屈占泉还用好些进步话打开我的心。说来也怪，这些话我一句一句都听得进去了。我想：“人生八十，总有一死，死要死得光荣。我的儿是为大伙儿流血牺牲的，人人忘不了他，也看重我。”
从病一好，我就像换了个人。我眼也爱看了，嘴也爱说了，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
我病的时候，屈占泉天天来。我病好了，他也常来看我。他说：“大娘，咱们都是一家人，决不会让你作难。”平常他家做什么好吃的，他媳妇一定来叫我。煮半锅羊杂碎汤，他媳妇也要拉我去喝一碗。他媳妇还要给我做鞋。我说：“你好人哪！有两三个娃娃缠住你的手，把你绑得梆梆紧，你还有空给你大娘做鞋呀？你大娘领你这分心就得啦！”
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人一下子就年青了十几岁。
屈占泉，还有政府好些干部都怂恿我去找个老伴——就是那个同院子住的郭生贵。他也是个可怜人，老婆、儿子死了几年了。我病的时候，老汉一夜一夜守看着我。我病好了，屈占泉他们对我说：“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封建！”我也就真的不封建啦，我自己跑去和老汉说妥了。
在农业社里，社员们尽分给我做轻巧活。菜高啦，瓜熟啦，他们就叫我看菜。每天，我在地里歇一歇，转一转，不让雀鸟把菜啄啦，不让调皮娃娃把瓜偷啦。除掉看菜，还有好些活，比方锄草、拔萝卜，我都抢着去干，比我年青的时候劲头还大。人们心疼我，每年要送我八十个工分。我也心疼人们，高低不肯要。扯来扯去，末了我只好要了五十个工分。人们让我当烈属代表、人民代表、卫生委员、监察主任，经常要我到政府去开会、谈话。我再也没功夫闷在屋里哭儿子、哭男人啦。如今该咱管的事、该咱操的心可多着呢，连那些儿子、媳妇们有什么吵架的事，他们也要找我。如今咱病也好了，心也宽了，眼也亮了，世界在我面前也大起来了。
左杨氏谈完了话，我一下子还没理解到这个故事和做领导工作的体会究竟有什么关系，没等我问出口，屈主任却说了：
“做领导工作的要关心人——这就是我经常注意的。
“我就是因为受到指导员韩炳贵同志的关心，我才认识八路军、参加八路军的。那是1945年冬天，八路军一度打进包头，老百姓跟着部队行军抬担架。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也跟着去了。那时候，部队生活很苦。有一天，好些人都没吃上饭，这时，韩指导员过来了，他也没吃上饭，可是他笑眯眯地，就像刚吃饱了似的。他问大伙儿：“老乡们，都饿坏了吧？”大伙儿都脸看脸，不作声。韩指导员拿眼在房子里一扫，就看见了我——当时我年龄最小，穿的也最破。他连忙过来，把身上背的干粮袋子摘下来，挂在我脖子上。这是他自己留着在最紧急的时候才吃的干粮呀，他却送给了我！我不知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太冷，忽然，两条腿擞擞直抖，上下牙嗑得直响。韩指导员注意地看了我一会，就把他身上的灰棉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肩上了。我觉得我的眼泪要掉出来了，连忙低下头，握住脸。我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没有受人疼过，韩指导员是我的什么人？他为什么这样待我？就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一下懂得了好多的事！民工们完成任务以后，回家了。我坚决不回去，留下来参加了八路军！
“在战场上，我负了伤。在医院养好了伤，1950年，我复员回家。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官爱兵’的精神带回来！我当了社主任，经常爱对社干部们讲：“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当军官的跟战士们走了一样多的路，到了宿营地，军官还要给战士打水洗脸、烫脚。晚上战士睡着了，当军官的怕战士踢了被子，就爬起来给他们盖。咱们干部，也要像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一样，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我看，关心人，不光是可以救人一命，而且可以提高人的觉悟，甚至使他脱胎换骨！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左杨氏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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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
在加尔各答举行纪念大会
新华社14日讯 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11月12日下午在加尔各答大学礼堂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主持大会的西孟加拉省立法会议议长穆克吉在会上演讲，他谈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他的遗嘱。
参加大会的有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秘书长巴塔查里雅教授和社会名流二百多人。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李华农也出席了纪念会。
加尔各答华侨七百多人在同一天晚上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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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
在加尔各答举行纪念大会
新华社14日讯 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11月12日下午在加尔各答大学礼堂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主持大会的西孟加拉省立法会议议长穆克吉在会上演讲，他谈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他的遗嘱。
参加大会的有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秘书长巴塔查里雅教授和社会名流二百多人。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李华农也出席了纪念会。
加尔各答华侨七百多人在同一天晚上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