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盖叫天—勤劳、勇敢、诚挚的艺术家
刘厚生
盖叫天先生今年七十岁了，在京剧舞台上他已演了六十年的戏。经过长期的艰苦锻炼，他成为我们当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之一，在武生一行有着高深的造诣。解放之后他演戏不多，但是每一次演出，对于观众和戏曲艺人都成了非看不可的重大事件。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文化部授予他荣誉奖状；今年，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了表示对于这位表演大师的尊敬，特地在上海举行他的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我们在这里对盖叫天先生几十年来在表演艺术上所获得的非凡成就，致以热烈的祝贺！
盖叫天小时学过老生，后来一直演武生，会的戏极多。而且对京戏各行角色的表演都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最喜欢的、也是近年来演的次数最多的戏，却是几出以水浒英雄武松为主角的戏。他仰慕历史上许多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更敬爱那刚直不屈的行者武松。他在武松身上深深贯注了自己艺术家的热情和心血，用最精细的雕琢塑造出武松的形象，因此，尽管各个戏中的武松在舞台上的时间不长，但却给观众以极为丰富的艺术享受，在每个人的心灵上刻印下一个完整动人的武松的英雄形象。盖叫天被公认是京剧舞台上的“活武松”。
盖叫天在表演艺术上向很多前辈用功地学习过，最后则形成了他自己的特殊的风格。他在表演武松以及其他英雄人物时，给人的印象都是厚实凝重，每一个动作都像是钉在地里的木椿，拔不动，摇不倒，没有一点点的轻飘之感。但他的表演又是那么舒畅自然，那么美，任何动作都不是“表演”出来，而是剧中人自然行动出来的。做到这样不是容易的事。在我看来，像盖叫天那样深切那样执着地钻研和追求艺术的真实和舞台美的演员是不可多得的。
艺术真实的基础是对于生活真实的把握和理解。盖叫天在演“武松打店”时首先就问：“这段故事要说明什么问题？”在演“快活林”时他说：“这戏主要表现武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豪强，与恶霸强人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爱谁恨谁都清清楚楚的那股子劲。”他认为演任何一个戏都需要把戏的故事情节中所包含的生活的道理弄明白才演得下去。他说：“生活、道理，是什么人就唱什么人的‘理’，我们就跟这个‘理’学。”
但任何生活的道理都是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在一定的环境（或者叫做“规定情境”）中的斗争行动才得以表现的，因此演员的最具体的任务就是如何从外形到内心把一个角色演得活龙活现，合情合理，自然而深刻，“扮谁像谁”，使观众受到感染和教育。盖叫天在表演艺术的诸问题中是用了他最大的精力，来探讨关于角色的身份、性格和角色与规定情境间的有机关系等问题的。
他热爱所有的英雄好汉，除了武松之外，他还演林冲、哪吒、赵云等英雄人物。他最反对表演上的“千人一面”，他常常以同样勇敢、同样穿白靠的武生吕布、马超和赵云为例来说明身份性格的差异：“吕布是勇中显骠、俊美，但又带点贱相；马超是大好老的儿子，勇猛非常，有本事，可就从来不将己比人，替人着想；赵子龙则为人正派，有勇有谋，要有大将气派。”这是多么细致而准确地分析了三个年龄、专长、外形相近的人的不同性格。他认为，就是武松的性格，在不同的戏（环境、情节）里也应有不同的表现。在演“十字坡”时，武松“生活上的折磨，使他处处对官府恶霸小心提防。武松这时与梁山还没有联系，……杀了西门庆更要时刻留神他的余党，因此武松一面要提防暗害，一面要找朋友帮忙，使自己的斗争得到帮撑，武松在这种心情下，与孙二娘相遇……”。在演“快活林”时，武松发配孟州，生活初定，与施恩结拜后，施恩提出请他报仇的要求，武松“恍然大悟，心里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公堂讲情，花园结拜，都为的是想用我为他报仇。’”……但一转念：“蒋门神是恶霸土豪，恃强欺弱，实是可恶；为民除害，是我分内的事，这个抱不平，我是要打的。至于施恩使的这些小心眼，都不计较了。”在演“蜈蚣岭”时，“他是在杀了张都监、蒋忠全家之后，官府四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他，他迫于无奈，改扮了头陀，白天不能露面，只得夜晚行走。一面痛恨奸邪无道，一面时刻提防差役的追捕。带着前途茫茫的心情，投奔二龙山。但一路上月夜荒郊，途径难寻，人物神情是紧张的，气势是悲壮的，满有些英雄被困的苍凉意味。”武松就是在这般情境下忽听得“救命呀”这一声喊的。——在武松生活中，三个戏的时间紧相连接，但武松的刚直勇敢、好打不平、粗中有细的性格却是有所发展和丰富，心境、情感也是各有不同。盖叫天就是这样从出场以前的情景、从有关人物的相互对待的态度，从角色在情节发展中的主要任务来开始揣摩人物的。
盖叫天非常注意寻找京剧程式化动作的生活依据，从一个角色的大的轮廓到小的细节，他都毫不放松地给以真实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内容。他非常反对许多演员只知一般化地搬弄程式动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演法。有一次他看了两个少年演员演“小放牛”后说：“这两个孩子扮像、唱都好，就是心里没事儿，没跟生活联系上。……演戏不要轻视那些小节骨眼，一举一动都要与生活接合上。”在他的戏里，没有任何动作（尽管都是京剧的程式化动作）不可理解、不在情理之中。他认为，同是“趟马”的身段，晁盖（净）、林冲（武生）、阮小五（开口跳）、扈三娘（武旦）就各有不同的神情和姿态，而每个人又由于当时的环境和心情而有不同的分寸和轻重。——可以说，寻找表演艺术的生活根据，以人物性格当做舞台艺术的中心环节，表演人，表演“理”，而不是表演故事情节，正是盖叫天艺术风格上的一个主要特征。
但是盖叫天同样地反对表演上的繁琐，而非常注意艺术上的提炼和美。他是演武生的，但他从不以为打得凶猛火爆才算美，真正的美是表达出英雄气概，因此他提倡“武戏文唱”，就是说“要通文理”。例如演林冲发配，在途中受到公差的折磨，但绝不能表现得过于狼狈，挨了一棍就满地乱滚，就不像林冲。演武松酒醉，只能是微微晃动，像风摆荷叶一样，不能左摇右晃，东倒西歪，那就是醉汉而不是武松了。
吴祖光同志在他的“青年盖叫天”一文中引述程砚秋先生赞赏盖叫天的话说：“他的动作都是圆的。”这真是内行的知音之语。什么是“圆”呢？我以为程砚秋先生当然不只是说他的动作的线条是圆的，更重要的是指他的艺术的精神是圆浑完整，表演的内容是饱满丰润的。是“圆”的，不多不少的；不是有棱有角、瘪瘪凹凹的。——可以说，武戏文唱的精神，以及因之而来的动作的圆满准确，正是盖叫天艺术风格上的另一主要特征。
盖叫天的表演，是诚于中而形于外，是心里有“事儿”，是深入掌握人物的性格、身份、思想、感情，是以最恰当最好看的身段表达出最复杂的内容（这当然需要在表演技术上的熟极而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盖叫天是中国民族戏曲现实主义的表演大师之一，他的表演艺术和他的表演理论，是应该很好地继承下来的。
盖叫天的艺术值得我们学习，但我认为盖叫天从事艺术创造、艺术劳动的艰苦的精神和诚恳的态度是同样，或者更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的。
盖叫天对于艺术有着最诚挚的爱，他对待艺术工作总是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敢有一点疏忽和轻视，他爱护艺术甚于生命。无论是谁，一与他谈起戏来，他立刻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全身全心都沉浸在艺术的喜悦之中，真是令人感动。排起戏来，他总是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甚至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当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许多青年人一样，对于艺术有了初步的理解与爱好，才去从事艺术；他完全是家穷无奈，从八岁就去学戏，那时候他是不可能对艺术有什么理解与爱好的。我以为，盖叫天在艺术修养上所下的一辈子的苦功，他在艺术上的不断的实践是形成他对于艺术工作认真和热爱的主要原因。
盖叫天并不是生就的天才，他从小就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学戏，深深懂得学艺的艰难。他没有文化，不明理论，他只是以中国人民的那种咬住不放、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了艺术锻炼，他几十年来除了生病，几乎没有一日停止练功，偶或生病稍愈，他就不断地上楼下楼以练腿力。对于自己形体的勤修苦练，使得他获得了一个“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似的艺术工具——身体。但这只是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盖叫天对于“思想”的勤修苦练。盖叫天不是只用身体演戏的演员，他是用脑子、用心、用眼演戏的艺术家。他随时随地都在观察生活，留心一切事物的形态、运动，从香烟的袅绕轻升，从鸡、猴的漫步或跳跃，从中国画的神韵气质，以至于从一个车轮的旋转，都能使他夜以继日地苦思揣摩。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于人和社会，他是用了几十年苦痛经历和艰忍的斗争而获得了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的。他就是以这样千辛万苦的磨练，才把隐藏在自己心灵深处，被旧社会的贫穷、无文化、压榨、剥削等污泥所涂染的真正天才给挖掘了出来。
盖叫天十七岁演“花蝴蝶”时为了要演得惊险动人，不肯偷工减料，折断了左臂。第二年他不等全好就又上台演出。三十年后，他四十八岁演“狮子楼”时，从二丈多高的“楼”上一个翻身下去，为了让开别的演员，往旁一闪，就折断了右腿，小腿骨穿靴而出，但是盖叫天为了保持武松的英雄形象，他想：“不能躺下，人死了可以，艺术丑了可不行，武松在台上躺了下来，这个还像什么！”他以左脚半蹲亮相的姿势咬着牙站了好几分钟，直等闭了幕才倒了下来。这是对待艺术的何等认真负责的精神！
他的腿在医治过程中又被庸医所误，把腿骨反接；他问医生如何才能改正，才能上台演戏，医生说只有再断再接，盖叫天立即咬紧牙关，自己把腿往坚硬的木床沿上猛然一撞，刚刚接合的腿骨又复折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多么令人震动的毅力与决心！这里面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敢和对艺术的信心啊！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在台上身手矫健地交战开打的古稀之年的老艺人是练了一辈子的功，断过一次膀臂、两次腿骨的人时，我们就应该懂得什么叫做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忠诚，什么叫做在艺术劳动上的艰苦和顽强了。攀登艺术的高峰，正如攀登科学的高峰一样，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盖叫天在这方面所表现的高度的勤劳勇敢的精神，凸出地矗立在我们的戏剧史上放射光彩。
盖叫天的性格是典型的中国人民性格。他出身贫苦，靠劳动为生，懂得是非善恶，有侠义之心，因此他爱演正面的英雄人物；正面的英雄人物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在表演艺术上爱憎分明、善善恶恶，有着明显的倾向。解放之后他在政治上的提高使得他更深入更正确地理解了角色，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艺术上爱憎分明，在生活中同样如此。几十年来盖叫天是在不断地与各种恶势力斗争中锻炼自己的艺术的。他跑码头时很少“拜客”，因之常常被流氓喝倒采、打园子捣乱，他在剧场演出时总不肯受流氓老板的胁制剥削，因之常受排挤，甚至十年之间都得不到整期的演出机会。但是盖叫天从来没有在这些问题上低头服软，流氓喝倒采，他能把戏停下来斥骂流氓；地痞打园子，他把地痞打得更凶；老板排挤他，他典贷度日也不屈从；1942年汉奸曾威胁他为日寇演戏，他照样拒不参加。盖叫天就是这样的硬骨头，显示了中国戏曲艺人的人民气节。——我想，也只有这样的人才真能理解武松，才能把武松演得深刻而动人。也只有这样的人，在解放之后才真能理解这个新的社会和国家，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人民。
盖叫天在舞台上“生活”了六十年，但更准确地说，是“斗争”了六十年。与穷苦斗争、与恶势力斗争、与病痛斗争、与艺术上的虚伪斗争、与形式主义斗争、与丑斗争……而在这多方面的斗争中，他是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站在一个有良心的真正艺术家的立场的。终于，他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艺术上获得了成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他庆贺、因他而感到骄傲的主要原因吧！
注：文中所有引述盖叫天先生的话都是引自尚未发表的他的自述传“粉墨春秋”的初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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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拉中学生去做过多的社会工作
本报评论员
去年秋季以来，在许多中等学校里，都发生学生社会活动过多、负担过重的现象。这学期开学以后，情况虽然有些好转，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学校中社会活动过多，主要表现在校内、校外的义务劳动和社会服务工作过多过重。学生参加的活动从植树造林、除四害、筑路、拆城墙、积肥、收割等，一直到户口调查、兵役登记、报刊发行、宣传交通规则、演戏、献花，甚至还要当展览会讲解员和各种会议招待员，真是无所不包。有些学校整个学期的课余时间和假日几乎都被这些活动占去，占用上课和自习时间也是经常的事情。校内非学习活动过多，组织机构庞杂，会议频繁，也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特别是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干部负担更重。这些过多的社会活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秩序，使得许多学生生活紧张，身体疲惫不堪，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进行学习。
有些机关单位为了急于完成规划指标，把许多任务布置到学校里面来。这些任务往往不是个别的，而是连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如河南内乡县第一中学在一个多月内接到的任务就有：交通科限二周内修一条八十八公尺长，五公尺宽的大道，水利办公室限一周内完成面积一亩，深度一丈五尺的蓄水池；农场布置施肥七十亩地；交通科又布置拆城砖五万多块。结果，这些任务是勉强完成了，可是，学生们的学习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部门只顾完成本单位的任务，不顾学校的教学工作，把学生当作机动的劳动力使用，显然是不恰当的。他们不了解学校是国家培养、教育青年的主要基地，它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就是为国家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乎规格的建设人材。当这些单位把这许多额外的任务要学校来负担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乱学校正常的秩序，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
我们的学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的。学校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来培养青年。因此，学生参加适当的社会活动，一直是学校所提倡的，它对于帮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更好地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加强学生的劳动观点，培养他们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品质，起着积极作用。但是，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必须是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并且服从于上述教育的任务。有些领导部门过多地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单纯追求经济收益，而忽略了教育作用，结果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需要切实加强对学校工作的经常领导，制止一些机关单位随意直接向学校布置任务，乱拉学生参加过多活动的现象。学校领导方面对校外各种不恰当的要求，可以拒绝。自然，完全拒绝不做社会工作也是不对的，也应当注意避免。
有些学校行政方面没有切实把学生工作领导起来，很多本来属于学校行政和教师份内的工作都落到学生身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目前，在许多教师中，“管教不管导”、“教书不教人”的思想还相当普遍。班主任工作也很薄弱。因此，像评定学生操行，教育落后学生，办理伙食等，都成为一些学生的经常工作。针对着这种情况，学校领导方面要加强班主任的工作，帮助教师树立起对学生全面负责的精神，动员全体教师共同来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学校领导方面还必须注意解决教师中的忙乱问题，使教师有接近学生的时间。
学校中的活动过多，还由于有些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不当，他们习惯于搬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法，不细致，不深入，增加忙乱。因此，在学校工作中应提倡按照学校工作的特点办事，不要追求轰轰烈烈的形式，要把工作做得更踏实、更深入、更具体。学校中各种为学生所喜爱的课外活动要继续提倡，特别要注意充实这些活动的内容，贯彻自愿参加的原则。
各地机关单位应当和学校通力合作，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消除学生社会工作负担过重的混乱现象，使教育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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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卡拉什尼科夫同志
苏方
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时候了。忙碌了一整天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卡拉什尼科夫同志虽然在一个多钟头以后又要去参加北京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但是他仍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内，接见了我们几个去拜访他的记者。
卡拉什尼科夫同志是苏联文化部影片生产总管理局的副局长。他告诉我们，苏联今年还只出八十部艺术片，但到1960年，就要争取出一百二十部了。影片制作数量的急骤增加，相应地就要求产生更多的电影文学剧本，为此，去年年底，苏联文化部和苏联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为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电影剧本征文。征文消息发布以后，许多作家和业余作者参加了这一工作。评选委员会经常收到从各地寄来的剧本，估计到今年年底就可以收到好几千个，从中一定可以挑选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来。
至于如何评选，卡拉什尼科夫同志笑着说，这是很有趣、也是很公正的。原来作者的名字都加了密封。评选委员会完全根据作品的内容、质量决定取舍。决不会因为是青年作者写的就弃置不顾；也决不会因为是老作家写的就一定选上。而对于有才华的青年作者，虽然他第一次写出来的剧本可能还不够成熟，电影制片厂也一定尽力想法帮助他，譬如派出优秀的剧作家去帮他进行修改，向他介绍写作经验等，使他能够逐渐掌握电影艺术的特点，逐渐成为一个熟练的编剧。
卡拉什尼科夫同志说，苏联是非常重视电影题材的广泛性和样式的多样化的。譬如苏联明年将要拍摄的近九十部艺术片，内容就非常丰富，有写历史事件的，有反映苏联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的，而伟大的文学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契呵夫等的名著也将搬上银幕。这些影片，不单纯在表现某一事件，更重要的是在表现苏联人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表现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影片的风格上看，也将有喜剧片、音乐片、儿童片、体育片、惊险片等不同的样式。其中有些影片如“静静的顿河”等，还将摄制成宽银幕电影。
卡拉什尼科夫同志特别指出，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大量生产宽银幕电影，目的在夺取市场，获得利润。苏联现在生产宽银幕电影的数量还不多，但是苏联却真正希望通过宽银幕电影来扩大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提高电影艺术创作的质量。目前，苏联已经能够在宽银幕电影中使用特技了。譬如表现战争场面，就可以通过特技把千军万马奔腾的雄伟场面如实地反映出来。
为了不断提高影片质量，苏联文化部影片生产总管理局和各个电影制片厂经常举行专业性的会议。卡拉什尼科夫同志告诉我们，今年年底苏联又将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电影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导演、表演、摄影等问题。电影工作者们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彼此交流经验。
为了不断提高影片质量，苏联文化部影片生产总管理局总是尽力帮助各电影制片厂解决困难。有的制片厂拍片时缺少演员，总局就从别的制片厂抽出优秀的演员去支援他们；有的制片厂拍片时导演不能很好地整理剧本，总局就从别的厂抽出有经验的导演去帮助他们。卡拉什尼科夫同志本人就经常下到各个厂去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卡拉什尼科夫同志一再嘱咐我们代为向中国观众致意。他说他们感谢中国观众对他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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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米丘林学会西安分会
热烈讨论“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
新华社讯 继八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后，米丘林学会西安分会最近也举行了关于遗传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各个学派的教师和科学工作者集中对“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农学系植物教研组闻洪汉教授的看法是：染色体可能不是唯一的遗传物质，但它在遗传上是起着主导作用。闻洪汉把物质分成不同的类别，他认为无机养料物质不具有遗传性；塑性物质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原生质则具有强烈的遗传性。他说，遗传物质是长期以来生物和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种物质决定着下一代遗传，而它仍在不停地变化。
家畜饲养教研组讲师魏琮不同意魏斯曼、摩尔根学派的“基因”理论中认为性别决定于染色体的说法。他举出了用青蛙肉喂养蝌蚪，其后代92％都是雌的等例子，说明动物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界条件和生活力的影响。遗传选种教研组讲师高永成认为魏斯曼、摩尔根学派在遗传学积累资料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他也反对“基因”的理论。
土壤农化系教授石声汉在发言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染色体和遗传现象是平行关系还是因果关系；二、通过剧烈变化，改变染色体时，细胞质能不能不受影响；三、染色体的染色质是不是即代表染色体的遗传性质。这位研究植物生理的老教授希望大家通过自由争辩，帮助他解决这几个三十年来长久不能解决的问题。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西北农学院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外，还有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和正在当地开会的西北各省农业试验站的科学技术人员共四百多人。
米丘林学会西安分会还将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继续组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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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高等学校着手解决学生学习中的新问题
新华社讯 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着手解决学生中不善于利用课余时间和学习放任自流等的问题。
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最近开会研究了这些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意见。武汉水利学院早在10月初就由党总支副书记向学生讲解了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帮助很大。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在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同时，还向学生作了有关学习纪律的报告。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院校出版的院刊上，经常有学生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华中工学院院刊开辟了“你赞成自由支配时间吗？如何支配？”的专栏，学生们都写文章表示要作时间的主人；有的学生介绍了自己安排时间的经验。武汉水利学院青年团组织请这个学校曾经去苏联留学的教员向学生们介绍了苏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各校图书馆、阅览室、自习室普遍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大力增加新书、期刊的种类和数量，以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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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现代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讯 本月10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展出法国现代著名画家毕加索、摩利斯·郁特利罗、拉奥·杜飞、乔治·鲁奥、亨利·马蒂斯、让·吕尔萨、披爱尔·勃那尔、马尔盖、费尔南·雷瑞等的油画、粉画、水彩、壁毡设计的复制品。展览会预定在11月25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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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水库工作队发现许多古文物
本报讯 在河南陕县会兴镇附近河滨新城建筑工程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黄河水库工作队工作组，自今年4月开始工作以来获得了重要的收获。目前工作已告一段落。这一次共发掘了汉、隋、唐、宋、金等时代的墓葬二百三十余座，得到标本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为王莽始建国元年的名叫“撮”的量器，上面刻了一篇铭文，记载本器的体积大小和容量等，其格式和被蒋贼盗往台湾的一件“新嘉量”上的铭文相同。在唐墓中还发现了铜尺一根，铁尺二根，传世的唐尺虽然很多，但正式由考古工作者由墓中取出，有科学记录的还不多见。这两种发现，给研究古代度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墓中出土的一些瓷器，也是重要收获之一，如其中的一些白瓷，在釉色、胎骨、造型等方面都很完善，是陶瓷史研究中的重要标本。特别是有窑变的两件瓷器，釉色和胎骨，都酷似宋代的名瓷“均窑”。将来在对它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后，对古代人们掌握含铜釉窑变的情况，一定会有更新的认识。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唐代的装饰品，当时诗人所咏述的变化多采的化妆样式，从这次发现中可以得到许多实物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