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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对政府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新华社西安12日电 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1月1日至8日在西安举行。
陕西省代省长赵伯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陕西省1955年财政决算和1956年财政预算”的报告，陕西省各部门负责人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出席大会的代表，除审查和通过了陕西省1955年财政决算和1956年财政预算外，并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代表们除在发言中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外，还把书面意见二百一十九件送交大会转给各有关部门。
代表们认为陕西省一年来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领导部门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各项工作存在着不少的缺点。许多代表批评政府各领导部门负责同志了解下面情况不够，尤其是很少到陕北、陕南等山区去检查工作，少数人虽然下去了，但不够深入。代表们建议各领导部门负责同志今后要多下县、乡了解情况，多参加专区、县召开的各种会议，不但要联系干部，更要多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代表们指出政府的领导部门还存在着布置任务时考虑不够全面、不照顾各地特点，以及会议多、公文多等缺点。在农业生产方面，许多代表批评省的领导机关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是布置多、检查少；只管布置，不管效果。代表们认为技术改革和推广农业生产先进经验对农业增产有很大意义，但是在推广时应当注意因地制宜。过去有些地方推广良种时，不顾当地土壤、气候等条件而硬性推广，把“金皇后”玉米良种种在贫瘠的山顶上，以致减产，引起群众的不满。有些地方分配农具时，没有很好注意当地特点，很多不适用双轮双铧犁的地区，却分配到不少，结果大部分闲放着。代表们对改善山区人民生活问题也提出许多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今年受灾严重的陕北各县和陕南西乡大河坝等地贫困的山区，应及时增拨救济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山区人民生活贫困问题，应该发挥山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考虑放宽山区土特产品收购面，并且适当调整收购价格；应当指出山区人民发展副业生产的方向和在经济上提供必要的援助。代表们对山区人民的卫生和文化生活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大家认为过去发展山区的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是作得不够的，今后应注意成立地方病防治所和医疗机构，增设学校和文化馆，多组织电影队到山区放映电影。
此外，对财经、工业运输、政法、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的工作，代表们都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这次大会还增选了陕西省副省长四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两人；补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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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联发放救济款
九龙受难同胞感谢祖国关怀
据新华社广州讯 香港消息：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在6日开始发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人民团体汇来的救济九龙暴乱受害同胞的款项。
受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破坏的香岛中学、长城影片公司、万里影片公司、大众书店在6日得到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团体专门拨给的救济金。8日，港九工会联合会继续将救济金发给了一百二十八个死难工人的家属和受害工人。在7日这一天有二十九名受害工人获得了救济金。
受伤的纺织染业工人昨天在得到救济款时对国内人民的盛情非常感动。一个工人说：“祖国在关怀我们，六亿同胞在关怀我们。”死难工人赖伯良的父母、梁鸿光的妈妈和未婚妻在领取抚恤金时，都对祖国的关怀和慰问表示感谢。
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代表昨天还到九龙由弥敦道至青山道一带慰问了受害的工厂、商店，并且转发了国内人民的捐款。遭国民党特务掠劫、破坏的广州钢窗制造厂、南华玩具金属制品厂、中建公司等十五家工厂、商店在获得慰问金后，都衷心感谢祖国各界同胞的关怀和支持。
据新华社香港讯 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9日继续将祖国人民汇来的救济款分别救济在九龙暴乱事件中的受害工人和文化教育机构。
港九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陈耀材和工联救济委员会委员们，9日慰问了在香港和九龙的受伤工人和遇害工人家属，还到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港九搪瓷业总工会荃湾分会，把救济款港币五万四千七百元交给九十三个受伤的丝织、纺织染、搪瓷、树胶业工人和种植农民。香港中华总商会的慰问小组9日携带了祖国人民的救济金港币二万五千元和慰问信，慰问了在九龙暴乱事件中受国民党特务捣乱的十几家学校、书店和电影制片厂。这两个慰问组都分别向受害者传达了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关怀。
在搪瓷工会荃湾分会里，受伤工人手拿救济金感动地说：祖国的关怀使自己感到无限温暖，大家更有信心把工人福利事业办好，他们还说：通过这次荃湾大惨案，我们都认清了国民党特务的丑恶和残暴，因而今后应团结得更加紧密。在纺织染工会，遇难者余松金的妻子在接受三千五百元慰问金时，感动得流下泪来。她说：她的丈夫被国民党特务打死后，想不到远在千里以外的同胞对她这样亲切的关怀。许多接受慰问的学校、书店的负责人和职工，表示要更好地团结爱国同胞，来答谢祖国人民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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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优抚安置工作有巨大成绩
新华社13日讯 各地对于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的优抚、安置工作，几年来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在国家的积极扶助下，在农村中，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用来帮助贫苦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增加生产资料的经费，有四千二百七十万元左右。对于一些没有或者缺乏劳动力的贫苦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各地曾经组织农民群众给他们代耕土地，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各地农村又推行了优待劳动日的办法。据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三十九个县的统计，已经有三万九千多户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享受了三百二十多万个劳动日的优待。享受劳动日优待的烈属、军属社员，一般都比过去代耕土地时增加了收入。
城市里有就业条件的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国家都给他们安置了适当的工作。一些缺乏就业条件或者目前暂时不能就业的，国家也组织他们进行生产。七年来，全国各城市已经组织了四十多万烈属和军属参加了各种生产。
此外，从1950年到1955年，国家还支付了近八亿元给贫苦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作定期定量的生活补助。
残废军人在教养和福利方面，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他们除了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荣誉以外，国家还按照他们的残废轻重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具体情况，分别发给一次或长期的残废抚恤金。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残废抚恤标准也在不断地提高。现行的各项残废抚恤标准，已经比1950年平均提高了104％。为了提高残废军人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全国各省、自治区还举办了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和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据最近的统计，全国已有四万多名残废军人学员参加了工作，有一万七千多残废军人学员在文化水平提高后分别进入中学、高等学校或专业学校继续深造。
为了使复员军人在回到地方以后能够很好地生产和安家，除了在复员时发给生产资助金、分配适当的工作以外，还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1953年以来，国家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已经有五千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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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离成都赴各自治州
新华社成都10日电 今天上午，在成都人民广场上，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界八百多人欢送中央慰问团离开这里。
中央慰问团全体人员在欢送者挥舞的鲜花和欢呼声中进入了广场。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和副团长刘格平、桑吉悦希、王一夫、阿旺嘉错、果基木古、郭林祥、夏克刀登、石渣木基、阿候鲁木子等和前来欢送的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廖志高、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以及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中央慰问团共分四个分团，分别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和西昌专区慰问。到云南省丽江专区的第五分团则在昆明组成，由副团长张冲率领。
中央慰问团在成都期间，曾举行了慰问成都市蒙、回、满、藏各族人民的大会和座谈会，进行了慰问演出。王维舟团长还访问了清真皇城寺，发放了乜帖和赠送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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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上
赖若愚、曹孟君分别致词
勉励大家学习专门技术争取更大光荣
新华社13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孟君，今天在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致词祝贺。
赖若愚在致词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到会代表们致以敬意。他说：“在过去的战争年月里，你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付出了高贵的代价。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你们还像过去一样地不惜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需要的是技术。因此，希望你们在参加某一项生产中，应发扬集体主义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努力学习专门技术，并且要不断提高。”他在讲话中还希望在厂矿企业、交通运输、文教等部门的工会组织，要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参加生产的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学习技术，提高本领，并要注意解决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愉快地从事生产。
曹孟君在致词中代表全国民主妇联感谢烈属、军属中的妇女代表们，她说：“你们在儿女或丈夫参军以后勇敢地把他们留下的任务担当起来，尤其是烈士家属们，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永远是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曹孟君在致词结束时，勉励烈属、军属中的妇女代表回去后，注意团结周围所有的烈、军属，尤其是其中的妇女们，了解她们的困难，并且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帮助她们安心地积极地参加生产，共同争取更大的光荣。她还希望各级妇联组织，要协助和督促各有关方面，帮助烈属、军属中的妇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注意照顾与解决她们的切身困难，以便她们能在祖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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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分子们报告模范事迹
据新华社13日讯 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10日、12日、13日的三天中，共有十二位模范烈属、军属向大会报告了他们鼓励亲人参加革命军队或积极参加各项工作的光荣事迹。
上海市烈属、军属陈翠嫦是八个孩子的妈妈，其中五个孩子都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39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陈翠嫦就鼓励她的大儿子到苏北老根据地去参加新四军。不久，她的大儿子在一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当陈翠嫦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心里很难受，同时她更加仇恨敌人，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1941年她又把三儿子送去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他的二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全国解放后，陈翠嫦又鼓励四女儿和五儿子参军。她在平时，还不断鼓励她的儿子，提高本领，保卫祖国。现在她身边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儿子。陈翠嫦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和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但她还努力学习文化和政治。她本来文化程度很低，现在已经能看报做记录了。
吉林省军属金英淑是磐石县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副队长、党的支部书记。她经常关心队员们的生活，当她看到队员们干活很累，他就主动地给他们烧炕、打洗脸水。当她看到队员张树芳没有鞋穿时，她就用自己仅剩的几个钱给她买双鞋。队员们在她的帮助下，工作热情越来越高。金英淑还非常爱护公共财物，有一次厨房失火，眼看就要烧上粮食，金英淑就把自己新买的毯子沾上水把粮食盖上，结果粮食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垦荒队经过半年的时间，她和队长一齐，领导队员克服了不少困难，现在垦荒队已经得到巩固。
在这三天大会发言中还有八位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
10日，解放军特邀代表胡修道和志愿军特邀代表魏绍民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会上详细地报告了部队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情况。他们说，在这个会上我们见到了各位亲人，感到非常光荣。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亲人对我们的关怀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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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北县采取具体办法改进安置复员军人工作
本报讯 最近，河北省张北县领导机关对全县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自上而下地作了检查。批判了有些领导同志满足于95％以上复员军人安置妥当的思想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批评了不重视复员军人安置工作的县食品公司、油脂公司、百货公司、粮食局、供销社等五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并对犯了错误的有关人员，分别情况，作了严肃处理。
为了彻底作好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中共张北县委会确定了两名县委委员实行专责领导，并且采取了有效措施。首先，在县三级扩大干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作好复员军人安置工作的意义，要求每个干部要安置好二至三名复员军人，每区指定一名区委委员专人负责；接着把发现的问题分类排队提出了处理意见。会后，又组织了有关部门十七名干部协同区、乡干部深入到户进行检查，同时，召开了复员军人座谈会，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在群众中也广泛地宣传了国务院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做好复员军人安置工作指示的精神。
在这个基础上，张北县领导机关对安置工作和优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解决。如对烈、军属优待劳动日工作，在逐乡进行了检查之后，重新进行了评议、补助，有偏差的做了纠正。结合秋季生产，安排了复员军人的劳动，对老弱残疾采取“五保”办法由合作社包起来。全县还拨发了生活补助费二万零二百元，修房费三千四百多元，第五区腾出七十七间公产房，安置了无房和缺房的四十四名复员军人。民政和卫生部门通过协商签订合同，保证复员军人的疾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有五名病情严重的复员军人，已经分别送到北京、承德疗养院治疗。在各机关四十七名被试用的复员军人已转为正式职工。全县就业的八十八名复员军人，结合工资改革调整了工资。有二十八名不适合从事农业生产的，安置到县级单位就业。另外，为了加强对复员军人的政治思想领导，又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复员军人教育站。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张北县二千零四十四名复员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张志恒、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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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的国防思想
邹树民
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向外发展，侵略和掠夺我国的时代，也是我国国防废弛的时代。孙中山先生亲眼看到帝国主义抢劫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侮辱我国人民，强迫我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种种事实，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也很早就意识到国防的重要，常说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可是，另方面，他又亲眼看到清朝政府昏庸老朽，腐败无能，不可能建立国防，抵御外患，而且经过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几次打击，特别是经过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震撼以后，清朝皇朝对外则已丧失了传统的自尊心理，转而产生了自卑的、媚外的心理，对国家权益，不惜百般让步，拱手送人，对内则加强统制和压迫，采取“宁赠友邦，毋畀家奴”的态度，以致丧权辱国的险象，接连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就认定只有推翻清廷，创建民国以后，才谈得上建设国防，抵御侵略，使我国屹立于世界，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宰割。自1885年中法战争清廷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便已抱定了“倾复清廷创建民国”的志愿，先后经过了十次的失败，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廷的统治。
清皇朝推翻以后，中国本来已经有了建设国防的条件，孙中山先生这时也特别强调国防军备建设的重要。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说：“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完成巩固之国防，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广东军界欢迎会上演辞”）。1913年又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全也。故中国今欲富强，非励行扩张新军备不可。同志谓中国国防不有相当武备建设，此中国不富强的原因，诚是也。故中国欲勤修军备，然后可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兵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备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致陈英士书”）。可见孙中山先生自推翻清廷以后，对我国国防建设，就给予极大的注意。
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幸被北洋军阀所篡夺。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或帝制自为，或毁法殃民，总之是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孙中山先生又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来领导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间，孙中山先生始终没有获得和平建国、从事大规模国防建设的环境。
然而，就在这样艰难困苦、饱经患难的年代中，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杰出战士的孙中山先生，对我国的国防建设，还是时刻关心着的。我们从他平时的言论和著作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1921年7月8日，孙中山先生在给廖仲恺先生的手札中，曾提出了他的“十年国防计划”一书的纲目，共计六十二条，孙中山先生虽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部书的写作，但从这六十二条纲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理想的国防计划，规模是何等宏大。本文不打算详细地来论述孙中山先生理想的国防计划，仅以个人学习所得，对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作一简略的介绍。
第一，孙中山先生虽然一再强调国防，但其目的纯粹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侵略。因此，孙中山先生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把这种战争称之为“行霸道”；同时，当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侵犯时，他又毫不犹豫地主张行使自卫战，并称这种战争是正义战，是以公理来反抗强权，是顺天行道而不是逆天行道。孙中山先生曾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临时大总统布告各友邦书”）又说：“唯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对香港与西报记者谈话”）。孙中山先生极其憎恶强权，憎恶侵略，因而把抵抗侵略强权，定为国策之一，在他拟定的“建国大纲”第四条中，就有“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的规定。而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也有“抵御各国侵略中国计划之方略”和“收回我国一切丧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等条款。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认为，今后的战争将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强权是来自少数的压迫者方面，而公理则是站在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者方面，中华民族解放以后，还有责任帮助和联合世界上广大的被压迫者，共同抵抗侵略和强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充足的国防力量。孙中山先生十分向往于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但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侵略强权，还有野心家存在，那么，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就不会到来。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看法，充实国防力量以反抗侵略强权，还是达到他所理想的大同世界的一种必要手段。
第二，孙中山先生以为：要有现代化的国防，必须有现代化的军备。因此，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他曾经明确地把充实军备列为立国的政策，并把建立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看作是充实军备的基础。1917年10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对苏维埃国家的诞生，极感兴奋，也给予极大的希望。他看到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遭到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因为建立了革命的红军，终于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保卫苏维埃国家。因此，他很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作为基本的武装力量。他曾经说过：“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由于渴望吸取苏联建军的经验，1923年，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去苏联考察红军的组织和训练，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苏联的技术援助下，终于树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孙中山先生当时对这支革命武装是怀有很大希望的。他勉励他们不要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而要立志救国救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在建军方面发表的言论是很多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以主义建军 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军应该有信仰，有信仰然后有力量，而当时革命军应该有的信仰就是三民主义。1924年2月23日孙中山先生曾说：“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这时所说的三民主义，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新三民主义，也即是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革命的，也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愿为之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当时对革命军尽力灌输新三民主义，提倡以主义建军，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必须使武力成为国民的武力 孙中山先生认为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是建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民国以后的军阀混战时代，军阀所有的军队，莫不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军队，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指使，分裂国家，破坏和平和统一，孙中山先生对这种情形感到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军队一定没有前途。他曾肯定地说：“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北上宣言”）。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保国卫民是军人的职责，如果武力不是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而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武力，就一定不能履行军人保国卫民的神圣职责，而且还会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三，加强军人教育 孙中山先生认为：要使军队能担负起保国卫民的责任，就必须加强军人教育，使每一军人都能了解革命大义和自己所担负的光荣职责。他在桂林对滇粤赣军所作的讲演中曾说：“今在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业，必待非常之军人以成之。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军人精神教育”）孙中山先生并以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智、仁、勇、决心等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内容。同时他也十分强调物质教育。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他曾列有“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比较”一条，主张二者必须同时注意，强调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充实。孙中山先生深感我国物质科学技术落后，因而常遭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他曾大声疾呼地号召革命军人和全国人民在这方面向西方国家急起直追。
四，健全军纪 孙中山先生把军纪看做是军队的命脉，认为有军纪然后全军脉胳可上下连贯，并可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他常说旧时的中国像一盘散沙，大家只知有小我，而不知有大我，只知有家族和宗族，而不知有民族，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他对军人更要求做到这一点。曾说：“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又说：“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乎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共和与自由之真谛”）。在同盟会时代和倒袁时代，孙中山先生都定有森严的军纪，例如在同盟会时代，孙中山先生对当时革命部队颁布的军律就有二十二条。如“降敌被获者杀”、“私通军情于敌者杀”、“强奸妇女者杀”、“焚杀良民者杀”、“私入良民家宅者罚”、“盗窃者罚”、“赌博者罚”、“吃鸦片者罚”、“勒索强买者论情抵罪”等等，都是十分严峻的。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强调自觉地遵守军纪，他相信只要大家明白为革命的主义而奋斗，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
五，实行精兵、裁兵与化兵为工的政策孙中山先生主张国防军应采取精兵主义，以提高军队素质，充实组织，健全战争指挥单位，更好地发挥战斗力。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他就提出了“实施全国精兵政策”一条。同时，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当国家由战时转入平时的时候，应实行裁兵政策，以减轻国家军费的支出，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他并且主张裁兵应该与化兵为工的政策相结合。这样，既可避免裁兵后可能发生的失业现象，又可发展实业，增加国家收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提倡和平统一中国的时候，对裁兵和化兵为工的政策，主张甚力。
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是他的国防思想的组成部分。当时在他看来，只有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才能保国卫民，抵御侵略。而必须以他的建军思想为依据，才能建立他所理想的现代化国防军。所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必须同时研究他的建军思想。
第三，国防与民生相结合，而民生又是国防建设之母。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孙中山先生曾说：“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民权主义第一讲”）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人类在存在着国与国争的时候，一个国家要想独立生存，就必须有自卫的能力，也就是必须建立国防。孙中山先生又认为解决民生问题，首在解决“吃饭问题”。而所谓觅食，也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当然，民生问题不止是一个“吃饭”问题，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第二条中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可见民生问题除了“吃饭”以外，还包括穿衣、住、行等需要在内。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和国防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民生愈充裕，国防力量就愈能强大，而国防力量愈强大，也就愈能保障民生的发展。因此，他认为二者必须互相结合，不能偏废。但他又认为民生是国防建设之母。所谓“足食足兵”，“民富而国强”，他是早就具有这种见解的。还在他早年写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就主张以“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作为民富国强的手段。他说：“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足，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州其能匹哉。”并说，如“不急于此四者，徒为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均见“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先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认为两者必须互相结合，而经济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他后来所写的“实业计划”一书，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建设，着眼于充实民生，但同时又适应着国防上的需要，贯穿了国防与民生相结合、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如计划中关于河道海港的开辟，铁道中心网的建立，煤、铁等矿产的开采，士敏土厂、机械制造厂、造船厂、造车厂等的兴办，固然是着重于繁荣经济、充实民生，但也同时能够满足国防上的需要。又如所谓东方、北方、南方等大港，在平时固为商港，在战时即可成为军港；所谓东南、东北、西北、高原等铁路系统，在平时固然是货财转运的纽带，在战时即可成为国防战略上军队集散的孔道。此外，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孙中山先生也特别列有“国防与实业计划之关系”一条。可见他始终是不主张脱离民生、脱离经济建设而片面地强调国防建设的。
以上我们简单地、远非完备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的轮廓。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条件下，凡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必须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正因为孙中山先生高举了这一旗帜，他才能在晚年看得出国际工人阶级和我国工人阶级的强大革命力量，才勇于宣布与苏俄联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决心依靠这种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求得革命的胜利和国防的巩固。
也正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勇敢地、坚决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他的国防思想也就能够符合当时的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且能够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留给我们来学习。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时，是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问题的。例如，孙中山先生当时强调从民族本性来说明我们热爱和平，反对侵略，而今天我们却应该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来说明这一点。又如，孙中山先生当时强调用三民主义来教育军人，而我们今天则应该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国防战士。不过，不管历史条件怎样变化，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还是会永远放着灿烂的光辉的。因为他建设国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生活，是反抗压迫者，反抗侵略强权，而这正代表了世界亿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心愿。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威胁还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事实更是严重地存在着，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从中吸取教益，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建设国防的伟大理想，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已经给予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现在，中国人民拥有的国防武装力量是更加强大了。孙中山先生假使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的话，将是怎样高兴啊！惟有留在台湾的那些孙中山先生的不肖门徒们，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仇视革命人民，完全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国防理想，直到今天，还没有把枪口转向帝国主义，使祖国完成孙中山先生所渴望的和平统一的大业。假使他们愿意乘着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机会，重温一下孙中山先生的国防思想，实在应该有所悔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