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论体面
君宜
这是我听人家讲的一件事：
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记者来访问我们某地中共地方组织的一个部门。这个党委机关住的是一幢旧楼房，楼板上的油漆都剥落完了。接待的同志为这很感到点不安。不料，这位记者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却表示为这幢楼房所深深感动。他恳切地说：“我想不到中国党能住这样的房子，当权的政党能这样朴素！”
另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
在一个宴会里我们几个女同志和一位外国的女宾同席。这位女宾笑着对我们说：“我所见到的中国妇女，还没有一个长得不美的。但是……”她转了一个弯子：“如果你们能在装饰上再讲究些，那就更美了。”于是她说：在她们国家里，有不少讲究妇女时装的杂志，专教妇女怎样选衣料、怎样涂胭脂、卷头发……。我们几个中国女同志相视一笑（当然，那天我们事实上已经都穿了各人最漂亮的衣裳）。当时自然也解释了几句。但是现在想来，我却觉得：我们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妇女，能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是朴素的，这正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能不远离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奢靡浮华，这真是我们的光荣！所惜我们还并未能完全做到这样罢了。
我国的人民一向就敬重淡泊朴素，讨厌铺张。身居高位而能住茅茨土阶、穿旧衣服的人，从来总是被写在幼学读本上给孩子们学习的。只有那些亡国的昏君奸相，像隋炀帝、贾似道之类，才专门讲究排场，把排场大当做体面事。“红帽哼兮黑帽呵，老爷坐轿看梅花……”这样的前呼后拥，只不过成了多少年来人们传说的笑柄。
我们不该想一想这些事吗？
日常生活中，在衣服鞋帽、起居器用上和别人、和外国人比赛，难道真是一件体面的事？
假日，在并无任何会议的公园和剧场门口，排着一长列一长列的公家小汽车，难道真是一件体面的事？
别觉得这是小事，别讨厌爱说话的人挑眼罢。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嘛！这谁都知道。在有些场合里的讲铺张、要排场体面，我们也能体谅那动机并不都是不干净的。可是，体面与不体面，这本来在于人们怎么看法。而真正有见识的人，是会看出什么才是真正光荣、真正值得感动的事，什么事则是并不怎么体面的。前面引述的那位记者的话，就是一例。
（我这篇短文所指摘的，与青年学生、职工的穿花棉衣吃糖果之类享受，完全无关，特此郑重声明，以免有些对青年的举动特别敏感的人又要把这些问题往他们身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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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尔基的“母亲”在银幕上
张又君
正像高尔基的名作“母亲”一样，影片“母亲”也是以工厂汽笛的吼叫和一群又一群睡眼惺忪、脸色阴沉的工人走向厂房的画面开始的。生活，天天都是这样沉郁和阴暗。
影片“母亲”的导演顿斯科依和编剧柯瓦尔斯基不仅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了原著中的某些场面，同时又以简炼的艺术处理手法，通过一些经过选择的主要情节，在银幕上展开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下的工人阶级父子两代的生活场景。他们是米哈依尔·符拉索夫和巴维尔·符拉索夫。与此同时，母亲尼洛夫娜也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她悄然地站在旁边以她的哀愁的、暗淡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玛列茨卡娅扮演的尼洛夫娜一开始就吸引着观众。她是那样深刻地刻划出了旧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充满创伤的心理状态。她不仅从外形和动作方面真实地塑造出了母亲的形象，而且探索到了母亲的灵魂深处，把人物情感的变化，思想的发展，非常细致地表现了出来。
出现在银幕上的母亲是这样的善良、温顺，然而对于恶毒的旧势力又是那么仇恨，对于真理又是那么热爱。看了影片“母亲”以后，谁也不会忘记那些动人的场面：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母亲睁着困惑的眼睛迎接来开会的巴维尔的同志们；母亲关怀这些年青人，煮茶给他们喝。但是母亲又为他们担心，因为她知道沙皇的暗探随时都在追踪着他们。由于精神状态的过分紧张，她竟把茶坎上用的拔火罐紧紧地抱在胸前！煮茶、抱拔火罐这些细微的情节，就多么鲜明地把一个善良、朴实的妇女的形象突现出来了啊！而在另一个晚上，巴维尔已经因为散发传单被捕了，巴维尔的同志安德烈来看她，教她认字，母亲那种又窘又愉快的表情，又包含了多少生活的真实！母亲戴着眼镜，艰难地认出了“同志”这个词。哦，“同志”！这个称呼现在对于母亲有着多么丰富的意义啊！
从母亲脸上显现出的崇高的表情里，人们可以看出，她已经相信儿子所从事的革命工作的正义性，她已经从恐惧中逐渐坚定和勇敢起来了！
当巴维尔因为组织“五一”的游行示威，再度面临着被捕的危险的时候，由于对儿子的爱，母亲哭了。是的，儿子是她的亲人，她难道能不为他的安全耽心吗？然而母亲毕竟是变了。在一阵难过以后，她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了。她咽住眼泪，露出了微笑。在这一场戏中，玛列茨卡娅又一次显示出她的天才，她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了母亲在这个严峻考验面前的内心的矛盾，而正确地解决这个矛盾，正是母亲从个人的狭小天地走向集体的决定性的一步。
巴维尔在“五一”游行的队伍前面高举着红旗领队。队伍与沙皇的军警发生冲突，他又被捕了。这时候，母亲尼洛夫娜再也不像儿子第一次被捕时那样仿徨，她收起了那面庄严的红旗，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自觉地代替了儿子的工作，从城市到乡村，到处散发革命文件。最后，当母亲在火车站上遭到警探包围的时候，她没有丝毫恐惧，她以大无畏的革命者的姿态，一面向群众散发传单，一面发出响亮的号召：
“大家快团结起来吧！”
“真理是不可能用血来消灭的！复活的心是绝对杀不死的！”
母亲已经找到了真理，母亲已经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战士了！
影片自始至终贯串着高尔基的“母亲”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它让观众从影片中看到一幅卓越的母亲的肖像，同时也看到了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俄国工人阶级新的一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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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步书林
西谛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压积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本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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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延安访韩起祥
沈慧
七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的一个招待所的庭院里，作家、艺术家参观团同民间艺术家、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韩起祥同志会了面。
韩起祥为了欢迎来访问的客人，他手抱着三弦琴，脚蹬着拍板，为我们表演了动人的歌曲。“宜川大胜利”唱出了陕北人民对毛主席、彭“老总”的热爱。“刘巧团圆”唱出了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境遇和在新社会翻身的喜悦。他也唱出了他自己的内心里的话：“喜鹊叫喳喳，欢迎北京来的作家、艺术家。问我这几年为啥不创作，苦的是没有人常常帮助咱……”
韩起祥时常想念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和文艺工作者们。由于作家、艺术家参观团的到来，更引起了他很多的回忆。他谈起在旧社会里怎样被贱视，受侮辱。自从来了共产党，他翻了身，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编的“刘巧团圆”受到了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赞扬，使他感到了无上的荣耀。他怎能把帮他翻身的人忘怀了呢？
韩起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的困难，努力为党工作。他除了深入到农村进行宣传以外，他还在农村中体验生活，搜集了很多材料。他想把近几年农村中的变化写出来。
他于1955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回忆他入党的经过说：“我很早就想参加毛主席领导的党，加入了党不能作别的工作，我可以歌唱党，歌唱人民。党接受了我这个没有眼睛的人的要求，批准了我入党。我接到被批准入党的通知以后，喜欢得一夜也没睡。我起来拿起弦子来歌唱，除了歌唱我还能做什么？我想今后更要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我要多多歌唱，我要多多创作。”
韩起祥同志现在在延安文化馆工作，文化馆要帮助他创作，从人力物力上来说，都是有困难的。陕西文联取消了以后，更没有人帮助他。他曾找人把创作的“出社三个月” “入社三天”和“张敬财”记录下来送给“陕西文艺”，“陕西文艺”又把这几篇稿子转给西安人民出版社，至今没有消息。他还想写出他的“翻身记”和这几年在农村体验的生活。
韩起祥对我们谈出了他的要求，他说：“我是个盲人，特别关心盲人的问题。现在陕北有盲人五百六十名，其中百分之八十能说能唱，像写“东方红”的李有源那样的人很多。延安歌舞团的周永福编有“赤卫军”，榆林的张万宝，编了很多顺天游，还编了一个“向洪水作斗争”。这些人同样是没人管的。如果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会创作出好东西来的。”韩起祥对于文艺工作也有批评和建议。他说：“我感觉到政府对于文艺事业，只注重大形式，不注重小形式。大形式的电影、戏剧是有人管的，说书直到现在还没人来问。”他又告诉我们：“希望你们回去向上级反映，千万别放弃了对陕北文艺工作的帮助。要给盲艺人想办法，办盲人学校，让他们学习，学习好了好工作，并且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他们现在在城市街头演出，警察来赶，说是妨碍交通；在农村演出干部来干涉，说是妨碍生产，弄得他们有的又恢复了算卦维持生活。”说到这里韩起祥表示非常痛心。
这位民间艺人以火热的心情和恳切的语句同我们谈了一切，他是那样地对民间文艺关心，那样地对同行的艺人关心。其实他自己的生活也不够好，工作也有困难，他都放在次要的地位了。我们深深地受了感动。我们愿意帮助他，愿意把他说的话告诉关心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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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官厅小集
吕剑
一
看山头的烽火台上，
还照着秦代的斜阳；
但在工人的欢呼声中，
升起了一道拦河长城。
二
拦河坝确是真正的长城，
它叫永定河真正的永定；
就在这一带荒山平原间，
将见湖光闪耀山色青青。
三
晚云低笼着远山和近谷，
明月还没有从东方上升；
深山里忽见灯火闪闪万点，
听少女歌唱声声恍如仙境。
四
不仅官厅电站让我们惊讶，
它只是我们的第一朵鲜花；
全国到处都将辉耀着电光，
请看那三门峡刘家峡巫峡……
1955年—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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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绍兴的酒店
海芽
走在绍兴的街上，看到一爿爿门面不大的酒店，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孔乙己”里描写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来，当街大都还是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我曾经看到一爿始创于前清、如今挂着公私合营店牌的酒店，这店历年来格局不变，连曲尺形大柜台里储铜钿的钿斗今天还在。不过当我和店里掌柜的一谈，才知道虽然格局大体如旧，然而今昔已大不相同了。
掌柜的在前清时候是酒店的伙计，辛亥革命后买了这爿店，一直开到现在，关于酒店的情形，他可算熟知了。据他谈，从前喝酒的除手艺工人外，大都是衙门小吏和流民。拖欠酒钱的人不少，有时候帐挂得很多，后来却找不到挂帐的欠主。喝醉了酒躺在店堂地上打滚胡闹的也有。这类人大多数生活境遇不好。现在，主要的喝酒顾客是手工业工人。欠帐的极少，不过店里很通融，如果熟主顾一时忘了带钱或者发工钱的前几天手头不便，也可以欠一欠，但也都只欠一两天就还的。所以先前记欠帐的粉板，现在大多作了别用，或者标明各类酒的价格挂在店门口，或者记明盛酒的器皿借给了某某主顾。过去卖荤菜的酒店很少，现在不卖荤菜的酒店很少，用熏鱼、白鸡、盐水虾下酒的主顾多起来了。阔气一些的酒店，店堂前还挂上一只无线电广播喇叭，喝酒的人，一边喝酒，一边可以听听绍剧和新闻。
绍兴市还有一百三十多家酒店，四十多个酒摊。据说绍兴人把喝酒作为一种休息，也有把酒看为强身的补剂的。这些看法究竟有多少道理，且不管，不过，喝酒喝得烂醉如泥，潦倒颓唐，借酒浇愁的人几乎已绝无仅有。
第8版()
专栏：
香蕉树下织花裙（速写） 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