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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程潜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
1905年，我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当时中山先生已在日本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由于黄兴、宋教仁的介绍，我和同学江隽等在横滨一家中国餐馆内第一次会晤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热情地和我们谈起革命的宗旨，我当时听了中山先生的谈话，内心十分倾折，顿然燃烧起年青的革命热情。不久，我就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之后，我在上海第二次见到他。中山先生向我说：“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那就好办了。现在有议会，有临时约法，总统是选举出来的，不选他，他就无所作为了。”谁知，当袁世凯发现国民党在议会
“选举”得胜，“始悟疏忽选举之失策”的时候，就嗾使赵秉钧组织凶手，于1913年春天在上海将热衷于组织政党内阁的宋教仁狙杀了。宋案发生后，粤湘赣鄂四省联盟，掀起了讨袁军，不数月即告失败。
讨袁军失败之后，中山先生重赴日本，在东京将国民党撤销，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亲自拟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大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曾经改组为国民党，一时官僚政客大量涌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国民党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战斗力。中山先生有鉴于此，在“中华革命党宣言”内就提出“正本清源”的办法：（一）、迸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中山先生为了巩固党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提出这个办法和一些相应的入党手续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是用心良苦，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做法，却被一些革命党人所误解，因此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样就被一些阴谋分子所乘，在同志之间制造龃龉。因此，黄兴等人后来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我当时也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直到1919年才加入。）为这些事，中山先生还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给黄兴，鼓励他继续为革命工作。后来黄兴病逝，中山先生十分悲切，他对我说：“黄克强是最有力量、最有才具、最勇敢的革命党人，是我的一个好帮手。”在祭奠黄兴时，除了公祭的祭文以外，中山先生还亲自写了沉痛的祭文。中山先生团结同志的宽宏气度，热爱同志的真情实感，于此可见一斑。
1916年，在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中山先生又和我们谈起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成败，主要的是靠主义，就是要有政治纲领；和主义相联的就是靠人民拥护，至于要倡大义于天下，就是靠得战略要点，设立政府，明目张胆地揭举旗帜。”中山先生是主张先占领城市作为据点的，他向我们分析几个主要城市的情况，他说：“最好首都暴动，取得政权，号召全国，可以一举成功，但北京暴虐统治过久，风气不开，反动军警严密，不容易得手。武昌是辛亥首义时的发祥地，但后来军阀盘踞北京，旋即失效。南京地处东南，易受限制，但得之亦有可为。广州距北京远，不易号召中原，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且民智开通，比较容易得手。”因此，中山先生认为广州是比较可资凭借的据点。中山先生这些论断和分析，说明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即：无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革命政府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徐图发展，在发展中也要将后方巩固起来。后来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矛盾，也是和这一点有关的。这时袁世凯已死，继袁世凯掌握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先是在反袁各派要求之下恢复约法和国会，不久，又因参战问题与黎元洪不和，造成张勋拥溥仪复辟之举，由是悍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中山先生于是率海军到广东，联合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由南下的国会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18年，南方的小军阀和北方的军阀逐渐妥协，他们发起改组军政府，设七总裁，中山先生辞了大元帅职务，于是离开广东到上海，开始写建国方略。
1920年秋，粤军回粤，中山先生12月又回广东，重整军政府。所谓粤军，就是中山先生在军政府大元帅时期不顾桂系的反对而保持下来的。这时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军政府的陆军部长，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控制者。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这时陈炯明一方面眼睛望着北洋军阀的动态，一方面率领粤军去打桂系军阀。不到三个月，借中山先生的威力，陈炯明削平了桂系，军政府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与此同时，中山先生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和湘军的一部共十余万人，积极准备北伐；而陈炯明却暗中勾结北方军阀，大倡其所谓联省自治。7月底，中山先生派我和胡汉民、居正、汪精卫到南宁去会陈炯明，中山先生在我行前说：“你去告诉陈炯明，我这回决意北伐，定无更改，成败虽未可知，但总归是于陈有利的。成功了，我的军队离开广东，广东就可省下许多开支；失败了，我的军队被打散，陈炯明就自可和北方妥协善后。”我衔命到南宁，和陈炯明反复辩论，再三劝告，不得要领，最后我说：“你削平，桂系正好说明人心归向国民党。中山先生北伐，军队甚多，正是时机，你应该促成这件事情。”陈炯明说：“我赞成中山先生北伐，但时机未到。现在广西刚平，虽然以桂人治桂，但仍是不稳，我看还是稍迟一些为好。”陈炯明这些话的真实意图是：先稳定局面，负隅保守，以便形成一己割据的势力。因此我对陈炯明说：“吴佩孚并不放心南方，只有从中山先生意旨，筹备北伐，广东才能保住。”我并且把中山先生的嘱语反复向陈炯明说明。陈炯明却说：“我不反对北伐，但求中山先生再三审慎。”我知道这是陈炯明故意支吾，所以打电报向中山先生请示，中山先生立刻回电说要亲自来广西。陈炯明听见这事，立刻改变口气，表示要回广东。10月间，中山先生和陈炯明在梧州附近浔江舟中晤面，陈炯明才在口头上勉强同意中山先生北伐。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积极筹备北伐，这时，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铿负责组织警卫军队，我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当我们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广州的陈炯明和他的部下也正在进行紧张的阴谋破坏活动。1922年2月20日晚上，在广州的广九车站上，陈炯明雇用来的凶手，将邓铿刺杀了。3月中旬，我到梧州，向中山先生报告了广州情况。中山先生认为邓铿是陈炯明所害，这是破坏北伐的先声和信号，因此断然下令，免去了陈炯明的所有职务。陈炯明免职后避往惠州，一时粤军自桂蜂涌而归，谣诼纷传。4月，中山先生率军出驻韶州。5月中旬，中山先生电我赴韶，至则中山先生对我说：“北伐已定，一切都已准备定妥，忧虑的就是广东情况不安。”我将陈炯明部下叶举、熊略、陈炯光、陈觉民、黄强、锺景棠、洪兆麟、陈小岳、翁式亮、李炳荣、李云复等部队的移动情况和他们流露出来的反动情绪一一向中山先生报告，中山先生思索了许久，说：“前此陈炯明的免职是罪有应得的，但目前北伐要紧，为了稳定后方，军事问题还是要找陈炯明。”我说：“陈炯明不但在军事上有野心，在政治上也是欲壑难填，前些时免了他三个职务，现在要再起用他，如果没有适当名义，他是不会干的。”于是我和中山先生商定委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然后我才赴惠和陈接洽。得到他的同意，我电报韶州，中山先生就复电委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5月底，中山先生从韶州回到了广州。这时，我继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陈炯明的部队叶举等迭向部催索军饷，我于6月6日到白云山郑仙祠叶举指挥部去慰问解释。当我到郑仙祠时，叶举、熊略、黄强、锺景棠、洪兆麟都在座，他们大骂中山先生。我看这些人反情毕露，归来后就将这些情况向中山先生汇报，并劝中山先生迅速返韶。中山先生说：“他敢吗？我们还是搞北伐的事罢！”谁知，1922年6月16日夜间，陈家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包围广州观音山下的总统府。有人亲见中山先生当晚于事起仓促中由林直勉、林树巍护送到永丰军舰上。我得到这个消息，就去黄埔永丰舰上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神色自若，当时拿出一封陈炯明的信给我看。陈炯明在信中有“冒犯尊严，罪该万死”等语，中山先生笑着对我说：“陈炯明还写这样的信给我，他能骗谁？”我问中山先生怎么办，中山先生说：“组织军队，继续干！”19日，中山先生乘永丰舰自黄埔外河驶向广州，途经沙基炮台，驻沙基炮台的陈炯明部队发炮轰击，永丰舰还击，但被中一弹，仍然负创开到了白鹅潭。我当时乘小艇登舰晤中山先生，不到十分钟，就有一个英国人登舰求见。这个英国人向中山先生说了好些话，但见中山先生声色俱厉，申斥了那英国人一顿，这人也就告辞，抱头鼠窜而去。我不懂英文，事后询问原由，中山先生说：“这就是英国驻沙面的领事，他说沙面是租界，白鹅潭靠近沙面，我们的军舰，不应该开到沙面。我反驳了他一顿，告诉他沙面是中国的地方，白鹅潭又不是沙面，中国的大总统，中国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驻得的。”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分子是丝毫不假颜色的。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坚持斗争五十多天，后来北伐军许崇智等部回师在韶关战败，中山先生才回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中山先生回上海后，住在莫利爱路现在的“中山故居”。中山先生这时即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帮助之下，积极着手改组国民党。这年冬天，滇军杨希闵、蒋信之、范石生、杨如轩，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派兵来上海请求收编，中山先生为了恢复战略据点，遂假这些人的力量逐陈炯明，陈不敌，退守东江。1923年2月，中山先生回粤，重组大元帅大本营。我得到中山先生的允许，这年秋天在广州开办大本营讲武堂。冬天，鲍罗廷来粤，建议中山先生办军事学校，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黄埔军官学校才开始筹备。11月间，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右派分子反对改组，中山先生异常懊恼，对极端反动分子不惜采取了严厉的纪律措施。
1924年1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援助，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发表了宣言，规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办法。中山先生在这时坚决提出并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联合苏联，“以俄为师”；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大批加入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工作；扶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表示今后的革命要“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且明确地说：“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中山先生晚年所采取的这种坚决的、勇敢的、大踏步的、深刻的革命转变，表明他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
中山先生晚年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成熟，赋予他以更坚强的革命力量。这表现在：1923年12月，美英帝国主义劫夺广东关税，中山先生不向帝国主义低头，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变，中山先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办法，把商团武装全部缴械了。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在为争取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尖锐斗争中，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并殷殷嘱咐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 × ×
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由中山先生教育出来的、和我长期共过患难的、现在身陷台湾的国民党人。我想，只要他们忠实于中山先生，只要他们还具备爱国心，那么，当他们面对着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恣意横行，口不应心地喊着“反共抗俄”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是羞愧不安和痛苦难堪的。但是，消极的羞愧和痛苦，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要紧的是，做一个勇敢的爱国者，学习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精神，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争取立功。寄语台湾的朋友们：过细温读一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三民主义”，这样就会自知有所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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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邓初民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近代史中，一开始就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上承太平天国革命传统，下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上承李鸿章、张之洞洋务运动传统，下为辛亥革命前后君主立宪派奠立了基础。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1894年（即甲午战争之年），成立兴中会于檀香山，创刊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报”，与保皇党的机关报“清议报”相争辩。同时，孙中山先生根据几年来在欧、美、日本各国考察的心得与活动的经验，开始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他曾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接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后于1905年，兴中会即与“光复会”（以章太炎为首）、“华兴会”（以黄兴为首）合并，组织革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在宣言中指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待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
‘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协力，以尽责任。”
根据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同盟会的纲领和宣言，已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正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代替旧的封建统治。“民生主义”和“平均地权”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并不曾真正解决当时什么社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但仍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体中国人民身上所要迫切解决的普遍问题。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树立。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杰出的、英明的领袖来领导，革命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更没有否认一个革命政党的伟大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党的组织与领袖的意义，即在于锻炼出必需的知识，必需的经验，必需的——除了知识与经验外——政治警觉力，以便迅速地正确地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见列宁著“左派幼稚病”）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自从有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政党，才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列宁曾把它称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他并且指出：孙中山先生已经完全懂得种族革命之不够，直接提出民众生活状况问题，群众斗争问题，对劳动者与被剥削者表示热烈的同情，是具有远见的。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不仅领导了民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且也领导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及游民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很看重“会党”与“新军”的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发动了一部分农民，不过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而且发动的也很不够，甚至有些抗捐、抗税运动，反对借款筑路、开矿运动，层出不穷的教案运动，都没有好好利用。但这并没有阻止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总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个时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有它成功的地方，这就是推翻了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政治制度，开辟了中国和亚洲民主共和国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对于亚非两洲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亦即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有很大的意义。甚至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它第一个成功的地方。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功的地方，是在它打破了清朝政府统治中国人民的“民族牢狱”，这一“民族牢狱”不仅是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所需要的，而且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列强为要维持其在华的长期统治所需要的。因此打破这个“民族牢狱”，也就是把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反清斗争的革命号召。这在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正确的步骤。虽然由于强调反清，放走了一个真正敌人——帝国主义，又由于把反清过于简单化了，又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封建势力，但那是受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否则，就不能结成很广泛的反清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实现反清的任务，反帝反封建就根本谈不到。只有首先实现了反清的任务，打破了这座“民族牢狱”以后，中国人民才能走出来，拿起反帝反封建的武器，继续斗争下去。因此辛亥革命决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只剪了几条辫子就完事。
自然，辛亥革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这就是说，它只实现了它革命纲领的上一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没有实现它革命纲领的下一半，“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失败是多于成功的。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代替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仅没有被推翻，而且正像列宁于1913年在他所写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说过的一样，外国帝国主义正与中国一切黑暗复古势力联合着来羁轭和压迫中国，使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又成了流产；而整个中国民众且由于北洋军阀的出卖，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惨的生活。这是与辛亥革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亦即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背道而驰的。这就是它失败的地方。它的失败，也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的，因为二十世纪初列强资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再走资本主义的路。中国民族的觉醒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
“自为的阶级”而走上了政治舞台，也不容许中国再走资本主义的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反之，这种失败的教训，却使得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改组了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明确的提出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在原则上达到了基本的一致，因而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第一次结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先生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和他所没有实现的革命理想，今天，都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一一完成了，一一实现了。这就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又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万众欢腾的胜利声中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这是有它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的。
我们国内外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不仅要从辛亥革命中取得教训，我们还要从孙中山先生勇于批判自己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中，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特别为要支援埃及、制止英法强盗的侵略，把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推进到最高峰而奋斗。
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就是为着要认识清楚：过去我们曾为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过，现在正在为着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着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明确认识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牢牢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认识历史到改造历史。这才是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最珍贵、最崇高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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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中山先生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王绍鏊
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即将到来。当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他的伟大的革命精神。他对革命事业不仅坚强刚毅，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有政略，有远见；而且他有伟大的气魄和风度，能团结四面八方的人物，为民主革命而共同奋斗。这里根据我亲身体验到的，谈几桩事情。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山先生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我和光复会导师章太炎先生同赴南京总统府会见中山先生商谈国是。我虽然不是光复会的成员，中山先生也毫不例外地诚恳相待。他一再勉励太炎先生和我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可是这件事却引起了陈其美的不安和嫉妒，在1912年初派了蒋介石和他的爪牙刺杀了浙江光复会负责人陶成章，使太炎先生对中山先生发生很大的误会，这实在出乎中山先生的意料，也绝非中山先生的心愿。
1918年护法之役，中山先生在广州发起召开非常国会，我积极响应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并立即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当时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中，只有我一人不是国民党员，因此遭到某些国民党人的歧视和排挤。但是中山先生大不为然，他每次见到我总表示非常亲切和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1924年中山先生从广州冒险到北方来，同段祺瑞谈判召开国民会议问题。中山先生主张马上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发扬民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和其他的军阀为了自私的目的，都反对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中山先生一到天津，行动就受到了限制，他的寓所不易接见一般宾客。我当时两三次去看他，也都遭到“挡驾”。中山先生平素是很爱接近群众的，特别是喜欢同革命人士晤谈，所以他处在那种情况下非常愤怒，他屡次冲破了军阀们的包围和阻挠，赴各处讲演，宣传他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主张，以唤起群众觉悟。但终因肝疾转剧，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
中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三大政策和以俄为师的主张，他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对我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们纪念中山先生九十诞辰的时候，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光辉地实现了中山先生的主张，并且把它发扬光大。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学习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家的精神，他的伟大的气魄和风度，更好地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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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恭逢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敬赋此诗
谢无量
普天争献寿，卅载惜人亡。
继善惟新国，同声起异方。
三民垂著作，四句耀盟章。
问礼从先进，匡时法后王。
（以俄为师）
虚衷收壤滴，高步局瀛疆。
革命诚吾志，于今道已光。
苍生齐鼓舞，群帝日仓皇。
大义元无敌，鸿名自此扬。
羶行曾攘臂，粤峤忆升堂。
奉使关山黑，回车塞草黄。
弥留仍受命，感激竟佯狂。
执法西山晚，韬精北海藏。
微躯沾疾病，薄力愧承当。
世纶终思禹，孤怀昔就汤。
为邦赖贤哲，盛业正开张。
空惭旧宾客，重到一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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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
陈劭先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者，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应该受到全国人民永恒的纪念。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我，时逢这位一代伟人的九十诞辰纪念，不能不引起过去年代的几点回忆。
1910年，我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由彭素民同志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我回到江西，参加了九江、南昌起义。后来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那时模仿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全国举行国会和省议会选举，我就被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接着袁世凯破坏约法、暗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免除南方五省督军等危害民国的罪行不断发生。于是江西省议会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推举李烈钧为总司令。通电讨袁。同时南京各处相继响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二次革命”，又叫做“赣宁之役”。由于辛亥革命后，许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混进了国民党，党的革命精神从此削弱了，加以国民党内的上层人物意见分歧，没有同意先生亲自前往南京主持军事的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中山先生及其他重要党人相继离国，亡命日本。我也被袁政府列名通缉，从上海逃到东京。在那里，我第一次会见了中山先生。时间是在1913年冬，地点在头山满宅。那时由于国内袁氏的凶焰熏天，革命武力全归乌有。国民党内部，包括一部分领导人，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纷纷动摇。有些人竟在此时脱离了革命，汪精卫即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东京的亡命客中，也有不少人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甚至号称英勇的黄兴先生也主张持重缓进，不赞成重新组党。中山先生第一次接见我们，便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消极的观念。力主积极进行，中山先生并明确指出：“我料袁世凯不出几年就要做皇帝，我们应该赶快组党，准备袁一称帝，即申罪致讨，要使他的皇帝梦做不成、坐不稳，否则就会带给革命事业以很大的困难”。这一次的谈话，更有力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加强了我们对革命前进的信心。
此后，我们时常去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恳切地对我们说：在南京的时候，他就知道袁世凯是不会忠于民国的，他并不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可是，就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不支持他，连汪精卫都说，我们如不让位，别人就会说我们争权夺利。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轻易地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去了。中山先生曾沉痛地对我们说：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今后要重新来过。那时他正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看到我们到来很高兴，勉励我们继续努力，重整旗鼓。他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便和其他几位从江西来的同盟会的同志一起，在中山先生的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据我所知，第一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只有一百多人。有一部分采取观望的留在东京的旧国民党军人，借口不愿盖手印，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我记得在头山满宅谒见他时，他住的只是几间很小的日本式房子，书房里图书很多，特别是英文的报刊。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
中山先生自奉甚为俭约。在东京的时候过着革命流亡者的生活，不用多说了。就是后来回国担任大元帅职务时，也依然如故。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海外华侨，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侨工，一点一滴，铢极寸累，捐了很多钱来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他都交给负责掌管经费的同志，无论自己如何困难，从不轻动一文。他逝世时，给夫人的遗嘱中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身后除书籍外，别无长物。这种俭朴的廉洁的风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是很少见的。
中山先生平易近人，他经常与党内同志和青年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广州任大元帅时，策划北伐军政工作很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仍然可以常去见他。当时我们还年轻，凡有所闻、所见、所感，往往在先生面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总是耐心倾听。说得对的地方即加以采纳；说得不对的，即随时加以解释。从无疾言厉色。这种民主作风，是革命领导者不可缺少的品格。
中山先生也很注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从不狭隘地计较一党一人的恩怨。有些过去反对他的人，只要一旦表示倾向革命，他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加以接纳。例如，1922年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这时革命军已经进入赣南，我和几个江西同志听说先生已经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谢原是进步党的一个负责人，在我们讨袁失败以后，他曾带头连名检举我们，上书袁世凯下令通缉，并且占用了原国民党党部作为进步党的党部。所以我们听说内定他为江西省长的消息，就去见先生。我们向先生说：“谢是进步党，先生知道吗？”先生回答说：
“知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党。”我们再把谢在江西的反动事实告诉先生，先生考虑了一下回答我们说：“我发表你们去当省长好不好，可惜江西人都不知道你们，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我们听了这番解释以后，都佩服先生的高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先生是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道理的。再如1922年公然叛变的陈炯明，曾率部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欲将中山先生置之于死地。当时中山先生避于黄埔的永丰兵舰上。我曾赶到这个舰上向中山先生报告赣南军情，先生当将他的手令交我送达前线，班师回粤讨逆。像陈炯明这个罪大恶极的分子，在我们看来是十恶不赦的。后来，有人向中山先生缓颊，中山先生说，只要他真诚悔过，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其豁达大度有如此者。因为这样，就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从抗拒革命变为拥护革命。
说到革命的原则问题，中山先生是从不含糊迁就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中山先生开始联共的时候，国民党广东省支部的几个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山先生，表示反对。中山先生在信上加了详细的眉批，严厉地批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怀疑，并说明只有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才能进行中国的革命。他对三大政策的执行是深信不疑的。他甚至毅然决然地对一些顽固分子说：“你们如再反对，我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好了。”
中山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思想不断随着时代前进。特别是他的晚年，更达到了最光辉的高峰。
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这些追随过他的人，始终如一地向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理想变为现实，而且超过了。但是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就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以致今日困处台湾，随人俯仰，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极端错误而危险的。我希望他们在这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能够重温一遍先生的遗教，响应祖国“爱国一家”的号召，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他们报效国家和挽救自己的唯一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