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孙中山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7月11日的比利时“人民报”(Le peuple)上发表的。俄国布尔塞维克机关报“?瓦明星”第十七期加以转载,它同时发表了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由于苏联方面的帮助,我们得到了这一期报纸的照片(见右图),现在按照俄文再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但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中文原稿已不可得,这篇译文与原文不免有许多出入,请大家指正。
中国宣告成立共和国。我虽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这绝不是说,我将不为共和国效劳。我之辞职,实因有更为重大之事务要我操心。
中国受清朝统治二百七十年,在这期间,曾有无数志士,试图恢复中华。其一便是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但此举纯为汉族反对满洲人的种族革命。即令这次革命取得了胜利,国家仍然处于专制政府统治之下;则此种结果亦不能称之为成功。
几年前,我们一批人数不多的朋友们在日本会集,创立了中国同盟会。
那时我们采取了三大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前两个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经济革命。这个问题虽是目前全国争论的焦点。但大多数中国人民对这几个字的意义恐还不甚了然,以为振兴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中国变成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
我们的志向不在于此。现今没有那一个国家比英美更为富足,比法兰西更为文明的了。英吉利是君主立宪政体,法兰西和美利坚以共和立国,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劳工群众依旧是赤贫,当然在情绪上不可能是安然的。种族革命和政权革命不难,但社会革命则大不易。只有从事伟大事业的人民才能实现社会革命。
有人反对我说:“你们的革命到现在为止进行得很顺利,该满足了,要善于等待,在财力充沛科学发达的英美至今都不敢问津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赶忙呢?”
这是不明智的政策。因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
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
有人常问我:“这样的革命需要动用武力吗?”我的回答是“在英美是需要的,在中国来说则不需要。”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证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大罢工远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人民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实现社会革命可能是很困难的,但革命成为事实的时候是迫近了。我们并不想揣测革命的实现会对国家带来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险。
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孳生崛兴,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
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tous lestitres)。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进步要求这样做。以前,土地所有者缴地价税,分成三等:优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将来必须使税和地价相称,因为土地的质量比上述三种等级所表现的差别要大得多。我知道南京的地产与上海外滩的地产价格的差别究竟有多大,但在旧制度下我们决不能规定公平合理的价格。如果对地价税实行贫瘠土地少纳税、优等土地多纳税的办法,则更为合理。拥有优等土地的都是有钱人,课之以较高的税毫无不公正之处。价格最低的土地为穷乡僻壤贫民阶层的财产,只应向他们收最轻的税。目前外滩的土地和农场缴纳同样的税,这很不合理。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使税和地价相称。上海房产地价百年来增加了一万倍。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而且要现在就作出决定,使地产价值(la plus-value)的增殖额,成为创造这一价值增殖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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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
朱德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导师。
孙中山先生从十九世纪末期就献身于革命事业,组织革命团体,领导革命起义,为一切爱国人士所景仰。二十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更加强了对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清朝政府也更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借以维持其封建统治。国家濒于危亡,人民生活痛苦,爱国人士莫不为救亡而要求革命。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联合许多革命团体和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同盟会会员分头在各地建立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革命起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一切反清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成功,就促成了革命的胜利。同盟会一开始就注意武装斗争,革命党利用军事力量瓦解了绿营、巡防营等旧军队。那时起义的军队注意了维持军队的纪律,不去扰害百姓,但是并不知道发动群众。同盟会会员热心于革命、努力于武装起义,但是并不知道应该注意革命的思想教育。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皇帝打倒了,形式上的民国成立了,许多人松了劲,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没有想到进一步地组织革命力量,同旧势力作斗争。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向革命进攻,1913年以后便控制了全国。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首先致电祝贺,1921年就决定联俄。1922年1月孙中山先生对滇粤赣军讲演说:“俄国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指出中国革命要学苏联。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族独立,英勇地斗争了四十年,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帮助中国革命(个别外国人士的帮助是有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支持中国革命。1923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上批道:“我们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相结合,1924年1月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规定的革命纲领而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1925至27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终于在1949年获得全国范围的胜利。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的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事变的发展不断的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清朝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继承并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首先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民族问题方面,中国除台湾外,已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完全的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得到一律平等。在民权问题方面,实现了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原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在民生问题方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纲领。凡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烈追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充分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几年来为完成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努力。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方面也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不能够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过去一切革命的先烈。我们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正可以吸取向社会主义新事业前进的鼓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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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熊克武
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的11月12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九十年了。孙中山先生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献出了他的一生。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来纪念为我们开辟胜利道路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从1885年的中法之战失败起,就有了倾复清廷、创建民国的志向。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前后,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在檀香山和香港组织兴中会,并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1905年在日本东京准备组织同盟会。当时我在东京大成中学读书,那一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在岩仓铁道学校读书的同学们谈起,程家柽在该校黑板上大书“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我和同学但懋辛同志,一道去找程家柽,打听孙先生的住处。到了程家柽的住处后,他问明了来意,立即把孙先生请出来,原来孙先生当时就住在他的家里。孙先生很乐于和一般有志青年接谈,见面之后,没有俗例的客套,头一句话就说,你们青年有志革命救国很好。接着又问我们在日本学什么?我们答现在在大成中学,暑假后准备考入军事学校。他就说:列强想瓜分中国,清廷不图振作,我们爱国志士要及时采取行动,准备随时发难。如果必待学成后归国带了兵才干,恐怕不及待吧!革命党人只要学会打枪炮就够了,革命军与正规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迥然不同,只有冒险犯难,不畏牺牲,才可望成功。孙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言辞恳挚,态度雍容。我们当时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报,具有初步的革命思想,积蓄了满腔的热血,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挥洒的。听了孙先生的这一席话感动极了,就不再加思索地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提笔写好了同盟会的誓约,当面呈交给孙先生;孙先生和我们行会内同志的握手礼。这是我们跟孙先生见面的开始,也是在孙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开始。
那时候,对中国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一种是改良主义者的路线,主张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只要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一种是革命者的路线,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历史证明,前者是走不通的,而且当广大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以后,就变成了革命道路上的障碍物。孙中山先生在当时是采取了鲜明的革命的立场,而坚决反对改良主义的立场。
我记得,大约在1905年的7月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开大会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在缕述了清廷实行残酷民族压迫的事实之后,接着说:“有人以为中国维新从历史上看来,适宜于君主立宪政体。这种见解很不对。你们大家是日本留学生,知道日本的铁道是窄轨,欧美的铁道是宽轨,难道将来中国修铁道也要先修窄轨、然后才改宽轨吗!同学们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是不是想要中国富国强兵,独立自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学们就要仔细想一想,现在清廷丧权辱国,有加无已,列强看破了清廷的无能,群起以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他们的逐鹿场,近来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试问那些想侵占中国的列强,能够让中国逍遥自在地来改良吗?请大家下一番痛切的考虑,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果我们不能急起直追,推翻腐朽无能之清廷,建立独立自由之民国,那么,亡国灭种的惨祸,就会迫在眼前。孙先生言辞激越,气度轩昂,全场阒然无声,有人为之下泪。
当时许多人参加革命,是出于单纯的排满;至于推翻清室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思想上还是不明确的。孙中山先生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且注意到了如何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他在同次大会上说:我们建立民国,还要防止资本家专政。现在世界上的共和国政权,都操在资本家手中,一般贫民不能受平等待遇,因而已有倡社会主义者。我国建国时要先注意民权,要用最新的政治建设。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个看法,足见其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孙先生的这些言论与见解,给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以极其巨大的启示和影响。
在同年末,孙中山先生介绍我同黄复生、曾冠三人到横滨,向梁慕光同志学习制造炸弹;孙先生也住在横滨,因此,接近的机会较多。他和我们相见的时候,经常注意了解国内各地方的具体情况,研究在当时环境下如何扩大革命影响。其时他在海外已有很多的联系,革命活动有了一定的基础。他要我们在国内多物色有志之士参加革命,特别在军队、学校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要我们从这些方面把革命的影响扩大,把革命的行动加强起来。他之所以介绍我学制炸弹,也是为了回国后在革命的实际行动上准备条件。随后,我即衔命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曾在国内组织了好多次武装起义,如潮州、黄冈、惠州的起义,镇南关之役、广州新军起义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之役。这一役,聚集了海内外同志的大量人力、财力,向清朝反动统治作猛烈的冲击,许多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牺牲于这一役,其死事的壮烈,正如孙先生所说的,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我躬与斯役,和我一块作革命斗争的战友方声洞、林时爽、喻培伦、秦炳等,都在这一役壮烈地成仁了。由于这一次的失败,孙先生恐怕同志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鼓励大家培养力量,准备条件,再接再厉地继续革命事业。因而大家更振奋起来,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就。
民国成立,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了。1913年,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免除南方几省国民党人担任的督军职务,并向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兴借巨款。孙先生起兵讨袁,我参加了这一斗争。讨袁失败后,孙先生亡命日本,我也到了东京。这正是中山先生有鉴于过去的组织太松懈,意志不统一,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我会见了孙先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先生再次起兵讨袁,我也参加了讨袁的军事行动。
袁世凯死了,其他各派军阀又起来,张勋、曹锟、吴佩孚等相继窃据北京政权。这时的中国,正处于“长夜漫漫何时旦”的黑暗中,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奋斗,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且因为找不到能够使革命达到胜利的道路而感到痛苦,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斗争的旗帜。他终于在绝望中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孙先生接受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给他的帮助,勇敢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在这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他所手创的中国国民党。那时,我在军中,由孙先生提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党的职务,感到非常光荣。孙先生曾派同志来传达实行三大政策的重大决定,我由此也就体认到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把反对帝国主义列为首要的革命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当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之下,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曹锟、吴佩孚的反动力量也在逐步扩张,孙先生希望我们整顿部队,安定地方,为响应北伐、打倒军阀作准备。其时曹锟贿选总统,孙先生兴师讨贼,亲下手令任命我为讨贼军川军总司令。我有了孙先生的坚强领导,同吴佩孚动员的北洋军阀体系的直、鲁、豫、川、黔、鄂等省军队作了好多次的战斗。后来我移师湘西,正是孙先生由上海启程北上的时候,他在
“北上宣言”中宣布,这一次北上,他的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要求
“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举行召集有各界人民团体、反对曹吴各军及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国内问题,并废除不平等条约。他的主张是鲜明的,与张作霖、段祺瑞尖锐地对立着的。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他宣布他决不与北方军阀相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
在孙中山先生将从上海动身北上的时候,虽然满怀希望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但估计到对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北洋军阀,意见将是难于求得一致的。他写了一封英文信给我,指示:如果和平统一无望,即行联络驻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和川滇的地方实力,作充分的准备,相机规复武汉。后来,事实的演变证明孙先生是有远见的,这也是他对我的最后一次指示。
孙先生沿途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并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幸因积劳成疾,卧病不起。1925年的3月12日,一代革命巨人终于离开我们而长逝了。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不愧为一代的革命领袖,他为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四十年,一直到临终的时候,还谆谆嘱咐革命党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预言“不久即将破晓”,中国和苏“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挣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锁链,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孙中山先生生前苦心焦虑、梦寐以求的理想,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超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是我们祖国历史上一切美好思想和进步事业的继承人,当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候,绝不会忘记我们先人所流出的每一滴汗血,更不能忘记为祖国战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他的伟大思想、革命功业和崇高人格,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现在,我们隆重地热烈地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纪念他,就是要更好地学习他,学习他忠心耿耿热爱祖国的精神,建设和保卫我们的伟大祖国。学习他不断进步的精神,跟随着我们先人已经走过的足迹,向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向前迈进,一直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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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与回忆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生辰而作
许德珩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的生辰;全国各地正在热烈地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纪念他毕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纪念他为求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纪念他一生不断的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纪念他“以俄为师”的正确认识和远见;纪念他晚年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英明。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忘我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卖国军阀作斗争的事迹,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先生生前,我与他的接触不多,知道的事迹很少,现在仅就“五四”运动这一片段的接触,来作我个人的回忆。
当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因反帝、反卖国军阀的示威运动;我们三十一个学生和一个市民被逮捕的事件发生以后,孙中山先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他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生才能够很快的出狱。当这年的五、六月间,各地学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学生的,他曾经多次邀集我们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过话,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这样的谈话。他每次都是很亲切的,慈爱的帮助我们,鼓舞我们。1919年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们还约请了孙中山先生到学生会来讲演,讲演的地址是借的上海“环球学生会”。孙中山先生那天为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巴黎和会、讲到了俄国革命,鼓舞了我们学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了新青年等刊物,上海方面由先生领导也出版了“建设”月刊;北京方面出版了战斗性的“每周评论”,上海方面也出版了同样性的“星期评论”。这就可以说明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思想是站在青年方面的,是站在进步方面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而这个运动是受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影响的。“以俄为师”的孙中山先生,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本乎人群之需要”,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很快的与中共合作起来进行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言;今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胜利地进行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可是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者侵占之中,台湾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九十岁生辰,就要更好的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的反对帝国的精神,加强团结,努力工作,为解放台湾,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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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领导精神
黄绍竑
我是以前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是解放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我从小就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的影响,曾经面聆过中山先生的革命指导,受过中山先生的革命委任。我想就自己所经过的作一番回忆,用热烈的心情来纪念中山先生的九十诞辰。
前清末年,广西创办新军,设立督练公所,来了很多外省的军官。其中有些是日本陆军士官学生,有些是国内陆军学生。当时的青年们对日本士官学生特别景仰,认为是在日本受过中山先生革命的洗礼的,他们是革命的。我受了这个影响于宣统二年考入了陆军小学。据说,当时同盟会计划要在广西起义。因此许多革命人物聚集桂林,革命空气弥漫了桂林城。陆军小学里,我们结合十个小同志歃血为盟决心革命。据我所知类似这样的组织各学校都有,但我们还没有与同盟会发生直接的组织关系,这些都是受中山先生革命的影响而产生的。
武昌革命起义的炮声响彻了全国,广西很快响应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后随即组织北伐军出师北伐,广西的青年在一个星期内就组成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和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即混成旅)一道由协统(即旅长)赵恒惕率领在桂林誓师出发,我就是广西学生军敢死队的一名小班长,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北伐战争。
广西北伐军经过衡阳、长沙渡过洞庭湖,到达武昌上游六十里的金口镇,那时正值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汉阳经过剧烈的争夺战后相继失守。武昌方面虽颇危急,但革命的局势则更为发展,南京光复了,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兴)先生先后由海外回国到了武昌和南京。全国各地的革命者获得了中山先生丰富的精神接济,就等于百万生力大军的增援,勇气百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并派代表到南京组织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以后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政权就被袁世凯所篡夺了。袁世凯是反革命的,他对于那些宣布独立的清朝大吏加以笼络扶植,对于革命党人加以打击或收买,对革命军队加以改编收缩,对自己的反动部队力加扩充。随着袁世凯帝制阴谋的暴露,中山先生乃号召讨袁,作第二次革命。讨袁表面看是失败的,但袁世凯的皇帝梦被粉碎了。
1920年粤军回粤驱逐盘据广东的广西军阀,中山先生回粤重整军政府。1921年出兵广西讨伐陆荣廷(据我所知系陆荣廷先发动分三路向广东进攻)占领梧州、桂林、柳州、南宁,我们在百色起义重新归到革命的队伍里来。这年的冬天中山先生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后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把粤军撤出广西,广西遂为陆荣廷余部所控制。我们孤军奋斗转战千余里,才突出重围,设法与革命军取得连络。那时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尚未结束,中山先生正在石龙(广九路上一个车站)督战,我们派白崇禧、陈杰夫为代表晋谒中山先生,表达我们革命的诚意。中山先生即用大元帅的手令亲笔委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中山先生革命的委任。1923年我军与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同志会师占领梧州。
我们在梧州虽获得一些进展,但敌人的势力很大,我们的力量尚很薄弱,我到广州晋谒中山先生,请示革命的方略和请求接济。廖仲恺先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向他交涉。我首先见仲恺先生,由他介绍在河南士敏土厂(当年的大本营)见了中山先生,他着中山装,态度和蔼严肃。我将讨贼经过作概要的报告,并请求指示与接济,仲恺先生并加以补充说明。他听了我的报告颇为欣慰,我至今记得他伟大的指示。他说:“革命党是不要一切凭借的,一切都要自家去创造,自家去发展。革命主义、革命精神、革命党员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源泉。你们既决心参加革命,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其余的问题可与廖先生去商量。”我听了这伟大的指示就与廖先生兴辞退出。这就是我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的情形,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中山先生的情形,此后中山先生就北上在北京逝世永无再见的机会。追怀往事不禁慨然!我面聆了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指导,本着他的指导尽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发展,尤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国民党发表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使我们对于革命提高了认识和实践,广西就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全省残余的军阀肃清,完全统一于革命政府之下。
中山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循着他所确定的三大政策而更加发展了。1926年北伐革命军迅速地、胜利地到达武汉占领南京、上海长江沿岸各省。在这个阶段里,我亲自看到苏联给中国的精神和物质的伟大援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精诚合作忘我奋斗,工人和农民所发挥的伟大力量。现在更体会到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顺利地发展,决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正确地执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结果。假如中山先生还健在的话,三大政策必能贯彻到底,大革命可能顺利地成功。他必定领导中国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将随着时代而更为提高,也不致使很多国民党人走黑暗的弯路或至今尚在黑暗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和革命事业一向是崇敬的,当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全国举行隆重的纪念的时候,正是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步步胜利的时候。中国建设已经大大超过中山先生当时的理想,中山先生在天之灵是可以告慰的,也是任何一个国民党人在感谢之余所应深省的。我想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正在同样地、热烈地纪念中山先生的九十诞辰,也一定会追怀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伟大事业的理想,我诚恳地希望他们在毛主席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伟大号召之下,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重新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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