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中庸的利己主义<br/> 马铁丁<br/> 鲁迅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中庸之道，把它看做我们古老文明中的一种毒剂。我们至今还能够记得，鲁迅这种举动，曾怎样地鼓舞了人们的改革的勇气，冲开了那时代保守的藩篱。<br/> 革命精神和中庸之道是势不两立的。二三十年的大革命风暴，总算扫除了那种中庸的妖氛。时至今日，大家好像连这个说法都不愿意提起了，年青一点的人对它格外生疏。但是，如果仔细想来，正如我们的古老文明中的优秀传统不会消蚀一样，中庸之道也不见得就一扫而光，只不过附着在另一些身上采用另一种表现形式，达到另一种程度而已。<br/> 不信，请听以下的论调：<br/> 既不要太积极，也不要太消极。太积极易犯错误，易招人忌；太消极，自己不能升级，事情也要做坏。于是，既不把事情做好，也不把事情做坏。平平复复，马马虎虎，对付对付，走一种极稳妥的路。<br/> 两种相反的意见取其中。反对一方，生怕得罪人，甚至有失去适度的危险；赞成一方，显得自己太无创见，面子也不好看。“你也对”，“他也对”，最重要的“我也对”，于是皆大欢喜。<br/> 既不要太自我批评，也不要不自我批评。太自我批评，有损威信；不自我批评，又不得下台，工作也不能改进。于是，轻敲碎打，不关痛痒的自我批评出现了；高戴“帽子”、空无内容的自我批评出现了；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的自我批评出现了……。<br/> 如此等等。<br/> 说来，这种形形色色的中庸之道，也确有其中庸主义的目的：既无损于人，也无损于己，既不有负于人民，也不有负于自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差的。不幸的是：这种中庸之道事实上是自己驾于别人、人民之上，第一个被看重的是自己。因之，就不能不有意无意地有一定程度的“损人利己”了，于是，中庸之道的骨子里便成了利己主义。好在这时还没有达于极端，可算得是中庸的利己主义。但，既然是利己主义，剩下那一点“令人感激”的“中庸”，也怕不会长远了。<br/> 况且，中庸之道的为害，又何曾“中庸”！它，抑止了多少改革的勇气，筑了多少保守的藩篱！
第8版()<br/>专栏：<br/><br/> 电影的长度和形式<br/> 海默<br/>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规定下来的：电影长度的国际标准是八千尺到九千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习惯：一部长篇小说一般只允许改编成一部长故事片。于是，电影的内容就被八千尺的长度卡住了；于是，电影和长篇小说就结下了不愉快的关系。<br/> 如果说这是国际标准，那么，我看过的印度影片“流浪者”就没有遵守这个标准。而且正因为它以足够的长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生活，刻划了人物，使我们看后有着非常满足的感觉。同样，法国影片“红与黑”，日本影片“一个女矿工”，以及其它国家如意大利、美国等都有很长的影片。苏联也有不少长的影片如“彼得大帝”、“马克辛三部曲”、“伟大的公民”等等。看来，今天只有中国的电影界在扮演着“一贯遵守国际标准”的角色。<br/> 死板地遵守国际标准造成的伤心事例已经不少了：有些影片为了挤成八千尺，不得不删掉原作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有些影片为了不超过规定长度，不惜将表演简单化到几乎没有的程度。相反，只适合于拍成短篇的如“结婚”、“一件提案”等，却又硬要把它拉成合乎规定长度，成为内容空泛的长片。究竟电影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观众从再现的生活中受到教育吗？现在看来电影的目的好像仅仅是为了八千尺或者一点四十分钟！<br/> 自然，坚持遵守国际标准是有很多理由的。首要一个说法是：在这样的长度和时间内，最适宜于观众的视力。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一部长片分成几部放映是大有先例在了。再一种说法是国际售票的习惯问题。这就怪了，“流浪者”在世界各国上映都照样卖了票，难道中国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无法售票？还有一种说法是都市人太忙，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看电影。这更怪了，各国观众可以花三、四个小时去看话剧或歌剧，当然也可以花同样多的时间去看电影，只要是好电影。说到中国观众的习惯，我们知道中国观众并不是不愿意看连集影片的。记得中国早年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直连续映过很多集，这儿不谈它的内容，单从多集影片这点上来看，它是完全能为观众所接受的。<br/> 有些电影大师是善于将博大的内容用简练的电影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最近见到的苏联顿斯科依所改编的高尔基的“母亲”就是一例。从这部影片中，处处可以看到导演将原著内容压缩的匠心。我们不必反对爱好这种风格的艺术家。可是我也决不相信将类似的影片拍成两部或三部，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场景，人物活动更多地表现在观众面前，就会是艺术上低下的作品。<br/> 文学艺术从来是善于典型地、形象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的。如果文学艺术走了这样一条路：不论内容多少，都只能以同样的长度和同样的形式来表现，那实际上就等于毁灭了文学艺术。<br/> 一切在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br/> 根据内容，电影可以有长片、中片、短片。也可以有多集连本影片。<br/> 根据内容，电影未尝不可以有特写影片、电影小品，杂感片、或者批评、讽刺影片。<br/> 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将独唱拍成短小的音乐片？<br/> 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将好的风景和图画配上优美的诗成为诗画片？<br/> 应该废除那些不一定非绝对遵守的种种限制了。我们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真实地反映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第8版()<br/>专栏：<br/><br/> 灯<br/> 菡子<br/> 1936年秋天，我们几个因“思想问题”被苏州的省立学校开除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进了无锡的竞志女校。最初我们几个人是并不相识的，或者说还不敢相识。我们分在不同的教室里，只在图书馆和阅览室中常常遇见。低着头，彼此用越过报纸和书面的偷偷的一瞥，去探视对方注意阅读的是什么，那幼小的心是多么敏感呵，在阅读中连自己也不经意的举止，都被对方认作喜悦的发现，我们就这样相识在默默之中。<br/> 10月20日的报纸并不比往日的异样些，而且鲁迅先生的死讯也不刊载在注目的地方，可是即使用的是八号字，我们也会立刻注意到的。我们毫无掩饰地哭了，那哀哀的声音，连我自己也发觉它所造成的悲恸的气氛。……居然还有一些冷漠的人向我们侧目而视，那时我们有多么高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哭的是谁；我们旁若无人，什么也不去管它。哭着，哭着，突然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决定：流着眼泪的人都拉起手来，我们成了朋友。<br/> 我们都很穷，但是每在星期天，我们用各人身边凑来还带着体温的铜板、小银角子去买书；给代表大家去开会的同学作中午的餐费。我们有组织地学习和工作，显然是在鲁迅先生死后才开始的。抗战开始，我们都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不问我们分在天南地北，只要我们偶而相遇，我们就会一同回忆鲁迅先生的死，回忆我们最初相识的日子，而仿佛慈祥的先生正坐在我们中间，作我们友谊的介绍人；我们不会忘记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也正是他给我们高高地举着灯笼。………
第8版()<br/>专栏：<br/><br/> 东方红遍环瀛<br/> 黄英培<br/> 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夕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br/> （开幕前先成八韵在大会场积了不少感想足成十四韵）<br/> 马恩学说广传人<br/> 建党于今卅五春<br/> 三大敌人齐扑灭<br/> 一条战线共长存<br/> 身亲来去吾从众<br/>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br/> 妙运宽严教代刑<br/> （某种情况从宽某种从严）<br/> 百六条悬民宪法<br/> 五原则酿世和平<br/> 工农认识联盟好<br/> 社会欢迎主义新<br/> 一度“抗”“援”威信立<br/> 五年计划始基成<br/> 翻从失败多经验<br/> 早戒群英拜个人<br/> 学习必须再学习<br/> 批评更重自批评<br/> 重施教育扬民主<br/> 永保精强解放军<br/> 正确要从全面看<br/> 争先尽让百家鸣<br/> 来宾远自中南美<br/> 同意坚持反殖民<br/> 一切公开全世界<br/> 两周盛会北京城<br/> 天安国庆逢佳节<br/> 万水千山忆苦辛<br/> 我去延安如昨梦<br/> “东方红”已遍环瀛<br/> （1945年延安谒毛主席恰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第8版()<br/>专栏：<br/><br/> 小贩卖袜<br/> 言思<br/> 小贩在行人面前抖动着手里的两双袜子大喊：五角一双，一双五角；一元两双，两双一元。<br/> 商店里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各色各样的袜子，任人选购，售货员殷勤地按照顾客的要求取送，包装。<br/> 愈是高声叫卖，愈是货色不多，货色多的更注意于摆出自己的货色来。
第8版()<br/>专栏：读者、作者、编者<br/><br/> 读者、作者、编者<br/> 我们喜欢读农村调查<br/> 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农村调查，我们读了很感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角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既有生动的事实资料，又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些典型材料，对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部门都有很大帮助。 （中国人民大学雪凡）<br/> 9月6日三版克林同志写的“生活在新的经济制度下”，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肯离手，觉得这篇文章，既给予了农村工作干部很大鼓舞，也给予了鞭策。我们为这些世代受压迫、生活贫困的农民开始过合作化的幸福的生活而高兴。作者还向我们提出了农业社里的一些新问题，像富裕中农觉得入社不自由、不痛快，在社里“闹情绪”；又像王老皆这样的贫农，因为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而生活困难。这篇文章让我们在看到成绩的时候，也联想到了自己所领导的或自己家乡的农业社，是否有这些新的问题还待解决。<br/> （中共靖江县委会朱根勋）<br/> 小标题插错了段落<br/> 9月19日你报登出的朱德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编者所加的“充分利用地大物博人多的有利条件”这个小标题插错了段落。这个标题应该插在下一段“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有利的条件，就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上面，而不应该插在谈加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那一段上面。<br/> 编者加小标题原是好事，但由于疏忽大意，插错了标题，造成题文不符，这是很不应该的。<br/>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顾云五）<br/> 这只是遵义市的一角<br/> 9月11日第四版登载了“历史名城——遵义”的照片。其中“遵义市全景”一幅的标题不恰当，照片上仅仅出现了新城新华路的背面和老城沿河一带的房舍。不说别的，单是新城南门关到北大路车站，约四公里的一条主要大街就一点没有拍摄。那幅照片叫做“遵义市一角”倒还可以。<br/> （遵义市税务局一群读者）<br/> 关于拉美西三世的年代<br/> 9月10日你报第六版“埃及纪游”中说到规模宏大的阿蒙神的寺庙是“纪元前十二年左右古埃及白王帝拉美西三世建立的”，这个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按埃及古皇帝拉美西三世的年代，是纪元前1230年左右，原文说纪元前十二年左右，想必有误。“白王帝”似为“皇帝”两字之误。<br/> （天津耀华玻璃公司郭治平）<br/> 编者按：“白王帝”确是“皇帝”之误。至于拉美西三 世的在位时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是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而不是纪元前十二年。
第8版()<br/>专栏：<br/><br/> 藤野先生的晚年<br/> 张葆莘<br/> 在北京鲁迅故居那有名的“老虎尾巴”里，墙壁上挂着一位日本人的照片，他就是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可见，鲁迅是非常珍惜藤野先生对他的教益的。1935年日本“岩波文库”版的“鲁迅选集”编印时，鲁迅曾对译者佐藤春夫和增田涉说，一定要将“朝华夕拾”里的“藤野先生”收进去。“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的第二年，译者增田涉到上海访问鲁迅。鲁迅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近况，当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感慨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他本来以为“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会得到藤野先生的消息。但是，这一期望落空了。藤野先生的晚年究竟怎样，这不只是鲁迅生前所怀念的，也是我们读者所异常关心的。据说，鲁迅死后，有个中国访问者曾去看过藤野先生，回来写了篇访问记登在战前上海出版的“中流”上。最近，日本曾经有很多关于“藤野先生”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而且藤野先生长兄的孙子藤野恒道先生还撰写一篇“藤野先生小传”，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报”今年第四期上。这就使我们有机会知道一些关于这位可敬的老人晚年的景况。<br/> 1915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只是爱知医学校毕业，尽管他的学识渊博，但终因资历不够，没有入过正规大学，没有学位，不能在大学里任教而离职了。他离开仙台后，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了一年，就回到家乡福井市自己开业了。<br/> 事实上，藤野先生是看到鲁迅所写的“藤野先生”的。那是“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第三年的事。<br/> 藤野先生的长子入第四高等学校读书时，学校里的国语教师发现这位学生的父亲就是藤野严九郎，便问道：“你父亲就是仙台医专的藤野先生吧！”这样，“鲁迅选集”终于到了藤野先生的手里。他戴上眼镜，匆忙地将“鲁迅选集”翻开，当他看到扉页上鲁迅的照片时，惊喜地高声叫道：“啊！这是周君，他已经了不起啦！”他知道鲁迅仍然健在，感到非常高兴。<br/> 藤野先生晚年的境遇很不好。老人将自己的全付精力和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寄托在两个儿子的身上了。但不幸，在战时，长子被军国主义者强征入伍，战死了；次子也远离老人，进入了海军士官学校。这使老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孤单的老人，送走了两个儿子之后，在本庄村租了一所房子，开设爿小小的诊疗所。每天辛辛苦苦地从家里乘电车往返。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藤野先生非常忠于职责，深为农民所关切、热爱。<br/>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的几天，藤野先生以七十二岁的高龄，患了脑溢血，与世长辞了。临死之前，老人只说一句话：“埋葬的时候，要替我穿上教授的制服。”老人临终时，只有夫人一人在侧。第二天，在美国B29型飞机的空袭下，凄凉地举行了葬仪。
第8版()<br/>专栏：<br/><br/> 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将多么高兴 沈同衡<br/> “……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鲁迅（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