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中庸的利己主义
马铁丁
鲁迅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中庸之道，把它看做我们古老文明中的一种毒剂。我们至今还能够记得，鲁迅这种举动，曾怎样地鼓舞了人们的改革的勇气，冲开了那时代保守的藩篱。
革命精神和中庸之道是势不两立的。二三十年的大革命风暴，总算扫除了那种中庸的妖氛。时至今日，大家好像连这个说法都不愿意提起了，年青一点的人对它格外生疏。但是，如果仔细想来，正如我们的古老文明中的优秀传统不会消蚀一样，中庸之道也不见得就一扫而光，只不过附着在另一些身上采用另一种表现形式，达到另一种程度而已。
不信，请听以下的论调：
既不要太积极，也不要太消极。太积极易犯错误，易招人忌；太消极，自己不能升级，事情也要做坏。于是，既不把事情做好，也不把事情做坏。平平复复，马马虎虎，对付对付，走一种极稳妥的路。
两种相反的意见取其中。反对一方，生怕得罪人，甚至有失去适度的危险；赞成一方，显得自己太无创见，面子也不好看。“你也对”，“他也对”，最重要的“我也对”，于是皆大欢喜。
既不要太自我批评，也不要不自我批评。太自我批评，有损威信；不自我批评，又不得下台，工作也不能改进。于是，轻敲碎打，不关痛痒的自我批评出现了；高戴“帽子”、空无内容的自我批评出现了；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的自我批评出现了……。
如此等等。
说来，这种形形色色的中庸之道，也确有其中庸主义的目的：既无损于人，也无损于己，既不有负于人民，也不有负于自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差的。不幸的是：这种中庸之道事实上是自己驾于别人、人民之上，第一个被看重的是自己。因之，就不能不有意无意地有一定程度的“损人利己”了，于是，中庸之道的骨子里便成了利己主义。好在这时还没有达于极端，可算得是中庸的利己主义。但，既然是利己主义，剩下那一点“令人感激”的“中庸”，也怕不会长远了。
况且，中庸之道的为害，又何曾“中庸”！它，抑止了多少改革的勇气，筑了多少保守的藩篱！
第8版()
专栏：
电影的长度和形式
海默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规定下来的：电影长度的国际标准是八千尺到九千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习惯：一部长篇小说一般只允许改编成一部长故事片。于是，电影的内容就被八千尺的长度卡住了；于是，电影和长篇小说就结下了不愉快的关系。
如果说这是国际标准，那么，我看过的印度影片“流浪者”就没有遵守这个标准。而且正因为它以足够的长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生活，刻划了人物，使我们看后有着非常满足的感觉。同样，法国影片“红与黑”，日本影片“一个女矿工”，以及其它国家如意大利、美国等都有很长的影片。苏联也有不少长的影片如“彼得大帝”、“马克辛三部曲”、“伟大的公民”等等。看来，今天只有中国的电影界在扮演着“一贯遵守国际标准”的角色。
死板地遵守国际标准造成的伤心事例已经不少了：有些影片为了挤成八千尺，不得不删掉原作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有些影片为了不超过规定长度，不惜将表演简单化到几乎没有的程度。相反，只适合于拍成短篇的如“结婚”、“一件提案”等，却又硬要把它拉成合乎规定长度，成为内容空泛的长片。究竟电影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观众从再现的生活中受到教育吗？现在看来电影的目的好像仅仅是为了八千尺或者一点四十分钟！
自然，坚持遵守国际标准是有很多理由的。首要一个说法是：在这样的长度和时间内，最适宜于观众的视力。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一部长片分成几部放映是大有先例在了。再一种说法是国际售票的习惯问题。这就怪了，“流浪者”在世界各国上映都照样卖了票，难道中国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无法售票？还有一种说法是都市人太忙，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看电影。这更怪了，各国观众可以花三、四个小时去看话剧或歌剧，当然也可以花同样多的时间去看电影，只要是好电影。说到中国观众的习惯，我们知道中国观众并不是不愿意看连集影片的。记得中国早年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直连续映过很多集，这儿不谈它的内容，单从多集影片这点上来看，它是完全能为观众所接受的。
有些电影大师是善于将博大的内容用简练的电影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最近见到的苏联顿斯科依所改编的高尔基的“母亲”就是一例。从这部影片中，处处可以看到导演将原著内容压缩的匠心。我们不必反对爱好这种风格的艺术家。可是我也决不相信将类似的影片拍成两部或三部，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场景，人物活动更多地表现在观众面前，就会是艺术上低下的作品。
文学艺术从来是善于典型地、形象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的。如果文学艺术走了这样一条路：不论内容多少，都只能以同样的长度和同样的形式来表现，那实际上就等于毁灭了文学艺术。
一切在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
根据内容，电影可以有长片、中片、短片。也可以有多集连本影片。
根据内容，电影未尝不可以有特写影片、电影小品，杂感片、或者批评、讽刺影片。
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将独唱拍成短小的音乐片？
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将好的风景和图画配上优美的诗成为诗画片？
应该废除那些不一定非绝对遵守的种种限制了。我们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真实地反映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第8版()
专栏：
灯
菡子
1936年秋天，我们几个因“思想问题”被苏州的省立学校开除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进了无锡的竞志女校。最初我们几个人是并不相识的，或者说还不敢相识。我们分在不同的教室里，只在图书馆和阅览室中常常遇见。低着头，彼此用越过报纸和书面的偷偷的一瞥，去探视对方注意阅读的是什么，那幼小的心是多么敏感呵，在阅读中连自己也不经意的举止，都被对方认作喜悦的发现，我们就这样相识在默默之中。
10月20日的报纸并不比往日的异样些，而且鲁迅先生的死讯也不刊载在注目的地方，可是即使用的是八号字，我们也会立刻注意到的。我们毫无掩饰地哭了，那哀哀的声音，连我自己也发觉它所造成的悲恸的气氛。……居然还有一些冷漠的人向我们侧目而视，那时我们有多么高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哭的是谁；我们旁若无人，什么也不去管它。哭着，哭着，突然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决定：流着眼泪的人都拉起手来，我们成了朋友。
我们都很穷，但是每在星期天，我们用各人身边凑来还带着体温的铜板、小银角子去买书；给代表大家去开会的同学作中午的餐费。我们有组织地学习和工作，显然是在鲁迅先生死后才开始的。抗战开始，我们都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不问我们分在天南地北，只要我们偶而相遇，我们就会一同回忆鲁迅先生的死，回忆我们最初相识的日子，而仿佛慈祥的先生正坐在我们中间，作我们友谊的介绍人；我们不会忘记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也正是他给我们高高地举着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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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方红遍环瀛
黄英培
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夕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前先成八韵在大会场积了不少感想足成十四韵）
马恩学说广传人
建党于今卅五春
三大敌人齐扑灭
一条战线共长存
身亲来去吾从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妙运宽严教代刑
（某种情况从宽某种从严）
百六条悬民宪法
五原则酿世和平
工农认识联盟好
社会欢迎主义新
一度“抗”“援”威信立
五年计划始基成
翻从失败多经验
早戒群英拜个人
学习必须再学习
批评更重自批评
重施教育扬民主
永保精强解放军
正确要从全面看
争先尽让百家鸣
来宾远自中南美
同意坚持反殖民
一切公开全世界
两周盛会北京城
天安国庆逢佳节
万水千山忆苦辛
我去延安如昨梦
“东方红”已遍环瀛
（1945年延安谒毛主席恰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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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贩卖袜
言思
小贩在行人面前抖动着手里的两双袜子大喊：五角一双，一双五角；一元两双，两双一元。
商店里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各色各样的袜子，任人选购，售货员殷勤地按照顾客的要求取送，包装。
愈是高声叫卖，愈是货色不多，货色多的更注意于摆出自己的货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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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我们喜欢读农村调查
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农村调查，我们读了很感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角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既有生动的事实资料，又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些典型材料，对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部门都有很大帮助。 （中国人民大学雪凡）
9月6日三版克林同志写的“生活在新的经济制度下”，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肯离手，觉得这篇文章，既给予了农村工作干部很大鼓舞，也给予了鞭策。我们为这些世代受压迫、生活贫困的农民开始过合作化的幸福的生活而高兴。作者还向我们提出了农业社里的一些新问题，像富裕中农觉得入社不自由、不痛快，在社里“闹情绪”；又像王老皆这样的贫农，因为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而生活困难。这篇文章让我们在看到成绩的时候，也联想到了自己所领导的或自己家乡的农业社，是否有这些新的问题还待解决。
（中共靖江县委会朱根勋）
小标题插错了段落
9月19日你报登出的朱德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编者所加的“充分利用地大物博人多的有利条件”这个小标题插错了段落。这个标题应该插在下一段“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有利的条件，就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上面，而不应该插在谈加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那一段上面。
编者加小标题原是好事，但由于疏忽大意，插错了标题，造成题文不符，这是很不应该的。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顾云五）
这只是遵义市的一角
9月11日第四版登载了“历史名城——遵义”的照片。其中“遵义市全景”一幅的标题不恰当，照片上仅仅出现了新城新华路的背面和老城沿河一带的房舍。不说别的，单是新城南门关到北大路车站，约四公里的一条主要大街就一点没有拍摄。那幅照片叫做“遵义市一角”倒还可以。
（遵义市税务局一群读者）
关于拉美西三世的年代
9月10日你报第六版“埃及纪游”中说到规模宏大的阿蒙神的寺庙是“纪元前十二年左右古埃及白王帝拉美西三世建立的”，这个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按埃及古皇帝拉美西三世的年代，是纪元前1230年左右，原文说纪元前十二年左右，想必有误。“白王帝”似为“皇帝”两字之误。
（天津耀华玻璃公司郭治平）
编者按：“白王帝”确是“皇帝”之误。至于拉美西三 世的在位时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是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而不是纪元前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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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藤野先生的晚年
张葆莘
在北京鲁迅故居那有名的“老虎尾巴”里，墙壁上挂着一位日本人的照片，他就是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可见，鲁迅是非常珍惜藤野先生对他的教益的。1935年日本“岩波文库”版的“鲁迅选集”编印时，鲁迅曾对译者佐藤春夫和增田涉说，一定要将“朝华夕拾”里的“藤野先生”收进去。“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的第二年，译者增田涉到上海访问鲁迅。鲁迅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近况，当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感慨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他本来以为“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会得到藤野先生的消息。但是，这一期望落空了。藤野先生的晚年究竟怎样，这不只是鲁迅生前所怀念的，也是我们读者所异常关心的。据说，鲁迅死后，有个中国访问者曾去看过藤野先生，回来写了篇访问记登在战前上海出版的“中流”上。最近，日本曾经有很多关于“藤野先生”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而且藤野先生长兄的孙子藤野恒道先生还撰写一篇“藤野先生小传”，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报”今年第四期上。这就使我们有机会知道一些关于这位可敬的老人晚年的景况。
1915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只是爱知医学校毕业，尽管他的学识渊博，但终因资历不够，没有入过正规大学，没有学位，不能在大学里任教而离职了。他离开仙台后，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了一年，就回到家乡福井市自己开业了。
事实上，藤野先生是看到鲁迅所写的“藤野先生”的。那是“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第三年的事。
藤野先生的长子入第四高等学校读书时，学校里的国语教师发现这位学生的父亲就是藤野严九郎，便问道：“你父亲就是仙台医专的藤野先生吧！”这样，“鲁迅选集”终于到了藤野先生的手里。他戴上眼镜，匆忙地将“鲁迅选集”翻开，当他看到扉页上鲁迅的照片时，惊喜地高声叫道：“啊！这是周君，他已经了不起啦！”他知道鲁迅仍然健在，感到非常高兴。
藤野先生晚年的境遇很不好。老人将自己的全付精力和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寄托在两个儿子的身上了。但不幸，在战时，长子被军国主义者强征入伍，战死了；次子也远离老人，进入了海军士官学校。这使老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孤单的老人，送走了两个儿子之后，在本庄村租了一所房子，开设爿小小的诊疗所。每天辛辛苦苦地从家里乘电车往返。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藤野先生非常忠于职责，深为农民所关切、热爱。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的几天，藤野先生以七十二岁的高龄，患了脑溢血，与世长辞了。临死之前，老人只说一句话：“埋葬的时候，要替我穿上教授的制服。”老人临终时，只有夫人一人在侧。第二天，在美国B29型飞机的空袭下，凄凉地举行了葬仪。
第8版()
专栏：
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将多么高兴 沈同衡
“……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鲁迅（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