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走向自由竞赛的道路
刘白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在文学家、艺术家心中，已经掀起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不少搁笔多年的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据我所知，李劼人正在写反映辛亥革命生活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波”，熊佛西、阳翰笙正在从事新的剧本的创作，罗稷南酝酿写一部关于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青年作家，受到鼓励，劲头更高，不久将发表的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王蒙的“青春万岁”，表现出新人的创作水平；不少原来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也动手写起自己丰富的经历来了。这一方面，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这一切说明目前创作情绪的高涨。怎样爱护这种积极性，扶持这种积极性，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有成效、有收获的目的上去，以繁荣文学创作，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这就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党的方针是明确的，党是一直在带动着文学事业前进的。我们的文学经验证明，当文学与广大人民结合起来，当作家充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时，我们的文学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今天，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里，党进一步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客观规律，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讨论来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这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一条更开阔的道路，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文学家、艺术家的个人创造性，而创造出有生命、有光彩、有感人力量的文学作品。
我们曾经作过许多工作，推动文学事业的前进。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创作，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就必须很好地把文学事业真正推进到自由竞赛的道路上去。为了完成这任务，我们应该坚决地纠正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影响，领导工作中的简单行政方式和文艺团体、文艺刊物的行政机关作风等等不良倾向。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团结，吸收各种不同艺术见解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党员作家必须虚心地、真诚地和党外作家亲密合作、相互学习，来积极发挥大家的力量。同时，我们希望党和政府争取有经验的老作家，从其它工作岗位上，回到文学阵地上来。因为我们要繁荣创作，首先就要有有经验的作家能进行创作。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作家，现在并没有把精力发挥在最有效的这一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帮助他们摆脱掉妨害他们创作的各种事情，凭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是可以为我们这英雄的时代写出优秀的作品来的；当然青年作家的积极涌现，永远是我们应该密切注意的方面，可是，只有把老一代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和青年一代的青春力量结合起来，才是提高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质量的有力保证。我们还需要考虑改变一下组织作家、组织创作方面的行政方式，使作家不是生活在文艺界的小天地里，而使作家真正生活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使作家不是偶然地、片段地，而是经常同建设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为这目的应该创造一切条件，用一切方法鼓励、帮助作家们，长期定居到农村、工厂里去，或者能够密切地接触城市的街道居民。无数的经验证明，只有接触得广阔深入，生活经验才会丰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我们还需要很好地改进一下我们的文学刊物。目前文学刊物很多，编辑工作者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了种种改进，可是看起来却还使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既都缺乏新鲜的风格，特点，因而往往不能引起读者特殊的爱好，彼此也就不发生竞赛的关系，这种状况是非常需要改变一下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刊物的既定的格式，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扶植有创造性的，各具不同风格，为群众所喜爱的刊物，互相展开竞赛，使刊物成为百花齐放的良好的花园。当然，要进行这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不是不艰苦，不是没困难的。作家协会正在实行作家职业化和刊物企业化的办法，我们相信这是有利于创作的自由竞赛的。我们希望国家、希望各级党委从组织上，对于一切积极的创作活动，给以特殊的支援。特别是青年作家和业余从事创作的同志所迫切需要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时期的生活保证，都是必须得到具体支援的。总之，我们应当积极争取一切有利于自由竞赛的条件，全心全意地团结一切作家，坚定不移地担负起我们自己的战斗任务，使文学更有力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当然，考虑到文学创作领导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作家的责任。无可否认的，在这斗争的十几年间，我们得到了相当丰富的创作收获，但是我们也还远没有在文学岗位上，起到他应该起的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作家是生活在人民当中，不断地写出了优秀的艺术作品；但是在这儿想谈到我们中间另一种现象，就是在安定的和平建设生活面前，在消失着在生活上、在艺术上的锐气，我们似乎没有像在暴风雨式的战争中、土地改革斗争中那样经常地站在前面了，我们没有那样自如地、经常地和人民一道生活、一道呼吸、一道前进，因而在部分作家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了。请问，谁允许一个作家有这种权力呢？我觉得我们常常作了一个作家应当作的一切事，结果却常常忘了一个作家最应该作的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是一个充满崇高思想的人，一个真正与人民情感深刻结合的人，要是一个永远对生活、对艺术，有追求、有探索、有真知灼见的人。我所以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学战线确实需要一批有高度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作家，没有好的作家，究竟是不能产生好的作品的。现在让我们在巨大的建设生活面前都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吧！我们的人民正日夜不停地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我们有什么权力停滞、那怕是一分钟的停滞呢！无限丰富、复杂斗争的新生活正在召唤着作家们。在这个庄严美好的时代里，我觉得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地严格地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文学事业中的积极的力量，核心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应当眼睛向辽阔的前方看，要为整个一代文学的水平的提高着想，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量，贡献出好的作品。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我们发出了响亮的前进的信号。在这里，我们深刻地感觉到文学工作岗位上的无数同志们的积极的创作心意，那就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明天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完成。坚决地沿着自由竞赛的道路前进，我们相信中国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繁荣，一定能够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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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花木兰”里的矛盾
余吾家
看了电影“花木兰”以后，觉得饰木兰的常香玉同志，演得真好，唱得真妙，这是人所共晓的，可不必论。但是，那电影的布景，却使得有些观众中途走开了。为什么？说是看不下去。尤其是在并非滑稽的场面中，观众笑声大作。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
既然是在真的织布机上织布，为什么没有看见经纬线和布匹卷呢？木兰手中的梭，在这架空洞的机子上，穿来又穿去，于是，大家笑了。
既然是真山、真水、真房屋，那么，当木兰全家送她到郊外的时候，牵过来的，我们想这该是真马了吧？不，还是一条戏曲舞台上所习见的鞭子，于是大家又笑了。特别是当木兰和她那“同行十二年”的“伙伴”，一同出现在“燕山”或“黑水头”的时候，只见扬鞭，不见走马，于是观众又哄笑起来了。
这种不调和，把艺术的完整美破坏了。问题在那里？
很清楚。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同一些专家的所谓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矛盾、相抵触，这就使我国艺术受损害了。
中国的艺术传统形式是有其独特风格的。如绘画（国画），不论人物、山水、花鸟，都是突出地表现主题，而不大表现背景的。同样的，戏曲也不重布景：登山可以上桌子，骑马可以甩鞭子；上楼就碎步跳脚，进门就低头搭腿；上船下水，拨刀弄棒，都重在人物表演，舞蹈身段。只要唱做俱佳，便是上乘；观众也会赞不绝口，认为是有情有景，唯妙唯肖了。
这样的传统，我们不是很习惯了吗？在艺术上不是很统一的吗？要不要改动？我以为是可以改的，如千篇一律的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场场都如此，那是可以有所变动的。只要变变样子，使人看了知道是换了场所，这就好了；而背景仍然要简单朴素。这既不妨碍舞蹈动作，又能集中观者视线；既不致于喧宾夺主，更能避免后幕空虚——有些不同的象征性装饰和道具就已够了。但这并非易事，还要专家设计。我想，这就叫做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也就是在遗产的风格上作必要的加工。用电影来表现戏曲，除背景略加渲染外，最好还是采取舞台记录形式吧！
要不，干脆把载歌载舞的戏曲，完全改编成不歌不舞的话剧形式，那倒是真山、真水、真车、真马、真房屋和真家具，全可以现实化。但如果那样时，服装设计还须考究，时代色彩也要鲜明。比方完璧归赵的璧，破镜重圆的镜，都应是古色古香，入情入理，使其合乎历史现实，让它富有朝代气氛，那也算事。但在电影“花木兰”中，木兰所照的镜子并非菱花铜镜，而是当时不可能有的玻璃方镜。特别是真山真水中走假马，算是“大胆的创造”了，怎奈人家要笑？木兰若上了真马那才是彻底改革，可是常香玉的舞蹈也就被彻底消灭了。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我国艺术传统呢？请专家考虑。
但是，这电影还是可以去看的，因为观众要看的是戏而不是景，常香玉同志的优美戏曲艺术还是值得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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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童心
——河内书简
袁鹰
当我到河内的时候，在我的旅行皮箱里，有一包特别的礼品。这些礼品，既不是新华书店的画片，也不是百货大楼或者东安市场的手工艺品。也许可以说，这些礼品，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
我说的是一些笔画的书签、用棉花贴在纸片上的玩具，亲手制成的小玩意。这是北京市一些少先队员们让我带到越南来的。
我且随手拿出一个小纸盒给你看吧：这是一个一寸立方的自己用纸糊的小盒。盒盖写着：“送给亲爱的越南小朋友”。送礼物的是北京市西单区第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陈德蓉。
现在，请你打开纸盒瞧一瞧：上面是一小团棉花，轻轻拨开棉花，你就能提起一串用彩色丝线扎起来的小粽子来。这几只彩色小粽子，使你想起了端午节，唤起了童年的梦一般的记忆。
陈德蓉，把对遥远的越南小朋友的友情，一丝一丝地都结在这几只小粽子上了。
为了这些礼品，河内市少年俱乐部在中秋节的联欢会上，特别安排了一个节目，让我有机会在一千多越南小朋友们面前送出它们。这是一个隆重而又热烈的“赠礼”仪式。一个越南女孩子在台上为我系上一条红领巾。
我知道，这条红领巾，把两国孩子们的友谊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了。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还不是这条红领巾。
我们曾经参观在河内市郊的南越儿童院，这是一个专门收纳从南越集结到北方来的孩子的托儿所。这里有二百多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七岁。他们的家长，有的在抗战中牺牲了，有的在机关工作，有的现在还在南部。
你可以相信，他们都没有看见过中国孩子，甚至也许还不认识“中国”这两个字。可是他们却始终争先恐后地围住我们，拉住我们的手，嚷着“中国伯伯，中国伯伯。”
忽然，有一个女孩子往我手里塞进一件东西，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用旧报纸折成的小衣服。她的声音很低，以至我和翻译同志不得不俯下身来听。她说：
“这送给你，请你带给中国小朋友。”
我立刻把它夹在我的本子里，谢谢她，并且告诉她我一定带到。
这以后，接二连三地有孩子往我手上放东西，而且都是用旧报纸折成的。其中有小人，小猴子，小桌子，……。他们有的说一句话，有的一句也不说，放了转身就走。最后，有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女孩子走到我的面前，递给我一只小泥船。她的声音很大，她说：
“我要坐这只船去看看中国小朋友。”
四周的大人们都笑起来了。可是她说得很认真，自己一点没有笑，拥在我们身旁的所有的孩子们也都没有笑，仿佛这根本不是什么可笑的事。
于是，在我的将来带回国的旅行皮箱里，就有了一包更加特别的礼品。 （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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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语录
富兰克林
（1706—1790）
要为了活着而吃饭，不要为了吃饭而活着。
世界上没有不足道的敌人。
谎话用一只脚站立，真理用两只脚站立。
苟安并不安全。
许多人都埋怨自己的记忆力，却很少有人埋怨自己的判断力。
懒惰，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消耗身体；经常用的钥匙总是亮闪闪的。
（李文俊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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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寓言
念佛及其他
魏金枝
翟永龄的母亲信佛，嘴上整日地念着弥陀。翟永龄三番四次地劝她，还是不听。
有一天，翟永龄故意高声地叫她，她自然答应了；接着又是高声地叫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叫。她到底恼了，便皱起眉头说：“既然没有什么事，这样叫我做什么？”
翟永龄笑着说：“我只叫了你三、四声，你便恼了；你这么无缘无故地念佛，一天念个千万遍，我想，佛也一定会光火的！”
大门和嘴巴
迂公喝醉了酒，经过鲁家的大门口，忍不住了，便当门呕吐起来。
鲁家的管门人埋怨说：“你这人好不识相！为什么当着别人的大门呕吐？”
迂公对管门人横扫一眼，说：“谁叫你家的大门，对着我的嘴巴开的！”
管门人倒给他弄得发笑了，说：“老兄，我家的大门是早已这么造了的，难道是今天才为你的嘴巴新造的么？”
迂公指指自己的嘴巴说：“老子这张嘴巴，也不是今天才生的！”
——以上二则出自“雅谑”
翠鸟
翠鸟的胆子很小，恐怕人们去捕捉，往往把巢做在老高的树枝上。但等它们生了蛋，它们又怕蛋会从窝里滑下来打破，就又造个比较低一点的新巢，把蛋搬到新巢里来。等到小鸟孵出来了，唧唧地能够讨食，它们更加喜爱小鸟了，惟恐小鸟从巢里跌下来跌死，立刻又做个离地越近的新巢。直到小鸟会学飞了，站在巢边，拍着两翼，想向外飞去，翠鸟更爱它们，也更怕它们会跌死，于是又造个新巢，造在离地更近的地方。这时，就是小孩，也可以容容易易地捉到它们了。
露马脚
天旱，照例禁止屠宰。
御史娄师德奉命到陕县去巡查，陕县的官吏因为奉承他，还是拿羊肉给他吃。娄师德问厨子说：“你们为什么杀羊？”
厨子回答说：“不是杀的，是豺咬死的！”
娄师德说：“这只豺倒是蛮懂事的！”
接着，厨子又送上了红烧鱠鱼。娄师德又问厨子，厨子说：“这鱠鱼也是被豺咬死了的！”
娄师德便笑着同厨子说：“你这呆子，何不说是被獭咬死的呢！这就不至于露出马脚来了。”
——以上二则出自“古今谭概”
兄弟合买靴
兄弟两人合股买了一双雨靴。做哥的时常出门，穿靴的时间比较多。弟弟非常气愤，等他哥哥睡了，便穿了雨鞋，在堂屋里“替里?拉”地走来走去，竟将雨靴拖破了。
后来，做哥的和弟弟商量，再合钱买一双新的。阿弟回答说：“我不赞成！我不再上你的当了。害得我夜里也不能安睡！”
——出自“笑赞”（附图片）
寓言“露马脚”插图（木刻） 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