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个对比
适夷
以前在南方的时候，对于北京商人的服务态度，是颇听到一些口碑的。在北京住了几年，和商店之类接触的机会不多，传闻中的那种对顾客的殷勤体贴的作风，碰到的更少，特别是在理发铺、澡堂等某些服务事业中。最近为了配眼镜，却发现了一个显明的对比。
为了想把用了十多年的眼镜重新配过，又怕到医院排队挂号，听说东安门大街一家新式的眼镜公司，验光制片都不错，可是一连跑了四次，都挂不上号，说是必须早上九点半才行，偏偏因为办公和路途的关系，匀不出这个时间，这样就拖了一两个月没有配成。偏偏有一天，把眼镜打碎了，近视眼的人没有眼镜就没法儿活动，连忙又跑到那家眼镜公司去，以为医院里也得有个急诊号，这一回一定配得成了。可是铺子里虽然清清闲闲地不见顾客，我的愿望还是达不到，坐在柜上一位先生冷冷地说：“今天验光的号已经满了，明天九点半来。”我把打碎的眼镜给他看，问可不可通融一下。“不行！”他摇摇头。再问可不可以现成先买一面差不多光度的凑和一下。他又摇一摇头：“不行！”这样地，诉了整整二十分钟的苦，求他想法子帮一下忙。还是一个不行。我有点忍不住了，问他到底是不是给顾客服务的。这一下，可把他问火了，“你自己不遵守我们的制度，还来批评人家！”对啦，我的眼镜不按照眼镜公司的制度打碎，那还有什么法子呢，只好默然退出。
可是我总不能对面不见人面地在大路上瞎跑，忽然记起在王府大街见过另一家眼镜铺，照那门面的样子，大概是北京的一家老式铺子，我就跑到这家老式铺子里去。一跑进去，只有一位年老的先生在应对两三位顾客。他见了我，忙说“对不起，请等一等。”让我在沙发上坐下。他把别的顾客打发走了，就带我到验光室里验光。验得非常仔细，亲切，走出验光室，又特地关照我，见了外边的光线，也许会有些头晕。这样他纪录了光度，又拿出各种镜片，眼架，一一把价目告诉我，让我挑选。又告诉我，“磨好镜片得三个星期，因为工场里每天只能磨八副，现在我另外找一副光度差不多的镜子，你凑合着戴几天，配好了新眼镜再还我。”我觉得不好意思，愿意另外买一副，可是他坚决不要。我就把破眼镜丢下，戴上一副不花钱的眼镜回来，安心地等待新眼镜。
同样的眼镜铺子，一新一老，对顾客的服务态度，截然不同，这怎能不叫人发生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本来就有许多好的传统，可是许多人老是把它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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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
林冰骨
鲁迅先生逝世已快二十年了。最近翻阅影印的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开始，先生记了一些当时在北京教育部供职的情形。在旁人看来，恐怕觉得过于简略，不能了解。但这却触发了老朽的我几件四十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即是在1912至1913年同鲁迅先生在北京教育部共事那一段时间的。
辛亥革命刚一爆发，我辞去成都几个学校的教席，立赴南京会合老同盟会同志参预革命和建立民国。1912年我任临时大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唐绍仪由北京来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他为联络南方各界，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亲切劝说同人，说从此南北一家，大家应同往北京政府宣劳。同志蔡孑民允长教育部，特约我仍回到教育界本行同往襄助。那时南京教育部职员也有一部分人被邀北上，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是随同蔡先生乘唐绍仪特备的专车北上的，看鲁迅先生的日记，他到北京较我们晚一点。
这时鲁迅先生用的是周树人的本名。初到北京教育部，他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我任审查处审查员，许寿裳任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员。不久鲁迅和我同被任命为本部佥事，鲁迅先生并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当时清政府的学部旧人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观念和保守意识都很强烈，目我们南方来的为革命新党，应对往来之间总有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神气。我同鲁迅先生他们同自南方来，又都是以前留日学科学的——不过这时鲁迅先生的自学兴趣，已渐转向文学艺术方面了——自然主要还是因为同是蔡先生约来的同志，所以较为亲切。当时任次长的范源廉，依附北方派系，颇有学阀作风，他为与蔡先生对抗争权，组织了尚志学会，便是暗中树立学部旧统系旗帜之意。果然不久范便借袁世凯的支持，代蔡先生为总长。鲁迅在1912年9月6日记道：“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这不满之情在寥寥十数字中也看得出来的。
1913年3月20日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同志被袁贼买人在上海东站暗杀，我因之愤而弃职回川。从此两地暌违，即未再遇见过鲁迅先生。在宋案发生后，鲁迅先生也是愤慨和不安的。儿子如稷从前对我谈过，鲁迅在以后同陈源（西滢）笔战时，陈曾想诬枉鲁迅先生对于北方官僚的妥协敷衍，说鲁迅先生在袁贼倒行时代，始终安居教育部。就我记忆所及，知道那时鲁迅先生是表示过愤慨反对的。从此，更可见出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
袁贼以北方官僚枭雄，因缘时会窃柄国政之后，其志只在镇压革命党人，便于他的盗国称帝。他对于教育事业自然是漠不关心的，但为了装腔作态，他在1912年12月却在总统府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袁贼那天的说辞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这无怪当时本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竟有主张删却美感教育的谬说。鲁迅在日记中叹息地记着：“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那时蔡先生正主张以美育教育培养公民道德的教育方针，鲁迅先生是极力赞助的，并代蔡先生拟草这方面的文件，日记中更常记着购买古代石刻和艺术书籍的事。我所藏的1913年2月初出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便有以周树人署名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又同刊以后的几册上，还有鲁迅先生翻译日本人所作关于美术的文字。这也可见先生对于艺术爱好之专笃，几十年如一日。晚年他的首先提倡木刻，介绍西洋版画等，对中国艺术发展的贡献真是其功不可没。
我忝长于鲁迅先生三岁。但先生以五十六岁之年遽归道山，却早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二十年来，尤其是在先生毕生期冀的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先生的数十册伟大遗著正发出万丈光芒，其将日益辉煌，更可预言。鲁迅先生的确是当得起称为精神不朽！而我却以老迈之年虽尚能健饭读书，终于碌碌无所表见，当此全国纪念鲁迅先生之时，倍觉自愧而又为鲁迅先生不寿痛惜。——在百感交集之下草草写出这一点往事的回忆，只为了略表我对于故人崇敬之意，因为那四十五年前朝夕趋部办公履进履退之诸同事，迄今已未再见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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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语录
爱默生（1803—1882）
不带魅力的美，就像没挂鱼饵的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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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冰上滑行的时候，速度就是我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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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色与书籍是属于那些看它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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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文明真实的考验不是在于它的人口多少，城市大小，或是产量高低——不，而在于那个国家造就出什么样的人。 （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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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拜访拉希达说起
子冈
偶然有事去找鲍尔汉同志，谈完后，又单独和他夫人拉希达闲谈，我们五年前曾在乌鲁木齐有一面之缘。
她是塔塔尔族，鲍尔汉同志是维吾尔族。她的汉文汉话不如她丈夫，目前正在努力学习，并准备进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地学习，好在北京参加工作。她是在苏联塔什干师范学校毕业的，在乌鲁木齐中学教过书，后来从事妇联工作。
“现在，我却没有具体工作，”她忧郁地说，“这个问题等学习以后可以解决。可是，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她眉尖深锁地、用不熟练的汉话谈下去。
“主要的是，我到了北京来，除了照顾四个孩子的家庭作业之外，什么社会交往也没有了。在开会的时候，汉族男女同志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开会以后，从不来往。
“当我去年参加以李德全同志为首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到巴基斯坦去访问的时候，她们待我很亲热，我曾约她们回北京后来我家作客，特别叮嘱过一、二位同去的女友。可是，汉族姐妹好像不习惯这些。
“我想，人的生活是应该丰富一些的，妇女们在一起也可以谈谈工作里的问题、谈谈读过的书、家务、儿女的教育……”拉希达娓娓地从心底发出的呼声敲动了我的脑神经，她批评得正中要害，“好像汉族同志在放假的日子里只有爱人和儿女。回想我在乌鲁木齐的生活多有意思啊，新疆各族妇女的接触很多，有时歌舞，有时谈天，有时互相拜访。碰到民族节日，大家携儿带女穿了新衣裳来回拜节，吃东西，孩子们的生活也是多种多样的。苏联学校里一向要家长注意孩子们的知交是什么样人，因为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关系。可是现在呢，我的孩子们就没有什么在家庭间走动的知交。偶然父、母亲来个老朋友，他们欢喜极了，参加谈话，回答各种问题；有个汉族朋友观察到这点，敏锐地觉得这现象很好，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
为什么不能互相拜访走动呢？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吃顿便饭、喝点茶呢？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认识些伯伯叔叔阿姨姑姑和他们的孩子呢？这些孩子正是同学以外的同年代朋友啊。拉希达指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缺陷，这一点也不是吹毛求疵。
大家觉得解放以后没有什么“私交”了，老朋友断了往来，好像彼此在干革命工作，互不打扰为妙。忙是事实，也是借口。
生活既已简单化，那么，思想意识以致于反映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就难免………
应该说明，社交的缺乏只是我们生活缺陷的一部，而非全部。
这里，我倒想顺便提一个久已想提的意见：关于上班时间问题。苏联有些机关是实行连贯八小时上班制的，中间有半小时午餐，有些工厂也是早班多做些时候，下午很早下班。这样，才有充分的自修、社交和文化娱乐时间，而不必事事挤到星期日。在目前的上班情况下，八小时工作，中午约有二小时午休，其实用处不大；远道上班的人往返加在一起是一个对时——例如七时离家，七时到家，还不算晚上开会。平日既疲倦已极，星期日就更想休息，或竟更忙——要采买、要看场电影、要招待从托儿所和学校回来的孩子、要给保姆的公休作替工。
我觉得有些工作大可以考虑连贯上班。假若午后四时下班，我们可以独立进修、可以游园、可以采买、可以看电影、可以给孩子督课、也可以有些社交往还，不必“挤”星期日了！
天哪，那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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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卫
李昌达
海风把船队送出港口，
船头上站着打渔的能手，
一个个把海螺吹奏。
海螺宏亮的声音催促着渔船快行，
炮手们扬起了手臂，
祝福渔人们一帆风顺。
渔人呵，快拉足风蓬，
舵手呵，你大胆向前！
我们的大炮昂起了头，
忠实地警卫着祖国的海洋。
风呵，你快把船队送到渔场，
顺便把炮手的心意捎上，
我们会等到夕阳西下，
我们将守到东方再亮，
但愿归来的船队，
只只沉重得压低了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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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一篇文章中的史实错误
邓珂同志的来信：8月31日人民日报第八版鲍昌同志所写的“‘家法’与‘国学’”一文，有几句话弄错了。文中说：“汉平帝时，独把毛诗郑笺立为‘国学’……”。大家都知道，汉平帝是西汉（前汉）末年时候的人。郑笺是郑玄的毛诗笺，郑玄是东汉（后汉）末年时候的人。在汉平帝时，怎么能够把毛诗郑笺立为“国学”，这不是一个笑话吗？又文中先引“后汉书”的“儒林传”说，汉光武时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后又说汉平帝时立毛诗郑笺为“国学”，自此以后别家的诗也就不传了。这大概又把汉平帝误认为在东汉（后汉）光武之后了。这种错误我认为是不应该有的。
鲍昌同志的复信：毛诗郑笺在汉平帝时立为国学一说，我主要是参考“经典释文”而写的。但在引用时没有认真研究，以致发生问题。邓珂同志的意见很好，我愿向他表示谢意。
尽力做到图文并茂
人民日报改版以来比较重视图文并茂。例如9月7日、8日第六版连载的谢家麟写的“我所见到的美国”，有苗地的几幅插画，不仅使版面活泼，而且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但是有时候报纸对这一点却忽视了。像9月7日第五版刊登的通讯
“圣地亚哥最得人心的演出”，内容是介绍中国民间艺术团在圣地亚哥演出时受到智利人民热烈欢迎的情况，如果同时发表一些照片就好了，但是没有。在9月4日和8日的报纸上却又孤零零地发表了两张反映我国民间艺术团在圣地亚哥活动的照片。这种图文割裂的做法，就削弱了宣传的效果。 曾 康
希望多登些新闻地图
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地图还嫌少些。如最近通车到玉门并陆续向前修筑的兰新铁路和最近动工修建的内昆铁路等，经过哪些地方，假若都附有地图，就很好了。它能够加深读者对新闻的了解，也可以增加读者的地理知识，并且还能使版面活泼。 李惠民
写写我们青年学生吧！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很喜爱文艺，特别喜爱阅读有关我们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一年级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等书；书中的英雄人物曾深深地吸引了我。但这些都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报刊上却很少看到描写我们中国青年学生和大学生的文艺作品，在书店里也找不到这类作品。其实，今天学校里的生活并不平淡，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可写的东西很多。希望对学校生活比较熟悉的作家们，拿起笔来写写我们吧！也希望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学们，也来写写我们自己的生活吧！ 王永厚
“峇厘”作何解释
有些读者来信询问：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团的
“峇厘”作何解释。“峇”音巴。峇厘是爪哇东部一个美丽的岛屿。峇厘人非常喜爱艺术，峇厘的音乐、舞蹈和雕刻在世界上都很有名。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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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幼年时代的鲁迅和闰土（“故乡”插图） 丁斌曾、韩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