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字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唐兰
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
文字学研究一切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各种文字的历史及其特点，各种文字的类属，各种文字之间的比较，文字跟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字和语言跟思维的关系，文字跟艺术的关系，文字和书写工具跟印刷技术的关系等。
文字学研究各式各样的文字：既需要研究古代中国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也需要研究现在使用着的汉字；既需要研究早已不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如突厥文、女真文、西夏文等），也需要研究现存的西藏文、蒙古文、维文、彝文等；既需要研究埃及、苏马连等象形文字，也需要研究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既需要研究希腊、拉丁、梵文、希伯来文等，也需要研究俄文、英文、法文、德文等。
有些人错误地把文字学包括到语言学里去，其实这是两门完全不同的科学。语言学的对象是口头说的而用耳朵听的语音，文字学的对象则是手写的而用眼睛瞧的字体。语言和文字，各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各有它自己的历史——语言史和文字史。当文字还没有产生以前早就有语言，但在语言死亡已久的时候，还可以存在着文字。人们完全可以只懂那种语言而并不认识代表它的文字，也尽可以只认识那种文字而不知道它所代表的语言。总之，这两门科学尽管血肉相关，是不可分割的，但究竟是两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不能混而为一。
固然，文字学，除了中国外，还没有很好发展，但这不等于文字学不需要发展。研究埃及巴比仑的象形文字学，研究古抄本的古文字学在西方国家也早就建立了。所可惜的是没有把各种文字作比较研究，并建立起研究一切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新的文字学。我们知道新的语言学是在十九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学是落后了。但语言学的发展不能代替文字学。世界上一切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所值得自豪的是他们保存着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大量文献，但在过去，任何优美的语言是不能保存下来的。我们研究古代语言，还得倚仗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没有古文字的研究，就不可能研究已经死亡的古代语言。另一方面，就是反映现代语言的拼音文字，文字学的研究也跟语言学不一样，例如：各种字母的历史，符号的历史，文字的结构方式，文字配合语言的方式，书写形式和印刷体的发展等等，都不能是语言学上的问题。假如只有语言而还没有成为文字，也就没有这些问题。
文字和语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里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一切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不都有文字。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前进的一个里程碑。文字是由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桥梁，除了生产力发展之外，文字是积累经验，扩大智慧，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如果把语言这一工具比作远古人类最初利用的“火”，那末，文字这一工具，可以比为近代的“蒸汽机”。人们不难看出研究文字不同于研究语言，正如研究蒸汽机不同于研究火。如果因为文字反映语言，就说语言可以包括文字，那就该说火可以包括蒸汽机了。前者忘记了文字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后者也恰恰忘记了蒸汽机是划分整个时代的新工具。
如果懂得文字这一种工具的特殊性，也就不难看出文字学这一门科学的重要性。文字反映语言和思维，不是像影子一样不可捉摸而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有它自己的特点。研究每一种文字的性质和特点，研究每一种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其规律，研究各种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文字这一种工具的特殊规律，将使文字这一种工具能够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能够更广泛地为人类利用，为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文字是文明社会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学不能代替文字学，人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只研究语言而不研究文字，研究文字的科学一定会充分发展起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愈加显示了文字学的重要性，一个轮子是走不远的，在二十世纪里，新的文字学一定会建立起来。
显然，像梵语的研究在近代语言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建立新的文字学时，中国文字学将能提供一些经验，起一定的作用。中国文字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宝库。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但也是使用最广泛，保存文化遗产最丰富的文字之一。跟它同辈的埃及、苏马连等文字都早已死亡了，但它还存在着、使用着。它有它自己的独有的体系，几千年来，它只用几千个常用的单字就可以表达出中国语言中无比丰富的语汇。几千年中我国亿万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丰富了、并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工具，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历史经验。
由于这些特点，中国一向是文字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远在两千五六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文字学的萌芽。公元前一世纪汉朝的统治者曾经召集过两次讨论小学的会议。公元一世纪末出现了中国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从八世纪起，尤其是近三百年内，数以千计的文字学者曾经整理和研究这部著作。六世纪以后文字学者们的“正字”运动，使得中国文字的楷书体得到长期的稳定。十世纪以后，郭忠恕等开展了古代文字研究，十九世纪以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目前已成为很重要的一门科学，跟古代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十二世纪以后的六书学，展开了中国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在近百年来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后有更大的进步。十七世纪以后汉字拼音的问题提出来了，三百多年中已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关于别体字、简体字、方言字等研究，在近两百年内也是十分发展的。
有两千多年经验的中国字典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为从字形，从笔画，从声音，从意义来编辑的四大类。有综合各种字体的字典，也有专录那些器物（如玺印、钱币等）上的文字的字典，更有专录那一类字体（如隶书、草书）的字典。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更为悠久，历代有不少研究书法的理论和技巧，书法的历史等专门著作。
当然，从事中国文字学的研究的，还有很多外国学者。远在九世纪时日本僧空海的万象名义，昌住的字镜，都是中国文字学的重要资料。一直到现代，日本学者不断地研究中国文字，有很多贡献。从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字的研究也是很努力的。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汉学家爱吉士先生正在领导着编辑一部中国古文字字典。
中国文字学反映出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长时期里利用和发展文字的一些经验，将是新的文字学研究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的文字发展历史各有自己的重要的和丰富的经验。文字学家需要致力于个别文字的深入研究，也需要研究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无论研究中国文字、埃及、苏马连文字、印度文字、希腊、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或印第安文字等的文字学家，都应该认识到文字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独立的科学。全世界的文字学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丰富知识，交流经验，共同为建立二十世纪新的文字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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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
范文澜
最近几年来，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推动下，我国学术界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不同见解的争论，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逐渐开展起来。已经提出的学术问题中有一些是和国家现实生活有直接联系的。例如关于现代汉语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就需要尽快地作出科学判断，来帮助进行汉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工作。另外一些学术争论，例如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史的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则不妨长期讨论，不急于作出结论。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实际意义，它可以推进本门科学的研究，充实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内容。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毫无疑问，会最有效地促进现有学术争论的解决，为新的研究开辟广阔道路，把社会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前我们的学术批评，不是常常进行得很好的。学术批评本来是研究工作中的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研究者和批评者不论知识多么广博，要做到自己在每一点上都十分正确那是很困难的。经过批评讨论，才有可能取长补短、精益求精。我们有些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离开这种积极意义，变成了门户之见，意气之争。有些学术批评缺少具体分析。批评者拿大帽子作武器，把对方一笔抹煞，受到批评的人失去自信，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看批评的人也以为被批评的作品是百无一是，不值一顾。在学术权威问题上，我们有时也缺少正确的态度。一门科学在一个时期中，有少数人造诣较深，受到别人的推崇，以至尊为某门科学的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有时把对尊重科学上的成就和对个人崇拜没有加以正确区分清楚，存在有盲目崇拜权威，排斥新的见解，或者自己另有见解，也瞻前顾后，不敢提出来的顾虑。我们对有深厚造诣的科学家，应该是尊重其科学成就，而不是个人崇拜，更不是盲目崇拜。近来上述这些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还需要学术界的继续努力，来树立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的良好的学术风气。
要实现百家争鸣，仅仅是学术界拥护这个正确的方针和树立了好的学术风气，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以推动和帮助。首先要增设必要的专业研究机构，来加强薄弱的学科，发展新的学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研究民族学，中国是东方和世界大国，与四邻各国和世界各国都有密切的联系，有关的专业研究机构还没有成立，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我们也还没有专业的研究机构，这些都需要逐渐建立起来。有了机构，还必须充实人力，加强专业研究的队伍。目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中的人力仍是很薄弱的。人数最少的研究所长期地存在着所谓“四一制”，就是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一个研究员、一个副研究员。有研究所而不充实人力，很难开展工作。同时也要改进目前党和国家机关中许多资料的使用办法。有些资料应当是机密的，绝大部分的资料是可以供给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的。可是由于不适当的保密制度，致使研究工作者看不到现实资料，这就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很难发表意见，趑趄不前，“争鸣”更是谈不到。还有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要能够有时间坐下来真正进行研究工作。研究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各有特点，但是需要不疲倦的劳动，需要支付大量的时间，这一点是共同的。只有大家真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才能鸣得起来，争出个结果。研究工作者自己要善于利用时间，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及科学领导机关均需不断地从各方面来注意这个问题。有些部门为了加强事业的领导，想把某些优秀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安置在部门行政领导岗位上，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专业研究人员本来太少，正需补充，若再将有素养的少数人也调开，势必削弱研究工作，而这对党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长远利益是不利的。因为没有长期的科学研究的储备是很难想像到科学的飞跃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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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火葬
邓初民
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这是普遍的规律，人也不能例外，有生有死，但是从人与动物开始有了区别以后，就有了生养死葬之道。而且把它看作是人间的一件大事。
这里我们不谈生养，专谈死葬。死葬的方法，古今中外，各国家、各民族，不外如下几种：一是土葬，就是人死之后把他的尸体用棺材装起来埋在土里，一般普通人民都是如此，至于古之帝王将相，则棺以外还有椁，棺又分铜棺木棺，木则又是最珍贵之木。今之大人物死后，也有用玻璃棺材的，造了很大的陵墓和陵园。古之帝王将相死后，还要把他生前所用的珍贵物品，如陶器、玉器也随葬在陵墓里面，而且有用人殉葬的，或者是他的妻妾，或者是他的奴隶，多的几百人，少的也二三人不等。次一等的人，不能用真人来殉葬，则用一种像人的“俑”。此外，也要把死者生前所用之物随葬在墓里。现在人死之后，所用车马人物的冥器，就是从这样遗留下来的，土葬设备的复杂情况绝不止此，我在这里只略举数端而已。二是野葬，就是人死之后把他的尸体投之荒山野外，让豺狼虎豹加以吞食（如弃置数日，未被野兽吞食，反认为不祥，甚至有用肉类放在尸旁作饵以引诱野兽者，今之蒙古族有此传说）。野葬恐是最古的，今之落后民族还用之。三是坑葬，就是预先挖一个大坑，人死之后，把他的尸体装在木匣里，运之坑缘，将木匣底板一抽，尸体掉进坑内，或横卧、或竖立，则有祥不祥之分，据说今之呼和浩特附近，尚有此葬法。四是天葬，就是人死之后，把他的尸体搁置在树顶上，让飞鸟啄食，这就等于他的灵魂已经升天。五是水葬，就是人死之后，把他的尸体抛在水里，随水流去。六是火葬，据“辞源”说：“死后用火化者，谓之火葬，本为佛教之制。宋时已盛行于中国，今东西洋各国亦有之。”我国藏族也用火葬。
死葬之道，虽有种种，但都脱不开宗教迷信关系，都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弄不清楚，特别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出现了天堂与地狱、躯壳与灵魂分立存在，人死灵在之说，使得人们有了种种迷信，特别是迷信鬼神，以为人死之后，对于后死者，还有祸福关系，因而就必须讲究死葬之道。再则，由于国家与家庭制度的确立，青年一代重视家长与老者的权威与经验，而奴隶与封建统治，又从而提倡忠孝，对于君父之死，特别看作一件大事，于是讲究“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这一套，中国的儒家，主张厚葬，死葬之道，便达到登峰造极了。
上述各种葬法，究竟是哪一种葬法最好呢？我以为有的是原始葬法的残余，对于卫生极有妨害，而且对死者的安置亦不尽妥，例如野葬、坑葬、天葬、水葬。只有土葬是最普遍的，火葬也在日益盛行。却只有火葬是一种最好的葬法，我们应该极力加以提倡。
但由于土葬在中国说来不仅是最普遍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最悠久的，因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把土葬看作是合情合理的，中国儒家所讲的死葬之道，就是这个土葬。这里，我想把中国土葬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回顾，而且把它的起源也略加探讨。有的书上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见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这恐怕就是野葬，所以我说野葬是最古的，有的书上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见孟子滕文公篇）这恐怕就是坑葬，这也是最古的，因为他明明说是上世。但是所谓最古和上世究竟是什么时代呢？根据我的推测，恐怕就是旧石器时代。
土葬究竟起于何时？据我国三十年来考古的发现，特别是解放后七年多来考古的新发现，古墓一项就有好几千。河南安阳地方，大家都知道早就发现了殷墟，最近在安阳又发掘出了一座殷王的陵墓，这是一座用许多人殉葬的大墓，其邻近的陪葬形成成排的葬坑。在郑州、辉县、安阳等地，还发掘出来了二百座以上的殷代小墓。在大墓中除了殉葬的人以外，获得了许多铜器和一个完整精美的石磬，在小墓中，也获得了许多标准的殷代铜器、玉器和陶器，而铜器和陶器常常是成组的。这样看来，土葬已盛行于殷代，起源恐怕比殷代还要早一些。最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陕西长安县发现了西周的遗址，在遗址中，同时发现墓葬四十二个，而且和殷代的埋葬习俗很相近。最近发现春秋时代的墓葬也不少，洛阳的东郊就发现了五十座以上，湖南省长沙附近的三个完整墓葬可作为战国时代墓葬的代表，长沙战国墓有保存很好的棺椁，尸首和包裹尸体的丝帛，甚至于脑髓。汉代的墓葬，更是普遍地出现于各地，解放后六年中所发掘的已在二千座以上。各种用木材、圹砖、石头所建成的墓室，已经不复是以前的专埋尸骨的坟墓，而是规模较大的地下“阴宅”。江苏省宜兴县发现了西晋周处的墓，周是晋代的将军，墓砖的文字说明是制作于公元279年，也就是他战死之年。晋代以后，出土的物品，以陶俑和瓷器占最主要部分。这都是墓葬里面的东西。以上简单的材料，可以说明中国的土葬在殷代大约为新石器时代已经盛行，一直流传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而且举行葬礼极其隆重。但是古代的坟墓，虽然有少数因山川变迁，隐没在较深的土中，但是年年月月，甚至每日每时都有人生出来和有人死去，死了的人都用土葬，筑成很大的坟墓，必然会有一天，活人的世界被死人所占去。据说在清代以前，每换一个朝代，便铲平一次坟墓，只有清代没有用这个办法，清代人民都认为这是清代的“德政”，这可见土葬的印象和习惯，已经深深刻印在广大人民的脑中。
这样，火葬虽然是一种最好的葬法，但对广大人民说来，在习惯上是有抵触的。然而我们对于土葬，究竟是隔多少年代铲平一次好呢？还是直接地用火葬好？我认为，直接地用火葬的方法是最好的。在本年六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我和许多代表向大会提出了一个提案，建议提倡火葬，理由是：“因为土葬占地很多，影响耕地，并且影响机耕，同时土葬用棺，浪费也多。故应提倡火葬，以逐渐改变土葬的习惯。”湖北省代表组也有一个提案，倡导火葬，理由是：“旧日土葬，既占用葬地，复浪费衣棺，且不卫生，而岁时祭扫，更为无穷之累。究于死者，毫无裨益，徒成助长迷信之资，幸解放后，已逐渐改变此种风习，推行火葬，……实为莫大之利。”这两个提倡火葬的提案，理由是差不多的，但由于照顾广大人民的习惯，其推行火葬的办法，一个是：“一，自觉自愿，二，进行宣传教育，三，希望各级领导人员起带头作用，四，应先注重在城市提倡实行。”一个是：“广泛宣传土葬之害与火葬之利，设立火葬场所，提倡将火化骨灰或用骨灰坛存在公共场所，或扬之于湖海，而以塑像、摄影等工作为留传的纪念物，以代替土葬。”这两个推行火葬的办法也是差不多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已将以上两案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研究。我个人根据“希望各级领导人员起带头作用”的办法，也在一个提倡火葬签名的名单上签了名，愿意死后实行火葬。
虽然如此，对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破除古老的迷信和习惯，在今天仍是很需要的，应该大家起来提倡，或用口头，或用文字，提出自己的意见，发挥所有的力量，配合社会主义的建设，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彻底弄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加速地、正确地解决这一生死大问题，把生养死葬之道予以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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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善护士生活，改进护理工作
江苏省召开护士代表会议研究护理工作问题
新华社讯 南京最近举行江苏省护士代表会，讨论了改进护士工作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代表着全省五千多名护理工作者的一百一十六位代表。
在会议期间，代表们对有关部门使用和安排护士不当，对护理工作缺乏领导，组织编制混乱，对护士的生活福利照顾不够等现象提出了批评。如徐州市第一医院把一个富有经验的老护士调到图书室工作。常熟市人民医院护士长期没有休息和学习的地方。代表们对现在没有高级的护理教育、中级护士学校学生和师资来源不足等情况也提出了意见。
许多代表认为，护理工作是一种科学技术工作，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要向护理专业发展。对护士的使用和安排要做到学以致用。护理教育不应限于中级，要创办护理高等学校（包括高级进修）。代表们还提到有关卫生部门应加强对护士工作的领导，较大的医院应恢复护理部，适当增加护士编制，改善工作条件，使护士有钻研业务技术的时间，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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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科学家在祁连山发现珍奇动植物
雪鹊和黄鼠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很多植物是书籍中从未记载过的
本报讯 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里，我国科学家们发现了大批世界上罕见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动植物的详细资料和一部分标本，已经在9月中旬带回兰州。
在这批最珍贵的动物中，西藏雪鹊和黄鼠特别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这两种动物虽然一种是鸟类，一种是兽类，但它们却相依为命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土洞中。黄鼠要到地面活动，西藏雪鹊首先飞出去看看有没有危险。黄鼠听到雪鹊的叫声，知道没有危险，才成群出去活动。黄鼠活动的时候，雪鹊还成对地散布在黄鼠周围放哨，一发现危险，就发出叫声，黄鼠、雪鹊都迅速地躲进洞里。黄鼠也非常爱护雪鹊和雪鹊产下的卵和孵出的小鹊。
这种鸟类和兽类的共生现象，我国科学家们还是第一次发现。1887年和1922年，苏联动物学家普尔日瓦尔斯基和俄森多斯基曾经分别在我国甘肃、青海和新疆看见过这种动物，他们这方面的著作，引起了世界动物学家的注意。
在祁连山雪线上下的沟谷里，科学家们这次采集了一百二十多种植物，其中很多品种是植物学书籍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这中间，有被藏族同胞叫做点地梅和雪莲的珍贵山地高原植物。
科学家们在水草丰茂和人烟稀少的草原上，还发现了成群结队的野牛、野驴和大头羊。大头羊又肥又大，每只有三百多斤重。科学家们说这种野羊可以和家羊交配改进家羊的品种。科学家们还在讨赖山北部发现了许多露出地面的煤层。
科学家们在雷雨、冰雹、霜雪和风暴中观察了祁连山六条大山中的四条大山，全部观察面积共有一万平方公里。科学家们对疏勒河上游、祁连山一带农林水牧的发展前途和自然概况作了初步的科学研究。 （匡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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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山丹武威等地发现史前时期动植物化石
本报讯 甘肃省博物馆在张家川、山丹、武威、西和、武都等地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动物和植物化石。经过初步整理，部分化石材料已装箱运往兰州。
山丹、武威、西和各地蕴藏着大量的化石。仅在山丹一处就挖掘和在民间收集到一千多个种类极有价值的化石。这些动植物化石包括象牙、鹿角、鱼、龟壳、石燕、鳞树、芦树、菌类等。其中有不少化石，如鳞树化石、芦树化石，很早以前就在地球上绝种了。经初步鉴定，证明有一些化石属于泥盆纪和新生代。离现在少的有十几万年，多的有六七十万年。
清水、武威各地发现的动物化石以象牙为最多，其中一只长达一百零七公分，它的直径有十点八公分，有二十四斤多重。还有一种罕见的鳞树化石，又叫矽化石。这是一种远古时代的大树，有三市丈长，三市尺多粗。由于地壳的崩陷，它头朝下根朝上倒插在岩石中。鳞树化石的外皮长着有规则的四边形和六边形的鳞层，和鱼的鳞甲非常相像。虽然这些化石是很宝贵的，但由于人们缺少科学知识，有很多地区把出土的宝物损坏了。为了保护古代的文物，使它能为科学服务，希望各地重视出土文物。 （匡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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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大量摄制彩色影片
新华社讯 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二日在这个厂的建厂十一周年庆祝会上说：长春电影制片厂职工已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明年将开始摄制彩色影片。按照规划，这个厂将来的年产量将达到三十部艺术影片，六十部译制影片。艺术影片中的80％以上将是彩色影片，并且有一定数量的宽银幕影片。
自1949年开始摄制第一部艺术影片“桥”到现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供应全国观众五十二部艺术影片。这些影片中，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等多部影片，在各届国际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奖励。这个厂的职工除了已经完成今年计划生产的十四部艺术影片中的七部外，现在正紧张地摄制反映红军长征故事的“暴风中的雄鹰”、评剧舞台纪录片“刘巧儿”等七部影片。
这个厂在1949年第一部译制的影片是苏联的“普通一兵”，到现在已经译制完成三百零七部。现在，这个厂平均每星期就可以供应观众一部说中国话的外国影片。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伪“满州映画株式会社”，1945年苏联军队解放长春后回到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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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完成西盟地区佧瓦语调查
本报讯 云南省西盟地区的佧瓦族语言调查工作最近已全部结束。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佧瓦族小组的工作人员，在二十二天里调查了七个点，每一个点都记下了二千五百个左右的词、三百个句子和三百条语法，并且还记了一些传说和故事。当佧瓦族人民知道调查组是政府派来调查各地佧瓦族语言，帮助佧瓦族人民创造文字的时候，都很兴奋。他们说：好了！毛主席要给我们做字，以后有我们自己的字就好读书了。（本报驻昆明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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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部等单位
在京举办电力科学技术讲座
本报讯 电力工业部、电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为了推动电业职工向科学进军，展开电力工业系统的科学技术宣传工作，决定在北京联合举办一期电力科学技术讲座。这一期讲座包括世界动力工业、电网技术的新成就和发展方向，电子学、原子能和同位素在电力工业中的应用等综合和专门的题目共十七个。自十月六日开始，每周一讲，到明年一月讲完。讲演员已聘定科学院、清华大学和电力工业部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专家担任。讲座的主要对象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术员，中等文化程度的工人和职员。讲演是在北京“动力之家”进行。每次讲演的稿子都将印成材料发给各地电业单位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作为在全国电业系统组织讲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