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谈兴趣
李传信
兴趣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开拓眼界,以及丰富他的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动力。缺乏兴趣或兴趣狭窄的人,就会使得他的生活变成枯燥、空洞。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的主人公阿加克·阿加维琪,只有一种兴趣,就是抄写文书的兴趣。“在抄写中,他发现他自己的一个五花八门而且很舒畅的世界”。下班回来,他“为了自己的满足”,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抄文书。“他抄写够了以后,睡觉时,当想到第二天上帝会派他写什么东西的话,就预先微微地笑了”。
这是一种人。
俄罗斯将军苏沃洛夫,他在少年时代,就对军事很有兴趣。他阅读一切他所能看懂的军事历史与军事技术的书籍。他用大部分时间研究战术问题。他锻炼自己的身体,从不放弃汲取任何军事专业知识的机会。但是,他对于任何知识都发生兴趣,一直到老,他总是利用全部空闲时间读书、学习。因此,他成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士之一。他通晓数学、地理、哲学、历史,他还腾出了许多时间去研究语言。他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芬兰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艺在他的兴趣范围中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不只经常阅读最优秀的作家们的作品和细心研究当时所流行的文学,而且他自己也写诗。
这又是一种人。
这两种人的影子使我想起最近报刊上揭露学校中执行个性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时忽视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甚至束缚学生个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确是目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的带有原则性的缺陷。如果长此以往,学生不敢谈自己的兴趣,有不同爱好和兴趣的学生,被讥讽为“好高骛远”,“个人主义”,“脱离群众”,“妨碍集体荣誉”……于是,整天只在课本、作业中转圈子,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独立思想能力,不活泼,不开朗。
那么要培养阿加克·阿加维琪式的人,还是培养苏沃洛夫式的人呢?假若对一个青少年学生,只培养他一种孤独的兴趣,对整个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内容不热爱,像阿加克·阿加维琪那样。那么,要想使学生的个性正常而健康地发展,那是办不到的。
一个人的个性的完美发展,是以很大的兴趣广度为前提的。古往今来,许多卓越的人物的令人惊愕的渊博知识是同他们的兴趣的广度有关系的。当马克思的女儿们请求他说出他所爱好的格言时,他就写出古拉丁格言:“人类的一切东西,对我都不是陌生的。”高尔基曾说:“一个初学写作的作家曾给我封信,说:我完全不需要知道一切。”高尔基认为:“这个作家是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
一个还在青少年时代的人,就给自己划定了极其狭窄的兴趣和爱好的范围,依照高尔基的见解,是不能达到任何伟大的成就的。应当教育一个人对于一切事情感觉兴趣,最低限度也应对于许多事情感觉兴趣,但可以对某一方面特别感觉兴趣。兴趣广泛并不排斥主要的,中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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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争鸣”文章有感
厚非
由于编辑业务的关系,经常有机会拜读来稿中的有关古代作家的争鸣文章,耳闻目染,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僵硬的感觉:仿佛我们的祖宗,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极端进步的,一类是极端反动的;一类是反人民的作家,一类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除此之外,根本不可能有第三类作家。而且,同一个作家,往往在两位批评家的看法中,形成鲜明对立的不同评价,而据说这又都是凭借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结果。例如,“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在一部分人当中,就被称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连他所宣扬的封建教条,也是属于人民的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在另一部分人当中,他却被贬为最反动的封建说教者,连他所深切同情、真实反映出来的有时代意义的社会悲剧,也一笔抹煞了。推而广之,做了南唐皇帝的词人李煜,不是爱国词人,就是封建皇帝;苏东坡因为曾经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于是文学史上也除了名,而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因为有许多深刻地暴露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就否认他在“长恨歌”里对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流露过同情和歌颂。除此即彼,不可能有第三种现象。论者各执一端,振振有词。在争鸣的气氛里,还往往使人嗅到一种不正常的味道,那就是争鸣,似乎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而是争论双方都只为维护自己的观点,片面地搜寻论据,本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种争鸣中,却形成了两种简单化的极端:是就是是,否就是否,表面上针锋相对,骨子里是互不干涉,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使问题前进一步,彼此都死握着“量文的铁尺”,相持不下。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在这种夹缝里,我不禁发生一点小小的怀疑:难道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作家和作品,就真能在这种“量文的铁尺”下完全地一个不漏地截然分开吗?!在我们的文学史里,确实就有许多这样的作家,既不能驱逐出境,也不能厕身于人民作家之林,他们的作品,就是呈现着复杂矛盾的现象,而作为文学遗产,却又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接受的。一个严肃的批评家,是应该也必须还他们以历史的真面目。鲁迅有一句名言:“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却是值得“各执一端”的批评家们三思的。
也许有人说我在拥护“中庸主义”,或者脱不掉被扣上一顶“观点模糊”的帽子,不过,我想,瞑目在九泉之下的古代作家,总也希望他的创作受到现代人的科学态度的“礼遇”,而不愿意在争鸣声中,一会儿被吹捧到虚无缥渺的云霄,一会儿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一会儿受歌颂,一会儿受辱骂;而广大的普通读者,是更不愿意在这种莫衷一是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如果这算是“中庸主义”或“观点模糊”,我却希望它也在争鸣声中,争得一席地位,使人们能看到一点历史和古人的真面目,免去死人和活人的许多灾难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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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战斗的老艺人黄元和之死
田汉
9月20日,北京的秋夜二时半,在西四人民医院四楼一室,一颗平凡的,但又勇敢地战斗过来的心停止跳动了。那是文化部从长沙接来就医的湘剧老艺人黄元和老先生因食道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了。他的战斗的一生说明了党和政府为什么那样关心他。
黄元和老先生今年六十六岁,长沙人,系长沙湘剧老科班三元班出身;跟他同科的有名老生欧元霞,名净罗元德等。他原是学丑的,对
“打花鼓”,“活捉三郎”等剧有精到的造诣。但他的兴趣宽,勤于钻研,生旦净丑无所不能,尤其爱演小生戏;到晚年,只要有演小生的机会,他不惜牺牲他的胡子,早几年,他还跟罗元德合演过“李逵闹江”里的张顺。他还爱武戏,除湘戏原有的武工之外,也吸收京剧武戏的长处来丰富自己;湖南一些男女武生和武行很少不是他培养出来的。他每天起得绝早,欢喜上茶馆去吃些茶点,然后回到剧场台上等着徒弟们来练工。他擅演“岳飞传”里的马前张保,创造了许多翻打来表现张保忠勇的性格,因此他有“活张保”的外号。他又懂场面(戏曲音乐),会打鼓。
黄先生办过有名的福禄科班,科里全是女孩子。现在的彭福娥、龙福凤、杨福刚、张福梅等等都是这个科班出来的。旧社会看不起“戏子”,尤其是“女戏子”,那些有钱有势的家伙们多方破坏、欺侮她们。为着保卫艺术教育和妇女职业的神圣性,黄先生勇敢坚决地跟这些恶势力斗争。甚至男女徒弟们到外码头演戏受流氓地痞恶霸们欺侮时,只要他知道,他就带起敢于战斗的徒弟去那儿保护他们,凭着他那股子正气和舍死拼命的坚决态度,流氓也惧怕他三分。他就是这样跟旧社会的恶势力斗争过来的,也给湖南留下了一些纯正的艺术种子。
黄先生在科班里对学生一视同仁。科班是分行负责的。有些先生对自己负责以外的徒弟就不大关心,而黄先生对别人的徒弟也一样认真地指点。解放后他在剧团的时候,青年一代都愿意在他的督励下练工,他离开剧团到湘剧训练班去了之后,他们就像“散了箍”。但他跟各剧团也还是没有失掉联系。他曾抽出时间到艺联剧团教他们“岳飞传”里的把子。他不只是关心湘剧,也曾替花鼓戏剧团教把子。后辈的演出只要请他看,他总是热心看到底,细心直率地提意见,每每说:“伢子,好好搞,这戏不会太弱”,多方鼓励人家。
他就是那样热心帮助别人,后辈们、徒弟们有的失业生活困难,找他时,他无不尽力,再次三番去跟剧团负责人商量解决他的工作。有些人就了业之后老毛病又出来了,领导上不满意,他就赶忙去劝他,说:“老弟呀,这机会得来可不容易,旧毛病不能再犯哪。”许多人被他的诚恳态度感动了,把毛病改掉了。
黄先生政治上很开朗,常劝人家争取政治进步。他鼓励后辈说:
“你们要放紧搞啊,瞧我老朽还不肯落后哩。”
黄先生是一个爱国者。我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秋天认识他的。我们从武汉退出,到长沙又办了一个短期的戏剧演员训练班。黄先生也参加了这个班。结业后已经是长沙大火前夜,我们编了十个湘剧宣传队,给了些钱,要他们到各地去展开抗战宣传。黄先生领的是湘剧宣传第三队,出发到湘潭、衡阳、耒阳、郴州一带工作,由于演出剧目的现实性和技术性颇强,很受人民欢迎;但也跟其他的队一样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开始受他们的压迫。回长沙后他在同春园旧址湘剧二场演出。后来组织精精湘剧社,群力湘剧团等。解放后又率青年演员二十来人参加军区领导的洞庭湘剧团,就是现在湖南湘剧团的前身。黄先生对这个剧团的巩固发展尽了一定力量。
从长沙市湘剧一团调到湘剧幼年训练班是近几年的事。他跟罗元德、廖运生、萧迎祥等共同热心从事湘剧第二代的培养。这个训练班以前不是很有计划的,也没有得到省领导的物质支持。他们没有行头,甚至连起码的场面设备也没有。教戏的时候由先生嘴里念锣鼓经,哼胡琴过门。黄先生就是这样教徒弟的。学生对外演出时,黄先生得四出借行头,请场面,还自己背刀枪把子。湘剧训练班的学生随湘剧团到北京演出,他们的“小将军打猎”,甚至毛主席也看过。这一功劳应该归于黄先生和其他先生们。听说学生学回去就滋长了一些自满情绪,不大听先生的话,那就很不好。一定要更好地向老先生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表演技术和热爱艺术的精神。
艺人生活一般是很艰苦的。黄先生的收入(每月七十元)大部分照顾了一些困难的朋友。他去世后身上还剩二十元。他去世那天正是他六十六岁的生日,他原想拿那二十元请朋友们吃一顿的。没想到他的生日成了忌日。
黄先生有一位老妻。他们有三子三女。但他的儿子都先他去世了。他的长子叫宝儿,起先不听话,很使老人伤心。但后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成了他很好的帮手。剧团在攸县演出中遭受很大困难的时候,宝儿挑起剧团行头下路要到衡阳去,又被旅馆阻止,他悲愤之余,服毒自杀了。黄先生原恨他这儿子,及至他“归正”以后,又十分疼爱和倚靠这儿子,因而宝儿之死给了他极大的悲痛,他曾十分惨痛地哭他的儿子,因而也加倍地痛恨旧社会的罪恶势力。
老话说“忠良不绝后”,黄先生留下了一个刚满五岁的小孙子,叫端午,因为是端午前一日生的。希望大家照顾这孩子,让他继承他祖父的事业和高贵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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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步书林
西谛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熏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熏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公元一六二○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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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印度尼西亚孩子的像 
邵宇在雅加达街上,我为这孩子画像;画下她聪明、智慧的眼睛,画下她和平、幸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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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战士的心!
张永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员发出了冲击的命令,我们高呼着你的名字:北京!北京!穿过了弹雨和枪林;北京!北京!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是你鼓舞我们百战百胜!
北京,战士的心!当烈士在牺牲的时刻,想起了亲爱的北京,他们高呼着你的名字:北京!北京!好像呼唤亲爱的母亲;北京!北京!是你帮他们战胜了死亡,因为你而得到了永生!
北京,战士的心!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你的名字也最响亮,因为在这光荣的地方,
(北京!北京!)有我们亲爱的党中央,
(北京!北京!)是你让危险变为平安,是你把胜利的大门开放!
北京,战士的心!当胜利的旗帜飞扬,我们想念着天安门广场,好像走在你的每一条街道,
(北京!北京!)到处是辉煌的灯光,
(北京!北京!)我们因想念你而流出了眼泪,你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北京,战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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