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列宁的“哲学笔记”
林利
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现在已全部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欢欣的事。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他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论述，就像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物主义的论述一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些成就空前地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中出现了新的阶段——列宁的阶段。
“哲学笔记”包括列宁在约二十年之内（1895—1916）研读哲学著作时所做的十本笔记。在列宁逝世后，这些笔记第一次在1929—1930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九、十二卷中发表。此后，在1933、1934、1936、1938年和1947年又印行了单行本。现在出版的中文本，就是依照1947年的俄文单行本译出的。
列宁做“哲学笔记”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剧烈以至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急剧的大转变提出了一系列的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问题，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则完全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公开站到了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为了替自己的叛变行为作辩护，使用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手法，曲解一系列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战争的性质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从而歪曲、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从理论上来分析和阐明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规律性，以锐利的辩证法武器来击溃机会主义者所依据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来巩固和丰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列宁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活动就是针对着这个任务的。
“哲学笔记”中各篇的排列是以年代先后为序的。第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的家族’一书摘要”是在1895年做的。从列宁的摘录和他写的评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早期作品标志着他们转向新世界观的开始。列宁在笔记中有重点地摘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强调了他们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思想。第二篇“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的年代不详，可能是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做的；因为当时列宁为了反对寻神说、造神说之类的反动理论，曾经从事于有关宗教问题的著述。
往下就是列宁在1914—1916年钻研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时所做的笔记。这个部分是“哲学笔记”的基本核心。这里包括黑格尔“逻辑学”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两书的摘要；此外，还有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等著作的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就是列宁为总结他在这个时期钻研辩证法问题的心得而写的。在这些材料中列宁以关于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三者的统一的天才见解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质的钥匙。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于辩证法的普遍原则和规律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关于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原则论述极多。他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的分析，多方面地强调了、论证了联系和发展的普遍原则，驳斥了黑格尔把联系和运动看做只是观念的特性和原则的神秘主义。列宁一再指出联系的包罗万象的性质，联系不是僵死的不动的过程，而是活的转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也是关联着的。列宁在发展原则的问题上驳斥了那种把发展看做简单的量的增减的庸俗观点。他揭示出一切事物的发展就是一切事物的产生、消灭、相互转化。他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发掘出关于发展、自己运动的根源是内部矛盾性这一天才思想，指出：辩证法就是关于联系和运动的科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论述规律问题的材料也是极多的，他以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黑格尔关于最本质的联系即普遍规律性的思想。他在“哲学笔记”中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但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他通过各方面的深入的探讨，概括地论证了一个新发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列宁以这个新发现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发展、自己运动的根源。他以这个新发现进一步说明了辩证法各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说明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理解其他辩证规律的根本关键。列宁在笔记中多次论证了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相互联系、转化。他一再强调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关于对立面的真正辩证的观点。列宁在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逻辑学”之后，总括地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这些要素对于奠定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观点，指出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尤其是康德的认识论观点的谬误，一再强调“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同时，他多方面地论证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阶段性，指出人们不能立即完整地反映外部世界及其规律性，而要经过复杂的曲折的途径，不断深入事物的本质。列宁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认识过程的阶段性，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出实践是贯串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它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准绳。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透彻地分析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
“哲学笔记”中，列宁还初步拟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纲领。
列宁对于辩证逻辑的问题非常重视。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多。虽然这还是些为他自己写的、初步提出的、未经加工的论点，但已经可以看出列宁为辩证逻辑初步下的定义。他指出：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它不是简单地研究思维的外在形式，而是研究世界具体内容的发展规律，研究对世界具体内容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它是有内容的逻辑。列宁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作为辩证逻辑主要内容的概念的关系、转化。列宁关于逻辑范畴、概念体系的见解是今后建立辩证逻辑的概念体系的宝贵材料。
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统一的思想。根据“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各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理解，列宁所说的统一不是指三者的相互抵销，而是指三者在本质上的统一和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还应该根据列宁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加以进一步的阐明。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为了更充分完满地从各方面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他还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以及其他著作，揭示了这些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同时，由于研读这些著作，他也提供了关于哲学史问题的极重要、极丰富的材料。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党性的典范。他以尖锐的评语鲜明地刻画出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驳斥唯心主义歪曲哲学史的企图。列宁尖锐地揭穿了黑格尔对唯物主义观点尽量诬蔑、抹煞而对唯心主义体系却尽量吹捧的真面目。但与此同时，他对黑格尔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一切成绩也都给以极高的评价。黑格尔认为哲学思想之间有继承性的连系，主张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的原则，非常注意概括哲学史中辩证法思想的成就。列宁发掘出了这一切合理的东西。然而他并不是简单列举黑格尔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优点或缺点；他对黑格尔及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的评语，他对哲学史问题的精辟的见解，为我们提出了如何建立一门科学的哲学史的创造性指示。
“哲学笔记”的最后一部分，是列宁对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著作的札记和评语。列宁在这里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流派以及他们把唯心主义移植到自然科学中去的企图，同时他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而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
以上是关于列宁“哲学笔记”内容的极简单的介绍，远不能说明“哲学笔记”中蕴藏着的巨大的思想财富，尤其是其中尚未得到阐明的卓越观点、思想的萌芽。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加以发掘。
“哲学笔记”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的一个成果。他在这方面的全部工作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党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必须把“哲学笔记”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年代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连系起来研究，才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部著作中的天才观点，才可以明了列宁在他的活动中如何运用并继续发展这些观点。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供了应当如何对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的范例。他的有关黑格尔著作的笔记尤其是批判地对待哲学遗产的突出例子。可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还没有人比列宁更尖锐更深刻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然而也没有人像列宁那样对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内核给予了最高最确切的评价。列宁自己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这就是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态度。他不仅对黑格尔的著作做了一般性的评价，而且对其中一系列的问题都认真地做了详尽的分析。对于其他人的著作也是如此，他在对唯心主义不做丝毫让步的前提下，认真地用科学的分析肯定一切可取的东西。在他那里，我们决看不到不加分析研究就简单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的情况。因此，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从唯物主义立场去对待各种哲学思想的榜样，而且给我们一般地提供了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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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
柴德赓
自从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文化界、科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气象，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陆定一部长说得好：“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本来，群芳皆歇，一花独放，未免有些单调。可是，在万紫千红之中，如果有“一花独不放”，并且逐渐枯萎下去，那也未免煞风景。
事实上在我们这灿烂的花丛中，却有一种花，它有过几千年的光辉历史，它和我们民族文化有着血肉的关联，它一直被我们广大人民所喜好，而现在正“一人向隅”地在那里十分寂寞，不得一放。那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悠久传统的“书法”。
寂寞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是这朵花好像被我们文化工作的领导部门忘怀了，解放以来一直不提它。从前像故宫博物院还是书画一样重视，故宫周刊上所印的有书有画，另外还印了许多唐宋以来有名书家的真迹。这些真迹，确比清朝人所能见到的印本强得多，极为爱好书法者所珍视。解放后，这些原来制了版的名家法书一概不印，新的更不要提了。从前在北京或外地经常有书画展览会，现在，画展还有，书法就绝迹于展览会了。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种影响，特别是中小城市，很多人认为写毛笔字是落后形式，表现思想落后。不管是北京、上海，或其他城市，我们想在文具店买点比较好的适合于写毛笔字的信纸信封等，也不容易得到。此外，还有……。啊！寂寞呀，寂寞！
我们姑且不从什么艺术理论上谈，只看看几千年来自甲骨金文以后，文字不但担负着记事符号的作用，还更随时随地起着发人美感的作用，起码端正美观的字体是受人喜爱的，何况更高到特别优秀的作品呢？因此，小到一个书签，大而至于匾额、对联、碑文，都以毛笔书写，写得又好，才能满足人们视感上的需要。这几年重印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书籍，总是请沈尹默先生写个书签。为什么？为了美观，为了符合读者的喜好。不久以前，有人曾在报上反映某些专为小朋友阅读的书本，弄个小孩字体作题签，以为小朋友一定会喜欢，却想不到小朋友偏偏不喜欢这种“天真”的写法，小朋友所喜欢的却是端正美丽的字。我们不是常常听人说今天的小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机关干部写的毫无基本训练的字样实在不好看吗？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当然，在书写的速度上，在携带和使用的方便上，毛笔字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作为一种能够丰富民族文化的艺术品种来看，从更能增强民族文字的造型美来看，尤其从广大人民对书法的喜好来看，没有理由可以把书法“打入冷宫”或置之“自生自灭”之地。至于文字改革，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曾经遇到部分在地方搞文化工作的同志，问他们为什么不提倡书法？他们的回答常常是“上级不提倡，我们怎么提倡？”当然一种应该做的工作不能等上级的提倡，同时，上级也并没有发布过什么明文，表示不提倡或反对。但是，事情摆在面前，在“体会领导同志的意图”之下，轻视书法是不必讳言的。某些文化机构花几千几万元买古画的事儿间或有之（收购名画，当然是应该的），对收购名人法书则不重视。有些地方，曾经拿历代有名的碑帖去做“爆竹”了。书法这一门艺术，就在这样不理或冷淡的遭遇中沉埋下来。我觉得它的遭遇比起被明白反对的还可悲哀。因为如果有人从理论上表示明白反对，当此百家争鸣之际，还可以有争论的机会；沉埋至此，却是更阴暗可怕。这里还得说明：今天书法一道所以若有若无地还存留于社会上，完全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喜好，更足以证明这种艺术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我不是要替书法争出个什么名堂来，我总觉得传统的艺术应该延续下去，有花总应该放。我希望中央文化部门考虑这一问题。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讨论。花总是要放的，抓得紧了自然就放不成了。只要不是抱着偏见，让花自由自在地开放，也是好的；能加点工夫培养、爱护，那就更好。我觉得提高文化水平，丰富艺术生活，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那末，多开一种花，让大家满足要求，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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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
近三百名西医师参加学习
本报讯 江苏省近三百名西医师，从9月份起开始正式有系统地学习中医。省卫生厅在南京、苏州、南通、无锡、常州、徐州、镇江等市筹设的西医学习中医班，都已陆续开学。各学习班学习的内容有“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等四部中医经典著作和中医医史、中医各科业务知识。学习期限三年。
各地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大学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有相当临床经验的高级西医师。其中有苏北医学院院长顾尔龥、江苏医学院教授刘燕公，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陈王继善等。南京市学习班九十一名学员中，有三十人是主治医师以上的西医。全省各学习班学员人数原定二百七十名，因报名要求参加学习的人数多，学员名额增至二百九十五名。 （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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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在南京的研究机构举办科学研究成就展览
据新华社讯 中国科学院南京各研究机构七年来研究工作展览会，1日在南京开幕。
这个展览会分六个展览室，展出了中国科学院设在南京的六个研究机构七年来的成就。土壤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七年来在东北、西北、华南、华北等地区进行土壤调查的成就，陈列在展览会上。他们在黄河中上游研究了土壤侵蚀，防止黄河水土流失的问题，在黄河下游灌溉区进行了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研究；在华南调查了全部红壤地区，研究了红壤缺磷的问题，找到了一种吸收磷肥的萝卜菜，可以作为绿肥施用，能使水稻产量提高46％。几年来，土壤科学工作者总结了我国土壤科学研究的全部成果，编制了中国土壤图和土壤分区图，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种科学依据。
古生物研究所在1955年以前，绝大部分人员参加了地质勘探，进行了煤、铁、锰、磷、石油以及水库、铁路工程地质、地层研究等项工作，并为地质部、石油工业部的野外工作队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编写了“中国标准化石”专业书籍。同时还发表了一百八十二篇学术论文。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斯行健在解放后的著作有二百万言，接近解放前十九年的工作。这些都陈列在展览会上。
地理研究所为流域的开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几年来，在黄河、黑龙江等流域进行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调查。经过这个研究所调查的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20％。他们还为黄河、海河流域编制了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已经完成了一百零八幅，这些图已成为这些流域的各项建设的基本资料。这个研究所的大地测量工作是新建立的学科，七年来他们在东北、西北、淮河进行了天文、重力和三角测量。
紫金山天文台已经开始了天体物理的研究、太阳黑子的观测。在方位天文方面，他们发现了两颗小行星。天文学家在提高授时的精确度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成绩。此外，他们还编了不少的天文年历、航海历和航空历，已经应用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去。
中山植物园试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已有四百多种以往认为不易生根的植物可以引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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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医生改制医疗器械
观察细胞内部组织活动的显微镜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宏仁医院，最近装制成功一架可以观察细胞内部组织活动的相差显微镜。这种显微镜不是单靠放大多少倍来观察微小的东西，而是利用光相的差别来观察微小东西的内部组织。从这架显微镜中可以看到血液中血球的各种角度的形态和组织，和白血球怎样吞噬细菌的活动。现在医生们还在利用这架显微镜研究观察其他微生物内部的组织状况。
这架显微镜是宏仁医院内科医生黄铭新、潘瑞彭和技术员朱文光利用旧有的显微镜改装成功的。
拍摄X光照片的快速换片机
诊断脑部或心脏某部位有病，造影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是药液的显现过程很短，用普通的X光机拍摄X光片只能拍到一部分，不能进行正确诊断。宏仁医院X光科郭德文医师制造了一架自动快速换片机，在十秒钟中就能连续拍摄八张X光照片，把造影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这架机器已为两个心脏病人拍摄了X光片。这些照片为心脏外科医生提供了足够的诊断资料。
测定肺功能的机器
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医师吴绍青和肺科医师李华德等装制成功一种测定肺功能的机器。
该医院的胸外科病人在动手术以前，除了经过X光拍摄照片诊断以外，现在还要进行肺活量、通气和换气等方面的肺功能测定。有许多病人原来被认为不能施行手术，现在经过肺功能测定，认为可以开刀获得治疗。
在一年中，医院已用这种肺功能测定机为六百个病人进行测定。医生根据大量的测定制定了中国的十种肺功能常数。（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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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劳斯博士论民主德国哲学研究者的任务
洪保德大学哲学研究院院长科劳斯博士不久以前在“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哲学讲授和研究的任务”。
作者首先指出，自1948年以来，德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发展，给德国精神生活带来了新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如在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大半是拘守于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留给我们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宝库并没有好好研究。近年来哲学著作的出版在数量上增加很多，但是在质量上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选题的社会重要性也不够。作者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康德和黑格尔。
作者说，洪保德大学哲学院的工作人员曾经讨论了今后哲学工作中的任务和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他们认为缺乏一种科学地仔细地编定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的著作。有些哲学家说，应该等苏联哲学家来编出这样的书。作者说，这是不对的，我们阵营内许多国家的哲学家以及哲学团体都应该参加这个工作，一起努力来编订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的著作。
作者指出另一个任务是关于逻辑学的问题。他说：若干哲学家有这样的一种意见：认为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学已有若干批评，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因此对于现代逻辑学的发展就忽视了。他们只把马克思主义的引证和举例装在形式逻辑学的过时的教科书的框子里，作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学教科书出版。这显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逻辑学的教科书应该包括逻辑学的现代的成果。
作者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面对着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哲学史方面。我们还没有一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书，这是我们的羞耻。哲学家应该努力研究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写出专门的著述来。如果只一般地说康德动摇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物自体’是唯物的，‘先验论’是唯心的，这是不够的，正如断定黑格尔的哲学是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贵族主义的反动一样地不够。”作者指出，对于古典德国哲学真正科学的评价是有效地驳斥今天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的一个重大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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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付印斯坦因盗窃我国敦煌写本的总目录
四十多年前，帝国主义文化间谍斯坦因在我国敦煌千佛洞盗窃了大批珍贵写本，保存在伦敦英国博物院里，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目录。据日本“史学杂志”报道，多年来从事整理这批写本的翟理斯，已经编就一个总目录，于去年付印，名为“在敦煌发见的中国写本目录”。根据美国加里佛尼亚大学“远东”季刊报道，这本总目录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1．佛教；2．道教；3．摩尼教；4．非宗教书（包括经、史、法律文书、诏令、布告、契约、外国文字书籍等）；5．附录。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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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译注拉施特“集史”中印度史和法兰克史部分
十四世纪波斯的历史学家拉施特·丁（1247—1318）所著的“集史”（又名“年代汇纪”）一书，除了蒙古史、伊儿汗国史以外，还有印度史、法兰克史等。但是，这些部分很少有人利用过。法国研究拉施特著作的学者杨（K·Jahn）氏，曾在1941年把他用德文译注的
“伊儿汗国史”部分在布拉格出版，1951年又把他用法文译注的“法兰克史”部分在荷兰莱丁大学出版。这一部分虽然名为“法兰克史”，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史。“印度史”部分，杨氏也正在校译中。
拉施特·丁初为伊儿汗国合赞汗的侍医，后为宰相。在不赛因汗时，他被人诬陷而遭到腰斩。所著
“集史”一书是受合赞汗之命用波斯文写的一部“世界通史”。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是蒙古史，包括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及其以后诸汗的事迹，在中国止于元成宗时，在伊儿汗国止于合赞汗之死；第二部是世界史，包括欧洲诸国和印度；第三部是地志。“集史”所根据的材料有伊儿汗国档案库中所藏的蒙古原始史料“金册”，术外尼的“世界侵略者传”，以及居留在伊儿汗国的中国、印度、克什米尔、西藏、维吾尔、阿拉伯和欧洲诸国的天文学者、历史学者所供给的史料。其中蒙古史部分，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关于这一部分，虽有几种译本，但是都没译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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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
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几年来在江苏的几个大藏书库里，从百万卷图书中搜集到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两万四千多册，经抄录和编纂成册的已有六百余万字。
搜集到的两万四千多册史料中，有珍贵的稿本、钞本上百册。很多史料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对研究太平天国史极有价值。其中如陈作霖的日记手稿“可园备忘录”，记录了当时天京的情况。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的机要幕僚王拯写给一个姓唐的一封长达六千余字的密信，暴露了清朝军队在广西、湖南失败的内幕，也记载了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兴起的情况。史料中还有七十七册是当时人写给曾国藩的信札的原件，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对付太平天国的情况。倦圃老人的
“庚癸纪略”记载了太平天国发给佃农“田凭”的事，也很重要。
在搜集到的两万四千多册史料编纂成册的六百余万字中，包括了太平天国史料四编六十四册，以及太平军经过的十八个省份的地方志三十五册。这些都是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例如，沈梓的“避寇日记”，全文达二十万字，是记载太平天国在嘉兴建设情形的一部珍贵史料。这部日记的原稿，都是蝇头小字，涂改甚多。日记写在纸片上，纸片大小不一，年代次序颠倒。纸片距今已有百年，被虫蛀成很多小洞。但是，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原稿中的片纸只字都小心翼翼地加以整理，并根据史事的先后，考证了日记的年月日，而后抄录成册。（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