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了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必须创造的条件
马寅初
今年七月中旬，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为文科和理科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是两科部分有代表性的教授和副教授，讨论为了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必须创造些什么条件或克服些什么困难。讨论很热烈。各人说话都很诚恳直率，可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现在根据座谈会的记录（记录送经各位发言的教授修正或补充），把各教授所发表的意见加以分析和整理，先归纳为以下四个问题，后再归纳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末了我提出我的四点意见作为篇末，就教于国内科学家们和各大学教授们。 作者志
一、教条主义很严重
近几年以来，在中西古典文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很严重。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是：第一，怕犯错误，这是谨慎怯弱的表现；第二，懒汉思想，老引用别人的话而自己不负责任；第三，看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体会不深，乱扣帽子。这种情况使得科学研究不能茂盛地展开，师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何从产生？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若能够使它同实际结合，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经过辩论，不同会变成同，同时又会产生不同，这样发展无尽。过去的教学改革，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如每周给学生规定上课三十多学时，结果先生和学生都感到负担重。又如硬要教条式地完成工作量，助教若满足了工作量就难以进修，影响了学术的提高。（冯至）
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解放以后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是对的；但是后来大家惟恐在这一方面犯错误，而被戴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因此连正确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敢谈了。有一次一位同志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我国郑州在解放以后所以发展得这样快，除了由于新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它从来就是一个水陆交通要点。这种说法本来是有道理的，但是编辑部却一连接到几封读者来信，反对作者的说法，并引用斯大林讲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话，认定作者犯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像这样片面地引经据典、乱扣帽子，并不能很好地展开讨论，来解决问题，反倒使大家徒生戒心，甚至连正确地评价地理环境的作用也不敢了。（侯仁之）
有些人讲课常常只敢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或其他名流讲过的话。在科学界也有这种人。这不但影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也妨害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像这样要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过是像缘木求鱼而已。（崔之兰）
教研室讨论学术问题不一定要有结论，不能因为一时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就说不接受批评。一个人接受别人的意见，要有个过程，即使那意见是正确的，也不能要求他一下改变。
（王瑶）
过去为了稳当，怕不对就不谈，苏联没有谈过的也不谈。社会风气偏于保守。今天应该大胆地谈。有了错误可以纠正。一定要展开自由讨论，以达到学术繁荣的目的。根据这一精神来检查工作，改变风气。这不是一下子的事，而是长期的工作。（周炳琳）
现在对米丘林学说有许多看法，教书相当困难。我们批判摩尔根、卫斯曼，对他们的学说是否要讲？苏联专家说要批判就应该讲，但是现在讲课的时候，批判完全是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在一种科学上要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同苏联不同也可以，但是过去我们有些不敢讲。现在是一个转变，但是分界线在什么地方，还不很清楚。这一点必须澄清。（李继侗）
对李森科学说的看法有澄清的必要。有人认为李森科学说一无所取，又有人因为李森科学说受到了批判，因此对学习苏联也丧失了信心。过去我引用李森科学说的时候，深感到李森科的学说所根据的实验材料不充足，说服力不大。（曹宗巽）培养研究生，只依照我们所知道的莫斯科大学的一些作法，不一定适合。助教忙，都不能起助手作用。（申又枨）
学生愈往高年级愈急需独立思考，有时间就应该考虑问题。如果学习的范围狭仄，则思考也狭仄。多看书可以多想。这就牵涉到文字方面，四年级可以选英文、德文，这样便于多看多想。（庄圻泰）
二、有文章无处发表
北京大学校刊看起来没有生气。登出的文章好像都很成熟，都是马克思主义论著。解放以后写文章都有一个公式，对问题都必须有或者只能有一个提法。“新建设”杂志对有些文章不敢登，怕犯错误。有些大报刊、杂志不轻易接受外稿；或者按一个公式把文章删改得不像样子。我们要做研究工作就要把尺度放宽一些，量多了质就会提高的。（郑昕）
我对北京大学的文科学报不满意。我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方面努力不够，应负一定的责任。学报应该活泼一些，过去办得死气沉沉，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连北京大学校刊也没有宣传过学报，好多人还不知道学报。学报应该立即改进。（冯至）提议北京大学应该办一个中等水平的刊物，学术地位稍低的人的文章也可以发表，这样学术就可以发展得更快些。（朱谦之、芮沐）出版是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我们有些著作无处出版。校外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对专门学术的问题，有时不太了解，不是不出版，就是改得面目全非。希望学校考虑出版问题。（吴兴华）我们对出版也有些要求，因为现在的学报（理科）很难普遍反映所有东西，期数少，字数也有限。似乎可以出一种类似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成熟的也可登，使大家有发表心得的机会。（侯仁之）无论如何学校应该把老科学家们过去已经发表的论文汇编出版出来，使大家能看到，这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的。（曹宗巽）做研究工作应该展开学术讨论，有讨论必有批评。今年北京大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在这方面比去年有进步，但是写成文字的批评还很少，即使有也容易散失，如果有一个刊物就很好，容易经常发表讨论文章，不一定要集中在“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才提出来。（侯仁之）
三、图书杂志的处理不好，研究难展开
西欧学者互相通信讨论问题，一生不断。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写信。（唐钺）同外国通讯，寄出论文的抽印本，一般怕不稳当，怕泄密，怕麻烦。其实，只要是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什么保密的必要。（段学复）
同外国科学家通讯，这几年有顾虑，没有写，因而会在外国造成不好的印象，好像我们不敢说话。这样就会造成在学术上的阻碍，希望快快解决。（张景钺）
不看英、美书虽然不是领导上的命令，但是别人一看见你看英、美书，就大惊小怪，这种空气应该澄清。（唐钺）这种空气现在已经逐渐改过来了。在“三反”运动的时候，学生表示不愿学英文，今天这些学生又才要求我教他们学英文。（崔之兰）现在空气改变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刊物同英国、美国的杂志交换，但是用中文本交换怕人家看不懂，外文摘要可以写得长些。美国翻译苏联的科学书刊有时比我们还快。美国工业发达，有些科学上的新东西一出来，苏联就马上赶上去。（段学复）例如苏联一种重要的物理杂志一出版，美国就用英文翻译出版。苏联也经常翻译外国的书籍和杂志。他们何等重视吸取别国的科学成就和经验。（褚圣麟）过去我们硬性地说那些是社会主义的，那些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学派观点是不对的，学术同政治不一样，不能一律等同。（周培源）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科学技术应该有一正确的看法，这就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芮沐）但是领导方面对这一点重视不够。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去年要订外国杂志九十多种，因为经费限制，只能够订七十多种，这说明对重点大学重视还不够。（段学复）北京大学物理系今年交给图书馆许多国外订书单，但是好些书说没有钱买，这会影响大家开展研究工作的积极性。（褚圣麟）
北京大学法律系做科学研究的时间不够，依照规定教师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放在业务上，实际上是没有保证的。为了工作，我们必须同外面经常联系，但是打电话经常打不通，浪费去很多时间。法律系的参考书不让集中，而图书馆下午又不能进书库，规定太多，限制太严，浪费时间。（芮沐）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情况也差不多，过去买外国近代文学的书，一直没有买到，影响教学。已经有的书，许多给封起来，不让我们看。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受到阻碍。（吴兴华）
心理学是一门幼稚的科学。正因为它幼稚，它需要更多的提携。心理专业的科学研究在过去没有能大力展开，我们的主观努力不够是一个原因，然而客观条件也实在是太差（如研究的房子和地方）。向国外买书过去极不顺利，现在稍好些。借书到现在仍有困难，有位老教师去书库找书，书没有找到反由梯子上跌下来。（孙国华）
研究经济问题、经济史和经济思想，所需要的资料范围很广，要有苏联的，也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要买的书一直没有买到，原有的许多书被堆存起来，这样如何能做好研究工作？（周炳琳）
我们是在向科学进军中提出“百家争鸣”的，通过争鸣来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是一长期坚苦的工作。但是要争鸣，必须准备条件，最主要的是图书。学校要成立的科学研究处是不必要的，我对它能起多大作用表示怀疑。因为科学研究题目的确定、参考书的提出都要靠教研室，而出版工作总务处可以做，剩下来科学研究处可以做的事不多。（陈岱孙）
四、一致性和灵活性有矛盾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定得太细，使学生负担很重，加上学生中强调集体活动，连吃饭睡觉都要集体，就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很死板，不容易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三、四年级学生就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学生写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像做政治课的发言提纲。（崔之兰）
有些问题如果集体自学，强调一致有困难。教学计划统一起来有好处，但是有些学校开专门化课程确实有困难，一致性同灵活性有矛盾。过去强调一致、集体多，今天强调灵活是有道理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许多方面对北京大学要求高，要开许多专门化课程，势必引起集体、一致化的副作用。如果发挥集体力量，强调某一面，结果有人要改行。目前是不是可以看得远一些？十二年赶上先进科学水平，重点要建立，全面也重要，不能不重视。有的学生只搞半导体，别的金属不搞，这是不对的。重点固然要发展，非重点也要发展。重点尽可能满足，非重点有的条件比重点好，也应该发展。（周培源）
过去对学生强求一致，教学上没有能因才施教。“三反”运动的时候，批判天才教育对这方面有不少影响。目前学生水平不一致，全面发展不应该影响某一方面特长的发展。对个别有特长的学生应该研究如何帮助。（侯仁之）
科学研究开展不好和领导上具体帮助不够有关。领导只一般号召，说话四平八稳，如说：“提倡集体研究，但个人也可单独进行”，“要展开科学研究，但以教学为主”。这样的话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结果教学任务多的无法研究，而教学任务少的也没有开展起来。（冯至）
五、以上四个问题实则一个
作者认为以上四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因为教条主义很严重（第一个问题），所以解放以后写文章一定要依照一个公式，要提出问题，必须要有或者只能有一个提法。不合乎这个公式或者这个提法的，就不合格，不予登出，于是发生了第二个问题——有文章无处发表。因为有合格同不合格之分，所以硬性地说那些是社会主义的，合格的，那些是资本主义的，不合格的。从这里推出凡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书，连字典在内，都不能看，要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杂志有困难，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通讯也有困难，阅读英国、美国书籍也有困难，这样就形成了第三个问题——图书杂志处理得不好，研究难展开。教条主义对学生自学提倡集体自学，对学生行动提倡集体行动抹煞了个性和特长，于是形成了第四个问题——一致性和灵活性有矛盾。因此依我看来，四个问题都不是个别孤立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推而论之教授们所发表的意见可归纳于一个——教条主义。
六、我的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们对于科学研究所发表的宝贵的意见都是很有价值的，不仅反映了今日的实际情况，值得我们听取，而且对上级领导指出一条改进工作的方向。不过其中有若干点不如所说的那样简单，还有商讨的必要。以下我提出四点求教于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和全国的科学家们。
一、在院系没有调整以前，旧北京大学原拟办一个研究院掌握师生（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事宜，但是这样办等于把教学同研究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辅而行的，不能分开进行的。教师用研究的心得去教学生，如果发现问题，再来加以研究，这样接二连三地继续下去，思想成熟了，容易作出结论。但是教师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不能抛开教学来单独做研究工作，因此我们有“开展科学研究，但以教学为主”的号召。在苏联，科学研究多半采取集体方式，使研究的结果比较准确些，但是集体方式用之于中国，又怕中国的学者不习惯；为了结合实际才决定个人也可以单独进行，所以有“提倡集体研究，但个人也可单独进行”的号召。以上两个号召，看起来似乎有些“四平八稳”，其实是切合实际的。冯至先生所说的教学任务重的教授无法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的教学任务太重，并非因为号召是“四平八稳”，不知冯至先生以为然否？
二、过去北京大学的教务处兼管科学研究，但是教务处掌管教学的任务已经很繁重，对于科学研究，照顾不够，所以把教学和研究分归两个机构掌管，犹如把一个原来的燃料工业部分成现在的三个专业部一样。所以在教务处以外另设一个科学研究处，这个教务处同过去的教务处名义相同而地位不同。过去我们采三级制，校长之下有教务处，教务处之下有各系科，辗转传递，诸多隔阂，极不灵便，上下往往不接头，所以科学研究领导不起来。现在改三级为二级，校长之下就是各系科，多设副校长，并且设校长助理，取消教务长，把新的教务处、研究处同各系科并立，校长可以同各系直接联系。因此科学研究处这个机构是必要的，是治事的机构，并非为安插人而设的，不知陈岱孙先生以为然否？
三、规划中许多方面对北京大学要求高，要开许多专门化课程，但是要开专门化课程，不仅要同科学院合作，还要同业务部门联系。正如周培源教授所说，重点要建立，全面也重要，不能不重视。若只顾重点，不重视全面，不容易随便转移阵地。在政府对毕业生不容易安排，在学生不容易学以致用；若专门化课程定得太细，困难更多，连教师也无法聘请。所以一致性必须同灵活性相结合，但是要使之结合，学校必须同业务机关打成一片，因为它们知道那一种专门化是急需的，那一种是可以缓办的。因此我拥护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建议：“科学院和业务部门新设的研究机构，尽可能同有关高等学校结合，设在一起，这样既便于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互相兼职，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也便于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互相利用。”
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必须通过先进国家的语文，没有语文没学好而能好好地学习外国的科学知识的。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我觉得北京大学毕业生（几个语文专业的毕业生除外），一般的外国语修养不够，看起外文杂志书来一定很吃力，这就限制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对于他们是不利的，应该请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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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我们的科学成就超过先辈
萧焜焘
在一个关于科学院规划征询意见的座谈会上，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教科书何日出版。不容否认，作为教师，关心教科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教科书在一般教师之中的神圣的权威的地位，却反映出严重的问题。仿佛使人觉得，教科书是该门科学的绝对真理集成，有了它，教师们就省事了。凡事有书为证，庶几可免“歪曲马克思主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嫌。对于教科书、教学大纲之类的神圣观念及法律地位，使得教师进行教学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还能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我们欢迎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教科书出版，欢迎各种有参考价值的教学大纲颁发，但请不要赋予它们以法律的尊严，应当使它们成为教师们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亲密朋友，而不要成为教师们的严峻上司。
学校里“批准”之风也极为盛行。教研组主任成了一级“首长”，教师的个人规划要他批准，教学计划要他批准，课堂讨论的目的、要求、讨论题要他批准，考签要他批准……，一句话，行政作风贯串在教学业务领导中。如此领导的后果如何呢？挫伤了教师的主动性，损害了一个科学家在其独立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应有的自尊心，滋长了教学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教研组原是发扬集体智慧的良好组织形式，但一染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变成了约束教师的绳索了。
目前，各个方面已十分注意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但偏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多，对教学研究过程及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注意得不够。教师们、科学家们需要思想上的大解放，需要教学和研究上合理的自由。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担负起它的时代使命；才能从教师及科学家队伍中，从他们千千万万的青年门生中，产生塞尔维、布鲁诺、哥白尼、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而且完全可以相信，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伟大无比，他们的科学成就也将远远超过他们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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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城市里中小学教育中的新问题
舒新城
今年暑假以后，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要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中学招生名额也要增加，因为校舍不足，大部分中、小学校要实行二部制——即两班学生分上下午利用一个教室上课，也有一部分学校实行三班学生共用两教室上课，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和活动的时间比全日在校的时间要少三分之一到一半，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小学生在校外的时间要多三分之一到一半。对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怎样进行教育，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以上海为例，全市人口六百三十万人，其中少年儿童有二百五十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七岁以下的计一百五十万，七岁到十五岁的一百万。这些少年儿童百分之八九十是中、小学校的学生。如果学校全日上课，他们在学校的时间通常有八、九小时至十小时以上，改为二部制以后，他们每日在校外的活动，通常是整个半天，或者十小时。假设没有给这些少年儿童好好安排校外生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他们是会感到“日子难过”的，也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故。在上海，报纸上已经刊载有少年儿童闲荡、打架、偷窃、出走等现象。这对少年儿童的品德、健康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我希望各方面对这个问题早加重视，并且研究妥善的解决办法。
我现在就个人同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接触所及，提出几项初步的意见：
对于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社会各方面都负有责任，家长更有特殊的责任。因为儿童不仅在未进学校以前受着父母的教育，而且在进了学校以后，还要继续受着家庭的影响，家庭良好的教育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在中、小学实行二部制以后，少年儿童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家庭生活，这就更加重了父母的责任。教师在校内对学生进行教育，也应当关心学生的校外教育，经常和家长取得联系，多花一些时间了解学生在家庭的情况，对学生的自修和文化体育活动给以必要的指导。这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劳动。
要关心和教育儿童，做父母的应当了解和学习教育儿童的基本的知识，懂得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并且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教育儿童。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是：小学生（七岁到十一、二岁）的主要特征是“好活动”。他们的行为往往在无意识的冲动和爱好的支配之下而发生的，常常摹仿父母、教师、英雄和亲近的人的行为，但是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所以常常跟着周围人物的影响而改变其行为和爱好。初中学生（十一、二岁到十五岁）的主要特征是“半大人”，就是他们一方面像儿童一样喜欢活动，但是活动更富有组织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他们身体发育快，性机能开始成熟，自己感觉到有点像大人，自信心强，对于父母和教师有自己独立的意见和评价，同时关心国家大事，幻想着未来的生活，希望成为祖国各种有用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兴趣广泛，行动分散，他们的爱好和注意力，也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有所转移。从少年儿童的特征看来，我们要搞好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家长和社会各方面要注意成人的生活习惯、思想行为对他们的影响，时时“以身作则”去影响和教育他们，同时要更多地了解、尊重他们，根据他们的特点，培养他们开朗、勇敢、活泼的性格，从积极方面满足他们的兴趣和要求，帮助他们开展有意义、有趣味的活动，如植树、科学技术、体育以及适当的社会活动，等等，以发展他们的才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小学生在校外的活动，因为年龄的差异，安排的方法应有所不同。一般地讲，低年级活动的时间要多于阅读的时间，中年级二者约可各半，高年级则阅读可略多于活动；初中学生除了文娱活动、阅读书报外，并且可多组织一些社会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同时，要明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无论阅读或活动都要以教科书的复习为中心。他们在学习上需要辅导，在活动上更需要场所，年级越低越需要指导，年龄越大需要活动场所越迫切。因之，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具体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我的具体建议是：
第一，学校要担负组织各班学生自习小组的责任，对于每一个学生都要组织在一定的学生自习小组中，订立自习规划（包括复习功课和文化体育活动等），由教师辅导他们。对于各个小组轮流排定日期依次巡视，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且注意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和道德品质，在城市房屋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自习小组首先要触及的问题就是自习场所，其次是低年级的辅导员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争取家长的协助，动员社会力量如妇联、青年团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等帮助解决。
第二，家长对于教育子女如果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于自己的子女都是愿意负责教育的。但是，他们的困难是没有时间。许多父母都是国家和企业的工作人员，工作忙、会议多，往往和子女很久不能见面，很多的中、小学教师往往无时间照顾子女的家庭作业。希望有关领导方面下定决心，从各方面努力，保证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八小时工作，让父母们有可能挤出一些时间去照顾孩子们的校外教育。
第三，扩充少年儿童阅览阵地。可分四方面进行：1、扩充各学校的图书室，尽力添购少年儿童适用的书刊，并多备复本，放宽阅览时间，让他们都有机会阅读他们所喜爱的书刊。2、建立各个地区的儿童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流通站，供应他们阅览外借。3、大多城市都有出租书摊，他们以前曾经出租黄色图书，去年经过一番整顿，坏书已经肃清。他们拥有大量的连环图画和小说。据上海统计，二千多个出租书摊每日有十万人次租书，比全市图书馆的阅览人数多十倍。所以有这样多的读者，是因为他们分布在大街小巷，读者租赁便利。对这些书摊要加强领导，让出租书籍能适合少年儿童的需要，可以补充图书馆和阅览室、流通站之不足。4、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妇联领导下组织小型图书室，专供本街道的少年儿童之用。阅览场所有了，还需要解决指导人员的问题，因为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有人指导，购置书籍也需要有人选择，这需要争取学校教师和社会力量的协助。
第四，扩充少年儿童的活动阵地。少年儿童所需要的活动场所，一般的家庭是不能解决的，只有发动社会力量来解决。去年上海为协助自学青年进行自学，组织社会力量，在自学辅导展览会中有教育局、人民广播电台、文化局、里弄工作委员会、园场管理处、体育运动委员会、青年团、妇联、工会、科学普及协会等十二个机构作了保证，为少年儿童组织了各种活动。这个办法是好的，它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彼此分工，互相配合，扩大了少年儿童的活动范围。
对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是早已普遍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大部分中、小学校实行二部制以后，社会上对于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问题感到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我们称它为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就是对少年儿童的成长特别关怀和重视。这种责任感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我相信：在我们的国家中，一定能发动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来搞好中、小学生校外教育，更相信，在我们国家中，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