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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委工业生产政治工作会议决定
坚决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保证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本报讯 中共武汉市委最近举行的1956年第二次工业生产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工业企业中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在工业企业中坚决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保证提前、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自从去年贯彻省委二月工业座谈会议和中央召开的工业部长会议精神以来，武汉地区工业企业开始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一长制”的错误作法，基本上实现了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一转变，对改进工业企业中的政治工作和生产工作，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过去推行“一长制”的影响，至今在某些企业中还遗留着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不良倾向。这次会议结合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进一步批判了片面强调“一长制”的错误。会议认为：实践证明，片面推行“一长制”的结果，削弱了党对工业企业的领导作用，并且助长了企业领导干部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到会人员一致拥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精神，在工业企业中的党组织，同其它战线的党组织一样，必须贯彻执行以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会议认为：健全与建立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是改进生产管理工作的根本问题，因此，那种认为有了党的集体领导，就可以削弱行政工作，或者以为不必要建立科学的生产管理制度，都是错误的。会议同时也指出：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工会、青年团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作用。
会议强调指出：当前工业企业中，要以深入的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中心，在运动中，建立和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同时，对职工要加强全面完成计划的教育，要以贯彻提高技术、改进技术、学习和掌握新技术的方针，去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会议认为：现在已面临一年最后的一个季度，完成计划还有不少困难，因此，要求大家坚定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坚决保证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力争更多的产品赶上全国的先进水平。
会议期间，武汉国棉一厂、裕华纱厂、南洋烟厂等十多个单位，分别介绍了党的集体领导、群众路线和关心职工生活的经验。 （吕乃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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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会议决定
保证柴达木的职工顺利过冬
二万多吨过冬物资将陆续运往盆地
据青海日报讯 中共青海省委员会最近召开第四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专门研究柴达木盆地勘探人员和各方面工作人员过冬问题。
今年冬季，将有六万多名勘探人员和工作人员在柴达木盆地坚持工作。目前盆地最低气温已达零下五度，因此如何保证柴达木盆地全体职工在冬季胜利而健康地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早已指示省属各有关单位积极准备各种过冬物资，并责成各有关单位负责干部组成柴达木过冬问题小组，专门筹划和领导这一工作。
当前最主要的困难是运输力量赶不上需要，很多过冬物资如主副食品、燃煤、火炉、棉衣等不能及时运到盆地。省委决定采取“就近取材、就近供应”的办法，如在海西建立屠宰场就近解决盆地肉食问题。省委并指示交通厅应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现有运输力量，协同有关部门进行内部调整，除原有的三百三十七辆汽车外，再由省交通厅调拨一百六十三辆汽车给柴达木运输公司，使所有过冬装备和物资都能加快地运到勘探人员手里。
关于今冬明春盆地人员的主、副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供应，省委责成省粮食局和商业厅指派专人作好调拨、搭配工作，以使两万零二百五十八吨粮食，急需的猪、牛、羊肉、罐头食品和四千多吨百货都能随时启运。
柴达木盆地冬季气候严寒，长期住布帐房是不能适应冬季工作的。据调查，盆地职工现尚缺各种住房六万八千九百多平方公尺，因此，省委指示除继续修建土木结构房屋，调拨木质房屋外，应以增添活动房屋为主。所有活动房屋都必须争取提前运到目的地，最迟不得超过十二月中旬；并且做到房屋随到随用，合理使用。
为了充分供应盆地冬季用煤，省委指示有关单位必须做好鱼卡、德令哈、西大滩、大头羊等地现有煤矿生产管理和开发工作，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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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漂棉受到国外欢迎
本报讯 苏州市公私合营大华漂棉厂生产的漂棉色泽白、质量好，受到南洋、西欧等国家人民的好评。这个厂出产的漂棉约占我国整个漂棉出口总数的70％以上。
漂棉，是废旧棉絮经过清洁处理而制成的。出口一吨漂棉，可以换回二吨钢材，漂棉的用途很广，除在医药事业上使用以外，还可以做炸药、塑胶等化学工业原料。据了解，苏州市的漂棉，有不少一部分运往日本以后，还被日本人民织成地毯，价廉物美，很受欢迎。
漂棉生产在苏州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但解放前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解放后，人民政府协助打开销路，给予加工订货，扭转了生产局面。特别是公私合营以后，随着出口任务的增加，本来季节性生产的工人，已固定下来全年生产，目前还在准备开三班生产，出现了漂棉生产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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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将建设成巨大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新华社郑州电 我国主要产棉区之一的河南省，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棉纺织工业基地。目前，全省拥有的纱锭枚数超过解放前二十五倍左右；比1952年增长了三点八倍。
新兴的纺织工业城市郑州，在初解放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棉纺织工厂。自1952年以来的四年中，它每年都兴建一个现代化的棉纺织厂；今年，郑州市又有两个新的棉纺织厂动工兴建。不久将要正式投入生产的郑州国棉四厂，它每年生产的棉布，可以供给两千多万人各做一身新衣。预计到明年，国棉五厂、六厂投入生产后，郑州市生产的棉纱和布匹，就能基本上满足全省四千多万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根据国家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的计划，河南省内还将陆续出现新的纺织工业区。
解放以前，河南省所产的棉花，绝大部分都要运到上海和武汉等地；同时由外地运进棉花和棉纱。解放后，省内各地开始建设棉纺织工业。从1952年起，每年都能将大批棉纱调运外地。预计今年将有一百万匹棉布可以调出省外。
河南是我国主要产棉区之一，棉花品质优良。去年全省棉花的总产量，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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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各工厂企业提拔大批干部
本报讯 青岛市国营和地方经营的工厂企业，贯彻大胆正确提拔干部的方针，一至八月份共提拔各类各级干部二千四百四十名，其中提拔为工程师、车间主任、科长等以上领导骨干的有一千四百三十一名。
各厂在这次提拔干部中，特别注意到知识分子的特长，仅据国营二十五个厂的统计，八个月来共提拔了知识分子干部三百三十二名，其中提拔为工程师的有一百五十名。
各厂也注意了从广大工人中提拔干部，不少具有相当技术或业务水平，并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优秀工人，陆续被提拔为领导骨干。公私合营自行车厂工人牛助栽，原是老技术工人，在这个厂实行公私合营时，他积极协助党作了许多工作，合营后又在改进机器设备、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因此他在今年三月份被提拔为第七车间副主任。
有些单位的领导方面，还注意提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资本家。原私营盛泰染厂副经理姜扬永，对供销业务比较熟悉，从1955年1月到青岛市染织工业局任科员后，工作也表现积极负责，最近被提升为染织工业局供销科副科长。
经过这次大胆和大量地提拔干部，大大加强了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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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杨植霖
内蒙古自治区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建设项目和即将投入建设的工程，在农区、牧区、林区、山区都有。这些工程的任务急、规模大、速度快。人口也随着建设迅速增加。如包头市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五十万平方公尺，今年就是一百几十万平方公尺；一九五○年人口不足八万，现在已经到三十万。森林工业一九五二年的采伐量是五十九万立方公尺，今年已经增到一百七十万立方公尺（价值等于一百七十万吨粮食）；一九五二年森林铁路的牙林沿线人口不足两万，现在已经超过十万。其他还有国营牧场、渔场和大小四十多个勘察、钻探地区，以及新建的城镇、新建铁路通过的地方等，这些地区的发展情况也大体相同。因为当地基础薄弱，工作上生活上都有不少困难，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例如，职工的生活供应，仅大兴安岭以北的林区、牧区和草原森林城市满州里、海拉尔、牙克石等，除百货日用品外，仅粮食年需供应约七万吨，蔬菜数千万斤；各地基本建设都要求地方工业大量生产砖、瓦、砂子、石头、石灰等建筑材料；职工的住宅不够；其它教育、卫生、文化娱乐、工资、福利、物价、交通等都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快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建设进度。
我们在领导建设工作上是有缺点甚至错误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在支援配合上也缺乏全面规划和具体措施。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领导部门从思想上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建设，在工作中给所属干部以必要的教育，主动积极地给以实际援助。
我们希望中央各部门定出重点建设和新建设区的全面支援计划，采取具体配合措施，并且规定监督检查制度，使支援工作产生出实际效果。
在各种拨款上，中央有些部门认为内蒙古自治区财权机动大，因此把应该自己出钱办的事也让内蒙古自治区解决，其实内蒙古的收入是有限的，而且在每年年初都按照国家统一计划作了安排，已经没有多余的机动力量。如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把全部城市建设费的百分之九十投在包头，别的地区因得款太少意见很多，而包头还嫌太少。因此，建议把包头的城市建设费和林区的建设费（大兴安岭林区蓄材至少有九亿立方公尺，几年后可年采伐七百万立方公尺）由中央另拨专款去办，不列入地方预算。其他新建设区也都要求商业、教育、卫生、交通、邮电、银行等有相应的配合建设。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控制拨款指标的时候，考虑内蒙古的实际困难，给新区建设以适当照顾。
中央好些工作部门很少和内蒙古联系，没有及早地把一些重点厂矿的建设规模和进度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既不好配合，也难全面安排，工作十分被动，损失很大。今后除我们主动联系外，希望中央对此有明确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十分辽阔，除民族特点外，还有很多地区特点，近年来变化很大，情况复杂，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指导工作。现在有些部门的做法，显然是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如某部今年分配七千万元的福利费，只给了内蒙古二十万元；在分配呢绒货源的时候全内蒙古只分配给二百公尺；大兴安岭九月已冷，十月才拨去冬用衣物。今年林区起火最紧张时，由呼和浩特给海拉尔打电话打不通，不能指示工作，因为齐齐哈尔一线晚八时即封闭电话，说是上级规定的。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今后多派人去内蒙古，深入下去，直接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以帮助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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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刮风”
上海国营第二棉纺织厂有些工人的住房被台风吹坏了。有的工人有能力自己修葺，却要求工会帮助。有的工人甚至要求一次借五百元、一千元，要工会马上帮助他把草房翻盖成瓦房。这些不恰当的要求，是不难向工人解释清楚的。但是，工会的干部觉得这些事很“难办”。
有一个水电行的职工，借口妻子生小孩，向工会借了三十元，又申请补助三十元，加上自己工资里剩的十元，都存到了银行里。工会明明知道这些情形，仍然批准了补助，而且在下一个月又继续补助他八元。别的工人很不满意；工会干部却说：“不关心不好，只好多关心一些。”
为什么本来好办的事，这些同志却觉得“难办”，本来不应该关心的事，却“只好”去关心呢？原来是因为“这时候各方面都在批判不关心工人生活的错误”，这些同志怕戴“官僚主义”的帽子，遇事就采取了迁就的态度。这些人好比墙头上的小草，风从哪里来，就顺哪里倒。至于刮的是什么风，这种风是否适合于本单位的情况，他们是不管的。他们认为只要顺风倒，就算贯彻上级的指示了，就不会受到指责了。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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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削履适足
四川省农民很喜欢穿胶鞋，胶鞋在农村的销售量越来越大。重庆市虽然有两个橡胶厂生产胶鞋，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商业部门便从上海、天津等地调进相当数量的胶鞋来供应市场。数量是凑够了，可是调进来的胶鞋尺寸小、鞋头太尖，农民们穿着很难受。他们说：“这是城里人穿的，我们这些庄稼汉脚粗大，受不了这种秀气罪”。于是，胶鞋在市场上一边脱销，一边积压。
为了给积压着的几万双胶鞋找出路，四川省百货公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把胶鞋的尖头削去，再补上一个大圆头。“削足适履”固然错误，而像四川百货公司这样的“削履适足”的措施也未必对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孙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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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求具体领导
长沙机床厂锻工车间主任 叶财林
我厂是1949年解放后由几个破烂的小厂子合并组成的，当时只能干一些修配活，资金也很困难。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职工们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困难，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我厂是一个专门制造插床、拉床、液压牛头刨床的工厂。全国性的工业生产高潮到来后，我厂职工受到很大的鼓舞，曾将生产计划提高了三次，今年一至七月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有九百九十六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六点八倍；一至七月份劳动生产率完成计划的108％，为去年同期的137％；生产总值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点八倍。
但是，我厂今年在全国机床制造业中，却是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厂子之一，月月都不能全面完成计划。为什么计划完成得不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厂子本身，在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以后，又产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例如去年十二月制定的改建厂房计划，原来要求今年五月份就得完工。但是，由于对厂房设计、建筑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困难因素估计不足，装配车间主要厂房的设计直到五月份才确定；钢筋供应不上，水泥、木材直到今年四月份才从中央分配下来一部分。这就迫使厂房改建工程不得不拖到六月份才能正式开工。又如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增加劳动力，原来估计这些劳动力能够从社会上得到补充，但后来各方面都需要增加劳动力，致使我厂的计划落了空。厂内对工具、卡具的供应工作也组织得很差，自己制造来不及，市场上又买不到，工具厂也因任务挤不给订货，造成了工具供应和生产任务脱节。另外，工厂技术力量薄弱，技术水平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厂内存在的这些问题，除了厂本身有缺点外，上级领导机关也有责任。
首先是计划变动得特别多，今年的计划现在还在变，工厂本身没法掌握，计划科的人员都搞得很疲惫，厂的领导干部也感到很苦恼，不好安排工作。
在工业生产高潮中，中央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生产中各个因素相互之间的平衡缺乏全面考虑，在下达企业生产计划指标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考虑供应问题，而我们下面也是只顾生产，依赖上面解决供应问题。结果，因为供应问题解决得不好，造成了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停工待料现象。今年我厂需用的钢材、废钢、焦炭等都还缺得很多，甚至连生铁也还缺五百多吨。
有些问题，中央和地方都不管，使企业感到不知所措。例如木材、废钢等物资，中央给我们分配的不够用，要我们找地方解决，而地方又不管。如八月二十日厂内因缺废钢，翻砂间要停炉，我们到省、市党委和省、市计委交涉，都得不到解决。省、市计委都说，他们只管供应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不能供应中央系统的工厂。我们听说某单位有废钢，几经交涉，也还是得不到解决。
现在我厂正在抓紧改建厂房的基本建设工作，有关生产技术的准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虽然任务很重，困难不少，但全厂职工还是有信心保证全年国家计划的完成。要求上级领导机关加强对企业的具体领导，特别是要注意帮助后进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要明确，要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不要形成两不管，中央对企业计划要稳定，要注意平衡。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会遭到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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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三个国营毛纺织厂
帮助公私合营工厂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据新华社讯 上海三个国营毛纺织厂和十三个公私合营毛纺织厂签订了厂际互助互学合同。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就使公私合营厂迅速改进了生产管理，其中四个厂达到或者超过了先进厂的生产管理水平，八个厂达到了中等厂的水平。8月份，十三个厂中有八个厂全面达到了产值、产量、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四项指标，七个厂的产品一等品在98％以上。
这十六个厂都是按照产品相同、地区相近，自愿组织起来的。互助互学的方式很灵活。由国营厂系统全面地向合营厂介绍了如何贯彻毛纺织品染整三大制度和推行作业计划的经验，首先帮助合营厂稳定和改进了产品质量，打下了计划管理的基础。国营厂在介绍这些经验的时候，着重介绍了自己厂以往工作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并无保留地供给有关资料。介绍的方式，有时给合营厂上大课讲解，有时派专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三个国营毛纺织厂也从合营厂学到一些可贵的生产经验。半年来，国营第三毛纺织厂已经从合营新华纶毛纺织厂学到了缩短毛织品染整时间的经验；国营第二毛纺织厂也向合营中国毛纺厂学到了绒线分克过磅的办法，解决了他们长时间内没有解决的绒线分量偏轻的问题。
这种互助互学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先进厂的作用，带动新合营厂，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赶上先进厂的水平。同时，国营厂也因帮助对象比较固定，避免了以往那样忙于应付参观学习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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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能坐享权利不尽义务
川滇公路是联结西南各省的交通干线。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长期失修，路基损坏很大，到1954年还不能通车。
1955年初，我们五三一地质勘探队到金沙江两岸勘探铁矿，一切物资机械设备必须经过这段公路，再经金沙江上运。当时，我们曾几次要求原西康省交通厅修复这段不足八十公里长的路基，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无力修复”。由于勘探急需，我队只得自己投资修路。1955年3月间，停驶近十年的川滇公路又从鹿厂通车到金沙江边的鱼鲊了。接着云南境内的川滇公路也修复到金沙江边，与鱼鲊隔江相望。云南省交通部门开办了定期与不定期的客运班车。
我队为了修复这段路基，花费约达三万元。修复后，我们曾多次向西昌县交通科和会理县建设科联系，请他们验收接管。当时他们派人视察了这段路基，却没有提接管的事，就在四川日报上公布通车班次启事。并在鱼鲊设立了客运接洽处。每月除客运外，由这条线路从外地运到四川的物资即达一百多吨。
这条由我们修复起来的公路，已经为四川交通部门服务了。然而，他们还是不来接管，不来养护。今年雨季来到，路基不断的垮，我队有几十台机器在这里钻探，一旦不能通车就会影响油料和器材的供应，造成钻机停工，我们不得不从生产上抽调一批人组成“道班”，随时抢修。以致形成我队修路，交通部门营业的局面。路坏了他们的班车停驶；路一修好我们的车子前面走，客班运输营业车紧跟着赶上来。
希望四川省交通厅赶快派人接管这段线路，好好养护起来。不能再坐享权利，不尽义务了。
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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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黄河过渡难
山东洛口黄河两岸的渡船码头附近，经常停有一长列汽车等待过渡。每天从这个渡口过河的汽车，平均有一百二十多车次；每部汽车渡过黄河，最少要一个钟头，遇到车辆多，停在后面的汽车往往三、四个钟头还过不了渡，严重地影响了运输周转。由于渡河费时而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按平均每天过渡一百二十车次，每车时速三十公里，载重量三吨半计算，每部车在过渡时耽误一个钟头，就等于少跑了一万二千六百吨公里。
这些损失能不能避免呢？我认为完全可能。过渡难的主要的原因是两岸的码头太小，只能靠一艘渡船，当拖轮将装满汽车的渡船拖到对岸以后，必须先将原来停靠码头上的那艘装满等待渡河的汽车的渡船拖走后，才能停靠码头，这样就耽误了很长的时间。根据渡工们的意见，如果将两岸码头修理一下，每次可以同时停靠两艘渡船（一艘装车，一艘卸车），就可以大大缩短过渡时间。
修理码头要花一笔钱，估计约需一万多元。但如果从过渡困难所造成的损失来看，花这笔钱还是合算的，希望有关领导单位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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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弄堂工厂”的变化
徐行
跨进厂门，清清楚楚地看到短墙上有着“公私合营上海新成电器厂”几个大字，我还疑惑是否跑错了地方。难道眼前这几间矮小而破旧的房屋，就是两年多来制成四十多种精密仪表，并且是我国目前唯一制造热工测量、调节仪表的工厂吗？我就在这样惊奇的心情下开始了访问。
负责供销工作的苏家骥领我参观。他对我说：“别瞧不起我们这个占地只有七亩，破破烂烂的厂啊！我们的产品现在供应着全国一百多个重点建设厂矿；在玉门油矿分馏塔里；在鞍钢七号高炉上；在第一汽车厂锅炉房……处处都装着我们的仪表。第一汽车厂还给我们送一面锦旗呢！”我们的产品还去来比锡、苏联、印度展览过，并且也是出口物资哩！”
苏家骥把我拉进检验室。墙上、台上、地上到处都挂着或摆着各种各样的仪表，大的有好几十公斤重，小的可以托在手掌上。我用耳朵贴在表上静听，又打开盖门仔细观察，只看到无数小齿轮在嘀嘀??地转动。二十三岁的检验科副科长沈洪根同志兴致勃勃地跑过来向我解释开了：“勘探队同志们在荒山野外探得了矿藏踪迹，钻下几千几百公尺深的井眼，究竟地层结构怎样？蕴藏量可能有多少？只要用我们的电测仪一测就知道了。高温、高压锅炉究竟进了多少煤、多少水？出了多少蒸汽或废汽？煤燃烧得好不好？水和蒸汽是否进出得太多或者太少了？坐在办公室里的工程师们，依靠我们的量煤器、流量纪录仪和气体分析器，就可知道。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也会事先收到警报……”
“真的这样灵吗？”我惊讶地问。
“不灵那还叫什么工业上的‘眼睛’呢？”沈洪根、苏家骥都满有把握地这样说。的确，他们厂里出产的仪表一般都已达到误差不超过1.5％的国际水平，而且在每平方公分压力高到三十二万克或者低到十六克的情况下，灵敏度也始终不变。
这个厂，包括两位私方人员在内，只有五名技术人员。原有上百台大大小小机床几乎全部靠皮带拖动，误差没有一台符合标准。像这样的一个工厂怎样会生产出这么多的精密仪表的呢？
这个厂过去是造电钟、小水表等等普通产品的，由于销路不好，工厂几度减产。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做的人家不要，人家要的我们又做不了”。于是他们决心制造仪表。
他们在一无图纸、二无样品、三无订户的情况下，就乒乒乓乓地试制起自来水厂用的流量计录仪来了。设计一改再改，零件一修再修；没有计算机，为求几道曲线公式竟用算盘拨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车床，就把小车床垫高起来用；没有磨床，就在车床上磨；没有校验设备，就用铅桶盛水吊上屋梁去校。结果，这只在现在看来结构还算简单的仪表竟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年多，比现在工时多花了二十倍，成本也高出六倍多。有人打趣地说：“这简直是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啊！”
尽管如此，大家却从来没有退缩过。技术人员们都像削尖了头似的往热工仪表方面钻，不懂什么就学什么；碰到有关图纸和资料，能买就买，能借就借，能抄就抄；碰到厂内争论不决的问题，就分别去找老师、同学讨教。目前，不仅技术人员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并有七名工人因为提高了技术和理论水平，被提拔担任技师职务了。现在，上海市有一百多家厂和许多技艺精巧的手工劳动者和它们有协作关系。许多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东西也有人给送上门来。芝罘路上一位电器摊贩就经常替该厂绕电阻，可以保证误差不超过0.5％。差不多全市钟表店、寄售行和某些旧货摊贩，一收到瑞士“亚米茄”三号挂表，都会自动往新成厂送，连价钱都不用讲。
最近，这个工厂职工人数已发展到近四百人，比原来增加了近十倍，俱乐部、球场都被挤掉了，上厕所和浴室也都挤得排起队；没有精密机床和校验设备，废品率还很高，更高级的仪表也试制不出来……这些都是困难，而他们最感困难的还是抵挡不住各地像雪片飞来的订货单。苏家骥就对我说：“新建厂矿要提前投入生产，老厂矿又纷纷扩建，最大的仪表厂还在西安筹备，我们这里可就轧扁头了。”他说，前些日子，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乃至十几批客户来订货。有的乘飞机来希望买到现货就走；有的一开口就要订上千套仪表。厂里应接不了，他们就到上海市仪表公司、重工业一局交涉，甚至找到市的领导机关，都争说自己的单位是“重点”，订货如何急需。市领导机关给他们按轻重缓急排了个队，就排到了1958年。
据这个厂张建德厂长谈：市的领导上已经根据中央发挥上海工业基地作用的方针，决定重点扩建这个厂。按初步扩建计划，这个厂明年第三季度里将扩建成一座占地一百八十亩的新型的仪表工厂，工人也要由现在的四百人增加到两千三百多人。厂内要增加很多新式机床，要增设设备较为完善的试验室和工具、热处理等车间，还有一个可以保持一定温度、不受灰尘沾染的装配工场。五十多家原来就有协作关系的小厂将并进去，它们带进一部分设备和八百多个熟悉这一行生产的职工。生产改成两班制，设备利用率就提高一倍；大规模成套生产，工时定额一般都可降低40％—50％。到那时，产量将比现在提高十一倍，并将试制用电子管来控制的误差可以不超过0.5％的更高级的仪表。职工宿舍和其他福利设施也将相应地扩建或增建。所有这些扩建总共投资预计只需四百多万元就够了，并且在一年半之内就可全部收回。
厂长越说越兴奋，仿佛一座新的仪表厂已经在他面前似的。
社会主义改造给上海许多破破烂烂的弄堂工厂带来了过去所不敢梦想的美丽前程。这座仪表厂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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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兴的工业城市——包头
经过几年来的建设，包头市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建筑物逐年增加，市面也一天天繁荣。
新华社记者 袁汝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