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在自相矛盾的“理由”的后面
凡人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义”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比较浅显易解，只偶有引用尚书等文字，稍为古奥，但并不很多，所以未加注释。”也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东周列国志”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未加注释，是因为书中文言成分极多，如果注释起来，连篇累牍，近于一般字典、词书的钞录；其中所写历史事实，如果把它们的来源根据一一注出，又会变成全钞左传、战国策等书，对一般读者也没有什么必要。”
这两本书都没有注释；前者是因为需要注释的“并不很多”，后者则是因为需要注释的“极多”。
或问：这两段话不是有些矛盾吗？是的，可惜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并不少呢。
比如有一个问题，提请有关部门来解决，要是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一个个别问题，情况比较特殊，就暂时搁一下吧！”要是这是大多数人的事情，则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起来牵涉的方面很多，暂时还是搁一下吧！”结果，同样都不给解决。
又比如有一个问题，提请有关部门来解决。要是这个问题并不很急，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回答：“事情拖一下也不要紧，过一个时候再说吧！”等到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再提出来，又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回答：“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次就算了吧！下次事先注意就是了。”结果，问题自然也都没有解决。
这样的话，常常就出于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人的口。
但是，我们倒不必纠缠在这些矛盾之中，责问他们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因为就是把其中任何一条理由抽出来看，也同样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需要注释的不多，就可以不注释了呢？为什么问题牵涉的方面多，就可以不去解决了呢？为什么事情急迫了，还不赶紧设法补救一下呢？……可见，这些所谓“太多”“太少”“个别”“普遍”等“理由”，根本只是一些不想真正把问题解决的借口。在它们的后面，藏的是不关心群众利益，工作不负责任的思想意识。这样的“理由”自然很容易自相矛盾，而一旦矛盾起来，这种思想也就暴露得更为明显了。
找一个“理由”来搪塞一下，是很容易的，真是“何患无辞”！但要真正使人信服，使人接受，那可不容易，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寄语这些同志，事情能办就办，应该办而暂时不能办，或者不想办的，也不妨直说，完全不必找一些五色缤纷、毫无用处的“理由”来为自己这种思想作掩护。
第8版()
专栏：
克拉玛依油区的女青年
韩文慧
在克拉玛依油区，人们看到了在帐篷里精心护理病人的女护士，背着水壶、扛着经纬仪在烈日当头的油田上跑来跑去的女测量员，或者是身上溅满原油和泥浆的测井女工和泥浆采集员。他们在油区工作得很出色。
有一次我访问了油区泥浆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们。这个化验室设在一个不到十平方公尺大的地窖里，一大半地方被化验设备占去了，屋里站上两个人就感到有点挤。化验设备除很少几部仪器外，所有用具都十分粗糙。不了解的人，很难相信这是指导克拉玛依油田钻探工作的一个细致的化验场所。
负责化验工作的李淑廉向我介绍了她们的工作情形。
今年3月泥浆化验室成立时，除了几件简单的化验仪器外，其他化验设备都没有，但是钻井规模逐渐扩大，泥浆化验室的工作不能不跟上去。李淑廉和三位女化验员就在这个地窖里展开了工作。化验室没有装药的瓶子，她们就到饭堂、职工宿舍搜罗了酒瓶、罐头筒来代替；没有放置药瓶的木架和工作用的桌子，她们就到工地上找来废木板钉成了桌子和木架；地窖里松软的沙土地面上无法进行泥浆化验，她们就到井场上收拾了撒在地上的水泥，用手把沙土地改造成水泥地面。没有试验固井水泥强度的仪器，李淑廉就自己设计图样，请电焊工人用废料制成一个代用仪器。她们不仅克服困难创造了化验室，而且在探区重晶石和水泥缺乏的情况下，试验成功了用当地黄土代替价值很贵的重晶石来钻井，在水泥里加沙子来代替纯水泥固井的办法。这种节约水泥和重晶石的办法，现在已经在许多井队推广，它将为国家节约大量的钻井投资。
这些复杂、费力的试验工作就是在这间不到十平方公尺大的地窖里进行的。试验工作要蹲在地下或弯着腰才能进行。在一个多月连续多次的试验中，累得她们腰疼、腿酸，可是谁也没有停止工作休息过。李淑廉说：“任何一种事业开头时总是困难的，在克拉玛依，一开头就能在这里工作，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光荣。”
在克拉玛依油田担负医务所工作的女护士，没有一个因为环境艰苦而不安心工作。过去几个月，在热得像蒸笼一样的帐篷里，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不仅要作护士工作，还要兼司药、清洁员的工作。护士何玉梅刚到医务所时，因为药剂室还没有一个司药人员，领导上派她来代理司药工作。何玉梅在学校根本没有学过这一门课程，也没有在药剂室工作过，只不过在今年上半年自修完了药物学，懂得药剂工作的一般知识。但是，她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当时，克拉玛依正是炎热的季节，室外气温上升到华氏一百三十多度，职工当中流行痢疾，每天有许多人前来门诊。这么多病人的配药和发药工作，就是一个十分熟练的司药也很难胜任。但是何玉梅每天还是及时配发了所有门诊病人的药。她在大夫指导下，把当时一般痢疾病症所服的药和药量在先一天夜里都配好，到第二天她接到这种药方时，就很快地把药发给病人。但是还有好多药要临时配。由于努力学习和认真工作，何玉梅在代理司药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细小的错误。
来自上海的女青年米淑娟，现在是克拉玛依唯一的女测井工人。试油工作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戈壁上进行。每天天一亮，米淑娟就背上水壶，和男同志一起出发到野外；黄昏时才回来。井上的工作都相当费力，开始搬绞钢丝绳的绞车时，她绞上几公尺就累得满头大汗。7月间，戈壁上的太阳像一盆火，工具在地上放上一会就发烫。米淑娟在野外工作不到几天，面孔就晒得黝黑，两臂脱皮，手上烫起了泡，每天收工回来后，累得连衣服都顾不上脱，倒头就睡。7月中旬，有几次在野外饮水断绝，口渴得说不出话，四肢发软，已经无力继续支持了。但是测井工作是不能中途停止的，当她看到井上男工人们虽然也渴得不能说话仍然坚持工作的时候，她就鼓了鼓气，终于坚持到收工。这位年轻的姑娘在这些困难面前一直没有低过头。现在她不仅完全习惯了艰苦的野外生活和井上费力的劳动，而且已经能够独立使用测井器测井，量井底液面。她的身体比刚来克拉玛依油田时长得更胖更结实了。
每当周末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就成为克拉玛依油区最活跃的人物。她们细心地打扮了自己，换上美丽的裙衫，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周末晚会，或者三三两两地聚在地窖里、帐篷里尽情歌唱。有的姑娘伴着自己的情侣，迎着瑰丽的晚霞到旷野去游玩，许多姑娘已经爱上了这里勤劳而勇敢的男青年，她们已立志在这里安家立业，建设祖国这个希望很大的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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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还有基础”
——法国影片“没有留下地址”观后
丘扬
出租汽车驶过街头，路旁一座没有雕像的石基巍然耸立。司机埃米尔向那位初到巴黎的乘客——少女苔丽丝意味深长地说：“……雕像虽然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有基础。”这句话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法国电影“没有留下地址”带给人们的感觉宛如一个橄榄，耐人咀嚼。故事经历的时间不到一昼夜，人物也只有三五个，然而影片却为我们展示出了活生生的巴黎现实生活一角。
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悲惨方面，影片类似我们已经看到过的意大利电影，这里却同时显露出一些更为向上的、积极的东西，令人信服地看到了未来——并不远，而且力量雄厚！
和那些人为地制造廉价眼泪的影片相反，它并不着力于描写女主人公的悲痛；即使这样作时，影片也用一些来自生活本身的喜剧细节，俏皮而不庸俗地把观众的感情引到愉快的方面去。在逐步展开苔丽丝的悲剧的情节中，影片着力介绍的是埃米尔这一类善良的人，是许多看来平凡无奇但却跃动着生命力的场景。当苔丽丝发现她的爱人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流氓，第一次想到死时，埃米尔劝她说，“死总要死的，急什么呐！”随着他的话，公寓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些人影，他们是为了明晨外出而深夜忙着洗衣的人，他们是对着夜空海誓山盟的情侣……当然，这不是生活的全部，然而从这当中，不是可以具体看出人们对于未来的向往，对于幸福的追求么？而正是这些平凡但又寓有深意的真实场景，构成了影片整个的乐观基调。
司机埃米尔不是事先注定一见面就该做苔丽丝的救星的人物，甚至在他第二次载着苔丽丝去找寻她的爱人的时候，她欠下的四百三十法郎车资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然而随着这位外省少女的一再失望，随着他对她的悲惨处境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同情她并对她进行帮助。而不久人们便知道了他的妹妹也曾经有过和苔丽丝相同的悲剧，他本人又是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经历和遭遇，使得他后来对苔丽丝的全力救助有了极有说服力的根据。在这一点上，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人物性格介绍和情节开展结合处理的出色范例。
在埃米尔把苔丽丝送到火车站，自己赶到医院去守候早产的妻子，和他终于顺利地做了父亲这一大段情节中，影片更加集中地刻划出了埃米尔是一个感情多么丰富的人。第一次做了父亲的埃米尔，快乐到了忘情的地步：他满怀幸福地向护士致意，情不自禁地招呼所有不相识的人，……恰在此时，一辆救护车停住了，抬下一个自杀的女子来，任何人处在埃米尔的情况下，也会立即想到苔丽丝吧！就这样，影片把观众带领进最为激动人心的情节中去：到车站去找她，发动所有的街车司机去找她；最后终于在塞纳河畔挽救了她的生命，而且为她安排下了一个充满了同情和温暖的处境。多么聪明而又合乎情理的处理手法啊！
正义、同情终于战胜了邪恶和不义。是的，“雕像虽然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有基础！”构成“基础”的是埃米尔、他的妻和他的朋友等善良的人们，“基础”就在他们心上和这许多平凡但又伟大的行为中。基础上面不会永远空下去的，瞧，那上面不是已经飞起了象征着和平的鸽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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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语录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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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
王统照
三、“南游草”的发现
要叙“南游草”不能不先说蒲松龄的遗诗集。据说蒲氏生平作了约一千二百多首诗，究竟在他生前有一清订稿本与否殊不可知。现从各方面搜集得到，加以分别录出的已有八百余首，其他除非新有别本出现，一时无从查考。“南游草”在济南经王仲衡老先生收存，其中的诗作却非全是前所未见的新本，只是蒲氏全诗中最早期的若干首。以他在江苏省的宝应和高邮县任上（那时高邮是知州缺）作幕时的所作，故以“南游”名之，而且钞本的时期似乎较晚，其中诗作大多数与他的全诗稿（今能钞得的）一样，可也有若干首是全钞本所未有的。从这点上说，这个钞本自有它的参考、补录的价值。
蒲松龄的南游，他的东家是孙树百（名蕙），同县人，少年进士，初任宝应知县，后又调署高邮州，时在1669—1672年（清康熙8年到11年）。孙蕙聘蒲松龄去任书启师爷，主要是写作些应酬函牍（他于1670去1671回乡）。可是孙蕙本人对文词似颇爱好，从蒲氏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朋友交谊。下面钞一首他在高邮署中写给孙蕙的诗：
一身浪迹海鸥轻，青草池塘画不成。卧病梅花销瘦骨，断肠柳色忆啼莺。但除白发无公道，只恐东风亦世情。我自蹉跎君自苦，两人踪迹总飘零。他的南游一共不过一年多，回里以后没再远去。他于三十三岁（康熙十一年）在其同县毕际有家教书，毕家富有园亭，如石隐园、绰然堂等，藏书颇多，蒲松龄自然有广搜博览的时日，“聊斋志异”可说大半是在毕家处馆的前期写的。他的后半辈三十多年也是在毕家书斋中度过的，直至七十一岁才不教书，回到故乡。
四、与蒲松龄有关的遗物的发现
自1953年山东省文化局整修蒲氏故居以来，从各方面努力寻求他的未曾发现过的遗著或与他有关物品。除画像已如上述外，由于年岁久远，并没发现出什么东西。但去年、今年却找到了四件与他有关的遗物。一即当年他在毕家处馆时，曾于“聊斋志异”的“花神”一篇中提到的，毕家花园里“绰然堂”的木匾，这块匾从毕氏后人家找到买来，虽然陈旧，却是原物。一方他著书用过的石砚，归他的九世孙名文洪的收藏，今已献出。另一件是今年夏天找到的一个旧式雕花木床，传说是蒲松龄曾在毕家馆中睡过的。还有一块“醉醒石”，说是蒲氏酒醉时常常握过的。现在都陈列于其故居中。
五、赠张?园的长诗手迹
说也巧，同样经二百多年的变动，兵火抢攘中，这张蒲松龄于1702年（康熙41年）在济南（蒲氏时六十三岁）手书赠与张?园的一首“古风”竟尚完好，且经张氏后人，现在的青岛市副市长张公制老先生（八十岁）捐赠给山东文管会（今存山东博物馆内）。张?园年纪比蒲氏大三岁，山东安丘人，在清初也是位名士，擅长书画，游历的地方颇多。他们晚年在大明湖畔由于朱子青的介绍成了朋友。蒲松龄写成此诗，大约没带印章，只是署上名字送与张?园。张家把这张字裱在一本书画册页中间，这些年放在一个箱子里，到处流转，竟未损失。张公制先生捐献此页，使我们对于蒲松龄的字迹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他手书的诗稿，也只有这一纸存留于世。他日蒲氏诗、文、俚曲集刊行，应当印入以广流传。
（续昨，未完）（附图片）
蒲松龄手书赠与张?园的长诗（蒲氏时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