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绑架”的新“拷贝”
思慕
法国帝国主义者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曾经很恰当地被称为“肮脏战争”。其实,在北非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也是够肮脏的,单以阿尔及利亚来说,1945年法国殖民军队就曾经在那里屠杀了四万五千阿拉伯人。近几年来,殖民军队对付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的一个惯用的恐怖手段,就是集体枪杀人质。用土匪的行话来说,这种肮脏勾当叫做“撕票”。
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土匪行径并不限于此。最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驻节部长拉戈斯特竟然用诡计绑架了应摩洛哥苏丹邀请去突尼斯同两国领袖举行会谈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五个领导人,这又给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肮脏纪录添加了一桩。
这五位阿尔及利亚领袖是从法国人驾驶的飞机上给法国殖民主义强盗绑架了的。这种诡计是十二分卑鄙的,但并不算新鲜。这种在天空中掳人的勾当使我们记起前不多时在中国放映的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片“绑架”。纵然法国殖民主义者可以拿“英雄所见略同”来解嘲,在我们看来,不无抄袭之嫌。在这个事件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之后,在上台时曾经开出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谈判的支票的摩勒总理,却在国民议会上拍胸脯,说他本人“不想逃避逮捕这些叛乱分子的责任”,大有“好汉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其实,堂堂“大国”总理,不惜乞灵于这样下流的手段,正反映出殖民主义者穷途末路的悲哀。
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堕落到以绑票的手段来对付阿尔及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来由的。在巴黎的垄断财团看来,“法兰西的命运系于阿尔及利亚”,万万放弃不得。我们记得,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的初时,马上联想到北非局势的法国当局,不但暴跳如雷,而且剑拔弩张,幻想借这机会把纳赛尔搞垮,就可以保住阿尔及利亚和整个北非的江山。而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埃及人民的坚强抵抗和反击之下,曾经磨拳擦掌、声势汹汹的摩勒、比诺之流却变成了“打鱼杀家”中的教师爷,大出其丑。纳赛尔搞不垮,恼羞成怒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便又向阿尔及利亚民族领袖施毒手。之后,比诺外长在外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宴会中谈到这事件时,还扮作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仿效阿Q的口吻说:“在近几年中,法国已经受够了,但是,这个政府已经坚决地要使法国受到尊重,并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将不再在任何地方接受任何人的侮辱。”
好“强硬”的口气呵!但是,我们且不要说法国这种挑衅行动“可能迫使整个北非同法国较量力量”(突尼斯首相的警告),法国统治者也应该记得印度支那八年的“肮脏战争”只赢得了奠边府的悲惨结局,应该记得流放摩洛哥苏丹优素福的结果还是被迫请他复位。这是反殖民主义的二十世纪给法国的严重历史教训。“法国已经受够了”,在我们看来,至少历史的教训还没有受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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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国画说开去
伍隼
最近一位国画家为“国画家的劳动值多少钱”而大声呼吁。我同情这一呼吁,并且希望它能收到效果。
近几年来,国画虽然有人扶植,有人鼓吹,但命运仿佛总不见得好似的。别地的情形我不很了然,单以杭州来看,光景就多少有点冷落。最常见到国画的地方是众安桥畔的旧货摊,这里常常有从旧日的书香门第流散出来的、早就裱糊好的国画在廉价兜售。但行人大抵匆匆而过,很少有什么兴致。日子一久,连兜售的人也少下去了。最近一位教授慨然于国画的散失,慨然于国画界的继起乏人,还慨然于目前许多学生不愿学国画,认为国画是封建遗物;老百姓也不愿挂国画,怕挂了国画会被人看作地主。他的慨叹不是无因的。
我们不是“国粹派”,我的是主张学习外国的进步的东西的,不仅现在,而且直到久远的将来。但假如有谁在学习外国的东西的时候竟然忘掉了祖先,忘掉了本国的土壤和气候,我看那也决不是好公民,——他倒更近乎“败家子”。可惜,这种作风是确实有的。这些年来,我们不仅时时听到“国画不科学”的嚷嚷之声,就是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传统歌舞节目吧,有的也竟被砍去优美的动作,嵌上外来的芭蕾,弄得只准舞而不准歌,成了四不像。
但可以注意的是,我们的不少国际友人倒是珍视我们的民族艺术传统的。他们还时时送来一些金玉良言。譬如,苏联的艺术家楚拉基就赞美过我们的舞蹈“雪里梅”,英国的版画家卡来因、比利时的亨利·拉瓦舍利教授、乌拉圭的雕塑和铜版画家玛丽雅·卡尔梅女士也都劝过我们爱惜绘画上那些全然中国风的优美的格调和技法。
这些话是值得搬弄洋教条的人好好想一想的。
当然,我们必须反对自大狂。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铙钹锣鼓和“广陵散”,也没有理由满足于敦煌石窟和后代文人的写意画。我们是应该敢于吸收外来的东西,也敢于革新,敢于创造的,可是和一切有“败家子”气的人们不同,我们的足跟必须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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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
王统照
一、蒲松龄为什么自号柳泉?
蒲松龄字留仙,凡读过“聊斋志异”的都可记得,只是他别号“柳泉”,或以“柳泉居士”自称,就不大为人注意了。原来他家住了若干年代的蒲家庄(在山东淄川县城外约七里。淄川县城区一带今划入淄博市,蒲家庄在淄博市洪山区),东头有一些高起的丘阜,陂陀不平,一个土阜上有座龙王庙,它居高临下,便于登眺。恰在寺外的深沟中,有一口清水常满的井泉(多年前如此,今因左近开矿之故,这面井泉已不溢满了),四时一样。左近土阜上、沟道中柳树很多,繁阴复翳。那些藏鸦的密叶,牵丝的柔条与寺院的红墙互相掩映,别有一种风致。加上清泉常满,便于饮濯,所以不论庄里的和外来的行人走到这个美丽的画景中,都禁不住看上几眼,憩憩腿,使精神松散一下。蒲松龄热爱他的家乡,尤其喜欢这个有大柳树,有寺院,又有清泉的所在,因此,他遂以“柳泉”自号,曾刻过一方“柳泉居士”的图章,印在书册上面。
到现在三百多年过去了(按蒲松龄生年计),庙早倾圮,由于解放前的砍伐,那些杨柳都已无存,尚待补植。只有那口井泉依然存在,往蒲家庄游览的还可因此“满井”(旧名)而明了蒲先生当年为什么取“柳泉”作为别号的由来。
这里附钞蒲松龄所作“修柳泉龙王庙记”的几段,足证他对这个“柳泉”所在的爱好,虽在老年仍然一样(他作此文时已七十四岁)。
淄东七里有柳泉……水清以冽,味甘以芬,酿增酒旨,瀹增茗香。……深丈许,水满而溢,穿甃石,??出焉,故土人又名满井。……兰若外为泉,泉外为河,河外为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儿孙罗列,圆如米聚,方如印复。削壁开丹嶂,杂以垂杨绿柳,萦青缭白,浑无断际。河之阴,一道通南北往来,解赏者辄坐流连。冬之日,甃石为燠。溽暑,行人望阴投止,望泉投止;脱汗笠,解衣?柳腰,则饮、则浴、则憩坐。坐顷、风飂飂,泉泠泠,自谓予蓬莱不易也。……
二、蒲氏遗著与其后代的保存和传布
讲到蒲松龄的著作,除了大家习知的“聊斋志异”外究竟还有若干种,截至现在难下定论。根据他死后若干年立的墓碑碑阴上所刻的篇名、数目,固然是个有力的证明,但是否此外就没有了?这很难说,还得从各方面更找论证。只就碑阴所刊的他的遗著,据我所知且见过的,只有三种“俚曲”没有着落,诗、文集和其他“俚曲”杂著总算都已发现。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蒲家后人的保存和传播。我们知道从前有多少“名流”,负盛名的文人,学者,甚至曾做过高官,或声誉远闻的,往往死后没有多少年,他的未刻行的遗稿便已丧失,笔迹无存,或者徒留篇目找不到文章,有的则连一封信、一首诗的原稿也没有了。这一点,蒲家的后代是与其他人家不同的,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的蒲氏遗文(未有木刻本的),其来源多是由他的子孙分别传出。除由于爱好“聊斋志异”、尊重蒲氏的读者所保存外,如果辗转找其来源,还不是出自他的后人的传留?即如已印行的“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解放时在东北的农村发现,也是蒲氏后裔由山东带出去的。
试查“聊斋志异”第一次刻本——青柯亭本,第十六卷后便有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的跋语。那时只是互相传钞,他们没有自行刻板的资力,然而却可看出他的后代对其祖先辛苦经营的著作是多么重视和希望广为传播了。
还有更好的实证,就是蒲松龄的坟茔,虽经过这多年种种兵火,却还没有毁坏,墓碑也没扑倒或弄去垫了猪圈,铺了道路。这一点不是没有原故的。蒲家庄的人民——多是蒲松龄的后代,不管“房分”远近,对于他们这位文名洋溢的祖宗确是尽了保护之责。以前除了偶有好事的文士、游人到这个偏僻穷村中看看蒲先生的住处,凭吊凭吊他那一堆土馒头之外,旧日的统治阶级谁曾念及这位“聊斋”作者的
“遗产”!凡是到过蒲家庄的人,无不明了全庄人对于蒲松龄的坟茔和其遗物的爱护。
如现在影印于蒲氏手稿的“聊斋志异”前面的他的小像,能够发现,能够传布出来,这哪能不归功于蒲家的后人?1953年初春山东省文联曾组织了一个小组,以陶钝同志为首,往淄川与蒲家庄作第一次有关蒲松龄的调查(也在这年寒假期间烦托山东师范学院严薇青教授到北京去,专向各个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调查关于蒲氏遗著的种种印本、钞本还有蒲氏手稿的存留。经过半月,收获很多),期望找到一些有关蒲松龄的遗物,却没料到竟然发现这幅蒲氏老年亲笔所题的画像。虽是省文联的同志们经县委、区委的介绍到庄子里,起初他们还不肯将画像取出。再三婉商,看后仍存庄内,绝不强取。经他们公议后,这才以香烛供养的旧日仪式,第一次使此遗像与“外人”相见。后又经商好,才可摄影流传。这能说蒲家后人只是封建观点吗?能说人家是“不识大体”吗?旧时代的官员、绅士对人民保存的各种文物,往往威胁利诱,强取豪夺,甚至有的人家因为保守得严密遭了杀身破家之祸的,并非罕事。虽然全国解放了,他们在乡村中还不能深知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政策,和对过去的学者、文人的尊重,因之慎密保护这张唯一的他们的祖先的遗像,这种用心确是值得重视!接着省文化局拨款修整了蒲松龄的故居和他的坟茔,碑上盖了亭子,再三嘱托,不可损毁。他们完全懂得政府重视的用意,自然放心、欢喜,毫无疑惑了。
(全文未完)(附图片)
蒲松龄画像(时年七十四岁,即1713年9月,江南朱湘鳞为画此像。)
上有自题二则。前文如下: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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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春小记
吴祖光
在昆明看川戏
假如说秋天里有春天,我们在晴天的阴天里亦有不幸中之大幸。
我非常喜欢看川戏。川戏是一个传统深厚,多姿多彩,充满着聪明智慧的剧种。这些年来,我每看一次川戏,无论在艺术上的享受和知识上的启发都是难以伦比的。
重庆市川剧院和我们前后脚来到昆明。他们将在这里作两个月的旅行演出,这对我们在阴雨天气里走头无路的摄制组说来乃是意外之喜。热情的川剧院给了我们看戏的方便,尽管他们的戏票经常卖到三天以后,但是我们把他们演出的节目几乎都看到了。我看过了他们演出的两个大戏:“穆桂英大战洪州城”,“幽闺记”和近二十出单折子戏。
这个剧种的“本钱”之厚是少有的。这次看到的节目大都是以前没有看过的,这次看到的演员也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拿节目来说,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的光彩;拿演员来说,一个演员也有一个演员的光彩。
在北京看过的川戏演员,旦角里有阳友鹤,杨云凤,陈书舫,许倩云,董汝陵……这回我们看到了琼莲芳、苹萍,秦淑惠,林琴新;在北京看过的小生有袁玉堃,曾荣华,谢文新,江尚峰,周文风……这回我们看到了吴辉新,李文韵;在北京看过的小丑有周裕祥,刘成基,陈全波,周企何……这回我们看到了李文杰,笑侬……川戏有多少可爱的节目,川戏就有多少可爱的演员。
重庆市川剧院的老院长周慕莲先生今年五十六岁了。他是川戏旦角的宗师。他还在演戏,而且还在钻研改进他的许多杰出的节目。他是虚心而又诚恳的,学习和工作态度真是令人感动。他也将参加演出几场,我在等待看他的戏。
不能出去拍片子,看川戏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我在摄制组里作了川戏的宣传鼓动员,使得同志们原来没有兴趣的,甚至说“看不懂”的也被川戏征服了。使我们高兴的还不止此,重庆市川剧院培养了一批年青的男女学生;这些孩子们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他们只学了三年,但是在台上已经显出了逼人的光彩。像刘卯钊,她饰演“幽闺记”中的妹子蒋瑞莲。她的表情,身段,唱和白口,演来从容伶俐;和著名的演员苹萍合作的丝丝入扣,把这一个聪明懂事的妹子演得非常可爱。
作为一个川戏的爱好者,我为川戏喜欢,他们的新生一代又和老一辈的演员接上气了。这些年青人又恰恰赶上了好时候,这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全国解放,而又是“百家争鸣”的思想、艺术解放的时代;他们能学到的和作到的比起三年前的路子就宽多了。他们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重庆市川剧院明年想到北京来演出,我真希望他们来。
我们和川剧院的同志们做了好朋友;和那些将来的大演员,现在的小演员尤其亲热。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的电影事业,川剧院的全体演员都被我们的摄影机拍到昆明的秋天里的春天里来了。
太阳又出来了
阴天已经过去了。这些天阳光大好,雨后的蓝天更加朗澈,我们又背起了摄影机在昆明市区和近郊满处跑了。春天在那里,我们就追到那里;我们要把永恒的春天带给没有来过昆明的人。
10月7日安宁温泉
(续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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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疫(套色木刻) 赵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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