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婆婆和娘
冯明
有些民间艺人形容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句话,叫作“婆婆多娘少”,颇有“感慨系之”的味道。
但应该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婆婆”,用的是“古义”。在新社会里,“婆婆”这概念的含义已经起了变化了。
解放以后,民间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的变化,民间艺人们的劳动一般地也受到了尊重。但如果我们不是只见大而不见小,那末就会看到、听到许多和新社会的风尚绝不相容的事情,也会了解到民间艺人的“婆婆多娘少”的慨叹不是没有来由的。
有这样的事情:民间职业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不送票,不招待某些“权威人士”看戏,就不能顺利演出。而对于民间艺人来说,权威人士又是如此之多,除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门以外,公安、税务、粮食、卫生、交通等等部门以及区乡干部、民兵等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哪一方面应付不到,招待不周,都可以引起意外的波折。公安部门的某些人员可以用“查户口”的名义深夜搜查剧团宿舍;粮食部门的某些干部,可以用减发口粮来加以威胁;交通运输部门只要稍微显点颜色,把戏箱晚运那么一天两天,也就够你受的。有的地方,布景要上税,张贴海报,也有所谓“广告张贴税”,与其交这些巧立名目的税款,就不如送几张戏票,请他们高抬贵手之为得计了。至于在开演中途,借口检查卫生,弄得场内石灰飞扬,观众侧目之类的事情,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某地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剧团得罪了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位“权威人士”,于是这位老爷就给剧团订了一份卫生公约,其中有一条,规定舞台上的人员一律得穿“卫生服”,剧团的同志问:演员是否也包括在内?答曰:在内。试问,舞台上起解的苏三,如果不穿罪衣罪裙,而穿上卫生防疫人员的白大褂,那还演什么戏呢?——一言以蔽之,这是刁难。当然,具有这种刁钻难缠脾气的人,在今天的社会上,在这些部门里,都是少数。但这很少数的人,都在民间艺人身上发现了可以逞威风,施权柄的好对手,那就无怪民间艺人要有处处作小媳妇之感了。
各地的文化主管部门,按理说,对待民间艺人是应该较为亲切,较多地予以关怀的。但实际上,挑剔、指摘和无理的干涉,也往往多于真正的爱护和鼓励。在这里,似乎也少有作“娘”的热肠,而多的是老气横秋的“婆婆”作风。
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改变了。我以为,文化主管部门首先要去掉对待民间艺人的“婆婆”作风,而应该拿出作“娘”的热肠来,即使没有作“娘”的热肠,起码也应该有作娘家哥哥的义务——像黄梅戏“沙子岗”里所写的那样,应该出来保护受婆婆折磨的妹妹;社会舆论,也应该主持正义。对待那些喜欢逞婆婆威风的人,我们不必用锥子,我们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加以规劝;当然,对待那些冥顽不灵的刁姑恶婆,必要时也许要用用武器的,不过也不是锥子,而是我们国家的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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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爸爸做代表
金近
妈妈要去开选民小组会了。
我跟妈妈吃完晚饭,爸爸还没有回来呢,饭菜都快凉啦。妈妈说,爸爸一定在厂里开什么会了。昨天我听爸爸说过的,厂里要发起劳动竞赛,就是为了迎接这次选举。妈妈把碗筷洗刷干净,要走了。我说:
“妈,我也要去。”
妈妈不同意,她说:
“你就在家呆着吧,把功课温温好,可别出去玩儿啦。”
我也不同意妈妈的话,我说,一个人呆在家里多闷啊。
妈妈说,好吧,可别在会上瞎胡闹。我笑着点点头,就跟着妈妈走了。
开会的地方就是隔壁老赵叔叔的家里,人都来啦,都是大人,只有我是小孩子。
老赵叔叔是小组长,他说开会啦,先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做什么工作的,住在那里。他说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他说:
“现在介绍一下刘大明。”
我扯着妈妈的衣角说:
“妈!他说我的爸爸。”
妈妈劈开我的手,她回过头来瞅了我一眼,轻轻地说:
“叫你别闹,你又闹啦。”
这怎么叫闹呢?好,我就什么也不说。
后来老赵叔叔叫大伙给那几个人提意见,优点缺点都提。大伙都提了,同意的就举手。
我不认识那几个人,没有举手,我只知道我爸爸,我就问:
“老赵叔叔,我给我爸爸提个意见,行吗?”
老赵叔叔可好呢,他笑着说:
“行啊!”
我提啦,我说我爸爸什么都好,工作好,身体好,学习也好,可就是有一点不好,我要他给我买个彩色的大皮球,说过三次啦,可他还没有给我买。
大伙听了我的话都乐了,这有什么可乐的?妈妈这回子也笑了,还是老赵叔叔好,他说:
“你这意见提得好,我给你爸爸说吧。”
大伙同意我爸爸做代表,他们都举手了。我妈妈起先不举手,看到大伙都举了,她也举了起来。我可同意我爸爸做代表,就举起右手来,举得挺高的。
这回大伙又说我了:
“你举什么手啊?你这小孩子还不到资格哩。”
我马上觉得脸上发热,我的脸一定是挺红了,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不过我还说:
“我都读二年级啦,再过五个月我就要申请入队。”
老赵叔叔可不像大伙那样地说话,他说:
“你要到十八岁才有举手的资格,现在还早哩。”他怕我不好意思,又说:“不过不要紧,我们算你也同意。”
回家的时候,妈妈一边笑着,一边说:
“你这孩子,你啊,真淘气。”
我可不同意妈妈的话,这怎么叫淘气呢?年纪小有什么关系,老赵叔叔不是说过的吗?他同意我选我的爸爸做代表,那就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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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一个“安排”
沈彭年
不少民间戏曲艺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排照顾,弄得生活狼狈不堪,不能致力于艺术的精进。在公家举办的艺术团体中是不是就都安排得照顾得比较适当了呢?不尽然。
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有一个局属的文工团,这个文工团里有一部分曲艺演员。今年5月该团就“安排”了一个曲艺老艺人。为什么“安排”?怎样“安排”的?“安排”的后果如何呢?
老艺人魏炳山今年五十九岁,擅长说唱西河大鼓。像“呼家将”、“少英烈传”、“前后七国”等大书都说得不错,有四十余年的艺龄。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做过不少宣传工作。1952年到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文工团工作,工作了四年,到今年5月,被“安排”到工程局丰台制材厂当“守夜人”去了。
“安排”的理由很简单:上台演唱不合适了!
“安排”之后,魏老同志要经常值十二小时的夜班,有一天夜里摔了个跟头,手腿都磕伤了。一个老艺人总是热爱自己的艺术的,几次写信给文工团和第四工程局的领导上,要求调动工作,而官僚主义者们置之不理。
这个老艺人,不可以叫他教教徒弟吗?不可以安排他去表演他擅长的大书吗?这些办法也许不十分周到,但总比当“守夜人”适当多了。当然,官僚主义者们会大吼一声:“守夜也是革命工作!”
“安排”的后果:不少认识魏炳山同志的艺人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气愤,有的还“衷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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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富汗的幽默
可口的抓饭
有一个人去做客,自然,主人就请他上桌,用抓饭来款待他。客人吃着抓饭,却嚼到了一些沙子。
“怎么,有沙子吗?”殷勤好客的主人问道。
“不,也有饭。”客人冷冷地回答。
过分的礼貌
一个人坐在炽烈的阳光下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写信。写到最后他打上了一个句点,想了一下又在信的末尾加上了一句话:“原谅我,我心灵上的花朵,我在写信时只穿着一件背心。但,请你相信,热得实在使我没有办法了。”
机敏的儿子
送葬的人群在街上走过,一个站在大门口的孩子问他的父亲:
“他们要把这个人送到那里去啊?”
父亲悲痛地摇摇头:
“我的儿子,人们要把他送到一个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地毡,也没有一盏灯的地方去。”
孩子喊了起来:“那就是说,要把他送到我们家里来了啊!”
(念宛译自苏联“星火”杂志1956年第二十期。原译者克·涅比捷夫和尤·谢米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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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春小记
吴祖光
秋到昆明亦是春,
可怜多雨复多云;
喜见东川佳子弟,
愁绝西山睡美人。
我从来不会做旧体诗,但是今天行车在昆明往安宁温泉的西山道上,忽然就诌出这几句不像诗的诗来;诗虽不佳,套一句老话:盖纪实也。下面我就来作一些注解:
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织了一个摄制组,让我们拍一部彩色的风景片。这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差事,而且我们亲爱的厂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到西南一带地方来。从8月中旬起,我们的摄制组从北京出发,沿途去找山水佳处。我们首先到了四川,在著名的芙蓉城——成都访问了武侯祠,薛涛井,望江楼和“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又上过峨眉山,灌县的青城山、都江堰;也去了新都的桂湖……
“镇日寻春不见春……”
可是我们去迟了,即使我们坐着飞机追赶时间,百花齐放的季节也早已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悄悄地溜走了。万绿丛中失去了红色,无论摄影机摆在什么角度也总是教人感觉抱歉的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无边树木趋向雕零,其变化之急骤简直是看来吃惊的;难得发现的一两株花朵,只隔不消半日便会枯萎。这时我不由想到诗人杜牧的诗句:
自恨寻芳到已迟,
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籍,
绿叶成荫子满枝。
譬如说,峨眉山春日里的上百种花早已开败了,夏天的满山游客散尽了,冬天的晴空云雪还没有到来;现在可正是烟封雾锁,十日九阴的时节。譬如说,我们赶到桂湖正值秋来;可是不巧,第一度桂花刚刚开完;第二度的桂花还含苞未放;结果绕湖而走,走遍湖滨连桂花的香味都没有闻到……这真叫“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对杜牧之“落魄江湖”的寂寞情怀又算是领略了几分。
秋天里的春天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完成任务。我们必须要找到秋天里的春天。找啊!找啊!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昆明。
我过去没有来过昆明,虽然我早就听说昆明是四季如春的城市。经验多了,就知道光“听说”不算,必得要“眼见为实”。在这一点上,可爱的昆明可真不教人失望:飞机还没有降落,刚掠过滇池的晶莹绿水,飞机场上的一大片粉红色夹着白色的波斯菊就把人给吸引住了。这简直就是一片花海。走进花丛就望不见边。把人都给埋在花里了。这只是一片野花,显然不是人工栽植的;只在每年落花时候,花种随风吹散,花就一片接连一片越开越多。我相信假如没人阻拦的话,以后昆明机场的飞机只有在花丛里起落了。
作为季节说来,昆明的春天自然也是过去了。昆明的茶花、杜鹃、樱花、梅花、桃、李亦早开罢了。可是秋天的昆明仍是彩色缤纷,花团锦簇;使我们的摄影师见此光景,笑逐颜开。我们是吃过亏的了,不管别的,先抢着把花拍下来;从早晨工作到黄昏日落,用了三个整天,我们拍了无数的花:大丽花,菊花,茶花海棠,竹节海棠,秋海棠,玉兰,芙蓉,月季,葵花,吊钟花,鸡冠花和别处还没有见过的叶子花——花是红的,但是形状和它自己的叶子一样——还有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的无数的花……
大丽花开得有大茶盘那么大。太大了,太重了,它的花茎已经支持不住它,任它卧倒在地上。
拍花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天空作为背景。昆明的天空蓝得那样神奇,那样透明,好像只要注目多看一会就会让我们透过它看到另一个世界;白云一团一团镶在蓝天上就像凸出来的一般。一位画家对我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蓝的天。”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家里人从东北来信,说天气很冷了,下过一场大雪,穿上厚棉衣还“飕得慌”。可是在昆明早晚穿上外衣,白天的阳光下穿一件衬衫就正好。
昆明的蓝天白云跟了我们十天。这十天里面,我们像永远不会满足的年青人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拍了昆明的花,拍了翠湖,大观楼,黑龙潭,金殿,圆通山,古幢公园…… (全文未完)


第8版()
专栏:

关于阎译
江绍原
9月1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所载阎简弼小品文,目的在呼吁各“机关中的某些资格老的成员”,“领导人”和“党团员”不要阻拦其他的成员和“非党团人士”说话、管事,——不要因为他们“仗义执言”,“见义勇为”,反而怪他们“乱说话”,“管闲事”——不要因为他们肯说话、肯管事,反而“整”他们一通。
这篇短文却是把古籍“战国策”(卫策)中“一个故事”译成今文开头的。我对于这个故事的处理有些意见,止不住把卫策原文和它的今译抄写于下,并且解说几句。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毋(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
卫国的一个人娶新媳妇儿。这个新娘子上了花车就问赶车的:“喴!边辕上套的马是谁的呀?”赶车的回答说:
“那是借来的。”新娘子就对这个赶车的家员说“好好地看承人家那边辕的马,也别鞭打咱那驾辕的牲口!啊,听见了吗?”车子一到丈夫家的门口儿,人们将她搀扶了下来;脚刚着地,她就告诉陪送她来的伴姆说:“记着!您一会儿可去把那灶膛里的火熄灭掉;不看着了火!啊?!千万当心点儿,记着!”一进院子,瞧见当道儿摆着一个捣米臼,她又回头叮嘱伴姆说:“把它搬到窗根儿底下去,它在这儿妨碍来往走路的人!”婆家的人看了和听了她这些言动,都暗暗地笑话她。——为啥笑话她呐?笑她不像个一般所常见的新娘子。觉着她:怎么新来乍到,就这么爱说话、爱管闲事?!记载这段故事的人发表议论说:
她这三次发言,说的都是正经八倍的大好话;可是,不免被暗地里讥笑,那是她说话的时间不合适,未免早了些,因为她是个新来乍到的新媳妇哇!
关于这个故事,我记得自己在多年前指出过四点:(一)它先已见于“吕氏春秋”某篇,而且吕氏春秋的说法较古;在那个较古的说法中,臼还不是可以“徙”(挪动)的行臼而是就地筑成的地臼。(二)灶想必也还不是可以搬来搬去的火炉(行灶)而是就地筑成的地灶。(三)新妇入门时,灶火正很旺盛,而且想必要她从火上跨过去以禳邪,所以这是古代婚礼中的一个节目。(四)臼想必也要她走近,而且用脚把杵踏几下,或用手抱杵捣几下,以示她从今以后负有使用家臼的妇职,所以这又是古代婚礼里的一个节目。
关于地臼、地灶,多年前我写过一组短文,发表在北京某刊物(中法大学月刊?) 上,事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张颐等把我担任讲的“礼俗迷信研究”一门功课粗暴地取消以后好几年。在这门功课被取消的当时,我愤而连他们允许我续教的“宗教史”也拒绝不教了:这好像一名新妇被婆婆们一笑,一挡、一“整”,她说声“我不嫁了”,便溜之大吉!
明白了臼与灶均有关婚仪,便更可以知道新妇嘱咐人灭灶和徙臼是很自然的——是说值得一说的话而不是乱说话,是管有一管的必要的事而不是管闲事。这个古代民间故事,的确很妙呢!
因而,报纸和作者对于古籍的今译和古代民间故事的处理,希望尽可能提高一步。


第8版()
专栏:

绣花帕(速写) 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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