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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必须建立国家的授时网
李珩
时间的重要性
我们要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就看看钟表，但是怎么知道钟表是正确的，没有走快或者走慢呢？从前有一个人，每天听到午炮响的时候，就把他的钟表拨到十二点，忽然他怀疑放午炮的人怎样会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放炮？他就跑去问放炮的人：“先生，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该放炮？”炮手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有一只表，先在钟表店里校准，一到十二点长短两针相重的时候，我就点炮。”那个人立刻又跑到钟表店里去问：“请问，你的钟表是怎样校准的？”老板回答说：“我每天一听午炮响，就把我的钟拨到十二点，这样我就把我的钟表弄准确了。”放炮的靠钟表店的钟，钟表店的老板听午炮响，究竟要靠谁才能定出准确的时刻呢？既不是放午炮的，也不是开钟表店的，而是看望远镜的天文工作者。天文工作者测量星星在天空的位置，给我们以准确的时刻。
在今天火车、飞机、无线电交通迅速的时代，掌握正确时刻的重要性，用不着说大家都很了然的。例如来往火车的时刻若有差异，就会演出撞车的惨剧。
除了交通需要正确时刻以外，还有决定某一个地方（如在荒郊发见一个矿）在地球上的位置（经纬度），测绘地图、航海、航空的人测定航行的方向，这一类事情没有一件不需要正确的时刻。
时间是科学上三个基本单位（长度、重量、时间）中的一个。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脱离时间。而且有些科学观测需要时刻精确度之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例如大地测量，在测定所谓一等天文点的时候，所要求的时号的精确度就不能低于百分之一秒。至于重力测量所需要的时间间距，在每一天的变化里不能差到万分之十二秒。
测定、保守和广播精确的时刻
地球的自转是测定时间的标准。地球绕着它的轴线由西向东，按一定的、相当准确的周期旋转。这一运动表现在天空中的情况，就是日、月、星辰东出西没的每日一周的运行。天文工作者把天空当作是一架巨大时钟的表面，它上面有一根幻想的时针，每天绕过一周。这根针叫做子午圈，就是经过天界上南北两点，直过头顶上的一点的大圆。天文工作者用精密的仪器，记下恒星过子午圈的时刻，以校核天文台里的天文钟的精准程度。天文钟通常所用的钟摆容易受温度和气压变化的影响，所以天文钟都放在恒温室里的恒压洞内。但是一个地方的天气不常是晴朗的，因此天文工作者不是每天夜晚都可以观测星象来进行研究工作的；天文台就设备有各种无线电收报机，以收录别的授时台所发的各种波长的时号。采用这个办法是借别地的天文观测来核对自己的天文钟。要使自己的天文钟经常保持正确的时刻，就必须经常地接收别的授时台的时号，来同自己的天文钟比对。授时站按一定钟点把考验精准的时刻，每天几次或连续不断地借强电力的广播台，把时号广播出去，以供作业部门的使用，那就叫做授时。
近代授时站的设备和工作
一个授时站的工作可以分为四项：一是用天文观测来测时，二是用天文钟来守时，三是用无线电收报机来收时，四是用无线电发射机，借广播电台的帮助来授时。
手续既是这样的繁，所需要的精确度又是这样的高，所以不但使用的仪器需要高度的精密，而且观测人员也须得受长期的严格的训练。近代授时台里，测时的仪器，一般使用中星仪，即带有接触测微器的中星仪。用这样的中星仪两、三架同时观测，不但可以减少观测时的偶然误差，而且可以减少人和仪器的系统误差。中星仪的制造日益精密，既有用机器推动的所谓超人差的设备，又有自动记录星影的光电方法。除中星仪以外，测时的仪器，还有所谓超人差棱镜等高仪和摄影天顶仪两种。由天文观测和收录时号所得的时刻，必须有精准的记录设备，才能记录下来。通常所用的记录仪器有记时仪、记时镜和示波器几种。
授时站的守时设备，除上面所说的天文摆钟以外，还有行速非常稳定的石英钟。石英钟是应用石英晶体的压电特性制成的；用石英作成的振荡器能够发生恒定的高周率振荡（每秒五万到十万周）。这是现在最准确的守时设备，是一等的授时台必须有的配备。
使用最精确的石英钟和现代化的测时和记时的设备，授时站可以解决许多科学问题，如研究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检验大陆漂移和经度变化的假说，以及测定电波传播的速度等。这些在理论和实用上都是重要的科学问题。
授时台发播时号按一定的程序，在每天同一时刻分几次进行。例如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每天授时五次：即十一时、十七时、十九时、二十一时、二十三时（前三分钟正式开始）。
为了便于作业部门使用时号，授时台按事先公布的程序发播时号。时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平时时号，利用这些时号能够测定十分之一秒的表差，这已经足供一般的使用了。第二部分叫做科学式的时号，应用于测定经度，以及测定方位角和纬度的时候，还用于重力测量和校核天文钟的快慢，因为这都需要精确的表差。
为什么必须建立国家的授时网
授时台所发的时号，由于守时主钟上的误差，发布时号的工作钟的调节误差，以及传递讯号在电路上的迟滞等等原因，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误差的。在时号发播后两、三个月内主钟改正量已经到足够肯定的时候，各授时台都根据它们自己的天文测时的结果，刊布所谓“时号改正数”表，以消除上述几种误差，让使用时号的人可以由此得着比较可靠的结果。
实际上各授时站的时号加上自己所刊布的改正数以后，仍会有一些差别。这是因为各授时站的时号改正数，都是根据各自的天文观测；而这样的天文观测总不可避免地会受各授时站经度采用值的误差、人差、仪器的未知误差以及地方性的气象因素等等的影响。人差和仪器差是有办法补救的，至于其他两种影响，就非一个台站所能独立解决的。所以要测定精确的时刻，就必须联合不同地点的几个台站来解决。这就是幅员广大，像我国这样的大国，需要授时网的理由。
现在世界性的授时网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天文协会主办的设在巴黎的国际时辰局，是全球二十六个授时台所组成的体系。另一个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授时网，参加的单位有十四个台站。我国徐家汇观象台授时站参加了这两个国际性的授时网的组织。
我国授时站的现况和发展
我国现时唯一的授时站设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内，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1884年创立的。原来设置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船舰服务的，要求的精确度不高。从1950年年底由人民政府接管以来，作了一系列的改进，精确度已有显著的提高，可是还不足以应我国日益发展的建设上的需要。现在正积极装置近代设备，争取提高时号的精确度，以供日益增多的地球物理作业、地质勘探、电信、测绘、航海、航空等的使用。
十二年内将有一个近代化的、崭新的测时网在我国出现，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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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斗争中前进的法国进步电影
邢祖文
我们还记得，法国人民曾经用那样真挚、甚至是那样炽烈的感情来欢呼中国艺术团去年在巴黎的演出；今天，我们也以同样热烈的情绪来欢迎法国电影周在中国的举行。
法国电影不仅题材样式和表现手法是那样丰富多采，而且还强烈地表现了法国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愿望。正是因为这样，法国电影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获得了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里的千百万观众的喜爱。从1945年到1956年，法国电影在卡罗维·发利、戛纳、威尼斯三个代表性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六十个以上的大小奖额。例如这次电影周上映的几部影片中，“没有留下地址”得过1951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奖，“勇士的奇遇”在1952年戛纳电影节上得过奖，“禁止的游戏”则获得了195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国际大奖。
作为电影开拓者的法国电影事业，虽然有了六十一年悠久的历史，虽然它每年平均要拍摄一百部以上的艺术长片；但是，它所经历的道路却是崎岖的，不平凡的。法国卓越的电影工作者，无论是老的一辈或青年一代，都曾以他们最顽强的意志和巨大的才能，为了维护电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独立，作过坚持不渝的斗争。也正是依靠他们，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广大群众，才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大家知道，电影的诞生，是一个国际性研究的结果，但大家也公认，法国在发明电影和向全世界传播电影这一点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工厂的大门”在内的第一批活动电影是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卢米埃尔兄弟后来自己开设影片公司，拍摄了不少滑稽片和短片，还派人在全世界推销影片、放映影片和拍摄影片。另一位法国电影界老前辈乔治·梅里爱在1897年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摄影棚，给全世界带来了故事片样式，把电影引向演剧的方向，并且第一次创用了特技摄影。另外，在差不多同时，法国电影还出现了像麦克斯·林戴那样伟大的电影喜剧演员。林戴演出的一系列喜剧片已不是纯粹的胡闹剧，他的表演善于细致地体现各种人物的感情，引起人们的深思，给后来的喜剧大师卓别林以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些法国电影早期的功绩，对当时这门新兴的艺术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百代公司已把电影变成一种巨大的企业，积极向全世界推销影片。可是大战期间，美国影片却以其有利的因素开始夺取了法国影片的世界市场，甚至法国本土也充斥了好莱坞影片。大战结束后，法国影片的发展起了变化。电影艺术家和观众要求在电影的技巧和样式上突破常规，这样，在法国电影界就先后出现了印象派和先锋派的电影。
印象派电影出现于1920年到1923年间。它的特点是注意画面的构图和气氛的烘托。属于这一流派的电影大师德吕克曾在他自己创办的法国最初的电影刊物“电影杂志”的扉页上这样写着：“法国电影应该是电影，法国电影应该是法国的”。这两句话代表了当时具有革新思想的电影艺术家要求电影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的愿望。
稍后的先锋派电影，在追求电影技巧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努力和刻苦钻研。雷纳·克莱尔、让·雷诺阿等几位当代的电影大师和巨匠，都曾经是先锋派的健将；在1927年以后，先锋派电影受到苏联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和“母亲”的影响，在制作态度上已有所不同。例如青年导演让·维果在1929年拍摄的影片“尼斯城志”，已能用讽刺和批判的手法，把当时上层社会的无望生活和这个古老城市的贫困景象作了尖锐的对照。
随着三十年代有声片到来的是全世界的经济大恐慌、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抬头。这一切不能不使法国电影工作者进一步面对严酷的现实。这几年中，雷纳·克莱尔在他优秀的作品“百万金”和“巴黎屋檐下”里已经用普通人民和巴黎贫民区的生活作为内容，并且含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同时，让·雷诺阿、马·卡尔内、让·杜维威尔这些电影大师也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事件。
当时，正是法国工人阶级在多列士领导下为反对向法西斯德国屈从而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年代；为了争取人民阵线的胜利，法国的正直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团结在“人道报”建立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周围的电影工作者，都以他们先进的电影艺术武器，参加了斗争的行列。让·雷诺阿创作的最有意义的影片“生活是属于我们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法国共产党在1936年参加竞选时曾拿这部影片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这次竞选中人民阵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法国沦陷的年代里，某些优秀的电影艺术家离开了祖国，而留下来的却在维希政府和德国法西斯的双重重压下，拍摄了像“我们青年人”、“夏天世界”那样优秀的影片。另一方面，属于地下运动领导的“民族电影战线”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则用纪录影片这一武器，鼓舞了含羞忍辱的法国人民起来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即使在最紧迫的日子里，法国电影工作者也一刻不放松地捍卫了电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青年电影艺术家雷纳·克雷蒙以他的现实主义的影片“铁路的战斗”展开了法国电影新的一页。这部优秀的影片在第一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奖。同时，马·卡尔内导演的影片“三层楼包厢的孩子们”也在法国各城市连续上映获得好评。正当人们为这种情况感到欣慰，并且希望法国电影能够得到更健全的发展的时候，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1946年5月法国和美国签订了布鲁姆—贝尔纳斯协定。这个协定规定把法国银幕的51％让给美国电影，美国影片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涌进了法国。从1947到1948年，法国银幕上放映了数百部配音复制的美国影片，严重地打击了刚刚透了一口气的法国电影事业。不少摄影场被迫关了门，成千的电影工作者找不到工作。美国影片带给法国人民的灾害比人们想像的更坏，正如当时多列士指出的：“美国影片侵入法国电影界，不仅夺去了我们制片厂的艺术家、音乐家、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面包，而且也通过形象的力量毒害了我们儿童和男女青年的魂灵。”
在这危急的时刻里，为了维护法国民族电影，所有正直的电影工作者——制片家、剧作家、导演、演员、技师——都团结和动员起来了，他们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法国电影保卫委员会”，并且在绝大部分观众的支持下，许多城市都出现了
“法国电影保卫委员会”的组织。1948年1月5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在那一天，由“法国电影保卫委员会”组织的一支庞大队伍在巴黎街头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游行，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民族电影运动的巨大力量。在抗议的浪潮下，法国当局终于提高了法国影片在影片上映节目上的限额。
当然，这绝不能说法国电影已度过了难关。反对好莱坞影片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对一切歧视民族电影的不合理措施的斗争，是连续不断地在进行着的。1951年法国电影工作者为了抗议好莱坞二十世纪福斯影片公司一个摄制组到巴黎来拍摄亲纳粹影片“沙漠狐狸”外景而展开的斗争，1952年6月26日巴黎的制片厂为了保障法国电影院免受好莱坞侵略而举行的十五分钟的罢工，法国电影界向政府当局一再提出通过电影事业补贴法案的要求，以及反对不合理的电影检查制度和反对建立扼杀民族电影事业的“欧洲电影总会”的抗议运动等等，都显示了法国电影工作者为保卫自己切身事业所采取的严正态度。优秀的法国影片也正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获得发展，并且终于战胜了一度流行于1948——1949年的表现消极和失望情绪的“灰色”影片，而成为今天法国电影的主流。
当我们谈到优秀的法国影片时，首先要提到的是路易·达更的“曙光”、约·贝克的“安东尼夫妇”和勒·夏诺阿的“没有留下地址”这些较早出现的影片。“曙光”描述的是法国北部矿工的生活和劳动，贯串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烈同情。“安东尼夫妇”的主角是巴黎的普通人，丈夫是书籍装订所的工人，妻子是一角商店的小职员，但是他们被描绘得如此可爱和乐观。“没有留下地址”的艺术风格显得更加朴素，它动人地描写了一个被骗的外省姑娘的命运，表现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真挚深厚的感情以及普通人的真正团结的力量。影片带给观众的不是消极的情绪而是对人类的未来的无限希望和信心。
从1952年开始，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愿望的题材的影片，不断地摄制出来。克利斯兴·约克导演的“勇士的奇遇”，虽然是从十八世纪早就流行的民间歌谣中汲取的题材，但它并不是一部普通的豪侠剑客式的传奇影片，制作者通过主角芳芳的遭遇，含蓄地表现了人民对战争策动者的痛恨和谴责。另一部影片“禁止的游戏”是一部优秀的反战作品，它以严峻的态度描写了战争留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可以看出优秀的法国电影艺术家是多么善于利用不同的题材来表示他们对当前人们最迫切的问题的态度。不仅如此，最近四、五年来出现的影片，像“三妇人”、“巴黎的空气”、“恐惧的代价”、“没有脖圈的野狗”、“梯丽莎·拉更”、“洪水之前”、“青苗”、“逃亡者”等，在取材上固然更加丰富多采，在内容上也深刻地表现了法国电影艺术家对直接涉及人民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关怀。可以这样说，法国电影工作者已愈来愈成功地捍卫了自己光荣的民族传统，特别是在今年年初出现了像“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中坚力量”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之后，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日趋缓和与全世界人民友谊的更加巩固，法国电影事业不论在艺术实践、技术进展和业务经营上，都将有着更加光明的远景。
热爱法国优秀影片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和观众们，将永远珍视法国电影工作者在捍卫自己电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独立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且相信，通过这次电影周的举行，将更有助于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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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科学家完成一批学术著作
新华社讯 在北京的科学家们，今年已经完成了一批学术著作。有的著作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华罗庚教授完成的“数论导引”，是他十多年来一直想为青年数学工作者所写的一部数论入门书。这本书除较全面地介绍了数论上的若干基础知识外，并且具体说明了数论和数学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同时介绍了数论研究的新成就及其研究方法。力学家钱伟长和青年力学工作者林鸣荪、胡海昌、叶开沅合著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一书。李四光教授完成了“旋卷构造及其它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一书，他在这本已出版的书的前言中说，为了响应中央加强学术活动的号召，我愿提出有关我国西北部大地构造轮廓的若干问题，希望能成为在这方面展开学术讨论的一个开端。
在考古方面，已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整理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陈梦家教授完成的“殷虚卜辞综述”，根据史料和近年来的出土文物，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分析了殷代的文学、文法、年代、历法，概略地记述了殷代地理情况，对殷商的先公旧臣以及官制、宗教和农业论述甚详。
新出版的“管子集校”，原为闻一多、许维遹两人未完成的遗稿，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最后撰校完成。撰者把唐代以来对管子的整理成绩作了总结性的考证。全书都有撰者按语，并加以考证论断。书的篇首有郭沫若撰写的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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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科普积极分子大会将举行
本报讯 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筹备委员会于10月23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由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赖若愚主持，讨论了有关召开这次大会的各项事宜。筹委会江牧岳秘书长报告了筹备工作经过。他说：目前已有江苏、山西、黑龙江、广西等六省、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沈阳、武汉、重庆等四十个省辖市召开了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出席省市会议的共有五千六百一十八人，选出出席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有一千零二十八人。代表中有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教授、医务工作者、工会俱乐部主任和科普协会的工作人员等。通过省市会议的召开，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目前，大会筹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就绪，大会准于10月29日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筹委会主任委员赖若愚、副主任委员梁希等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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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剧群英会将上银幕
本报讯 京剧传统剧目之一的“群英会”，将在银幕上同观众见面。这部大型彩色舞台纪录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已经开拍，预计年底以前可以完成。
“群英会”是三国戏中最精采的一出戏，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热爱。它描写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
这几天摄影棚里也是群英聚会。许多著名京剧演员参加了影片的演出。马连良饰演孔明，谭富英饰演鲁肃，叶盛兰饰演周瑜，裘盛戎饰演黄盖，孙毓堃饰演赵云。七十九岁的名丑萧长华也剃去了胡须，饰演蒋干一角。影片将把这些优秀演员的表演艺术，永久地保存下来。
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岑范。萧长华被聘为艺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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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发现恐龙化石
本报讯 一个生存在距今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恐龙的化石，在新疆奇台以北的克拉美丽山南麓被发现了。恐龙是地质时期中生代的巨型生虫，形状像沙漠中的壁虎。这个恐龙化石据初步测量长十公尺左右，在地面能够看见尾骨和脊椎骨四十四节。这个化石的发现，对于古生物学的研究具有很大价值。同时，对于地质部门划分地层年代、石油勘探人员寻找石油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田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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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奇怪的看病制度
济南铁路中心医院第一门诊部在各单位实行了集体电话预约挂号制度，规定各个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在早晨一上班，把本单位看病的人员一次用电话告诉门诊部登记挂号，然后再按照门诊部安排的看病时间，分别通知病人按时前往就诊。由于一上班就向门诊部登记挂号，各单位只好要求职工今天登记，明天看病。如果谁生了病，那么就必须忍受一天的痛苦，拖一天再治。
最近，他们在一部分铁路职工宿舍中实行了集体定额挂号办法，据说这是为了加强门诊部的“计划性”。办法规定：几个宿舍联合起来指定一个专人，按照门诊规定的看病定额人数，负责登记挂号。凡是住在实行这种办法的宿舍里的职工家属，除急诊外，一律不再挂号。这样做，门诊部的“计划性”确实加强了，因为它完全可以按照定额来看病。可是效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看济南铁路第二、三、四宿舍“联合起来”以后的事实。这三个宿舍住有一百五十九户，小孩的人数在四百以上。可是小儿科的定额，每天却只有两个，经过一番斗争，也只准许挂四个。前些日子小儿患病的很多，每天经常要挂号看病的小孩在十个以上。因此，规定七点钟挂号，五点钟以前就挨不上号了。挂不上号的孩子，有的只好拖下去，有的就到医药公司买成药来乱吃。
这里的职工和家属，最害怕急诊室，因为急诊的清规戒律更多。拿挂号来说吧，急诊规定不发高烧不准挂号。因此，有些突发病患者，受了计划挂号的限制和定额挂号的限制，又被这个规定挡在急诊室的大门之外。铁路职工文波的孩子，呕吐的很厉害，脸上都变了样子，孩子痛苦，大人焦急，可是因为没发高烧，就没有挂上急诊号。
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病人造成了许多困难，希望赶快改进。
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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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改制中药的意见
衡阳市公私合营新华新中药制造厂把所有的中药制成酊剂、片剂和粉剂出售。这种新药用起来确实比中药饮片方便，但是中医师和病人普遍反映医疗效果差，治不好病。最近我患过一次喉痛病，吃了两剂新中药，结果喉痛得更厉害。后来我照原处方买了中药饮片煎服，不到两天病就好了。
我不反对中药改变剂型，但是对于这种简单化的主观主义的改制的中药有意见。同一味药用时分鲜、陈，泡制也有不同的方法，用各种不同的水进行漂洗和煎服，它的效用也就有所不同。可是这种所谓新中药在制造的时候，一般都是用酒精蒸发，不仅改变了药的性能，而且保存时间有限，如地黄、花粉等药品用酒蒸发后，变质很快，极易失去效用。同时，这种新中药在制造过程中缺乏精确的科学化验、临床试用，药理试验、植物鉴定等等，特别是临床试用过程做得不够，疗效一般不明，推广应用也是很危险的。
希望当地卫生部门注意这个问题。 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