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苏拉瓦底总理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
新华社24日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今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中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巴基斯坦需要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建立和平和友好的关系，相互谅解和合作。总理说：“持久和平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决心不让任何因素或力量使得我们离开和平和进步的道路。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像巴基斯坦人民一样，具有同样的真正的和平愿望。”
苏拉瓦底总理是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向中国人民发表这一录音讲话的。总理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国人民对他的善意和礼遇表示感谢。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的国家里，人们很钦佩中国人民。我们是你们的近邻。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很自然，巴基斯坦政府的人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这次访问更加巩固起来。”
总理说：“我在这次短短的访问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欣欣向荣的新工业建立起来了；新的公路和新的铁路正在修建；农业以空前的规模改进和发展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的热情和魄力，他们坚毅的决心和纪律，他们的牺牲精神，对当前任务的热情，都给我深刻的印象。”
总理接着说：“我们在巴基斯坦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巴基斯坦成立了只有九年之久，跟着我们独立而来的是面临无数困难和复杂的问题，由于我们承继了过去落后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分配给人民食物、衣着、工作和住所。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的困难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进行别的建设祖国的工作。独立了九年后的今天，虽然仍旧有很多困难继续存在，但是当我们回顾起过去所获得的成绩的时候，我们怀着一定程度的满意。我们已经恢复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很多建立起来的新工业，已经能满足巴基斯坦国内的需要，如布匹，麻织品、纸张、水泥和很多别的日用品。我们新的五年计划即将最后决定。我们希望这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为有步骤和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我们的人力、经济和文化资源奠定基础。”
总理最后说：“在结束这次讲话以前，我愿意再一次地感谢你们，感谢我曾经会见过的和那些我没有机会见面的人，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款待和善意。让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把我们在这次访问中以及和你们伟大的领袖们诚挚友好的接触中所得到的最愉快的记忆，带回我们的祖国。”
第4版()
专栏：
苏拉瓦底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讲话
我今天离开北京了。我走得很遗憾，因为我没有能在这里多停留一些时候，看看古老中国的许多美丽的东西和新中国的卓越成就。在这几天里，我已经尽我所能，看了一切，可是这使我渴望再多看一些；而时间是短促的，我必须回去工作。同你们的伟大的领袖们的会谈和协商使我得到了益处。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许多目标和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人民的福利，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善意和交换意见，世界和平，互相了解和国际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相处没有冲突，大家都和谐地为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我们的道路也许不一样，但是它们相距并不远，我们的方法也许有差别，但是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为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彼此合作。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是人类的天赋，因此也是各个民族的天赋。只有在这样坚固的基础上，全世界才能获得和平。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和平能够保持和维护。我们必须不断地并且共同地努力使得这些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被人接受。我们的商谈进行很久，但是这是以最融洽友好的精神进行的。我希望，任何可能存在过的误解都已经消除了，而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现在，在我们之间有了进行更紧密、更融洽的接触的更广阔的前景。
我们在这里停留的几天里，人民的力量和纪律性，以及他们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的热情所产生的显著成就给我印象很深，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计划。已经获得的成就使我们对你们的领袖们所创造的奇迹惊叹不置。我看到儿童如何从出生起就受到照顾，母亲们如何受到关怀和照料，学校里充满了学生。我看到识字在普及，学院里充满了学生，大学培养了具有充分艺术、工程、科学知识和一切建设国家所必需的教育的青年。农业，工业，学生的健康，工人的福利，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住房，体育馆，游泳池，球赛，音乐，艺术，文化，国家的幸福和繁荣，社会正义都受到了关怀。特别受到注意的是犯人的改造，甚至于没有设立少年法庭的必要。成就确实是多的，但是你们的领袖们并不满足——他们要做更多的事。未来的希望就在于这里，因为你们并不是坐在一边，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认为这不过是走向更大成就的起点。
中国和它的人民万岁！
第4版()
专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孙中山选集”11月出版
本报讯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孙中山选集”将于11月间在北京出版。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一生献身革命，并且有许多重要著作。“孙中山选集”所收的著作，代表了孙先生一生在各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孙中山选集”分为上下两卷，共约七十多万字。上卷选入的是孙先生在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时期的著作，下卷选入的是国民党改组时期和改组以后的著作。选集包括了兴中会和同盟会建立时期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论著，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以后的重要论著，以及国民党改组以后的重要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先生的大部著作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也收在里面。选集还收进了一些过去没有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和函电，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全文、“列宁逝世电文”、“致犬养毅书”等。
国民党统治时期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孙中山文集，在编排和校对方面都有很多错漏，没有一种版本可以作为根据。因此，“孙中山选集”在进行校订的时候，只能按照各篇著作的具体情况选定一种比较可靠的版本作为主要依据，再参照其他版本校订。凡是能够找到影印原稿或者最初刊印的文章，就按影印原稿或最初印行的校订或重译，例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按照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总理全集”影印的英文原稿全部重译的；“列宁逝世电文”是按原稿重译的；“‘民报’发刊词”一文是按现存的“民报”第一号校订的；“致蒋介石手札”是按太平洋学社1926年版的“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校订的。
这本选集的卷首印有孙先生在各个时期进行革命活动的照片和一些手迹，封面由宋庆龄先生亲笔题字。
“孙中山全集”最近也在进行编辑中。
第4版()
专栏：
驳斥英国政府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无耻诽谤和诬蔑
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发表谈话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就九龙暴乱事件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九龙暴乱事件完全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一手制造出来的，现在人证物证确凿，这是无可抵赖的事实。香港英国当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这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事前不加防范，事发不加制止，甚且采取放任的态度，因而造成中国居民的很大损失，这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和章汉夫副部长对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所提出的抗议。这是代表我们六亿中国人所提出的正义的呼声。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至今不仅不肯承认这一切事实，而且有意混淆事实真象，妄想欺蒙世人耳目，甚至含血喷人，妄指中国政府的抗议是干涉他们内政，甚至异想天开地说，中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寻求政治资本。这种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谎言，完全是对我们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无耻的诽谤和诬蔑，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不能不提醒英国政府：香港英国当局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九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破坏工作的基地的种种事实，已充分证明了香港英国当局的行为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对我们中英两国关系显然起着危害性的影响，而且直接威胁着亚洲的和平，这不但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英国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坚决反对。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不可欺侮的，我们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我们也决不容许他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坚决地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迅速改变对中国人民极其不礼貌、不友好的态度，立即停止干预中国内政的行为，对九龙暴乱事件必须作彻底地有效的、合理的处理，并切实保障港九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4版()
专栏：
进一步推动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北京市工商界第三届代表会议开幕
据新华社24日讯 北京市工商界第三届代表会议今天开幕，这次会议将着重讨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今后的任务，以进一步推动全市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参加会议的代表还将充分交流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经验。会议并将选举市工商联新的执行委员会。
参加会议的有各行业工商业者代表一千多人。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私方在职人员都被安排了工作，并且大部分都能积极参加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进步和先进分子越来越多。在今年上半年里，就有四百四十多个私方人员由于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当中做出了成绩，受到企业的奖励。但工商界中还有一些人在对公方代表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必要的顾虑，工作上缩手缩脚，不敢负责；也有的人还存在着旧的思想作风，看不起职工群众。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在致开幕词中，根据目前工商界的变化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要求全市的工商业者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骨干分子的作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在自我改造中必须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说：国家拿我们当自己人，我们就应该主动地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拢公方和工人群众，并团结其他私方人员共同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和北京市的工会、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单位的负责人今天都在会上讲了话。
第4版()
专栏：
全国体育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拥护荣高棠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提出的抗议
新华社24日讯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昨天闭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表示拥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10月22日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人为地分裂中国和损害中国尊严的无理措施所提出的抗议，坚决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立即取消台湾派遣运动员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利。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体委员，全国产业体育协会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代表以及体育界知名人士。
代表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所作的“四年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和张联华作的“修改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的报告”以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所作的“关于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四年来在推动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方面所作的工作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改选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机构，新选出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共有八十名。
第4版()
专栏：
上海市全面检查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上海市正在全面检查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从10月份开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所属民政、兵役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检查组对全市一万多个复员军人的安置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在文化局、卫生局和一些工厂等单位与一千多个复员军人举行座谈会并且进行了个别访问。检查组把中共东郊区委重视领导复员军人安置情况检查的经验向全市有关干部作了介绍，对有些把复员军人安置不当的机关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各区人民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粮食、轻工业等部门共六十多个单位也组成了工作组，对本单位复员军人安置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上海市、区检察机关也抽调检察工作人员参加检查工作。
第4版()
专栏：
慰问和救济九龙受害同胞 南方日报收到大批来信和捐款
新华社广州24日电 在九龙暴乱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里，“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收到了五百七十多个团体、单位和三千多个读者的来电、来信，有的还附上款项和衣物，慰问和救济九龙受难同胞。
正在上海拍摄“搜书院”影片的广东粤剧团著名演员马师曾和红线女，联合拍电报并汇来人民币二千元，委托南方日报代转一千元给香岛中学重建校舍，另一千元给在九龙暴乱中受难的同胞和家属。广州归国华侨张凌几把自己得奖的羊毛线衫和衬衫等物品寄给广州日报，要求代转给九龙受难同胞。“南方日报”读者陈励文、蒋月娥、陈婉儿等三人联名来信，并捐款五百元。
第4版()
专栏：
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
据新华社福州23日电 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福建省龙岩专区各界人民近两万人19日隆重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曾领导闽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福建省副省长魏金水，参加了落成典礼大会。邓子恢副总理为纪念碑揭幕，并且献了花圈。
用花岗石建成的高达二十四公尺的纪念碑坐落在龙岩县北门外的虎岭山上。碑身的正面刻着“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金色大字。
第4版()
专栏：
西藏妇女参观团离京去各地访问
新华社23日讯 西藏妇女参观团今天下午离开北京去呼和浩特等地参观访问。
参观团在京期间，曾经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北海幼儿园、妇女挑花生产合作社、儿童医院、官厅水库等，游览了颐和园、故宫等名胜古迹。
第4版()
专栏：
允许犯错误的党员进行申辩
钱文剑
党章规定：“党的组织讨论和决定对于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本人特殊情形以外，应当通知受处分的到会，进行辩护。在通过处分的决议以后，应当把处分的理由通知受处分的本人。”但是有些党的组织，特别是某些党的基层组织，往往忽视了犯错误党员这种应有的权利，不愿意听取犯错误的党员的申辩；在讨论和决定党员的处分的时候，有的根本不吸收他们参加会议，或者虽然吸收他们参加会议但不让他们发言，有的甚至连处分决定也不给他们看。江苏仪征县青山乡有一个党员在1955年11月因犯错误被开除了党籍，但乡支部既没有在支部会上宣布，也没有将处分决议交给本人看。后来这个党员曾先后几次向区委要求申辩，反被区委认为他是“抗拒检查”、“百般狡赖”，而不予重视。但是经该县党的监察委员会复查的结果，事实情节却有很大出入，根本不应该开除他的党籍。江苏滨海县广垛乡支部1952年处分了一个党员，但直到1955年才通知本人。
由于有些党的组织不愿倾听犯错误的党员的意见，不尊重党员的权利，因而在处理党员的错误时，往往主观片面地轻下结论，这就必然要发生错误。据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最近去高邮县马棚、东墩等乡支部的调查，发现这三个乡在结合生产、土改复查、粮食统购统销及整党等各项中心工作中，先后处分了一百二十四个党员，而处分不当的就有四十三人，其中不应当给予处分的三十二人，处分偏重的十一人。当然，产生这种严重偏差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党组织在处分党员时没有很耐心地倾听犯错误党员的申辩。
很显然，上面举出的事例是与党章和党的组织原则相违背的，它不仅不能达到教育犯错误党员和其他党员的积极目的，甚至会在政治上伤害同志，损害党的利益。因此，值得引起层基党组织的严重注意。
第4版()
专栏：
种类多、项目繁、变更多、要求急
是减少统计报表的时候了
江陵
制发各种统计报表，是为了工作。但是如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地滥发报表，就会影响工作。滥发报表，在过去曾经当作“五多”现象之一反对过，因为它是在我们工作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不改掉这种作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的迅速前进。
最近，有些省、市通过对机关文书处理工作的检查，发现不少机关不考虑下级困难，滥发统计报表，致使很多地方机关报表泛滥成灾。据辽宁省检查，目前各市、县工业局、科及所属厂、矿，向省工业厅填报的定期报表，已有一百零七种。河南荥阳县城关中心乡，今年1月至5月份，已经填好上报了的各种统计报表，竟达一百四十多种。不少部门向下面要了很多报表，但是不看不用，原封不动地关进了橱柜。有些地方机关，由于上级发下去的报表太多，严重地影响了他们本单位的中心工作。河南荥阳县城关中心乡的文书说，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为填写报表而忙碌，他和乡长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填写报表，甚至有时还得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加班加点，日夜突击。这种滥发报表的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是有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对于本部门制发报表的工作重视不够，控制不严，存在着一种“发了比不发好”的想法。其结果是不应该发的报表发了。不经批准，擅自制发报表的现象现在又多起来了。据辽宁省检查，仅省级各部门未经批准擅自制发的报表，约有二十多种。此外，审批报表的机关，对于报表的控制也不够严格。例如河北省统计局制定的质量事故报表，和前城市建设总局制定的质量事故报表，都是经过国家统计局批准下达的，同样的报表，只有两个项目之差，下面也得分别填报。又如卫生部今年4月间制发的“死亡人口、年龄、性别统计表”同公安部今年1月份制发的“死亡人口、年龄统计表”，要求完全一致。由于审批控制不严，形成彼此重复。这就是造成报表多和乱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有些部门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需要和可能，只凭主观想像，就盲目制发报表。同时限期太短，要求过苛，以致造成下面工作忙乱不堪，穷于应付。河南荥阳县粮食局制发了一种粮食统销数字表册，项目多达一百三十六个。报表发到各乡以后，乡干部个个看不懂，粮食局就把各乡文书召集到县，整整讲解了两天，结果各乡文书仍然不懂。可以设想得到，这个报表竟繁琐到何种程度。
最后，就是考虑不周，补充修正，一再变更。这样，就造成了下面调查统计工作上的返工浪费。公安部关于案犯类型统计，年年改动。今年第一季度各地已按二大项统计好了，公安部又于3月5日通知按二十大项统计，造成返工浪费。根据工作需要，报表项目当然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动，但为何不早作改动呢？前第三机械工业部限期要江苏省将四人以上的一千七百多个厂，每厂造表三份，共计需要造报五千一百多份，若以每人每日填写八张计算，需十人填写两个多月。后来省里设法填写好了，该部说不要了。这种朝三暮四，劳民伤财的现象，真是使人啼笑皆非。变更多，要求急，一方面使下面工作困难，另一方面，对于统计数字的精确性也影响很大。一个公司的经理同志说：“不是我们存心做假报告，限期如此之短，不得不马马虎虎。”在这种情况下，材料虽然如期到了手，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制定工作计划的根据，那就会给整个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
通过统计数字，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依据之一，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法。道理是无可争议的。根据需要与可能制发报表，与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地滥发报表，是两回事情。为了改进制发报表的工作，在制定报表的时候，目的应当明确，项目应当力求简单扼要。体谅下面的困难，能作重点调查的不要普遍调查，能放在今后调查的不要现在调查，能统一调查的不要分散调查，能够在上面搜集到的不要向下面要。能缓的不要急。假如能做到这样的话，我想统计报表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第4版()
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沈阳市民政局来信：我们完全同意和诚恳地接受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郑殿章事件对我局和有关人员的批评。郑殿章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深痛的教训。为了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消除和防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我们就此事件专门召开了全局的干部大会，会后又分别组织了座谈和讨论，对有关人员所犯的错误从思想上认真地进行了分析批判，对局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同时又组织各区民政科的干部学习了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和有关郑殿章事件的文章。
我局对于在处理郑殿章问题中的失职人员已分别予以处分。原优抚科科长贺统已被撤职，其行政级别由十五级降为十八级。原优抚科科员张廷汉由科员降为办事员，其行政级别由二十级降为二十三级。科员李景华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
第4版()
专栏：
学习彭泽民先生的崇高品德
廖盖隆
一个卓越的老人——敬爱的彭泽民先生，不幸在10月18日与世长辞了。但是，他作为一个坚贞的爱国者所具有的许多崇高的品德，将是不朽的。他会永远活在千百万人民的记忆中。
彭泽民先生为了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忠诚地热忱地奋斗了一生。远在这个世纪的初头，当他侨居马来亚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的活动，积极地参加了准备和实现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斗争。在这个革命失败以后，当中国的革命营垒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出现，而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的时候，他又作为中国国民党内的革命左翼的一个积极的战士，参加了1924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在这以后，彭泽民先生同蒋介石、汪精卫这一批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的人实行决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8月1日的南昌起义。他曾经随这支起义军南下，回到广东。一年之后他到了香港。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和邓演达先生等一道，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之外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3年终，他从香港到达福建参加了主张抗日、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尽管他先后受到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受到贫穷的折磨，但是彭泽民先生却表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始终没有离开过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立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都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积极地支持了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老人，好像变成一个青年人了。他以空前奋发的热情参加了人民国家的各种活动。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真诚无间的合作，对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彭泽民先生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的善良人民所具有的许多优秀的品质。凡是同他直接接触过的人，对这点都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我同彭泽民先生初次认识，是在1952年3月间，我们共同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的工作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坚强的、爱憎分明的、富有正义感的老人。
这个调查团是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它的任务是对从1952年1月起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投掷细菌弹的滔天罪行进行客观的实地调查。敌人是狡猾的，他们由于企图规避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广泛地使用了“传单弹”来投下杀人的细菌，以便掩饰他们的罪行。当时我们曾经必须进一步地找到更多的无可分辩的证据来揭露敌人的罪恶。开初，调查团东北分团只能限于在敌人投下杀人细菌的地点对证人进行事后的调查。这时，有一些朋友因为这种情况而产生了一些焦虑的情绪。但是彭泽民先生却坚信我们定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并且认为现场目击者的证据就是非常有力的。果然，除了其他的证据之外，由昆虫学家刘崇乐教授所率领的一个小组，3月20日在东北沿鸭绿江边的宽甸县发现了敌人所投下的一个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同时，调查团朝鲜分团也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据。这些证据后来都被国际科学委员会所确认，而收录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里面。彭泽民先生是正确的，敌人的滔天罪行终于被揭露无遗了。
高年的彭泽民先生当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调查团的一切活动。他和许多证人谈话，对聚集拢来的居民发表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徒步上山下山作现场的观察，他甚至常常走在一些年轻人的前头。有一次，在安东的镇江山附近作调查的时候，他终于因为劳累过度而生了病。经过后来的检查，知道他是得了肺痈症。从那时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便逐渐地变坏，以致影响了他的高寿。从这里可以看到，彭泽民先生为了保卫祖国和保卫和平的事业，多么地不辞辛劳。
彭泽民先生是一个热爱劳动、努力不息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人民，他是一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多年以来，他除了积极地参加革命民主的政治活动之外，还积极地参加了医疗事业的活动。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中医师。他曾经在香港行医多年，并且曾经给几个工厂的工人们担任特任的医师。过去的几年间，他虽然忙于国务，仍然抽出每天上午的时间，给前来请求看病的无论是什么人看病，还给一个军事机关的疗养院担任义务医师。1954年，他平均每个月诊治的病人共有六百人次左右。前来看病的人常常挤满了他的一间临时作为诊疗室的小小的房间。但是不管病人多少，他总是非常认真地给他们诊治，并且常常耽误了他自己进膳的时间。他不单是义务地给前来求诊的人看病，而且常常配制药丸送给病人，他和他的夫人还亲自给病人煎药。
在彭泽民先生的书房里，挂有孙中山先生为他亲笔书写的“博爱”两个字。对于这两个字，彭泽民先生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彭泽民先生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的生活异常简朴，自己动手种花，时刻地关心和爱护人民的财产。他甚至要求他的儿女们要脱了鞋才走进铺有地毯的客厅里，他说：“要爱护地毯——这是公家的东西。”他是很注意对自己的子女的教育的，时常要求和督促他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他自己在子女们的面前的确是树立了这样地做人的模范。
彭泽民先生虽然被疾病缠绕了将近一年，最近他仍然奋力参加了各种国务活动。不多几天以前，他还出现在欢迎苏加诺总统的行列中，他还参加检阅了国庆节的盛大的群众游行，并且和归国的华侨代表进行了多次的谈话。他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决议而欢呼，为最近香港英国当局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匪徒的骚乱而表示无比的愤慨。彭泽民先生同祖国和人民，始终是脉搏相连、呼吸与共的。
彭泽民先生曾经笑着说过，他才只有八十周岁呢，他说他想看到繁荣和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彭泽民先生得了重病的期间，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说：“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于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的祖的无限喜欢的心情。在他临终以前的几分钟，他还愉快地说，他觉得很好，并且感谢给他治病的北京医院的医生。再后一些，当他的病情突然恶化的时候，他还说：“同盟会……同盟会……。”他显然是在满意地回忆由同盟会开始而到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引起了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他显然是在号召中国人民为着最后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而斗争。
第4版()
专栏：
“掩体” 江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