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件好事
严秀
有人说，杂文好是好，就是光“骂”人，“骂”多了人家也厌烦。我想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那么，杂文也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捧”人么？我们不妨试试看。
报载，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持的全国篮球锦标赛在郑州市举行了。这是一条小消息，不一定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现在特地把它表而出之，用意倒不在提倡体育，而是想从这一件事情悟出个道理来。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中央体委这几年举办的各种全国性的体育比赛，并不是通通都要人家到北京一地来“朝圣”，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去举行的。据记忆所及，似乎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几个城市都举行过（不过西南、西北还是照例不在视线之内，希望体委从善如流，也到那些地方去热闹热闹吧！）。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代表了一种稍稍不同的精神，一种工作作风，一种领导方法。
他们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一可以鼓励各地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的积极性，表示中央体委是目中有人，而不是目中无人；二可以多少接近下层，便于对下面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少来一点主观主义；三可以到各地访贤，便于发现干部和运动员中的天才；四可以取得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的协助，减少体委很多事务；五是中央体委的机构也可以因此而不庞大的那么吓人（听说曾是庞大的很，不过，如果把一切事情都拿在北京来办，那就会更庞大了）；六是北京的旅馆、副食品……等等，也可以少一点紧张；七是那些著名的运动员也可以多得一些掌声（因为老在北京一地，有些观众看腻了，鼓起掌来有时难免不够热烈）；八是各地的球迷们（广义的）将会对体委三呼万岁！……总之，好处说不完。
有的读者可能会这样说：你真是小题大做，一点点事情说出七、八条好处来，可谓夸夸其谈之至！然而不然，我这不但不是小题大做，而且是大题小做。你曾见高级领导机关有几个曾经这样做来？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不值得引起我们高级领导机关的注意吗？
或许有的同志还是有些不服气，会说体委这样做法，是不得不如此，例如，冰上运动会当然要在东北举行，水上运动会自然也以在广州举行为适当，你这是瞎捧。真是这样么？那么天津、青岛、上海、南昌、郑州等城市又作何解释呢？我可以举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例如，文化部领导下的各种全国性的戏曲、话剧、音乐、民间艺术等等全国性的会演之类，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就没有出过北京一步，难道艺术批评家和观众都只有北京才有么？
最近几个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在研究整个国家机关的“体制”问题，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或者说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体委的做法，不是就提供了一个可以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比较好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例子么？
当然，除了体委之外，也还有某些中央领导机关，曾经或多或少地这样做过。例如，据报载，中央农业部、卫生部等也曾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开过一些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会议，就地解决过一些问题。不过，这样做的领导机关究竟太少了；不但不下去，而且还侯门深似海似的。体委的这个做法，难道不应当看作难能可贵的好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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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街的人
江车
国庆节那天下午我走过东单广场，广播器里还播送着体育大队刚刚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情形。救护站的医生们正收拾着药包、用具；人民警察在雨中照顾着看热闹的人群。这时候，我看见清洁队员们也冒雨赶到了这里，他们动作敏捷地拆除着路旁的临时厕所，清扫着路上的蛋皮、烂报纸、碎纸花……。在披着雨衣的清洁队员中间，我认出了有老队员柏保安，他正用棍子把布棚上的水打下来。积水和着雨点，洒得他脸上挂满了水珠。
清洁队员，也就是旧社会所说的“清道夫”，这在过去是人们最看不起的一种低贱的职业。他们穿着的像乞丐一样，整天蓬首垢面地用冻裂的双手吃力地拉着土车在街上走过……。
柏保安过去就是那个样子，他今年快五十岁了，已经扫了十五、六年的马路。十三岁时，他死去了父母，跟着一个相依为命的哥哥在街头流浪，他拉过人力车，拾过拉圾，给送葬的人家当过拿纸人、纸马的执事。正是日本占着北京，人们吃混合面的那年，哥哥饿死在街头，他才进了清洁队。谁想清洁队并不比外边好一点，人们都叫它是“乞丐队”，但凭有点办法谁也不会到这里来。
如今，他担任了崇文区清洁队的付队长，每天要率领着二百多名队员，不分昼夜地奔波在街道上。
午夜一时，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清洁队员们披衣起床，连脸也不洗，就拿好工具上街了。
街上早已没有行人，连最后一班值勤的警察也回去了。大家走过街上，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好像生怕惊醒了甜睡的人们。这样的生活，清洁队员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扫不了多久，街上就扬起了灰尘，灰尘大时，路灯像罩在一片浓雾里，有时连对面的人也看不见了。不久，汗也冒了出来，虽然已有了口罩和防风帽，灰尘吹到了脸上就和汗粘在一起，看上去简直变成了泥人。
天空微微发蓝，黎明即将到来，这时他们也扫完了最后一条街。街上还是静静的，有时也许会碰上最早出厂的第一班电车。回来以后，先到淋浴室大洗一通，然后就换上了雪白的衬衫、干净的蓝制服。太阳出来了，是该睡觉的时候了，但有些爱玩的队员也许还要打上一两个钟头的扑克。
其实有两个人还不能睡下，吃点东西重又上路了，此后每一个人在白天都要轮上一次，这就是我们走过街头常可以看见的，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推着轻便的绿色小车在街上巡回地作保洁工作的人。
按柏保安担负的职务来说，他用不着再拿帚把了，但是十几年的扫街生活，使他执拗地热爱着自己的工作，不论哪里临时少了人，他都去代班，夜里就和大家一起上街干活。到白天，他还要往区卫生科、装卸队等好多地方跑，他的精神却永远是旺盛的。
有一次，我和柏保安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他说起对党的认识：“我早就把党看作是一家人了，就是在我四年多前还没入党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算是党的人了。是党救了我，党关怀我们清洁队员，懂得我们的心，我也明白，党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停了一下他又说：
“现在我们清洁队里有不少党员、团员，工作上谁也不想落后，真是好样的！”说这话时，他很认真，眼里也闪着光。
和他走了一路，他不时地要停下来，一会儿突然地站住，指着街道上的一堆碎砖头跟我说：“我要记下来，明天要他们注意清扫。”有时走了几步，又跑到一旁去拾丢在路旁的果皮和烂纸，我好奇地问他，他笑了，低声地说：“我这已是习惯了，扫了十几年的街，跟马路总算有了感情，那怕看到路上只有一块碎纸呢，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在这位老工人的身上看到一种可贵的品质。以后，他的那句话，我也总记着，惟恐自己一不注意会随手把脏东西扔在地上，那样不知又会给辛勤的清洁队员们增加多少麻烦。（附图片）
苗地插图
第8版()
专栏：
听贝多芬作品演奏会
曾理中
由民主德国很有威望的老指挥维·戈斯林教授担任指挥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最近在北京举行的贝多芬作品演奏会，不但演出非常吸引人，而且体现出中德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事业合作上的可贵情谊。
贝多芬一共写过九个交响乐，这次演出的第六交响乐（田园交响乐），是一首群众较易了解和欢迎的作品。
“田园交响乐”是在一种极其温和的诗意中开始的，和贝多芬所写的“英雄交响乐”那种雄伟豪迈的气质比起来，是另具一格。在这个作品里，贝多芬把大自然中最美好的景象，引进到听众的想像中来，使人像是沉浸在和平幸福的气氛里。第一乐章“初到乡间时的快乐印象”，第二乐章“溪边小景”，以及第三乐章“农民快乐的宴会”，都有着一种很愉快的情绪。这种愉快有时显得那么怡然自得，有时却又那么欢腾。一直到第四乐章“暴风雨”的出现，才破坏了这种和平的景象，疾速的闪电和雷声，使你听来不禁为在第二乐章里歌唱过的夜莺和杜鹃担心。就像人们在想起某些已失去了的美好东西一样，前几个乐章给你留下的印象，这时就越显得美好了。然而雷雨终于远去，云散天晴，远远地传来了牧歌的声音，一切又重归安宁，这时音乐就已经进入到第五乐章“牧歌，雷雨后的快慰与感激”了。听到这里，使人不禁想起“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王冕放牛遇雨后的描写来：“一阵大雨过了。……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听“田园交响乐”，的确使人有
“人在画图中”的感觉。贝多芬在这个交响乐里不仅描画出了一幅鲜明的和平景象，而且也表现了对他的祖国山河的热爱。
在这次演出的另一个作品“哀格蒙序曲”里，贝多芬以他那种特有的强烈感情，歌颂了十六世纪荷兰贵族哀格蒙伯爵，领导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揭示出人民的苦难、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和不可战胜的信心。
老指挥维·戈斯林教授，是德国三大名指挥家之一。他对贝多芬的作品有精辟的见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表现手法极严谨朴素而又洗练鲜明；是贝多芬音乐的极深刻的解释者。
协助维·戈斯林教授排练的，还有民主德国的圆号专家霍夫曼同志和黑管专家克列斯特曼同志。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演奏技术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正确地表达贝多芬的伟大民主思想上来说，那就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完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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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湖的船娘
彭慧嘴唇上还挂着鼻涕，我就帮着爸爸撑船！放手独自荡桨，算来二十多年。做闺女时当心爸爸不济，做娘时总怕娃娃掉下船！船上客人争说西湖美，我偷着揩干眼泪，不知美在哪边！如今到处搞合作，船娘也成了合作社员。娃娃进了托儿所，大儿子上学不花钱。船也轻，心也闲！客人指点西湖美，我喜得抬头一看，西湖真个美好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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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书林
谈访书
西谛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板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板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末，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像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衖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本节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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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毛日记
斗蟋蟀 张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