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思想在与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底历史，是辩证法思想在与形上学的斗争中发展底历史。这种哲学史观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正确的理论，同时，也是研究哲学史底正确的方法。
把这个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也还有些问题。现在要提出的是两个比较带有原则性的问题：第一，在哲学史里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思想底斗争是在那些范围内进行的？第二，这样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第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底研究和教学里，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注一〕。研究哲学史的人，由此也就认为，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基本上是在自然观和认识论范围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方面也还是唯心主义者。因此，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方面，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只有进步思想与保守思想底斗争，革命思想与反动思想底斗争。
我们又都承认，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思想；唯心主义思想是代表落后的或反动的阶级利益的思想。可是，在与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中却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这是甚么道理呢？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思想，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历史观方面的保守或反动思想，怎样联系起来呢？在逻辑上是否必然都有联系呢？在事实上是否果然都有联系呢？这些问题，在我们底研究和教学工作里，引起了不少的麻烦，在我们教研室里，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近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受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了。在我们教研室里，很早就有同志提出跟上面所说的不同的意见。当时我不赞成这种不同的意见，认为它与理论不合。近来我逐渐觉得，这种不同的意见是正确的。
先就历史观说。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人认识到生产方式底变革是历史发展底主要原因。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所独创，也是马克思主义底历史唯物主义底要点。就这种意义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确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但是马克思主义底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除生产方式之外，人口和地理环境，也是社会生活底物质条件，对于历史底发展，虽不起主要的作用，也起一定的作用。在哲学史里也有用人口底增减或地理环境底优劣，说明历史底变化的观点。这种历史观诚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说它是片面性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倒是很容易理解。但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理论，我们就要说它是唯心主义的。为什么是唯心主义的？我问过很多人，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
举个例说吧，先秦的韩非认为人口增长底速度，远超过于生活资料增长底速度。“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是生活资料不能增加这样快。因此，“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以上“韩非子”“五蠹篇”）。照他底这种理论，社会由原始无阶级的“民自治”进到阶级社会底国家统治，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跟用“大人物”或“上帝意志”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比较起来，这种企图用社会生活物质条件解释历史的理论，似乎还应该认为是有原则上的区别。
又例如“管子”“水地”篇认为水是自然界万物底本原，也是社会中的事物变化底决定因素。各地方底水底轻清或重浊底性质，决定当地人民底性格，人民底性格决定社会中的事情底变化。所以要想改变社会情况要先要改变水，“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说社会中的事情底变化，决定于人民底性格，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见解。但是说水决定人民底性格，这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也是企图用社会生活物质条件解释历史的理论，似乎还不能就说它是唯心主义的。
若说，这些见解都不正确，所以不能称为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西方有些唯物主义者认为脑子“分泌”思想，就像胆分泌胆汁一样。这也是不正确而且很荒唐的见解。但是我们只说它是庸俗唯物主义思想，不因其荒唐而说它是唯心主义思想。
我认为事实是，在历史观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也有唯物主义思想，正如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但是无论在那方面，以前的唯物主义思想，都是片面性的机械的或者庸俗的。
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一方面说，“至于说到社会的、历史的现象，那末在马克思以前，是唯心主义在这方面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中文本页14）。一方面也说：“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提出过许多科学的论点和推测。这些论点和推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依据并且事实上已经依据了的”（页16）。这些论点既然都是科学的，而且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依据，若一定还要说它是唯心主义的，似乎不好理解。若说它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仅只是科学的，那就更不容易理解了。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有不少的斗争，其实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例如在中国哲学史里，性善与性恶，是从先秦到近代一直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就先秦说，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底与生俱来的本性是善的，因为其中本来就有“天”所赋予的道德原则。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见解，荀子主张“性恶”，认为“天”只是“自然”，其中没有道德原则，人底道德品质，是从教育学习得来的。这种直接否定孟子底唯心主义的思想应该是唯物主义的思想。
后来宋明道学作为“天理”“人欲”底分别，强调“天理”应该统治“人欲”。其所谓“天理”实际上就是客观化、绝对化了的封建道德原则。反对宋明道学的哲学家，如陈亮、王夫之、戴震，认为“天理”即是“人欲”底适当的发展，否认“天理”对于“人欲”底统治地位，把人底欲望情感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这也是对于宋明道学的唯心主义的直接的否定。这种思想也应该是唯物主义的。
上面所举的例，还不足以充分说明我底论点，因为我们可以说“性善”“性恶”和“天理”“人欲”底问题，还是牵涉到自然观的问题，它只是自然观的问题底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让我再举个例说吧。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先进思想底代表人物就是龚自珍和魏源。龚、魏都是佛教底信徒，在自然观方面，都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但是他们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魏源认为当时人心中的积患有二。一是“寐”，就是昏庸无知；一是“虚”，就是空虚不实。他主张“以实事程实功，程实功程实事”（“海国图志”序）。他要求当时的知识分子抛去诗赋八股，学习有实用的学问。他提出了思想方法底四项原则：“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就是说，不能离客观而专靠主观。“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就是说，不能离工具法度而专靠个人的聪明。“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就是说，不能离今而谈古。“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就是说，不能离别人底意见而专持自己底意见（“皇朝经世文编序”“古微堂外集”卷三）。这四项原则底精神是认为客观的事物重于主观的意见。他说，一件东西本身底重量决定秤上的斤两数目，不是秤上的斤两数目决定一件东西本身底重量（“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它所反对的主观主义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就这篇文章底全文而论，其中也还有不少唯心主义底因素）。他所进行的斗争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
从上面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看起来，我们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限制到自然观和认识论底范围之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是贯穿在人底整个的思想领域之内。在思想领域底各个部门，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在历史底发展过程中，时时刻刻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不过这个斗争底集中表现，经常是围绕着某一时期底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底问题。这些问题在各时代或各民族底历史里，也不都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如此，这些斗争底要点，还是物质和精神之中，那个是第一性，那个是第二性底问题。例如说，人口底增加，或水底性质，决定社会底变化，这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说客观事物决定主观意见，不是主观意见决定客观事物；这也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一切争论归根到底都是物质和精神之中那个是第一性底问题，不过不可以把“物质”和“精神”只了解为自然观上的意义。当然这些问题推到最后，也还是与自然观上的物质和精神那个是第一性的问题有关系的，但并非直接就是这些问题。
还有一点，一个时代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大概都开始于社会政治方面，而后深入到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这也就是说，斗争开始于与生活直接有关的问题上，而后逐渐提到自然观和认识论底高度（注二）。
就先秦说，我们且不论孔子底社会政治思想是进步的或保守的，他所进行的斗争是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不是在自然观方面。墨子底政治社会思想是进步的，但是自然观因袭了当时传统宗教底见解。就近代说，龚、魏底斗争也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一直到康有为和谭嗣同才把这个斗争提高到自然观和认识论底高度。康、谭和龚、魏是一脉相承的。
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必须这样理解，才可以看出来，这个斗争，是经常在进行，继续不断的。假使我们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限制到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那末就中国近代思想说，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虽然社会起了很大的变革，但在思想上却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有时会中断，这都是不可理解的。
我个人感觉到，搞通了这一点，就解决了近几年在教学研究工作里经常使我们苦恼的一些问题。例如：墨子底“三表法”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底社会政治思想也是进步的，但是为甚么他又主张“天志”“明鬼”？龚、魏底自然观是佛学的唯心主义，为甚么能在当时发生进步作用？
其实，事情很简单，一个人底思想，或一个时代底思想，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通的。有的在这一点上通了，在那一点上不通；有的在那一点上通了，在这一点上不通。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所先搞通的那一点，大概都是与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有关的。就近代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从封建社会急转直下，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时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在社会政治方面作些与客观情况相适应的变革。龚、魏就在这一方面展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斗争越激烈，思想就要越深入，理论就要越提高。这就一步一步地把社会政治方面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提高到自然观和认识论底高度。斗争所围绕的问题不同，但其脉络线索是前后贯穿的。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底历史，这是哲学史底一般性。这个斗争在各时代和各民族底哲学史里是围绕着不同的问题进行的，这是各时代各民族底哲学的特殊性。研究哲学史底工作，应该在特殊里显出一般。这样的一般才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真理。中国哲学史必需这样作，才可以显出它底丰富的内容和它底特点。
以上所谈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底范围的问题。以下谈这样的斗争是如何进行的。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们总认为要说明斗争底情况，必先划出一个明确的阵线。在这阵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沿着“为界”的“黄河”，各自继承着各自底传统，各自发展，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这两个阵营在各自发展底过程中，时常你一刀我一枪，战个几百回合，除此之外，好像其间没有其他的关系。
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东西（哲学）底两个对立面。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就是两个对立面底矛盾与统一。这几年来，我们处理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底问题，只强调于其互相排斥，而没有注意于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固然这一面是相对的，但是不承认有这一面，总是片面性底错误。
举一个例说吧。宋明道学在开始底时候，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周敦颐和张载底哲学思想都认为“气”是第一性的。到了后来，程朱就倒向唯心主义。王夫之（船山）撇开了程朱，直接继承张载，建立了他底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体系。这个发展底线索，是很清楚的。我们在教学工作里，就是这样说的。
可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王夫之继承张载，但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并不是照原样回复到张载。他撇开程朱，也不是简单地撇开。他是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在历史底辩证发展中，在人类认识底辩证发展中，“经过”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经过”包涵吸收其合理的部分而去其糟粕，“经过”包涵着提高。
具体地说，张载认为物质性的“气”是自然界底原始实体。自然界底事物，包括人在内，其存在都是由于“气之聚”。“气聚”而为事物，气散则事物消亡。他说：“气聚则离明得施（可以为感觉底对象）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正蒙”“太和”）。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可是在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界底事物既然同是“气之聚”，何以树是树而不是草，草是草而不是树？
程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气”之聚散，是照一定的“理”进行的。程朱所谓“理”，意义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理”是规律或类型。“理”与事物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底关系。自然界底事物，同是“气之聚”，但因其聚有不同的规律和类型，所以其聚而成物，也就有不同。张载也讲到“理”，但是讲得很少，也没有这样地明确。经程朱这样明确地说，就回答了一个由张载底唯物主义思想所引起而没有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
程朱讲“理”，如果只讲到这里为止，也还没有倒向唯心主义。可是他们却进一步地夸大了“理”底作用，认为“理”可以先于“事”而存在，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树，任何草底时候，本来就有树和草底“理”。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底说法。
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理在事中”，就是说，事物底规律，就在事物之内，不能离事物而单独存在。一般就在特殊之中。这是正确的。他们撇开了程朱，但是经过了程朱。如果没有程朱底“理在事先”底主张，他们也很难提出“理在事中”底主张。程朱从张载底基础上转向唯心主义，与张载对立起来。王夫之又从程朱底基础上转向唯物主义，与程朱对立起来。在一种意义上，程朱否定了张载，王夫之又否定了程朱，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原来的肯定，而是经过了否定，包涵了其中的合理的部分。
在西方哲学史里，亚力士多德跟柏拉图的关系，在一种意义上，也有类似的情形。近来讲西方哲学史的哲学史家，把亚力士多德放在“两军对垒”底这一边，把苏格拉底、柏拉图放在那一边，好像他们三人之间，除了斗争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这也是只讲事实底一面，这一面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若完全不讲其他的一面，也是不能免于片面性的错误。
亚力士多德称苏格拉底的贡献是“以归纳法求定义”，就是用归纳法求事物底本质。柏拉图继承了这个工作，专就这一点说，他们是不错的。柏拉图底错误在于像后来的程朱一样，把一般同个别分离开来，成为“理在事先”底主张，成为客观唯心主义。亚力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也正是“理在事中”。他底主张是正确的，柏拉图底主张是错误的。但是亚力士多德也是“经过”了柏拉图而才得到他底主张的。他否定了柏拉图，可是并不是简单地否定。
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底问题。列宁说过：“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谈谈辩证法问题”）
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是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唯心主义，上面所引列宁底话，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上面所举的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史里，关于“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底争论就可以说明，照我所了解的列宁底话底意义。再举两个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中国哲学史里，庄子认识到事物是经常在变化中的。事物所有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专就这一点说，他底见解是正确的，对于辩证法思想是有贡献的，但是他把这一点片面地过分发挥，以至于成为相对主义。照他底相对主义底论点，既然事物是经常在变化中，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一个事物跟别的事物没有分别。既然事物所有的性质都是相对的，因此大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小，小的东西也可以说大。“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这就成为诡辩。
公孙龙底“白马非马”底辩论，也是诡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认识到“一般”和“个别”底分别和矛盾。专就这一点说，他底见解是正确的。他底错误在于他只见到其间的矛盾，没有见到其间的统一。他又把这个矛盾片面地过分地发挥，认为“天下皆独而正”（“坚白论”），任何事物中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于是就有“白马非马”底诡辩。
“合同异”，“离坚白”是中国哲学史里两个大辩论。庄子惠施底相对主义是属于“合同异”这一类的辩论。公孙龙有“白马非马”的辩论，也有“离坚白”的辩论。这都是诡辩。他们底相对主义和诡辩是应该驳斥和批判的。但是其中的“合理的内核”也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代表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方面。
希腊哲学家芝诺，有许多辩论，指出运动底矛盾性，由此企图证明运动不是客观的存在，而只是人们底幻觉。他所企图证明的是错误的。但是他揭示了运动底辩证性质，揭示了客观辩证法，这是应该肯定的。这样的处理是对的。对于中国先秦“辩者”们底“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等辩论，也应该这样的处理。
正因为唯心主义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在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中，除矛盾和互相排斥之外，还可以有统一或同一底一面。它底合理的部分，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
列宁指出：“人类认识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酷似一串环圈，一个螺旋”，其中每一小段，如果加以片面地夸大，就可能变成一独立完整的直线，把人引到僧侣主义中去。在这里统治阶级底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僧侣主义（亦即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它并不是没有根基的，它确实是一朵不结果的花，但这一朵不结果的花却是在生动的，结果的，真正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株活的树木上生长着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株大树就是包括两个对立面的统一物：哲学。
马克思说：“从前一切唯物主义——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所含有的主要的缺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或从直观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不是理解为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费尔巴哈论纲”）。唯心主义对于人底能动性，当然不能正确地理解，如果正确地理解，它也就不是唯心主义了。但是它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就显示出机械唯物主义底缺点，由此出现更高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人类底认识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逐步提高，哲学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逐步发展。
这也就说明人类认识过程底发展，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也就是辩证的。列宁说：“辩证法是生动的，多方面的（而且方面数目是永恒增加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种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流派（每种流派又发展成为整个哲学体系）。它与‘形而上学’唯物论相较，内容丰富得无比。”（“谈谈辩证法问题”）
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其实哲学史是列宁所说的那个大树底发展。它底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底发展是极其生动的。哲学史底任务，就是要把列宁所说的那棵大树底发展如实地描写出来。这是哲学史工作者底奋斗底目标。
〔作者附记〕本文并不是要对于哲学史研究底方法和对于唯心主义的估价，作全面的讨论，因此，只说到唯心主义底认识论的根源，没有说到它底阶级根源，只说到哲学史中思想发展底逻辑继承性，没有说到这些发展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本文只是把我们近来工作中所遇到的比较有关键性的两个问题提出讨论，并提出初步意见，请大家指教。文中在有些地方所说的“我们”都包括我自己在内。文中的批评之词主要的不是批评别人，而是对于我这几年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自我批评。
〔注一〕恩格斯说过：“所有以前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即一切历史变动的原因，归根到底应当从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卡尔·马克思”）。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历史观有两个主要的缺点（“卡尔·马克思”）。但是恩格斯也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国历史家和英国历史家底新学派也于人底思想之外，去找欧洲历史底推动力（“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底这些话底确切意义，还要进一步的研究。现在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流行的说法有没有经典上的根据，而在于我们对于下面所说的历史事实，应该怎样解释。
〔注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希腊哲学史是从对于自然的研究开始的。这是由于有些哲学史家底哲学史是这样写的。事实却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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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华沙大学重视纸草学的研究
华沙大学有一个纸草学研究所，这是波兰研究纸草学的中心。这个研究所在十年来的活动中，编辑了在国内外出版的七十多种科学著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塔乌宾施拉格教授所著的计达八百页的“埃及用纸草纸写成的希腊—罗马法”一书。这是世界文献中研究这个问题的唯一著作。研究所同全世界的科学机关保持着广泛的联系。波兰纸草学家是国际纸草学者联合会的会员，他们经常同所有外国研究所的纸草学者通信，交换出版物，并在自己的刊物“法律纸草学年志”上发表各国纸草学者的著作。
为了发扬国际间的合作，研究所在波兰科学院的赞助下曾于去年12月召开过研究古代法律问题的会议。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按：纸草学是一门辅助的历史学科，以古埃及等国家用纸草纸写成的古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于研究古代埃及等国家的法律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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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丹麦出版斯拉夫学新杂志
丹麦出版了斯拉夫学新杂志“斯堪的那维亚斯拉夫学”第一期。杂志的总编辑是丹麦的斯拉夫学家阿·斯坦德·派特森教授。这家杂志用俄、英、法、德、意五种文字刊行。除了许多关于俄国文学史的文章以外，还刊载了克努特·拉宾·施米特的长篇文章“英俄两国1766年的条约—关于巴宁伯爵的北方制度发展的探讨”。“斯堪的那维亚斯拉夫学”杂志出版的主要工作是由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斯拉夫研究所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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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楚学精庐捐献大批珍贵古籍
专门收集和研究湖北地方文献的私人组织楚学精庐，最近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古书数千种。其中很多是极宝贵的湖北地方文献，如“湖北旧闻钞”四十册，是没有付刻的钞本。“湖北先正遗书”、“崇雅堂丛书”和“沔阳丛书”里面包括了很多湖北历代乡贤的著作。又如明代袁宏道的
“瓶花斋集”、郝敬的“山草堂集”和陈文烛的“二酉堂诗文集”，是很难得的板本。
楚学精庐设在北京，是由石荣暲、刘园等老先生建立的，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另外石荣暲老先生还把他个人收藏的许多湖北人的著作，约四百余种，也同时捐赠。现在湖北省图书馆已将这批书籍自北京运到武昌，准备专辟一个“湖北地方文献资料室”加以保藏，供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何泽翰、昌少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