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为小兰呼冤
菡子
十月十日的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可亲可爱的姑娘自杀的消息，姑娘的名字叫兰培初。小兰死了，留下的是她两封朴素而谦虚的遗书。其中没有一个“死”字，十九岁的小兰，她何尝甘心去死？！报上登着她的照片，她稚气地偏着头，一双秀美的眼睛仿佛正向人们询问着：青年人应该怎么生活？可以设想离开这个世界在她有多么艰难！我祈求人们不要简单地把她看成“弱者”，应该首先追究的是那些逼死她的人们的恶劣行为。
逼她最狠的人是她的顶头上司卫生科科长刘云振。小兰是偶然得罪了这位科长的：因为小兰忙着护理病人的时候没有到他家里给孩子打针，从此全不顺眼，在卫生科全体会议上批评她不服从大夫领导；把她向他请教“人员登记表”如何填法，看成“带头闹地位”；后来又成为他说小兰不能当模范的理由，热爱小兰的工人和工会委员冲破了他的阻拦，大家坚持评选为厂一级先进工作者时，他可以不讲、不报她的模范事迹，给她刺激；这些又都成为她不能入团的理由，和团小组长们看领导颜色办事的根据。后来小兰遭受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打击，她终日哭泣，刘云振竟凭空想出她的苦恼是由于未婚的“怀孕”，遣人并亲自出马逼她承认，抢走她的控诉信；接着又宣布小兰“闹思想情绪”不准参加“五一”庆祝大会，这样的歧视和这样的侮辱宣判了一个青年的死刑，在小兰死后，这个刘科长也没有饶她，忙着声张：兰培初因怀孕而死（？），还丧心病狂地解剖了死者的子宫，虽然没有检查出怀孕的征兆，他也没有什么羞愧之意。就是这么残酷无情卑鄙可憎的刘云振，可惜我还不能把他看成仅有的一个。在他们辽宁绢纺工厂里，就还有一个他的上级刘谦厂长。他最初听到小兰自杀的消息可以不放下筷子；他知道小兰救治无效没有放下他的麻将；经小兰的未婚夫两次的请求，他可以仍让小兰的尸体在一个漏雨的破棚里淋了一天一宿。他真像一个屠夫似的看惯了死人。还有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大大小小的刘云振们，你们面前也许没有尸体，但是你们正以自己的权威，压着一些年青人，只能设想你们的所谓领导意图是想把这些年青人训练成奴才；你们仿佛看惯了别人的痛苦，见死不救，无动于衷，试问你们为什么这样缺少人类善良的同情心？我还要追问：厂里党的负责人上哪儿去了？
一年来小兰在入团问题上历次遭受严重的打击，是促使她自杀最直接的原因。在我们光辉的时代，有多少年青人有过如此亲切动人的回忆，他们作为党、团的发展对象，组织专门派了同志帮助他们，谈话，给看一点什么，分配做一件什么事；不问是表扬或者批评，都曾经使他们喜悦得心跳…这是人们之间非常高尚和纯洁的关系，这段时期孕育着幸福和理想，他们可以感觉到有一只温暖的手在拉着他们前进。我们可怜的小兰多么企盼这样的援助！可是她的入团报告却被拖几个月无人理睬；而当她直接向工厂团委提出入团申请书时，又被认为瞧不起支部；而那个把她看作仇人的刘云振，胡说八道地冤枉她闹地位不安心工作，又如此被重视；时间替她作了证明，团小组第一次做了她的入团鉴定，说她的优点是工作积极负责能克服困难，工作安心，受到工人好评；文化业务学习好，并能常看政治书籍；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生活紧张；思想单纯，要求进步……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兰的写照，可是支委们对这样的人却推说产生了新的支委才能研究；在她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以后，受到冷漠的歧视，她递了第四次入团申请书，希望在团内得到温暖，因为是首先交给团委的，这又给她带来横祸，说她侵犯了团支书的尊严，碰到这位两眼漆黑是非不分的团委书记钟宝海，还在听了小组长侯德富的假汇报后，指示侯德富把她的“缺点”向她摊牌。于是这个侯德富摸到了团和行政（刘云振）的领导意图，眛煞良心，东拼西凑，向小兰提出五条“原则性的缺点”：闹地位；不服从组织分配；入团动机不纯，不忠实；越级找领导谈话；与未婚夫同屋睡觉一宿。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终于成了她致命的打击。难呵，难呵！在这些霸据了党、团组织自认为对人们的政治生命有生死予夺之权的老爷们的手里，你怎么能够超生？他们躲在这阴暗的角落里，做挡路虎，当催命的判官，因此在他们那儿就不会出现组织与年青人之间的非常美妙的关系，在决定给予党籍和团籍的神圣的事业中，他们渎犯组织和人的尊严，任意加进去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捣毁这一块人们心灵的圣地。我在这里请求同志们为小兰和一些和她有类似遭遇的青年呼冤，把那些冷冰冰卑小自私的人和麻木不仁昏头昏脑的糊涂虫查出来，给他们指责，不准他们横行霸道！让我们坚决地清除我们美好的新社会肌体内的官僚主义的病毒吧！特别请求已经是党员和团员的同志，热情更热情地支援那些张着眼睛盼望你帮助的人们，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拉起他们的手来。
小兰死了，这使我们久久地不能平静。在给她未婚夫的遗书里，她的壮丽的遗言是：不要难过，你是青年人，应当勇敢。这是一句令人深思的遗言呵。让小兰之死告诉我们：勇敢地做一个正直的人吧！
10月16日夜半
第8版()
专栏：
青年与枣树
愚明
有一位青年，我一直怀念着。这个青年，就是田拴榴。
田拴榴，我是不认识的。但是他那种敢于向坏现象作斗争的英勇形象，自从8月2日中国青年报上披露以后，好像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越来越鲜明。
不是吗，有人用虚构夸大和改头换面的方法，错误地评出一等劳动模范以后，田拴榴就看不过眼去，马上愤愤不平地向上级来揭发。领导人不听他的意见，他又继续向当时评选模范大会主席团来揭发。为了这件事，他曾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报复。有的领导人说他“不是从整体出发”，说他“无组织，无纪律”，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向坏现象作斗争是每个青年团员应有的责任。”又有人说他“自高自大”，威胁他要开除他的团籍，他也没有屈服，终止斗争。后来，他的正义斗争，终于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得到了胜利。
我喜爱这样的青年，我说这样的青年是好样的。因为这样的青年头上长着角，身上还有刺。凭着他的角和刺，把一些官僚主义、大帽子、粗暴态度、恶劣手段等等，都一个一个地碰垮了，刺烂了。这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的一股正气。
但是，我不大理解，有些领导人为什么不喜爱这样长角的、有刺的青年，只喜爱像丝绒一样软绵绵的青年。
长角的、有刺的青年，诚然是要碰手、棘手的，碰手、棘手也是不怎么舒服的，然而碰手棘手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情。丝绒一样软绵绵的青年，诚然是顺手的，听话的，然而百依百顺也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情。对于这些，都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智。古话说得好：“不细心观察事情的是非，而专门喜欢别人赞美自己，那是再胡涂不过的。”“一千人光顺着自己的心眼说一大堆好听话，不如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心眼说一句直率话。”这些话有着深刻的含义。
当然，谁都不否认，我们所干的事业是光明磊落的，但谁也不能说这个光明磊落的背面没有一点点阴影。谁都不否认，一般的领导人，都比他的被领导的同志思想水平高一点，看问题深一点，但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美无缺，无可非议。为了减少和扫清我们工作中的阴影，为了补足领导人的不足，正需要集思广益，畅开言路。
青年，特别是长角的、有刺的青年，对于各种新鲜事物是最敏感的。好的，他们往往先来鼓掌欢迎，坏的，他们也往往先来举手反对。这种爱憎分明、丝毫不苟的敏感性，难道不比那种是非不清、与世俯仰的恶习好得多吗？但是有的领导人却喜欢在青年的棱角上和刺上下功夫，想把它一律磨掉磨光，使他们像大江大河里的光滑的石子一样。这有什么好处呢？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几句诗，想用这几句诗来替青年呼吁一下。诗曰：
窗外有枣树，
内实有赤心；
枝间虽有刺，
结枣甜味深。我们的有角和有刺的青年，不正是像这样的枣树吗？对于这样的枣树，是无情地砍伐它呢，还是热诚地培植它呢？
我想，谁也会作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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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乌克兰国家舞蹈团学习
贾作光
来自第聂伯河、顿巴斯的乌克兰艺术家们，在首都举行了出色的表演会。节目有精巧抒情的乌克兰民间舞“绣花姑娘”，有强悍豪壮的“哥巴克”舞，有幽默的俄罗斯诙谐舞“失恋者”和滑稽舞蹈“会见”，有热情奔放的哥萨克舞，还有苏联民族的舞蹈布略特舞“敏得申”（武士圈舞）、古楚尔人舞等。这些舞蹈都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性格、思想情感，突出地反映了乌克兰人民勇敢、机智，缔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激动了观众。
我们从表演中可以看到演员的令人惊异的技巧，从排演的节目中能看到编导的杰出才能，从乐队的演奏中可以听到悦耳畅心的曲调；指挥家、演奏家和演员的舞蹈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员们又是这样富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美术家设计的各种民族式样的舞蹈服装也给舞蹈节目增加了光彩。
从乌克兰舞蹈家们的表演中，我们能体会到导演对演员的严格要求，以及演员们遵守艺术创作纪律的自觉性和高度的劳动热情。如乌克兰舞“绣花姑娘”中，出现了二十个手持彩绳的姑娘在巧妙地编着花样，她们不仅变化着各种劳动中的姿态，而且要用彩绳穿花般地表现出宛如一架真的纺织机在转动的形象。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搞错了，整个舞蹈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她们不仅动作整齐，而且也刻画了列什基洛夫卡村少女的形象；也表现了姑娘们的美丽的心灵。
从“哥巴克”、“哥萨克”、“失恋者”舞蹈的编排中，可以看出导演的非常丰富的想像力和编导的透彻的鉴别力。无论是演员的挑选，或者是舞蹈技巧的运用，都很适当地表现了舞蹈的主题。在“哥巴克”中，三个男演员的特技表演各有千秋。编导机灵地为演员找到了激发情绪的动作，仅仅在几分钟里充分地发挥了演员们极纯熟的绝技。波里斯·莫克罗夫的螺旋转特技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安纳托里·克年泽夫和米哈依尔·梅尔库洛夫的特技表演，无论是劈腿悬空跳起，抑是扶地翻身滚转和悬跳也都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技能。在急速中控制旋转动作，需要像操纵重机械中的闸板一样准确而有力；这种高超的技艺是一种不平凡的、高度的智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艺术。
杰出的艺术指导巴维尔·维尔斯基所创作的节目更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他不仅在艺术手法上有杰出的成就，而且在生活方面也和演员们打成一片，因而也从演员那里获得有益的东西。巴维尔·维尔斯基讲过：“作为一个舞蹈编导，还要了解每个演员的思想、生活、才能和习惯、嗜好等，对每个演员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他，甚至对每个演员的呼吸都要了解。”这段话对我们这些中国年轻的舞蹈编导有极大的帮助。乌克兰国家舞蹈团在我国的访问演出，鼓舞了年轻的中国舞蹈工作者为发掘和整理自己的民族舞蹈的更大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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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民间舞——古楚尔人舞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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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印度尼西亚弟兄
刘岚山
最近翻阅箱底旧稿，发现1945年11月25日在中原军区旧作一首，是我当时写来歌颂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永远不朽的战斗的友情的。在激战刚刚结束的夜晚，我站在大别山顶向着南方眺望，英雄的印度尼西亚弟兄，我望见你们从棕榈林里举起了刀枪。向着满手是血的荷兰殖民军，向着渡海而来的西方强盗，射击吧，射击吧，射击吧，不让他们再横行在你们的家乡！在这密密的山林里，我们正燃起庆祝胜利的火光，隔着高山大海，也听得见你们在战斗中发出欢呼的声浪。我要叫火热的心生起双翅，带着战斗的大别山人民的友情，飞到那绿荫遮天的棕榈林里，为你们的自由的明天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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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民间文学
赵景深
三 民间文学的起源和意义
鲁迅先生在1923年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认为神话是“宗教之萌芽”。他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
神话的起源，与宗教自然有关系，但主要的，实在于劳动。人们对原有的生活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减轻自己的劳动，增加生产效率，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又不能急切实现。这样，就不得不把这些认识和理想寄托在“神”的身上，把一切归之于“神”的意志与力量。这样，便产生了“神话”。
鲁迅先生在1927—29年的“汉文学史纲要”开端的四行仍主张宗教起源说“在昔原始之民，其居众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寖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只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这时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文学从口头开始，注意到“口耳相传”，但他还是从“天地变于外，则只畏以颂祝”和“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着眼。
但是，1930年以后，鲁迅先生的对于民间文学起源的见解就有了很大的进步。神话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他认为民间文学（当然包括神话在内）起源是在于劳动。他在1930年翻译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民间文学不仅起源于宗教，而是主要的起源于劳动了。
到了1934年，鲁迅先生就在“门外文谈”中明白地说：“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末，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不但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发表是“为了共同劳作”，还连带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意义或特质之一，就在于口头的创作。
由于上引的四种资料，可以知道鲁迅先生在1923年的“中国小说史略”和1927—29年的“汉文学史纲要”，还是主张宗教起源说的。但他在1930年译了苏联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后，直到1934年的“门外文谈”，便主张劳动起源说了。这是符合于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道路的。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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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译名问题
冯明
有一些人爱读翻译小说，但对外国人名深感头痛。以苏联人名字为例，除了姓氏、名字之外，还有父称，而且名字除了正名之外，又有爱称、卑称等，远没有“赵子曰”“钱阔亭”之类的名字来得顺眼、上口。于是有人建议：翻译外国作品，人名最好简化。但我以为不必，而且也不应该简化的。阅读外国作品，除了从思想上，艺术上吸取教益外，也应该了解外国的风俗人情。如果连外国人的名字怎样叫法，都嫌麻烦而不想去了解，那又何必去读外国作品？
至于一人数种译名，如彼巧林之与白曹林，叶甫盖尼之与欧根之类，甚至在同一作品中译名也前后不一，忽而阿廖沙，忽而阿略夏之类，那是另一个问题。这点倒是应该请翻译家们多通些声气，笔下多留一点儿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