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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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欢迎苏拉瓦底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尊敬的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总理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设宴欢迎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苏拉瓦底总理阁下和巴基斯坦的其他贵宾们,感到十分荣幸和快慰。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并且对你们带来的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两国都是年青的国家,但是,我们两国人民间频繁的友好交往,远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后,这种传统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的机会。中巴两国在1950年就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由于双方的努力,近年来我们两国的贸易、文化联系和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日益发展。今年1月,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了贵国,3月,贺龙副总理前往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大典,先后受到了贵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带回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阁下来到中国访问,我相信,你的访问将会对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巴两国是近邻,我们两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友好相处的,今后我们两国也可以而且应该友好相处,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我们两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我们过去都曾经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两国人民都迫切要求发展国民经济,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我们两国人民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同情亚非各国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经验证明,只要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两国就可以和平相处得很好,这不仅对我们两国有好处,对亚非国家的团结,对亚非和世界的和平也有好处。尽管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两国对某些国际事务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两国都赞成历史性的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十项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巴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合作是有广阔的前途的。我们高兴地看到,阁下就任总理以后就代表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希望同一切国家特别是邻国友好,对一切国家抱着善意,对谁也不怀恶意。我们欢迎阁下的这个重要表示。
总理阁下,你在出任总理不久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这番好意使我们快慰和荣幸。阁下在北京的这两天一定已经看到市民们对你的热烈欢迎,这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我请求你把中国人民的这种真诚友谊带回给贵国人民。我们很高兴,在这几天当中,我国的领导人员有机会同阁下进行友好的交谈,交换意见。我相信,我们的会晤将会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是好客的,这个季节是中国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我们希望阁下和其他的朋友们都能过得很愉快。
现在我提议我们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世界的和平,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米尔札总统阁下的健康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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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拉瓦底总理的讲话阁下:
你对我国所表示的情感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受到了你们传统的殷勤接待,这种荣幸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荣幸,因为我是作为他们的代表,带着他们的友谊和善意而到这里来的。
阁下,请允许我说,我本人和我的随行人员都为中国人民特别是阁下和北京市人民对我们所表示的亲切,深为感动。我将要尽我所能把你的善意的问候和中国人民的盛意款待,传达给巴基斯坦人民。
最近在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曾很高兴有你们尊敬的代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阁下同我们在一起。今年年初,我们又荣幸地欢迎了宋庆龄夫人阁下来我国访问。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使她看到我们怎样在开发我国的资源和增进我国人民的福利。各界和各阶层的男女人士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她会晤,因为她长久以来就在巴基斯坦受到尊敬和仰慕,不仅是为了她的伟大品质,而且是因为她代表着中国的重新觉醒,我相信宋夫人阁下感觉到了巴基斯坦人民在欢迎她时的快乐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友情。我到贵国的访问受到巴基斯坦各界人民和政党的支持,这进一步证明了巴基斯坦希望同它的伟大邻邦在永远友好和互相了解的条件下相处。
虽然巴基斯坦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并不陌生。两千多年以前,两国间就有了我可以称之为“善意交流”的关系,中国的旅行者冒着旅途的艰险和气候的困难来到白沙瓦、塔克西拉和哈拉巴这些当时在印度河谷中兴旺的城市,以及我国的其他地方。我想起法显,他在四世纪时来到白沙瓦,在我国周游了许多年,观察这里的人情风俗。当玄奘来访许多佛教寺庙和经院的时候,东巴基斯坦的学者戒贤法师和他发生密切接触,并且帮助他在佛学方面的深造。他们都留下了印象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又带回了关于所访的国土和人民的更为广泛的了解。请允许我说,我也是抱着和这些古代旅行者类似的精神,来观察、来了解和来学习的。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是人类许多最优秀的成就的象征。中国对科学、艺术、哲学和文学的贡献,丰富了人类文明。我们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全貌时,特别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的精神和实质的持久性——这种精神和实质经受了、吸收了中国悠长历史中许多各种不同的外来影响,将它们变为己有。在历史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了盛衰变迁,入侵和灾难,但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美之点却一直存留着。
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另一个革命变化的时期。科学上的进展给人类进步开辟了新的前景。同时,对未来的希望使许多人不能忍受过去,并且对于任何好像会延缓目前生活进展的新速度的东西感到不耐烦。中国现在也在经历伟大的变化。中国的领导者们给自己提出了伟大的、令人振奋的任务,要迅速地给人民带来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福利。对于像我这样一直就赞佩中国过去的光辉成就的人来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亲眼看一看中国的未来是怎样在缔造着,这是特别有兴趣的事。我要再一次感谢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我这个机会。
巴基斯坦人民,像中国人民一样,有理由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成就而感到骄傲。但是在今天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科学方面的发展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努力跟上周围所作的进展,并且根据这个考虑来建树将来。由于我们在取得独立时所继承的若干复杂问题必须立刻加以处理,我们的这个任务更为困难了。但是我们已经前进,而且有理由对我们在面对这样大的困难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现在我们在我国宪法中规定了要增进我国人民的经济福利:逐步扫除文盲和提供免费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保证公正和人道的劳动条件,防止财富和生产及分配手段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施土地所有权的改革,以及努力为所有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基本必需品,例如衣、食、住、教育和医疗。我们要发展和利用我国的农业、工业和自然资源,使我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有许多是同中国今天所面对并且以远见、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在执行着的任务相同的。我确信我们自己的努力将会在贵国获得同情的了解。
和平是进步的必要条件。人类需要和平,超过其他一切。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为这个事业继续奋斗,因为没有和平,任何社会、经济和文化福利的计划都不会成功。巴基斯坦的整个外交政策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然而重要的考虑。我毫不怀疑,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一样是忠实于和平事业的。因此我确信,中巴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和谅解。
阁下,我荣幸地建议:
为人类不断的和平进步,
为中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
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持久的友谊,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阁下的健康和幸福而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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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县委会的秘书同志谈
如何克服文牍主义
一提起文牍主义,往往有人埋怨写文件、指示的人,为什么偏要把文件写得这样多,这样冗长!
我在中共河北省张北县委会做秘书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和材料、文件打交道,因为文字水平低,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写出了许多“文牍主义”的文件、指示和报告。为此,我们作秘书和干事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检讨了多少次,但是写出来的文件还是又多又长,甚至越来越长,好像我们故意和自己也和别人为难似的。其实,我们写文件、指示的人,比任何人都想把文件写得生动、活泼、精练一些。我们都知道这样既对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说来奇怪,总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文件又多又长的原因,除了我们写的人要负责任以外,从领导方面来的原因也很多,并且是主要原因。
首先,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只有多发文件,下面才能把工作做好,因此,往往为一件事发几个文件。我县在夏季生产的两个月中,为搞好夏锄一事,县委发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及十多个通报、通知等一般文件,县委各部委、人民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等领导部门,也发了不少文件。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呢?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当下面一汇报工作中的问题,或者是发现下面有些工作做得不好,就认为通过文件强调强调,下面就重视了,问题就解决了。因而把发一般化的文件、指示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
其次,从文件内容上说,有些领导同志往往恨不得在一个文件里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比如写夏锄工作指示时,除了详细写夏锄外,水利建设、积肥、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等也都要在每个文件上详加叙述。理由是因为这些都和夏锄有关,都是夏季生产的内容,不写就不全面,怕偏重了一面不好。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领导上让写一个三千字以内的文件,提纲研究了两个小时,照他的意图,所说的提纲就足够两千字,写的事情实在多,一些可不写或可写可不写的东西也要硬往里面塞。这样,文件当然就短不了。有时候,起草人根据中心内容写了较精练的文件,在领导上审批或研究时,又被不全面、不具体、那项工作应该加进去等理由打回来,只好修改成长长的大文件。
再次,在向下布置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县里所发的指示,往往是根据上级文件套,越套越长(有的文件本来就长,加上一些实际情况,具体一下,就更长了)。上级指示有些内容本来与本地无关或关系不大可以不写的也要写进去。比如今年5月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发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几项重要措施的指示,其中夏收分配是主要内容之一。我县处在坝上高原,和河北平原气候不同,没有夏收作物,一年只有一熟,但领导上也强调执行省委指示,内容不可缺少,而把夏收分配原则作为内容之一写在县委的指示内。这样除了给下面增加麻烦外,毫无益处。还有一些上级指示,已在报纸上公布,下面早就知道了,但也要照猫画虎再发一个(当然,执行上级指示的具体意见是应该发的),其实只要告诉下面如何执行指示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照抄照转一下不可。
文件不精练和领导上要得急也有很大关系,在县里,往往一个三、四千字的文件,限半天或一天之内交稿(会议结论及突击任务这么办是可以的),片面地强调及时。起草人为了赶时间赶任务,质量很差,更谈不到加工修改了。
但是,假使要说领导上不重视克服文牍主义,改进文字工作,也是太冤枉了。差不多每次遇到又长又大又烦又杂的文件时,领导同志总要说:“文字太冗长,以后要精简,可别再犯文牍主义了”。但问题在于老是“以后”,而不是“立即”克服;在于只是说,而不想具体办法实现。在我们县里,不但是县委书记、县长根本不亲自动手写文件、指示、报告,就是县委委员和主要科长也不动手,写这些东西的只是秘书、干事、科员的事情。
为了能够切切实实地把“文牍主义”扫除掉,我希望不仅写文件,指示的人,要努力钻研业务,把文件、指示写得又短又好。特别希望每个领导同志不要只满足于一般化地发文件、指示,多多深入下去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即使要发文件、指示,也要亲自动手示范,或者是对写文件、指示的干部作具体指示并帮助修改。   (马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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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惨遭迫害,死里逃生
九龙被害工人血泪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香港消息:在10月11日晚上九龙荃湾血案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匪徒迫害死里逃生的一些工人,以自己的遇害经过控诉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滔天暴行。
一位事发时正留在海坝村搪瓷工会里的搪瓷工人,17日向大公报记者叙述说:“当暴徒开始暴动时,望见芙蓉山、××学校、××纱厂三处的牌楼当时一亮一黑,好像打信号联络指挥一样。大概八点钟(晚上)左右,就出现了第一批暴徒,向会所投石,旋被击退,当在第二批暴徒被击退后不久,大批暴徒分三路进攻。当时看到会所斜对面一间屋子楼梯上,斜伸出一只国民党党旗。那时留在会所内的工人共有三十一人。
“三路暴徒把会所包围,这时暴徒用强烈灯光射上来,一大块一大块石头就随着灯光照到的地方掷来,门窗玻璃全部粉碎,同时又将爆炸品掷上楼来,一连投了三个,爆炸声很大,发出难闻味道,大家都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揣测不是鱼炮就是硫磺弹。跟着又把浸满汽油的毛巾,燃着了投入所内。这时情形很混乱,处境十分危险,暴徒就乘机要挟,提出一定要悬挂国民党旗,要烧掉五星国旗。到了十点多钟,会所被暴徒攻入,除有十人乘机逃出外,其余的二十一人就落在暴徒手中。
“我们二十一人,当场被暴徒剥掉了上身衣服,拿去烧掉。每人均被两个暴徒挟持,捉到楼下去游街。这时候,看到那些暴徒当中,每人左手扎有黑布,部分人手持电筒,每人胸前佩有白、蓝、红三色长方形金属徽章。我们一路被呼喝着挟到海坝村大中华茶楼附近,暴徒就开始劫掠,将我们每人的手表、钞票全部抢去。当我们身上衣物搜劫殆尽后,便开始殴打,每个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烂。
“暴徒把我们打了一顿后,用布把我们连环缚住,从群安街赶到中华学校前,迫我们上花台跪下,途中暴徒在头子指挥下喊反动口号,还强迫我们喊,我们有些人死不肯喊,暴徒恼怒,要把我们这批人打死。在中华学校前,暴徒向我们‘训话’说:‘你们还不知死,反攻大陆都不知道?’又有暴徒说:
‘过去七年来不愉快,我们今日最快乐啦!’这时候,从中华学校播出国民党党歌。暴徒此时气焰嚣张,有些暴徒则在吱吱喳喳,商量用何种狠毒办法来处置我们这批人。
“当时这群暴徒的头子,命令暴徒说:‘打到他们半生不死’。我们于是又被赶到红莲面包公司门前,那时一路行一路被暴徒用铁锤、木棍等凶器毒打,两个工友马上被打得受了重伤。
“到了红莲面包公司门前一看,仍然是一处恐怖的地狱,遍地是血,已倒卧在血泊中的就有三四十人,像一条条的死尸一动也不动,形状可怕,这时暴徒狰狞笑道:‘看不看见呀,你们也一样这样处置。’
“那时候将近凌晨一时了,看到英军和警察开到了红莲面包公司附近的荃湾旧桥头,暴徒即呼啸而散。随后,就有警察向我们行来,见到我们就说:‘你们是杀人凶手!’我们说,如果是凶手就不会受伤,不会留在这里了。接着就把经过情形向警察报告。
“军警陆续开到以后不久,红莲面包公司附近的一间店铺,黑暗中有一个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已经将倒在这里的一个女工救起。后来我们就起来向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工友靠近去,他们叫我们替他们解掉绑手的绳子。我们又将那些重伤的扶起来,但我们每个人都已没有了气力,要六个人才抬得起一个伤者。将伤者移到一旁去,就向警察要求送入医院,警察说:‘现在戒严,无办法。’后来又向英军要求方才允许。大概两点钟上下,才有车来,分三批把那些伤者送进医院。”
荃湾一位二十三岁的女工17日向文汇报记者控诉国民党匪徒的暴行。她说:10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在宝星纱厂纵火时,她和几十个工友从烈焰中冲出,但在厂内即为几十个手持铁尺和水喉管的暴徒截住。她的头颅被打破,跌倒在街上。在这段时间,暴徒就将她的衫裙撕得一片一片的,内衣内裤也被扯脱。这时候,她已又羞又痛又恨。和狼一样的暴徒,成群结队的围着这个身无寸缕的少女,把她的赤裸身体推来推去,肆意侮辱,推倒了就用脚踩,她周身流着血,后来被几个暴徒抬起举高掷进满布三尖碎石的硬地上,她以后就昏了过去。
后来有许多工人发现了她,在附近找回她那条被撕得破碎而且染满血迹的裙子让她遮护住下身,几个人合力把她抬回工厂。
这些裙布现在还由这位少女保存着,这是血的证据。医生检查她的伤势发现她的臀部的肌肉也满是伤迹。
比这位少女年轻两岁的另一个少女,也是一个纱厂女工,她伤得很重,前胸、脊背、手背都瘀肿了。
她回忆当晚的恐怖情形时说,事情发生时,她和前述的那位女工一起从烈火中冲出。当她走到厂房外时就又给成百个暴徒围打,这时她俩失去联络。
当她在混乱中拚命地冲出暴徒的包围时,发现上身的衫钮已被暴徒扯开了。她幸而脱险。
另一位纱厂女工谈起当晚恐怖的情形时说,她冲出厂外被暴徒截住时,几乎被砸死了。她颈后间的瘀痕现在还没散清,她的腰部、背部、手背等处也遍是伤痕。她说,她曾被打昏,倒伏街上,暴徒以为她死了,过了三个多钟头,才被同厂的工友救回。
这位女工是外省籍人,没有亲属在香港。谈起工厂被焚,车间被破坏,自己又受伤时,她哽咽地对记者说:“不知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开工呢!”
文汇报18日还刊载了荃湾工人医疗所女医务员林伟冰在受毒打后,伤重求救的一张染着许多血迹的纸张的照片,这张纸的一面了草的写着:“有口不说得,请工友通知医疗所救命,林伟冰”。纸的另一面写的是:“再等我就……因我内部很伤”。
这位女医务员是在当晚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强将衣服脱光拥至红莲饼家前毒打,后为附近居民救回。她当时因伤重不能讲话,就索纸笔草草写了几句话托居民转知医疗所。她现仍在陆军医院留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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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首长难见
易槐
在北京一个领导机关召开的会议上,有人谈起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厂长到北京来要找部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到北京住了很久,左等右等,部长总是有事见不了面。这位厂长等急了,就找了一个窍门,从招待所里给部长拍电报请求见面谈话。
这好像是笑话。把它当做笑话也未始不可,因为,这样的事情毕竟不多。可是也还应该追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话流传呢?其实,问题就在这里:下边很多同志工作中遇到比较重大的急迫的问题,要找上级领导干部帮助解决,常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头一个难关就是和领导同志见不了面。这些同志跋涉千里来到北京,今天打电话,秘书挡了驾,说是开会;明天再打电话,还是有事,有时,说不定还要被秘书同志轻轻地教训几句:首长这么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找他不行呢?言外之意似乎求见的人很不识“时务”;好容易约好了一个时间,可是当你兴致勃勃地如约赶去的时候,不料又是扑空,秘书说声抱歉,首长临时又有事出去了……。就这样,本来谈上三两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下边的同志就得在北京住上十天半月或者更久。而且,不仅北京如此,到省一级机关要见首长同样也不容易。在河北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些代表就提出了,到省里来有问题想找首长帮助解决,往往要一等好多天还见不到面。江苏省党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农场的负责干部到省里要见一见农林厅的负责同志,住在招待所一等就是半个月。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同志是自找麻烦,领导机关那么大,分工那么细致,事事有人专管,有事何必一定要找首长呢?这话听来很有道理,可是,也不妨听听下边同志们的意见。不久前,有位厂长同志曾经向我诉过首长难见的苦:部、局分工很细,各个单位从他们所掌管的业务的角度考虑问题,今天这个司或处要下边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明天那个司或处又要下边添置一个那样的设备,而另外的管人的管钱的司或处却往往不是不给人就是不给钱。有些事,这个部门从这个角度考虑觉得应该立刻就做,另外的部门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又觉得应该缓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乎很多厂长说:“婆婆很多,亲娘没有”。而且,下边来请示的,大多是牵扯很多需要从全局着眼权衡轻重统盘考虑的重大问题或急迫问题,请问,这些问题不找首长,下边又怎么办呢?领导机关机构庞大而又没有人全面考虑解决问题,对于下级来说,它就不但不会有多大好处,而且会成为上下级之间的人为障碍。
有人也很替首长们做难!他们不是不愿意亲自接见来请示报告的下级干部,实在是因为太忙,“分身无术”啊!我们相信,的确不会有那样自己明明闲着,而又不愿和下级干部见面的领导同志,即或有,也是极其个别的,可以不谈他们。领导干部的办公桌上开会通知排队、文件成堆也的确是事实。但是问题在于领导干部把这许许多多事情怎样安排。如果孤立起来看,可以说,领导干部所要参加的会议,批阅的文件都是重要的,没法减少的。可是,不管它们多么重要,如果弄得很多领导干部完全陷在会议室文件堆中,不能为下级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那就值得考虑了。做为领导干部,如果对下边只布置任务,不帮助解决完成任务中的各种问题,那就不是领导而是官僚主义了。让厂长或者其他来请示的同志们在招待所一等多少天,要知道这样做浪费的不止是他们的几个工作日,而是浪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间,浪费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请示的人们住在招待所里着急的时候,也就是下边多少人和设备的安全、产品的质量、工程的进度、群众的生活以至工作、生产计划受着威胁的时候。如果领导干部考虑到这些,应该说就会去把事情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安排的。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往往也并不是一个机关能解决的问题。可是,每一个领导同志不妨考虑一下:在改变这种状况方面究竟自己做了些什么工作,进行了多少必要的斗争?也还可以考虑一下,有时候是不是也宁愿去开会或看文件而不愿去和下级干部谈话,免得接触那些令人头疼的具体问题?或者是有着像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种:“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中的冷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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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7月24日人民日报四版“我们还等着答复”一文,对我们处理王鸿文的控告信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把控告信转给了被控告的人,在收到被控告人的答复后,又不加分析地把原文照转给报社,是不负责和不严肃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准备在全县范围内,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建立必要的制度。对王鸿文的问题,我们也重新组织力量,到当地群众中去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王鸿文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原因被延长过预备期。延长预备期后,他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不执行党的决议、歪曲党的政策等错误,因此经支部大会决议,区委批准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乡支部书记翟玉田对他并没有打击报复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原来的处理是对的。
但是,乡支部书记翟玉田也确实有过侵占土地改革胜利果实、严重的骄傲自满的错误。
中共宁河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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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当局必须用事实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作出答复
陈其尤就九龙骚乱发表谈话
新华社19日讯 陈其尤今天就九龙骚乱事件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九龙组织的暴乱,使我居住在港九的同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遭到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这种滔天罪行,引起了我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我们对于遭到这次惨痛遭遇的港九同胞们,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这次事件,明明白白是盘据香港多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计划的暴行,但香港英国当局16日下午在其总督葛量洪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九龙事件的荒谬声明,竟说甚么惨遭浩劫的荃湾地区只有六人死亡的谎话,企图缩小事实,推卸责任。同时,葛量洪还公开说:这个暴乱是当地“三合会”之类的“秘密帮会”所策划和指挥的。极力颠倒黑白,为祸首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罪行。并公然认为周总理就此事件所提出的严正抗议是所谓“干涉英国内政”。这真是荒唐至极。
香港英国当局,对保障港九居民的安全负有完全责任,但在这次事件中,香港英国当局所表现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表示极大的遗憾。香港英国当局事前既不注意防范,事后又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乱,而到了现在,更有意散布谎言,颠倒黑白,说是什么左右派之争,企图为自己卸责,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罪行。16日甚至搜查被暴徒攻击的工会和学校,这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对香港英国当局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我们绝不能容忍香港英国当局这种包庇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行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令人愤慨的态度,迅速采取严厉措施,对国民党特务予以应有的惩处,对遭到损失的九龙居民给以应有的抚恤和救济,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坚持拥护周总理10月13日提出的抗议,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尽速用事实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要求作出答复。香港英国当局任何包庇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不公正的行为,最后必将自食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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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警方不顾工人严重抗议
继续无理搜查工人
新华社广州19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英国警察当局在九龙骚乱事件发生后无理搜查工人,引起有关工会的严重抗议,但是香港英国警察这种无理搜查行动至今仍未停止。
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昨日为该会会所在16日被香港英国警方武装人员无理搜查一事,在昨日派出代表前往香港警务处提出抗议。代表向接见的高级警司表示:工人们对警方的搜查举动,极表不满,也不明白警方的意图。代表指出,在九龙暴乱事件及荃湾大惨案中,纺织染工人遭受极严重的损失,该会荃湾服务部被暴徒捣毁,多间纱厂被扰乱,纺织染工人被打死打伤的至今还未能完全统计。在事发当时,曾经打了九次求援的电话都没有警察来援救,以至遭受严重的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采取必要的御防措施是完全合理的。而在会所内被搜获的东西也正是一些自卫的用具。因此代表对警方这一无理的搜查措施,表示抗议。
代表接着向警方提出三项要求: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二、保障工人的生命财产;三、即把警方收去的用具交回。
警司当时表示:现在和暴乱时不同,如再有情况通知警方,警方当会进行保护。他答应将三项要求转达警务处长考虑后予以答复。
但是,虽经工人抗议,香港英国警察当局这种无理搜查行动至今仍未停止。18日下午六时左右,香港英国警方又出动警员前往九龙新坝地街港九沙模工业维新社进行搜查。武装警员进入会所后,检去工人用来自卫的用具,甚至连会所内的铁椅也拿去。沙模工人对此当即提出口头抗议,并责问警方是否能保证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国警方的人员对这表示了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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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六十六市县基层选举工作结束
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黑龙江省的六十六个市、县中,到10月上旬已经有六十个市、县结束了基层选举工作。海伦、密山、萝北等五个县在9月底以前并且相继召开了第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人民委员会。
据双鸭山、延寿、庆安等五个县、市的统计,选民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3%以上。
在这次基层选举中,绝大部分地区都注意了发扬民主,选民们认真地挑选了为人民办事的代表。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选举工作进行得比较粗糙。已经完成基层选举工作的市、县准备组织检查组,对这次基层选举工作进行一次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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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离北京去四川
新华社19日讯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而组织的中央慰问团,今天离开北京前往四川。中央慰问团将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专区、云南省丽江专区等地区,向广大藏族、彝族人民,政府干部和当地驻军进行慰问,传达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中央慰问团团长由王维舟担任,副团长有刘格平、桑吉悦希、王一夫、阿旺嘉错、果基木古和郭林祥。慰问团下属五个分团。随同慰问团的还有医疗队、电影放映队、剧团和歌舞团等。慰问团还携带大批慰问品、礼品、纪念章、锦旗和书籍、图片等。
慰问团离北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曾对团员作了报告。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维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杨静仁等。
中央慰问团的部分团员和工作人员,已在8日乘火车去四川;另一部分团员,将由昆明出发直接去丽江地区。
据新华社成都19日电 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副团长桑吉悦希、王一夫等,今天下午一时半乘专机到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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