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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建设要同工业建设相配合
城市建设部部长 万里同志的发言
现在，我就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几年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根据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全国许多城市都进行了规模不同的建设工程，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在基础差、任务急、建设规模大的内地重点建设地区，经过积极努力和沿海城市的大力支援，克服了很多困难，正以空前的速度建设着许多新的工业城市。
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国家将按照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对沿海原有的工业基地，也将充分地加以利用和扩建；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将要按照必要和可能，逐步解决职工住宅、城市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等问题。这样，必将继续在内地建设许多新的工业城市，这些地区，物质技术基础更加薄弱，而且有不少城市是平地起家，因此任务是繁重的。同时，沿海城市的建设任务，也将有所增加。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 为此，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增加力量，组织协作，做好勘察测量工作 第一、加强建设地区的城市勘察测量工作。过去，许多建设地区，由于城市勘察测量的力量薄弱，提不出必要的地形、气象、水文地质等自然资料，影响了规划、设计的进行。有些地区，虽然同时集中了几个部门的勘察测量的力量，但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往往互不配合，重复勘测。有时某些地区的勘测工作又无人负责，以致有些城市出现几个标高和座标系统，造成紊乱和浪费。为改变这种情况，除城市建设部门应积极充实和扩大城市勘察测量的力量外，建议地方对各部门在同一城市的勘察测量力量，进行全面安排，组织协作，充分发挥潜力。各种勘察测量成果，应交当地城市建设部门一份，统一加以保管，以供有关单位使用。反对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设计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第二、改进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设计工作。几年来，虽然编制了若干比较切合实际的城市规划，但在不少城市的规划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主观主义。其表现是不作切实的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机械地搬运外国的经验和定额。有时过分计较城市的远景规模，热衷于描绘一套十全十美的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远景规划图景，而对近期建设地区的规划却没有抓紧进行。有时对可能条件不加研究，就企图拆掉大批房屋去不适当地开辟中心广场、公园绿地；不管具体条件如何，硬要搬用道路系统中的某种固定形式，不适当地规定房屋建筑层数。这样的规划，虽然大部分没有实现，但已给建设单位造成了不少困难，也有一些城市过多过早地拆掉了一些建筑物。在民用建筑设计中，近几年来，出现了不少好的建筑物，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对“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全面贯彻不够。过去，曾经发生过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片面追求“美观”；在克服这一倾向后，去年又片面强调“节约”，忽视工程质量和适用、方便与建筑艺术造型，盖了不少工程质量很差，既不适用，又不美观的房屋。有些房屋，在今年就需要进行修补和改善。这种错误，虽经纠正和正在纠正，但已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为了改进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设计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加强政治领导，端正设计思想，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根据城市的现状、特点和各项建设的规模，从近期出发，结合远景，留出发展余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在进行规划时，必须把城市的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住宅、公用事业、公共服务设施、郊区农业用水用地等，力求安排得恰当合理，彼此协调。要作好这一工作，城市建设部门应主动加强配合协作，更好地倾听和尊重各个建设单位的意见，既要照顾各方面的合理要求，找出各个单位在城市建设中的矛盾，努力加以解决，又要防止某些不顾整体的偏向，以保证城市的合理发展，便利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同时，希望国家尽速确定全国生产力分布的方案，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编制区域规划，及早肯定重大工业项目的建设地点，以便使工业选厂和城市规划有所依据。在区域规划编出以前，应坚持和改进联合选厂制度，使厂址定得合理，避免变化过多，造成规划设计的困难。对原有城市，应特别注意从现有基础出发，充分利用已有设备，根据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和国家财政的可能，编制切合实际的规划，逐步进行建设。 在民用建筑设计方面，必须加强技术领导，提高技术水平，以保证设计质量。为了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还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国家当前的经济水平和建筑材料的生产状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习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标准设计的编制工作。统一安排住宅、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第三、对于城市的住宅、市政工程、公共服务设施，应当在进行工业基本建设的同时，统一加以安排，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以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过去，这些建设项目的建设时间缺乏统一安排，有的投资比例不够恰当，甚至有些项目没有投资，所以在一般城市中，职工住宅非常缺乏；有的地方，虽然修建了住宅，但一些街坊内没有商店、食堂、诊疗所和中小学校的建筑，公共交通设施也跟不上实际需要；有的城市，工厂建设已经开始施工了，通往工厂区的道路桥梁还没有投资；有的道路修好了，又要翻开埋设管线。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给工业基本建设和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 今年以来，大家都更多地注意解决职工住宅和福利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不考虑各方面的可能条件，要求过高过快，也是不现实的。以北京为例，根据今年八月底的统计，各单位要求明年在北京市建筑的房屋面积，连今年推迟的工程在内，已有一千六百多万平方公尺（其中大部分是住宅、办公楼和公共建筑）。而北京市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底六年当中，建筑了一千四百○六万平方公尺，建设速度已经相当快了，明年一年就要求建筑这么多，无论从建筑材料、设计、施工、运输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几年来，非生产性建设一直没有比较确切的计划，忽而大削大减，忽而大大增加，或者增了减，减了又增，变化太多。使得设计、施工单位特别是施工单位，有时窝工，闲得要死，有时突击赶任务，忙得要命，再加设计、施工单位本身的许多缺点，就造成了很多工程的质量很差，事故频繁，或者完不成计划的后果。 上述种种情况，由于经验不足，很难完全避免，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但必须采取措施，逐步改进。因此，应加强基本建设的计划性和各种平衡工作，按照必要和可能，恰当地确定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解决职工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问题。既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也要反对不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和设计施工条件的急躁冒进倾向。 在一个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还应有步骤有准备地实行住宅、市政工程、公共服务设施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的方针。市政工程管线和其他厂外工程管线，应当编制统一的管线综合设计。对于住宅、市政工程、公共服务设施和其他厂外工程，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统一安排各个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可能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程序施工。同时，并应加强城市的建筑管理工作，监督和检查城市规划和施工计划的贯彻执行。 实行上述措施，就可减少或避免建设过程中的许多扯皮现象，改进设计质量和工程质量。充实机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 第四、为了保证完成日益繁重的城市建设任务，各级城市建设部门必须充实、培养与任务相适应的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任务大而原有技术力量十分缺乏的内地各省和自治区，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勘测设计、市政工程、建筑安装以及公用事业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就不可能完成大量的新工业城市的建设任务。沿海城市的技术力量，过去已调出不少，没有及时补充，今后这些城市的建设任务又将加重，力量已感不足。因此，各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建设部门，都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培养新生力量，按照需要和可能，开办中等技术学校；举办各种专业训练班。同时，希望高等学校适当增加城市建设的专业和班次；每年给各省、市、自治区分配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沿海城市，除了培养自己所必需的力量以外，对新工业城市仍应继续给予支援。新建城市要尽早地准备干部，建立机构，以适应建设任务的需要。 城市建设，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业，必须依靠地方的统一领导，才能做好工作，希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和督促检查。我们将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及时警惕和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城市建设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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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曾三同志的发言
作好档案工作是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建议全党同志都来帮助档案工作的建设。
我今天要向大会作一个关于我们党的和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的汇报。
我们党领导六亿人民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正在继续建设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档案和建国以来的国家档案，是十分宝贵的。不但产生这些档案的机关在工作中经常需要查找，而且国家建设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在长久的年代里都需要进行研究和利用。这些档案，加上旧政权时期的一切档案，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富；做好档案工作是提高机关工作效率（敌伪档案对肃反审干工作的帮助就是一例）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大会的几个报告号召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来教育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号召我们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了响应大会的号召，我们就必须加强档案工作，因为档案馆事业正是经济建设的助手之一，又是文化建设事业中急待发展的一个部门。
我们党是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一九三一年党中央在上海就制定了“文书处置办法”，把地下党的档案尽力保存下来。在一九四一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中央收集大量历史文件编成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文件汇集，来教育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但是过去由于地下党和战争的环境，保存档案毕竟是很少的，要建立系统的科学的档案工作也是困难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就更多地注意了这一项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央发出了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决定。我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规划（草案）已经把档案学作为一个项目列上了。现在的情况是，几年来在建立机关档案室和归档制度、训练档案工作人员、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等方面，都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问题还是很多，档案工作本身同党和国家的其他工作对它的要求，距离还是很远。（一）在机关档案室方面：归档制度没有普遍建立，整理方法和保管方法不统一、不科学，许多机关积存的档案只是“锁”起来，很不容易查找，甚至还有随便销毁档案文件的现象。（二）档案馆工作还只是开始。大区撤销的时候，我们把这一级党政机关的档案集中起来，才开始建立档案馆的筹备性机构。旧政权的档案，除北京有明清档案、南京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档案已经集中外，其他还是散存各地各机关。除了正在兴建的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馆以外，我们还没有一个现代的档案馆，对已集中的档案，保管条件一时无法改善，科学整理和科学研究，还做得很少。最近正在进行的编辑“文件汇集”和收集史料的工作，由于材料不集中和人力不足，还遇到许多困难。目前在利用档案方面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很多而又很迫切的，我们却很难适应。（三）档案方面的人材和干部不足，尤其是高级研究人材十分缺乏。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历史档案系，四年来培养了二十九名教员和三百名专修科毕业生，各省短期集训过数千名在职干部，但是一般说，数量太少，水平不高，流动性很大，所以工作成绩不大，经验积累有限。这些缺点，首先是由于我们文书档案人员的努力不够，但是，应当指出，这同党内有些同志对档案工作重视不够，也是有关系的。
因此，我建议，全党同志都来帮助档案工作的建设。第一，国家应当把档案馆的建设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各机关都要把机关档案室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起来，各级负责同志不要自己保管档案，使应该归档的档案不致再有散失；第三，各省区和各特定部门（如国防、公安、外交、文学艺术等）都要筹建档案馆，使已经集中和将要集中的档案都能经过整理，提供利用；第四，各级党委要对档案工作给以经常的检查和督促，抽调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干部，团结所有老的档案人员，培养档案事业的专门人材和科学工作者，并教育所有从事档案工作和档案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个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科学水平的专业人材，把我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逐步提高到足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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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猪肉和蔬菜供应问题
商业部副部长 姚依林同志的发言
猪肉生产不够供应不足
增加生产的办法是：增加饲料；提高生猪收购价格；鼓励农业社员分散养猪。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新的党章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我现在对我国人民的两项主要副食品——猪肉和蔬菜的供应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现在全国猪肉都供应不足。一九五五年以来，猪肉出口数量没有增加，大、中城市供应量下降，许多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经常没有肉卖，是一个城市和乡村供应都很紧张的局面。我认为猪肉供应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商品脱销问题，而是党和人民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在这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从今后较长期来看，劳动就业人数越增加，城乡人民购买力越提高，对猪肉的需求也就越多，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矛盾是会越来越尖锐的。
猪肉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从生产上来看，从全国解放以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九五四年以前，全国猪的产量一直是增加的，基本上能满足城乡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需要。一九五四年以后，猪的产量和质量都下降了，但城乡人民购买力却是增长的，因此供不应求的情况就很突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想一切办法来增加生产，使产量适应购买力增长的需要。
增加生产的第一项办法是增加饲料。办法是：（一）适当分散粮食、油料作物、制粉、酿酒等加工工业，适当恢复农村集镇的粮食加工作坊、油坊、糟坊、粉坊，以增加农村饲料。（二）从今年秋季起，在统购粮食时，应当注意多留一些饲料粮。（三）适当恢复原有的粮食加工精度，停止用米糠榨油。可以设想，在我国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已经初步缓和之后，如果采取一两年内少增加一些粮食储备的方针，是可以多养一些猪的。多养了猪，反过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
增加生产的第二项办法是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自从解放以来，猪价是逐年提高的，猪和粮食的比价一般高于战前百分之十左右。但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个体农民养猪，人工和一部分饲料是不算成本的，那时米糠价钱也低，农民养猪是有利的。现在是不论合作社养猪或者社员自己养猪，人工和饲料费用都要算成本，米糠价钱又很贵，因此收购价格就非提高不可了。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及时，现在已经显得晚了，对生产已经有不利的影响。据计算，如果平均提高收购价百分之十五，多数地方可以做到喂猪有利，有些地方如果还不够本，可以再提高一点，有些地方可以不必提高这么多。在收购价提高以后，为了保持目前销售价基本不动，以保持市场的稳定，可以考虑适当减低国家的屠宰税率，并大大减少国营商业经营生猪的商业利润。
增加生产的第三项办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以鼓励社员分散养猪为主要的饲养方法，帮助社员解决养猪在饲料上和时间上的困难，合理地规定猪粪价格，养猪收入归社员自己支配，使养猪继续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家庭副业。
此外，在实行派购的地方，要充分与农民协商，按照需要和可能来规定派购数字，增产不增购；必须给农民留下一部分猪自宰自食、自宰分食或者自宰出售；在派购一口猪的时候，要保证分几斤肉、几斤油给养猪的农民；国家收购机关必须连收带卖，供应当地人民需要，不能只收猪，不卖肉，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要注意做好供应工作。在收购等级和作价上，要根据当地历史习惯，与农民协商规定实际可行的办法，要严格制止压级压价，也要防止收进饱食大肚猪。以上这些都是收购工作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过去几年来，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较好的经验，做到了国家不吃亏、农民满意。但也有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商业部门过去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得不够，对于执行政策中的偏差检查纠正不够，今后应当加以注意。此外，猪圈、冷库和肉类加工设备必须与供应量的增长相适应，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蔬菜供应量已增加
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种植不够的地方要适当增加种植面积；产销关系和供应方法要加以正确解决。
现在讲一下蔬菜问题。蔬菜问题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问题，它主要是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一般不适宜于远距离调运。近两年来，由于各城市郊区扩大了蔬菜种植面积，除了少数新工矿区以外，蔬菜供应数量已经大为增加。因此，目前的问题，一方面是蔬菜种植不够的地方还要注意适当地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是要正确地解决产销关系和供应方法问题。
目前有一些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在蔬菜经营上，采取了将农民生产的蔬菜，一律由国营蔬菜公司统购包销的办法，不许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成交，取消了农民贸易市场。实行这种办法的动机，是为了稳定菜价和保证供应，但是执行的结果，在生产上和供应上却必然要产生以下的后果：（一）生产者重量不重质，不卖鲜嫩蔬菜，等长老了再卖，以求分量多，多卖钱。而且往往大片播种、集中收获，集中交货，在旺季时上市过涌，造成大批霉烂损失。（二）片面地为了提高产量，把许多数量少、品质高的蔬菜种得少了，变成了大路货。（三）国营蔬菜公司为了统一分配蔬菜，设立了庞大的管理机关，环节加多，费用很大，手续繁复，对消费者很不便利，并使消费者吃不到当天的新鲜蔬菜，使大批鲜菜在大量上市季节霉烂变质。我们认为这种经营方法是不适合蔬菜商品流转的客观规律的。
蔬菜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同时又是一种季节性很大，很容易腐烂变质的商品，品种既多，质量又必须保持鲜嫩。能够较长时期保存的，只有萝卜、大白菜、土豆等几种蔬菜和一些干菜、腌菜，还有黄豆、绿豆、蚕豆、杂粮等可以长期保存随时制造豆芽、豆腐、粉丝和其他豆制品。除此而外，其他新鲜蔬菜都是不能长期保存的。针对这种特点，在蔬菜生产和供应上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蔬菜生产必须分期分批地排开种植，种类要多，上市的质量要鲜嫩。第二，在大量上市季节，要鼓励人民多买，晒干腌制，分散储存，有一部分质量很低的菜要就地充作饲料；在缺菜季节，要用萝卜、土豆、豆制品、腌菜、干菜等可以长期保存的蔬菜来调剂人民需要。第三，要尽可能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把中间环节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消费者购买便利，并能吃得到当天上市的鲜菜。
为了要达到以上的要求，在蔬菜经营上，就不能采取统购包销的办法。在价格政策上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设想蔬菜价格固定不变。
我们认为蔬菜经营应当采取以下的方法，才能适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要。第一，由商业部门根据市场上大体的需要情况，提出蔬菜生产的参考指标，经党政机关批准后供给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参考，农业社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加以改变。第二，国营蔬菜公司应当尽可能组织农业社和大的用菜单位订定合同，直接送货。并在城内或城郊组织若干个蔬菜市场，允许农业社、社员、个体农民到市场上自由出售新鲜蔬菜，允许城市一切蔬菜商店、小商小贩，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和任何消费者到市场自由购买，双方直接成交。第三，国营蔬菜公司根据当地缺菜季节的需要，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定合同，收购一定数量的萝卜、大白菜、土豆等可以较长期贮存的蔬菜，并且贮备一部分豆子，以便在缺菜时调剂市场。为了运输和贮存的便利，蔬菜公司应当尽可能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的伙食单位和蔬菜零售店向农业社直接取菜，分散贮存。第四，市场新鲜蔬菜价格由生产者和收购者自行议定，国家不规定牌价。为了防止菜价过分上涨，可以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品种，由国家规定最高限价，市场缺货时可以由蔬菜公司统一管理安排。国营蔬菜公司出售的萝卜、土豆、豆制品等大宗蔬菜，则规定国家牌价，不盲目地随市场供求而涨落，但也应有一定的季节差价和品质差价。第五，对于零售蔬菜的小商小贩，一般不宜于组织联购联销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应当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为主要形式，这样更便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便于充分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避免环节多、费用大、个人收入少、积极性不高等弊病。在已经组织了联购联销的合作商店的地方，也可以考虑把大型的合作商店改成三、五家一组的小型合作商店。
实行了以上的办法，城市蔬菜市场就成为国家领导之下的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市场。国家的领导表现在：有生产的参考计划，有国营蔬菜公司在缺菜季节按国家牌价出售大宗的、能较长时期保管的蔬菜调剂人民需要，有最高限价和统一的管理安排。这个市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表现在：生产者能根据市场需要订定和改变计划，能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同消费者自由论价，直接成交。我们认为采取这种办法以后，可以大大发挥农业社的积极性，使他们研究城市人民需要的变化，分期分批，排开种植，既能保证质量鲜嫩，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又能增加社员的收入。采取了这种办法以后，能不能够基本上稳定蔬菜价格呢？我们认为可能。因为稳定菜价的主要办法，是在城市郊区种植足够数量的蔬菜，再加上国营蔬菜公司掌握一定数量的能够较长期保存的大宗蔬菜和豆类，在缺菜季节进行调剂。只要做到了以上两点，就可以使蔬菜价格只有季节性的上下摆动，如果没有意外灾歉，不致发生只涨不落的波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解决蔬菜的产销结合和供应方法问题。
以上意见请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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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汕头地区是怎样获得粮食高额增产的
中共广东省汕头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 罗天同志的发言
我现在仅就汕头地区怎样获得粮食的高额增产作一发言：
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是汕头地区主要特点之一。按照一九五五年全区水旱田耕地面积六百五十五万八千五百六十五亩，农业人口六百零九万零九百人计算，平均每人才有土地一点零七六七亩。而潮汕平原则还不到一亩，劳动力剩余的现象更为严重。根据典型调查，农村中除从事农业生产外，多余劳动力几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全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如何有效地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保证农业社能够更多地增加生产，社员能够逐年增加收入，便成为社员最关心和巩固农业社最为突出的问题。
解放以来，特别是在结束土地改革，转入开展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后，汕头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党中央、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是农业社）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大力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推广良种，普遍开展以小株密植为中心的栽培技术改革，做好培育壮秧、精细整地（潮汕平原每造多为一犁、一翻、十耙）、适时插秧、查苗补苗、合理施肥、合理排灌，以及推广新式农具，改良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等主要增产措施的结果，大大地发挥了土地潜力，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五年全区在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一百五十多天的干旱威胁后，还出现了潮安、澄海二个双季水稻千斤县和一个粮食千斤县（潮阳）。潮安县在解放后连年获得水稻丰收，一九四九年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七十七斤，一九五○年为五百八十七斤，一九五一年为六百四十七点三二斤，一九五二年为七百五十点二四斤，一九五三年为八百一十八点四六斤，一九五四年为九百五十一点四八斤，一九五五年为一千零十七点三四斤，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就是揭阳的水稻生产，虽然受到旱、碱、虫、风、寒等五大灾害的严重侵袭，但在部分地区亦仍获得大面积丰收，出现了五个千斤区，七十五个千斤乡，一百九十三个千斤社，而东方升农业社全社五百亩双季水稻每亩平均产量达一千四百二十五点四斤。林炎城同志领导的云光社，有二亩丰产田每亩平均达二千零二十斤。今年早稻生产，在全面实现了合作化后，又进一步普遍贯彻执行兴修水利，技术改革，增施肥料三项增产措施，在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解除了一般水旱灾害的威胁，集积土杂肥六亿六千万多担（每亩计可施土杂肥一百担左右），同时，在农业社中训练与组织了十三万个农业技术研究员，作为推广提高技术改革的骨干力量，在百分之九十七左右的水稻面积实行小株密植（其中单双株密植占百分之二十），因而获得丰收。全区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六。汕头市郊红光高级社的一点四五亩丰产田每亩产量达一千零四十七点四斤，土地贫瘠的潮阳南门高级社每亩平均产量达七百五十二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千千万万的事实证明了：尽管汕头地区人多地少，目前尚未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已经较高，但只要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具体组织农业社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与副业生产，普遍贯彻各项增产措施，做到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发挥农村巨大的劳动潜力与土地潜力，在高产的基础上取得更高的产量，是完全可能的。那些认为“人多是包袱，高产区的潜力已经到顶”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潮安福塘乡幸福社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该社除按原有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劳动规划进行生产外，又组织多余劳动力到黄田山开荒（已开荒四百五十亩，并已种下木薯、花生、油麻、蕃薯、菠萝、柑橘、柠檬、桃等三百四十三亩；还造林六百五十亩），扩大社的畜牧生产，发展社的加工、运输、手工业，并且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确定比原定计划多积三倍土杂肥（需增加二万五千一百四十个劳动日），完全解决了全社六万五千四百八十八个多余劳动日的出路；同时又在农业上进行精耕细作，全面贯彻增产措施，使上半年各种作物普遍获得增产，计：水稻三百零九亩，每亩产五百四十七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十；花生一千一百二十四亩，每亩产量三百六十五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三；黄麻一百五十四亩，每亩产七百十七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十点三；蕃薯六百四十四亩，每亩产二千六百七十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其它农作物如芋头亦增了产。早造预分结果（单从农业收入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元进行分配），每个劳动日值一点六元，每户平均收入一百七十一点四元，比去年初级社时每户收入一百三十三元增加三十八点四元，全社五百四十七户，社员比入社前增加收入的有五百二十四户，占社员总户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事实说明，只要每一农业社能因地制宜地贯彻幸福社的方向，是完全可以解决劳动力的出路和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保证增加社员收入的。
去冬今春，我们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之后，曾一度犯了重粮食轻经济作物与副业生产的偏向；春耕结束后，经中央与广东省委的正确指示，才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目前全区在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出路，充分发挥劳动潜力，开展多种经营，全面贯彻农业增产措施，保证农业社能全面增产、社员增加收入上，还未完全很好解决，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仍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