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鲁迅也爱自然科学
周建人
鲁迅是爱好文学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文学的写作和翻译，及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上，但他也很爱好自然科学。我早先说过，鲁迅幼年时代很爱好种花，他种的不见得是名贵的花卉，往往是很普通的或野生的花木。足见他真正爱好植物。爱种植花卉虽不便是爱好自然科学，但历史上有些植物学者是从爱好花卉、树木开始的。
鲁迅十八岁后，往南京矿路学堂里去学开矿。当然须学习有关于矿物学、地质学、物理、化学这些功课，可能学校里当时并不用这些名称。他回来时曾经带回来一盒矿物标本，其中有紫色而巨大的石榴石，很美丽。这些标本早已丢失了。后来大概在杭州教书的时候罢，又带回一些三叶虫等化石标本，可见他对于这方面还继续有兴趣。这些标本大概是1919年搬家往北京时失去的。
鲁迅留学回来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里教生理学及化学。生理学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学医的时候学习的，化学是基础课，当然也要学习。他回国时曾带回一盒自制的组织学标本，中国商业上叫它们为“照片”，意思是放在显微镜下照看用的片子。接着，他在绍兴中学堂里当监学时兼教生理学、矿物学等等功课时这些片子还存在，但后来也失去了。
自然科学中鲁迅学习得最长久的要推植物学。前已说到他爱种花，十余岁时曾向山中采“映山红”、“老勿大”等来种植。老勿大可以说是木本植物中最短小的植物，高不过数寸，果实圆形，熟时赤红色，很可爱。虎刺也种过。他并且抄过好几种讲花草、树木的古书，现在可能还存在。在日本时候，还曾写信叫我学习植物学，并寄回德人Strasburger等四人合写的植物学等书籍。回国时，他讲起在日本看到的食虫植物的形态和生活，对它们极有兴趣。
在杭州时，鲁迅虽不教植物学，但采集了不少植物标本。在绍兴府中学堂里也不教植物学，但仍然继续采集植物。的确，他对于植物学是很有兴趣的。不久以前，上海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说他从一种鲁迅编辑的、很少人知道的刊物上找到两篇鲁迅写的短文，是两篇游记，都是用我的名字发表的。一篇上记着生在会稽山的岩壁上的一叶兰的生活状况。又一篇记着镇塘殿前面海滨沙滩上的跳鱼（古称弹涂）。一叶兰一株只一片调羹形的柔嫩的叶片，花淡紫红色，有长距，很美丽。他采集下来，做了标本。后来我把这些植物标本的大部分装上台纸。1919年冬天，搬家往北京时，把这些标本赠送给一个学校。植物标本保存很不易，即使保藏得尚密，不致被尘土污染，但避免虫蛀、发霉还是很不容易的。今已年久，当然已不存在了。
鲁迅爱好自然科学的心直到晚年还保存着。他搬到上海住下来以后，还曾翻译过一本讲药用植物的小书。有一次，我向德商赖兰公司买了一台六、七百倍的显微镜，鲁迅还想抽出一些时间来研究微小的生物。
鲁迅研究植物学并不拘束于植物形态生活的记载，这是一个国家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当然途径。鲁迅虽亦研究分类，搬家到北京以后，寝室间壁的书架上，除却久在法国工作的俄人梅契聂科夫的“长寿论”，德人阿·海尔脱维恩的动物学方面的著作等等之外，还有植物分类学书籍及动植物图谱等书。但他又爱好理论，早在日本留学时，便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鲁迅认为研究生物学是必须懂得生物哲学的。他虽然十分看重理论，可是又十分看重事实。他很反对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便下断语，也很反对拿片面的事实去推概其余。这二者其实是一件事情，把事实片面夸大也就是没有把事实弄清楚。这是鲁迅的思想方法，不仅对于自然科学，对于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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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鲁迅新墓 王朝桢摄（劳动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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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先生与民间文学
赵景深
一 童年对于民间文学的爱好
鲁迅先生在儿童时代就爱好民间文学。他在“朝花夕拾”里谈到他的祖母在夏夜讲猫和老虎的故事给他听，还打谜语给他猜。他又说起，长妈妈替他买来“山海经”，他看到了“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还看到“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长妈妈还讲过美女蛇的故事给他听。鲁迅先生也看过“社戏”和“目莲戏”。
不过，我国过去实在太不注重儿童的书和教育了。鲁迅先生在儿童时代，连“儿童教育画”和孙毓修的“童话”一类的书也看不到，却只能满足于刻印都十分粗劣的“山海经”，图象很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长妈妈的那个民间故事对于幼童也不适宜。鲁迅先生说：“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社戏和目莲戏都不是为儿童而特别演出的。社戏演出打仗或是花白胡子用马鞭打小丑，儿童还爱看，一碰到老旦坐在交椅上慢慢的唱，是幼年的鲁迅先生所最怕的，他就不要看了。目莲戏除无常、男女吊、武松打虎的穿插等为鲁迅先生所爱好以外，其他也就很少值得他回忆的了。幼年的鲁迅先生想看五猖会，父亲却一定要他背熟了“鉴略”才许他去，以致他看会也无兴致，“至今一想起，还诧异”他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他来背书。
我认为，鲁迅先生大概是自己幼年不能获得幸福，对于他的孩子海婴就特别注意起他的生活来。鲁迅先生说到长妈妈，“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他对于海婴，就预备了一张一个人睡的小床，我在鲁迅先生纪念馆里就看见过这张小床。鲁迅先生在1933年曾写信给赵家璧，慨叹着“中国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番整顿”。我翻检过“鲁迅日记”中的书账，觉得他在晚年购买“土俗玩具集”九卷，也与海婴和他自己童年的回忆不无关系。
可是，不管怎样，鲁迅先生还是从童年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他后来写作“故事新编”和“南京民谣”这些作品，应该说与童年爱读“山海经”，爱听谜语的歌，有些关联。鲁迅先生在童年就曾幻想过“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里，能神变”。还扮演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平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力去征服他”。我们可以想到，他当时的想像力是多末的丰富！
二 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
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虽然没有专著甚至专文，他却是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这几句话，曾给了不少爱好民间文学，特别是利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写作的人很大的鼓舞。
鲁迅先生研究“中国小说史”，也曾注意到“小说的童年”。他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从各种类书上搜集了不少的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倘若我们仔细翻阅一下“中国小说史略”全二十八篇中的前七篇，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唐以前的小说是多末注重于民间故事的演变。他首先记录了西王母的故事，引了“山海经”的“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大荒西经”所说也差不多。但“海内北经”却只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到了“穆天子传，”西王母就变得比较可亲近，天子请西王母在瑶池饮酒，他们俩还相互作四言诗酬答，颇为文雅。“豹尾虎齿”等可怕的形象都不见了。到了“神异经”又添出了一个“东王公”。到了“汉武帝故事”，西王母还“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到了“汉武帝内传”，西王母不但不可怕，还很漂亮，“文采鲜明，光仪淑穆………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就跟今天戏台上的王母娘娘差不多了。其次，鹅笼书生的故事既引了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又引了“旧杂譬喻经”、晋人荀氏的“灵鬼志”以及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也很有兴味。其他像第二篇末叙门神故事的演变，第七篇末叙呆女婿故事和执长竿入城门的笑话，都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从“鲁迅日记”来统计他所购买的书籍，也可以知道他很重视民间文学。他买过日译的“千夜一夜”十二卷和俄译的“一千一夜”三卷，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的宝库。他还买过英文本的“波兰民间故事十篇”，德文本的“格林童话集”，日文本的“支那童话集”、“日本童话选集”三卷、“童谣及童话的研究”、“神话学概论”、“世界童话宝玉丛书”三卷、“星座神话”以及中文本的“越谚”、“目莲救母戏文”和“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最后一种，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谈到门神，就用上了。还有1929年买了“佛说百喻经”，后来还在南京刻经处刻印了不少本推广流通。
鲁迅先生是这样地重视民间文学。环观今天的一般人们，对于民间文学却极为漠视。一般文艺刊物很少刊载民族形式的作品。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新文艺曾经重视过民族形式，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秧歌剧、秦腔、越剧、鼓词以及用陕北信天游民歌体所写作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曾几何时，现在似乎又快忘掉毛主席的提示了。最近周扬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说起“整理和研究民间文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接着却说：“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开始。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我希望大家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能够同时扭转偏向，也能重视民间文学。
（全文未完）（附图片）
鲁迅像 酆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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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鲁迅先生铁门话别的一幕
许钦文
1925年8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和陶元庆同住在绍兴县馆，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北京一道到台州去教书，还有些关于书面画和出版的事情要同鲁迅先生接洽。由陶元庆收拾行李，我吃了晚饭就赶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去。进门以后我照例走了半个院子就叫“大先生！”听到说“请进来”的是老太太的声音，这已使我感觉到异样；掀起帘子进了那上房中央的一间，更觉得和往常的情况两样，见不到鲁迅先生，老虎尾巴黑暗沉沉，没有点上煤油灯。由于老太太的说明，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到女子师范大学的维持会去，因为那红楼已被反动派的军警包围，困守在那里的同学们很恐慌。
“女孩子给军警包围总是害怕的啰！”
我听老太太这样说了，就匆匆忙忙转到石驸马大街去。我从骡马市大街过去，本来进了宣武门不久就到石驸马大街。我绕了一个大圈子，因为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会到维持会去过夜。
那红楼的铁门前果然密密层层地满站着军警，那铁门里面也有女同学排队站在两边把守；人数也不少，只是比较铁门外面的，显得个子矮小些。把守在铁门里的不让人随便进去，把守在铁门外面的不让人随便出来。想进去的人军警也要盘问。我走向铁门，被拦住。
“我是来找鲁迅先生的！”我高声向那铁门说。
“你是来找周先生的么？”一个轻脆的声音回对。
我说明了自己的姓名，就望见有位女同学旋转身子往里走，接着跟进去了一位，好像以为一个人办这一件事还不够的样子。
不久鲁迅先生出来；他先轮眼望了望把守在铁门外的军警，冷冷地一微笑。他又轮眼看了看把守在铁门内的女同学们，喜愉地一微笑。我见了鲁迅先生就大步迫近铁门去，两旁的人再也不能阻止我。我和鲁迅先生面对面地站得很近，只是隔了一道花铁门。我依照习惯和鲁迅先生说家乡话，他也用绍兴话回对我。我向鲁迅先生报告事情的时候他接连地点头，有时真情地笑一阵。我们谈得很起劲；我顺眼瞥见，两面四旁的人听不清我们说的意思，是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
别后我走出了军警把守的范围，回头探视，望见鲁迅先生在和女同学们讲话，大概是在说明我去见他的目的。当时说的，其中两点，就是用他的相片由陶元庆用木炭给他画肖像和印我故乡小说集的事。
女师大同学因为不堪校长杨荫榆的压迫，起来反抗，形成风潮；又被开除，解散学校。教职员为着顾全同学们的学业，这才组织维持会。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兼课，每星期不过一两小时。可是他不忍坐视青年学生被迫害，正义所在，他就不顾一切地这样参加了维持会。
“铁门话别”这一幕，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很清楚的。现查鲁迅日记，鲁迅先生在8月间到那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去是有十二次之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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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情
何家槐
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我在“左联”的整个时期，竟没有机会和鲁迅先生见过一面，这实在是我的一个终身遗憾。
但是，有三件和鲁迅先生有关的事情，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永远鼓舞着、鞭策着我前进。
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党部阴谋大批逮捕学生，把当时上海所有较进步的大、中学生都列入黑名单，企图全面搜捕，一网打尽。当时我和鲁迅先生并不认识，也从未通过信，但鲁迅先生却经过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先生（因为我曾在良友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所以和赵先生认识）通知我赶快搬入上海租界，这样我才幸免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鲁迅先生的热爱青年，于此可知。
在加入“左联”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幼稚的小说和散文。在加入“左联”以后，我在做其他工作以外，虽然也还是练习写作，先后写了一些东西，但写得太少，也写得不好。这时我仍然没有见过鲁迅先生，也没有和他通过一次信，可是他却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并且说过这样的话：“进了‘左联’，应该写得更多、更好，像他这样下去，不要说左翼作家，怕连作家也当不成……”很明显，先生的意思是担心我会变成一个挂招牌的、空头的“左翼作家”；“左而不作”，他一向是非常不满的。我听到了这种警告以后，虽然觉得很惭愧、感激，但始终没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好好地写一些东西，实在是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大病初愈，连走路也很困难，但我也和其他热爱鲁迅先生的青年一样，整天都在万国殡仪馆附近徘徊，并且不时地进去瞻仰先生的遗容。在出殡时，我也跟着成千上万的、高举着挽联、遗像、花圈的送葬者把先生遗体送到离上海很远的万国公墓（在虹桥飞机场）去，在看着先生的遗体安葬了以后，才和几个同志在阴雨的黄昏中徒步走回上海。那天租界当局是戒严（名义上说是“监视”）的，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巡捕和摩托车，国民党的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也布满各处，可是，送葬的人们却根本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大家都沉浸在悲痛而且愤怒的心情中；那浩浩荡荡的送葬行列，事实上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大示威。
以上三件事情，离开现在至少也已经二十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却始终是这么新鲜，这么生动，仿佛还是昨天才发生似的；即在今后，它们也将永远地使我不能忘怀，永远地鼓舞我、鞭策我前进。
1956、10、18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