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伟大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陈涌
一
在鲁迅的杂文里，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贯串在他所有杂文里的思想是什么呢？在鲁迅的杂文里的核心的思想，为他所贯彻到底，为他所反复宣传的思想，是人民革命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思想。
当然，要在鲁迅的著作里找寻唯物主义思想的现成的体系，找寻唯物主义的各个法则和范畴的定义，找寻它们的抽象的理论解说，这也许是困难的。唯物主义是鲁迅用来观察现实问题的观点，同时，鲁迅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从他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中间体现出来的。
鲁迅根据他对于现实生活的长久深刻的观察，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他清楚地看到，人们的意识，是被他们的阶级地位，阶级的世界观所约束，所决定的。反动的没落的阶级，不能真正认识现实发展的规律。“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谚语”）。“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鲁迅把中国过去一句流行得很广的谚语作了这样的修改，他认为这原来的谚语“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个“漫天大谎”，原因是“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鲁迅为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举出的例证是十分有趣的，“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吧，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同上）。
在鲁迅有关文学艺术的许多言论里，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应用。在他和梁实秋、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当中，鲁迅是比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都更深刻地阐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这个原理。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种类的文学艺术，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倾向的，不管作者意识到与否，事情都是一样。所谓“超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鲁迅对于这样一个现在为大家都清楚认识的原理却能够给以特别深刻通俗的解释：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论‘第三种人’”）
任何种类的文学艺术，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倾向，有些作家和集团，可能宣称自己并无一定的倾向，但这“并无一定的倾向”本身便是一种倾向。说自己并无一定的倾向，这只能是虚假的。鲁迅在和资产阶级的“新月社”作斗争的时候，便指出新月社仿佛自以为“超然”的虚假的性质：“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在后来的许多文章里，鲁迅对这种虚假的无倾向性的观点继续加以揭露和批判。在1935年的时候中国文艺界曾经有过所谓“文人相轻”的议论，有些人便打算用“文人相轻”这个口号来模糊和掩盖了在文学上的一些争论，鲁迅对这种做法是坚决反对的。正是在鲁迅看来，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倾向，前进的作家便应该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这不能简单地用“文人相轻”去加以轻视和否定的。而且，事实上“无是非”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即使说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庄子也不能例外。鲁迅证明说：“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文人相轻”）。
在鲁迅看来，如果一个作家真的“无是非”，真的没有一定的倾向，那首先便没有动笔的必要。鲁迅在批判当时魏金枝先生认为“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的时候说：“……‘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三论‘文人相轻’”）
在所有这些言论里，鲁迅当然不但在揭露和批判那些虚假的无倾向性，揭露和批判那种“混淆黑白，掩护文坛的昏暗，也在给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论调，而且，这也在阐明一个前进的作家，必须有明确的倾向，必须为真理，为合理的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鲁迅为反对这类虚假的无倾向性，反对这类“无是非”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所作的斗争是频繁的。为鲁迅所深刻尖锐地揭露过的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也包含着性质相类的观点。朱光潜先生为中学生撰写的论文里曾经把“静穆”作为文艺的“极境”，他的称赞希腊的艺术，称赞中国的陶潜，而压杀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是根据这个标准。屈、阮、李、杜他们的所以不好，在朱光潜先生看来，是“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但在鲁迅看来，“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题未定’草”）。同样的，在鲁迅看来，屈、阮、李、杜，“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鲁迅用实际的事实证明，陶潜的所以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闲适的作家，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他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类的诗句，却没有注意到，这同一个作家，也写过“形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诗句。鲁迅认为分析一个作家需要有全面的观点，“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对陶潜的这种分析，是有着很大的文艺史和文艺批评的方法论的意义的。
在鲁迅看来，在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能够一直留传下来的文艺，只能是那些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要求，反映出人民的要求的文艺。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不但不是什么“静穆”，而且相反，它本质上是战斗的。“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
鲁迅在这里给与我们理解文艺史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如果不是战斗的和现实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的作家，是不可能伟大的。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例外。鲁迅在“古人并不纯厚”这篇文章里，对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种说法便加以嘲笑，他说，“诗经”里面也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类不但并不“温柔敦厚”，而且简直十分“恶毒”的诗句的。“思无邪”在真正有价值、真正伟大的作品里是行不通的。
“还有现存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古人并不纯厚”）。
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里，为鲁迅所发挥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被表现得更为分明，原因是近代中国发生过种种急剧的变化，这几十年的历史的变化之大，是过去几百年都不能和它相比的。我们看到，有些作家，先前曾经站在时代的前列，但在一个新的形势下，他便倒退了，也有一些先前并不进步的作家，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终于站在时代的前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作家是否能够是一个战斗的和现实保持密切关系的作家，是否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的作家。
鲁迅在谈到刘半农和近代中国的一些作家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今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趋时和复古”）。
二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每一种社会意识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它总是和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总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也就因为这样，唯物主义的思想批判便不但要求指出每一种错误思想的错误的所在，而且还需要指出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这种思想如何适应着一定的社会的物质的基础。关于这点，列宁在批判俄国的民粹派的时候，是这样说过的：
“如果我在批评‘人民之友’的观点时只限于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会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还必须说明
‘民粹主义’思想，指明这种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在鲁迅的一生里，曾经不断地批判过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批判，直到今天看来，还是深刻、透彻、击中要害的。这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鲁迅的批判，是唯物主义者的批判。鲁迅在批判到每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思想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指出这种思想的物质的基础，没有忘记指出这种思想如何适应着一定的社会的阶级的地位。
鲁迅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梁实秋以至整个“新月社”的时候，曾经说“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梁实秋以至整个“新月社”这种“以硬自居，实则其软如绵”，正是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和它的政治上的软弱性相一致的。鲁迅指出，“新月”这个刊物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是，当他们也受到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表现所谓“严正态度”的。“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在鲁迅看来，反映出软弱的资产阶级的特性的“新月社”这个思想集团，是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有什么反抗的。当时的一位“新月社”的成员有过这样的言论，“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鲁迅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这样评论道：“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知难行难”）。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软弱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只能追随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面，如鲁迅所说，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的。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东西，比它在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从梁实秋开始，从第一次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梁实秋开始，便表现出这个特点。梁实秋在理论上是浅陋可笑，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他从一开始便不能不依靠造谣和诬蔑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的武器。如说凡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化的人都是“领卢布”的之类。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把这个特点归结为“乏”，把梁实秋称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的原因。
鲁迅对中国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本性、对他们的阶级和集团的心理都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分析他们的思想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思想和他们阶级和集团的本性，他们阶级和集团的心理联系起来。例如在“脸谱臆测”里，对于“第三种人”等等的分析，虽然看来似乎带着幽默，但实际上却是深刻、严肃的。而且正因为它击中了“第三种人”的要害，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是被当时当了检查官的“第三种人”删去了的：
“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脸谱臆测”）。
大家都知道，鲁迅对于杨村人的软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心理的分析，也是十分深刻的。
鲁迅也分析过所谓“京派”和“海派”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社会基础。他是这样说的：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则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京派’与‘海派’”）。
三
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在鲁迅的论文里是不断地被提出来加以考察的。这个问题在鲁迅的思想里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自己和人民深刻的血肉的联系，由于自己的坚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鲁迅对于各种历史事变，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的现象，总是不曾离开过群众的要求、愿望，离开群众的作用去观察。
人民在鲁迅并不只是理性的知识，大家都知道，鲁迅首先是从自己的周围，从自己全部的生活过程中间看到了人民的。人民的精神从一开始便不断地渗入鲁迅的血液，便决定鲁迅思想发展的倾向。人民的苦难、智慧和力量，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通过无数感性的事实而被鲁迅把握到的。
在鲁迅看来，人民群众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一种伟大的物质的力量，不论它成为前进的或保守的支柱的时候都是这样，革命者，或者用鲁迅有时用过的说法有志于改革者，如果不了解它，离开了它，违反了它的意志，将是一事无成，甚至会是弄到头破血流的。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使鲁迅区别于各种各样轻视人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一文里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习惯与改革”）
人民，在鲁迅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公式，它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带着历史的深重的负担，同时也带着坚强的解放的愿望出现在鲁迅的笔下的。人民在过去因为经受过和经受着沉重的压迫，这个压迫，不可免地在人民身上带着自己的烙印，但同时，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人民对于自己的力量和前途的信心，也仍然是不曾消失过的。
在经受过和经受着沉重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人民精神上的积极的因素往往表现为极其复杂的形态，往往是积极的和消极落后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但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一个信赖人民、理解人民的思想家，一个“深知民众的心”的思想家，是善于从人民精神的复杂矛盾的表现里看出他们的基本路向，而不为那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鲁迅便正是属于这样的思想家。
还在“五四”以后所写的小说，如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里，鲁迅便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被压迫的人民由于他们被压迫的地位必然会产生革命的思想。鲁迅甚至在极端落后的阿Q身上也看出了这种表现。而在鲁迅看来，人民并不只是在动作起来实行根本变革历史的时候才表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积极的革命的性质。即使在“和平”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行动起来变革历史，甚至在他们一般地还没有政治觉悟的时候，人民的精神的积极的因素也仍然表现为一种隐伏的但是无法使它停顿的潜流。冯雪峰同志在论述到鲁迅的“祝福”的时候，曾经认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最后终于提出了人在死后是否有灵魂的疑问，是祥林嫂思想上积极因素的表现，这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对于我们的民族抱着特别坚韧的信心。在他的许多论文里，鲁迅曾经一再谈论到中国人民一方面是受着种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平时，人民也总是能够用种方法来对抗压迫者给他们制定的“运命”。鲁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运命”等文章里，一再地说明，对于压迫者的忍从、对于运命的驯服，在中国人民中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里，鲁迅说：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吧，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即使从人民生活的极为复杂曲折的现象中，从许多表面上看来也许是荒诞的现象中，鲁迅也能敏锐地判断出合理的部分，看出人民的光明和希望。当鲁迅听说日本丙午年出生的女人被认为克夫，因而很难有结婚的机会的时候，鲁迅说：“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吧，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且介亭杂文”：“运命”）。
这种观察是极为深刻而有趣的。而且，即使在现在我们观察人民生活的时候，它也能够给我们许多启发。我们往往只能够从最单纯的、暴露得最为明显的现象中看出人民生活中的积极的因素，如果一时看不到这些最单纯的最明显的现象，我们便会看不到人民的光明和希望，或者用我们“理想”的光明和希望来代替在人民生活中固有的光明和希望了。
但即使在如上所说的表面上看来也许是荒诞的现象中，鲁迅也能够得到中国人民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战胜运命的结论。这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花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最后鲁迅对于自己中国的人民满怀信心地说：
“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同上）
在收在“花边文学”里题目也叫“运命”的另一篇文章里，鲁迅也发挥这同样的思想。鲁迅再次地申述，中国人是并没有真正死心塌地的相信“运命”，甘心所谓“安贫”的，原因就在于谁也不能确说别人将来的“运命”，“‘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不信运命，就不能
‘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也就因为这样，鲁迅的结论是，“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
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收在“且介亭杂文”里的“运命”，还直接驳斥了一些外国和中国的论者认为“中国人是定命论者”的论调，这种论调，实际上只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曲解和污蔑，而抱着相反的观点的鲁迅，却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刻的信赖和深刻的理解。
四
鲁迅和许多伟大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的创造者，鲁迅在他许多文章里都不倦地申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于那些把一切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创造都归功于某一个特别的“圣贤”的唯心主义的观点，鲁迅曾经无情地加以嘲笑，例如谈到中国文字是仓颉发明的这个传统的说法的时候，鲁迅便幽默地说：“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鲁迅在另一个地方说：
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经验”）。
作为一个作家和文艺思想家，鲁迅在他有关人民的言论里是更多地谈论到人民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意义。鲁迅坚决地肯定，人民在还没有从事艺术活动的时候，首先便要劳动，便要生产物质生活的资料。劳动先于艺术。而人类的最初的艺术，也是由这些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创造出来的。
人民的口头创作，不论是现实主义的或者是浪漫主义的，它都是真实的，和生活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也就因为这样，鲁迅便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
“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门外文谈”）。
鲁迅是不只一次谈到民间文学刚健，清新这特点的。正是因为人民的口头创作渗透着人民的和现实的精神，它才能够表现出它的刚健，清新。许多走向没落的阶级的文艺的所以走向衰颓，萎靡，黯弱，正是因为它离开了人民，离开了现实。
鲁迅在谈到人民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的时候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的心情。在鲁迅看来，最生动丰富，最机智的语言都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不只一次地谈到炼话，“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认为，人民群众中间的这些炼话，
“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门外文谈”）。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肯定人民的口头创作和从封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肯定”人民口头创作显然是不同的。封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有时也把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了解人民状况的一种参考，他们有时也赞赏人民口头创作的某些方面，但历史唯物主义却从根本上肯定人民的口头创作，把人民的口头创作看作是所有文学艺术发展的萌芽和出发点，把人民的口头创作的创作方法和许多特征看作正是所有文学艺术需要加以继续发展的创作方法和特征。
鲁迅看到人民创作的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真实的表现。他的称赞他从小便熟悉了的“目莲救母”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他认为“目莲救母”中间一段寓意深刻的、充分表现出人民的机智和严肃真实精神的“武松打虎”和希腊的伊索和俄国梭罗古勃的寓言相比是毫无逊色的。在介绍了一段关于无常的动人的故事之后，鲁迅这样反问道：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门外文谈”）
鲁迅并没有认为只有正在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自己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如果这样，便把问题弄得非常庸俗简陋的了。鲁迅自己也曾经说过，被压迫的人民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接近文化的机会，再加上中国方块字本身的困难，文学艺术的创造的任务暂时主要地还只能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但是，文学艺术和人民关系的问题，始终是决定文学艺术发展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当文学艺术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它便得到繁荣、滋长，当它离开了人民的时候，它便不能不衰落和枯竭。这个为鲁迅所一再强调地指出的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是可以用中国以至整个人类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来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