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特殊的培养
叶知秋
不久前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条社会新闻，揭露了一件十五岁少年杀人越货的案件；同天报纸上还发表了评论，并引了一段故事说，过去曾有一个江洋大盗犯了案，临刑时因恨他母亲没有给他教育，把他母亲的奶头咬掉了。故事中的强盗和这个十五岁杀人越货的少年，都曾由于家长的宠爱，缺乏管教，终于成为盗匪；虽非做父母的始料所及，但是这个沉重的责任就不是“悔不当初”所能补偿的了。
当然，这应该是个别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往往有着一种很天真的想法，以为解放后社会上一切都已焕然一新，好像那些旧社会的“残余”一下子都已经清除得一干二净了。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个别现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以为这个“个别现象”却很值得我们警惕，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改造只是一面，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却是很重要的另一面。
天下父母对孩子的宠爱，“望子成龙”的心情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所采方法不同。有一种人是强调社会教育，特别是认为我们的社会已彻底变新，教育孩子的事似乎已经不是自己的责任了。另外一种是把自己的子弟和一般社会隔绝起来，给予一种“特殊的培养”。当然，前一种的做法是由于想得太天真，而把做父母的责任放弃了。后一种的做法，是从小就把孩子放在一种养尊处优的地位上，看来似乎是做父母的为孩子们想得很周到，但是这种特殊培养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比如我们曾经看到有的托儿所中的“个别”的孩子因为爸爸是×长，有汽车接送，在弱小的心灵中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优越感，这是很可怕的。有一些专为高级干部的子弟设立的小学、中学已经改为普通学校，让高级干部的子弟和一般人的子弟们一起学习，这是很对的。可是有一些还没有改。这种“特殊的培养”对孩子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倒是因而在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心灵中培养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将会带来一些本不应有的坏处。如果关心孩子们的教养，还是让他们在正常的状态中受到锻炼，让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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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和喜悦
冯文炳
我常常怀着感谢同时有极大的喜悦的感情，原因就是我从中国共产党受了教育。在解放以前我万万想不到在文学方面我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可做，我以为我已经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的。关键在于思想改造。1952年以后，我感到我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同时仿佛水平也提高了，我跃跃欲试！一方面知道个人的能力有限，一方面确是前途大有可为。所以我于感谢共产党之外，又喜于自己有补过的勇气和信心。
我过去对中国古代的一些杰作，杜诗、“水浒”、“红楼梦”，甚至对现代鲁迅的著作，都不懂得，想起来真是可怕的事！我说不懂得，不是不懂得它的语言，语言我倒是很懂得，就是不懂得它的意义。1952年10月以后，我开始想到孔夫子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那意思大约是说重读旧日读的书，而了解大不同了，能够有新的了解。我首先重读鲁迅的著作。我读到“华盖集”里面的一篇“并非闲话”（二），真是掩卷深思，我懂得什么叫做立场问题了，过去我就不能懂得这个，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因为他的立场总站在人民方面。那是1925年北京的事，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中国人民聚了百余人要打这两个美国兵，美国兵逃进东交民巷（半殖民地中国的外国使馆区域，驻有外国兵！）里面去了，中国人民当然就不能进去打，进去打就要惹出祸事来。中国的反动知识分子乃用“闲话”做题目讥笑中国人民：“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先生的“并非闲话”（二）就是痛骂反动知识分子，我注意到里面这两句话：“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说是‘拳匪’”。鲁迅先生这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义和团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还认识不清楚，在自己的文章里叙到义和团的事情还总是用“拳匪事件”字样，而一参加实际斗争，就站在义和团——人民的立场上来了！我读到这里，仿佛鲁迅先生今天教育了我，要懂得什么叫做立场，——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教育了我！
重读杜诗，处处有新的问题，好比向来有名的“赠卫八处士”，我想，这首诗明明是同三“吏”、三“别”在同一年春天诗人在同一旅途当中写的，在“新安吏”里，“县小更无丁”，“次选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何以“处士”家庭男女成行迎接来客很像“桃花源记”里面的世界呢？这却是真实的历史，是地主阶级，“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历史。
我过去读“水浒”很不佩服武松，现在丝毫也不是假装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战，思想感情自然地变了，我真爱武松这个人物，“水浒传”写了武松报仇雪恨火一般的愤怒之后，特地来一场十字坡同孙二娘打架的描写，庄严诙谐，顶天立地，好一个英雄本色。不懂得这种文章之美者，无目者也。我过去就是“无目”，所以然还是立场的关系，感情不能站在武松这一面，就很容易受外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观点的毒。我现在想把“水浒”好好地分析一番，把它的好处告诉青年读者。
当我最初读到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受的启发真不小，那时我正在害眼病，禁不住托人买了“红楼梦”重新读了一遍。我笑我过去真是渺小。我记得我从前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不很看重“红楼梦”，原因是以为曹雪芹不懂得李商隐的诗，“红楼梦”里面说李商隐的诗只有“留得枯荷听雨声”一句好。这表现我的兴趣多么狭隘，那么佩服李商隐。我至少也写了十年的小说，正因为对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望尘莫及，所以自己一事无成。
我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作文艺理论的研究，但个人的科学水平从几年来看报跟着大家一路提高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一般的文艺爱好者比五四初期北京大学执教鞭的人要高一层。我自己现在说话能够不玄妙（过去就是玄妙，玄妙就是唯心！），能够说得具体，说得明白，仔细一想原来就不外“语言”，“形象”，“典型”几个范畴在那里发生作用，解决问题，多么真实，多么有趣啊！周扬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里提出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我很想做一名志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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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赞颂祖国
朝鲜族 任晓远红牡丹盛开的首都的五月，我们六亿兄弟，涌向天安门。从千里外赶来，从万里外飞来，数千万颗边疆的心，也夹在队伍里高呼着前进。庄严的乐声和礼炮声，向母亲——祖国的大地致敬，蔚蓝的青空里和平鸽自由飞过，把我们的友谊传遍全世界。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鲜红的党旗永远飘扬；在兄弟们劳动的地方，年轻的祖国日益健壮。
（何鸣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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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湖的鱼和菱
柯蓝
嘉兴县南湖鱼菱合作社的许社长，热情地邀我去看他们“起小鱼”。他们今年6月放养的鱼秧，已经长得有一巴掌大了；小塘里已经挤不开，必须分移到大塘里去。这种移鱼的工作——“起小鱼”，我还没有见过。许社长谈起这件事，仿佛是一件什么喜事似的，说半夜里就要动身，天亮以前要把一切准备好，天蒙蒙亮就要下水。
我完全被他们的介绍吸引住了，早上两点钟的时候。我就在约会的地点等他们四小队的人一起去。这时候黑影里有一只小渔船摇着橹过来了。还有人用手电朝我这边照了过来。
“同志！上来吧！”
我一听声音，原来是许社长。手电光照着小船又湿又亮，小渔船好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船头低低地一上一下地插在水浪里。我一脚踏上去，小船就离了岸，朝湖外小港开去了。
这时两岸是一片漆黑。小船轻轻地碰着水浪，穿过一座一座的木桥，桥底就在我们的头上擦过。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我的眼前发亮，原来这是一片菱田。许社长告诉我，菱田的那边就是鱼塘了。
船终于在一个小村靠岸了。岸上几个人影朝我们打过手电光来。
“采菱队走了吗？……”许社长问，一面和我一同上了岸。
“正在吃饭！”一个矮小的黑影走过来，我看出是一个老妈妈。她在大声嚷：“哪一年我不下菱田！今年菱田入了合作社，又长得旺，看也不叫我去看看！”
“妈！”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话：“今年你老就在家休息，有我们去还不一样吗？六十几啦，也享几年福吧！……”
“哼！让我享福就让我去看看！……”老妈妈笑了：“我去采几颗，又不要社里算我工分，怕什么？……”
那个中年男子还在坚持说：
“反正不让你上船！……”
“不让我坐船，我划菱盆去！”
黑暗里又有人过来了，一闪一闪地打亮着电筒。手电筒的圆光照在树上，照在水面上，我这才看见就在我后面，停着六七只小木船，木船上放着一些够坐一个人的、专门用来采菱的木盆。我说：
“老妈妈！身体健呀！家里多少人啦？”
“健还不让我下菱田咧！”老妈妈大声说：“我们老两口养三个儿，现在我们一家大大小小是二十四口！同志！你看我们今年的鲜菱吧！”老妈妈转过身指了一指，我这才看清楚，空地上摆了四五个大箩筐，满满地装着绿绿的鲜菱。
这时候，许社长站在那边喊：
“同志！下网啦！我们起小鱼啦！……”
我跟着声音追过去，发现合作社的鱼塘一片连一片。鱼塘上许社长驾着小船，也还有划着菱盆的，他们扯着一张几丈长的网抛在水里。另外还有扯网头的几个人，他们就干脆站在水里，拖着网往前走。
长网移动的时候，天发亮了，小鱼也惊动了。原来平静的水面上，顿时跳起了一群群的光亮亮的小鱼。迎着黎明的曙光，小鱼混身银亮银亮的发光，跳到网里，又跳到网外。我忍不住帮着喊：
“跑啦！跑啦！……”
“跑不了！”许社长说：“两个月前，这鱼秧我们还是用茶杯一碗一碗量买来的咧！……你看现在上网啦！”他望着我直笑。我看就是这一网小鱼，这条船都装不了！我抑压不住自己的兴奋，真想也跳到他们的小船上去。抬头朝远处望去，在一片朝霞的辉映下，村子左边就是一大片广阔的绿汪汪的菱田，许多小船已经停在菱田的水草旁。一个头发花白的人用竹杆划着一只菱盆，在大声地说喊着什么，慢慢地划进菱田就混到采菱的人群里去，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我想这就是那个六十多岁、有着二十四口人的老妈妈吗？
只有远树远山和水相接的地方。冒出了又红又亮的太阳花花。一时连眼睛也睁不开了。今年的南湖就是这么一个鱼、菱丰收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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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小说里的两条小命
徐淦
归有光“先妣事略”记他的母亲死于一对田螺，最近因蝌蚪避孕论而颇为人所知，这是极好的开端。我记得我的乡亲们，过去有吃过死婴的，有吃过胞衣的，至于吃儿子、儿媳身上割下来的肉的老人，更有好几位，但他们的病都没有好。我还亲眼看见我的母亲吞吃菜叶裹活壁虎，她不久也死了，不能说就死于吞吃壁虎，但壁虎没有治好她的病总是无疑的。贡献这个单方的，一非老妪，二非方技之士，却是三五十年前闻名绍兴四乡的儿科严华峰，我的外祖父，病人是他的女儿，他的动机自然是好的。他和上面所说的何廉臣是襟兄襟弟，两个人又是一位名师传授出来的高徒，所以用奇奇怪怪的东西做药引也一样，这使我对鲁迅先生写到中医的几篇作品，更有深刻的体会。
我决不敢把几十年前的中医全盘否定，更不想惊动我那位活到一百另几岁才逝世的外祖父的在天之灵。因为我还十分尊重这位老人行医时贫富不计、送诊施药的人格，和那种随身带一大串小银刀、沿路给乡下儿童治疮毒的古道热肠。而具有这种美德的中医是很多的。此外，我从小时候换满咀乳牙起，直到十六岁染一场险些死掉的猩红热，凡病都是他老人家一手包办；尽管那次他给我吃了许多羚羊角退热，他断言我结了婚将不能生男育女，而我现在儿女成群了，我对他的医道还是并不怀疑的。
但是，说句老实话，自从我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我很久不敢请教中医了，只有像现在这样，见中医在接受民族的医理药理的根基上向科学进军，我才又敢放心去请教中医。而处在中医完全故步自封、和一部分中医自贬为江湖气十足的方技之士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身受父死弟夭之痛，目击穷人的性命更如草芥，是完全有理由愤慨的。他一度发奋学医，正是为此，那心情也完全可以理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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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希望多作争鸣情况的综合报道
报刊是百家争鸣的场所。现在学者鸣起来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且出版著作。但是一般读者不可能把各种报刊上的学术讨论文章都看完。因此希望在报刊上多作争鸣情况的综合报道，像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古典剧作‘琵琶记’的争论”这类文章，我是特别爱读的。
（四川武隆县读者 甘临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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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批评要有根据
人民日报9月4日第八版“读者、作者、编者”栏内发表的大方同志的来信，对我的诗作“摄影师来到岛上”提出了批评，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我在诗中所写的“他正一正帽子，又摸一摸肩章，说皮带扎得太紧，又嫌皮鞋擦得不亮”，是写的一个驻守海岛的海军战士。他戴的不是船形帽，也没有领章。但他是有皮带和发亮的皮鞋的。因此，我觉得这首诗是符合部队实际情况的，希望编辑同志在处理稿件和读者意见时都慎重考虑一下，不要将没有根据的批评草率发表出来。 （韩笑）
编者按：韩笑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除韩笑同志的来信外，我们还接到十封读者来信，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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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铁器时代开始于纪元以前
9月10日你报第七版高士其同志写的“天石”一文中说：“人们学会了从铁矿石里炼出铁来，还是公元后一千年的事。最初，他们用铁制成了犁、锄、铲、斧等工具。这是铁器时代的开始”。作者把铁器时代的开始说成是公元后一千年的事，是错误的。根据一般历史学者的意见，我国铁器时代的开始至迟也不会迟于战国初年，时间在公元前几百年。而在欧洲，北欧人在纪元前一世纪已知有铁。铁的发现及使用，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是在纪元以前，而不是纪元以后。
（邓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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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这些难道是新发现吗？
9月6日你报七版刊登了安志敏写的一篇文章“三门峡和刘家峡的考古新发现”。文章里提到：“在三门峡附近另一重要发现是关于古代为征服三门峡天险保证由东向西运输粮食而采取的一些工程措施，如汉代的栈道，唐代的开元新河……”。到过三门峡的人都看得到明摆着的栈道和开元新河。这不但今人知道，历史上也有过记载。像这种有史可查，而又众人目见的事物能叫新发现吗？如果这能叫新发现的话，那么第一次去北京的人也可以宣布他发现故宫了。
（三门峡工程局 肖征）
编者按：文章中的这一段话，确有用词不当的缺点。如果将“另一重要发现”改为“另一重要遗迹”，就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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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瑶胞服务的汉族接生员 杨之光